中国共产党推动群众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当代启示——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例

惠龙龙，常改香

（延安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解放日报》是1941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出版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革命根据地影响最大的报纸[1]251-252。创刊当年，一共发表217 篇社论，其中139篇是国际新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报道只有4篇，反映群众生活的仅仅36篇。这样的版面设置明显脱离群众，与中国共产党创办报纸的初心相悖。1942年3月8日，毛泽东给《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2]指明了改版的方向——走近群众、从实际出发，强调党报使命就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反映边区群众生活，由此拉开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序幕。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载的重要社论《致读者》说明了改版的缘由：党报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贯彻好，尤其未能发动和团结群众。《致读者》这篇社论指出当时《解放日报》的不足：党性不强、脱离群众、文风不正。

（一）党性不强

创刊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3]352但在创刊初，执行很不到位。首先，没有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报是党的喉舌，可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篇目并没有编排在头版头条，如《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仅刊登在报纸第三版的右下角。其次，国际报道偏多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印度人民的反英反战运动》《莫斯科前线大战》等国际新闻放在了头版头条，严重脱离党报为党为群众发声的初心。最后，与根据地相关的报道内容缺失，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息息相关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样极为重要的新闻，《解放日报》却很少涉及。

（二）脱离群众

党报是代表群众发声的重要媒介，要体现群众思想、群众心理与群众生活。但是改版之前《解放日报》没有反映群众切身利益。首先，不关注群众。《解放日报》初创期，遵循着第一版国际新闻，第二版国内新闻，第三版边区，第四版延安或副刊这样死板的模式，在战略地位上并没有以群众为中心。其次，重形式、轻内容。“报纸上最重要的报道是社论。”[4]10改版前《解放日报》社论的撰写刻板的模仿《真理报》《大公报》一天一篇，使社论的报道成了形式主义。最后，喊口号、说假话。如曾经报道过《鄜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的假新闻，事实上鄜县的织布业很不发达。

（三）文风不正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5]840改版前《解放日报》文风不正。首先，篇幅长，表述啰嗦。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突出重点、击中要害，讲话兜圈子。其次，理论脱离实际。没有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新闻的内容空、大、虚，更没有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有据。最后，语言呆板、晦涩。如“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6]这样的报道内容与当时边区群众整体文化水平严重不符。

《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采用叙事性话语、说理性话语、交互性话语，拉近报纸与群众的距离，教会党员干部与群众的相处之道，使报纸成为代表群众利益、体现群众心声、反映群众生活的载体。

（一）采用叙事性话语拉近报纸与群众的距离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采用叙事性话语，表现方式不张扬，主体叙事朴素直白，普遍采用讲故事的形式，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容易产生共鸣。

广泛使用作者叙事的表达方式。作者叙事能有效将叙事文本中的事件、背景、人物和视角有效相连、有效表达，能直观明了地表达清楚事件的涵义、价值等，能让人很快明白“讲什么”与“如何讲”的问题。改版后《解放日报》注重实用，强调直白叙事。如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写道：“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部农民的方向……吴满有曾经是个难民，到了今日成为人人所敬爱的劳动英雄……”[7]报纸是话语表达的载体，报纸在战争年代就是武器，承担着政策宣传、教化群众的作用，作者以小见大，以吴满有的事件，起到了教育群众的良好效果。

积极采用主要人物叙事的表达方式。主要人物叙事，通过塑造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以主要人物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并以这个人物的口吻叙述故事，展示出事件的真实性、可靠性。改版后《解放日报》中一篇文章写到：“住在延安南门外的王老汉自从毛主席走了以后，心里总是记挂着毛主席，黑地睡不着，也是想着毛主席……人的眼睛都望着毛主席，毛主席笑盈盈的走过来，王老汉说：好毛主席哩，可把人想坏啦。”[8]王老汉作为叙事的主体，通过王老汉的心情表现出广大群众对毛主席的思念，读起来有一种亲近感。

（二）采用说理性话语教会党员干部与群众的相处之道

说理性话语主要是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的方式，让话语的接受者达到共情的效果，这是一种通俗易懂、面向群众的话语表达。改版后的《解放日报》主要面向群众与基层干部进行说理性教育。

面向群众的说理性话语。说理性话语重在传递一个道理，力图通过说明与论证表达一个观点，最终“产生行动”的目的，注重用道理影响行动，用行动改变生活。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注重从群众的实际文化水平出发，面向群众讲群众日常生活用语，力求让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曾写道：“刘老汉是从清涧到延安来的移民，他原来是一个穷光蛋，可是延安市去年平均每垧地打粮五斗到六斗，他却每垧打了一石，现在已是富裕之家了……刘老汉已告诉我们：没有别的秘诀，只是肯劳动，肯下苦……农民们！举起我们的锄头，学习春耕中的榜样！向刘老汉看齐！”[9]这篇简短的报道叙述了刘老汉从贫穷到过上相对富裕生活的真实事迹，简单、通俗，方便群众理解，尤其注重用群众的口吻表达群众的心声，让老百姓有了立体感、真实感，能从中感受到劳动的意义、榜样的力量、奋斗的方向。

面向基层干部的说理性话语。基层干部一般比群众文化程度高，但是理解力同样较差。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非常关注基层干部的理解力，注重将深刻的道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说理性话语，力求使每一个基层干部能看懂、能领会。如为了更好地动员春耕，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讲：“在给群众东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干的有劲才对……春耕开始了，到群众中去，帮助群众好生打算，使群众的庄稼耕种的好，使边区在发展经济、自力更生方面，也成为全国的模范。”[10]使干部直接明白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工作的要求，主动与群众协作劳动，共同推动春耕工作。

（三）采用交互性话语使话语主体与客体良性互动

交互性话语是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的交互和话语主体之间的交互，力求通过相互对话、相互交流，达到情感升华和价值认同。交互主体不同，使交互性话语分为作者与读者交互和文内人物交互。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互性话语。作者是话语主体，读者是话语客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是话语互动的最主要形式，《解放日报》改版前作者与读者相互不关注、相互不平等，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平视，达到“共述一件事”的效果，相互平等对话、平等讨论。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问答栏中切实贴近群众生活，其中有：“怎样保存西红柿？”[11]问答栏详细地介绍了“生的保存法、制酱保存法”[11]。还有类似问答“我们为什么要吃盐？”[13]“为什么雪是白的？”[14]等。虽然这只是普通的生活提醒，但是表达出作者对读者的关怀，希望就这一现象加以注意，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增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

文内人物之间的交互性话语。文中人物交流，同为对话的主体，他们之间的沟通是为了实现思想情感的交流，使其达成想法一致和情感认同。如刘昭平的《我要向你看齐》中：“这天晚饭后，李作明自动找周学隆，说过去揹柴。路上，李作明忽然说:‘老周，我实在佩服你的苦干精神。’周学隆说：我，有时候说话不太注意，一句无心的话，就会……李作明急忙截住周学隆的话头，大声的说：没有什么。我，要向你看齐！”[15]文中通过人物的简单对话交流，增加话语主体之间交流的现场感、现实性等，力求通过文内人物对话实现报纸的教育功能。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性话语与方言话语相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建构群众话语体系特征的成功范例。

（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解放日报》改版后的一个典型特点。

首先，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实现了“提升党性”与“贴近群众”的统一。《致读者》这篇社论直接强调党报必须具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16]，要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16]，要“成为天下人的报”[16]。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坚持党性第一，注重阐释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基本观点、基本路线、基本政策等；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注重体现人民群众的生活，刊登过《种牛痘的几个问题》《关于小儿肺炎的常识》《麻疹的治疗及其防御》《乡村中的婴妇卫生问题》等。在报道中既注重给人民群众知识，又注重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

其次，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成为人民群众心声表达的阵地。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话语就是人民群众的话语，《解放日报》强调：“我们的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要向人民大众负责。”[17]社论《敌后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开展》写道：“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党政军民各方面负责同志一致以身作则，亲自动手，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了冬耕、积肥、收集燃料、修筑水利、发展合作、减租减息、民兵训练以及安置难胞、救灾救荒等等繁重工作。”[18]《解放日报》改版后，既注重用报纸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也注重刊登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使其成为“党性和群众性统一的产物”。

最后，改版后的《解放日报》诠释出“贴近群众”是“提升党性”的重要环节。例如《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和平建设——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四周年》这篇社论，既围绕人民的利益传达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又对过去做了总结、对未来做了憧憬。1944年报纸刊登朱德在元旦干部晚会上的重要讲话《展开拥政爱民运动》指出：“为了克服困难迎接胜利就必须紧紧地依靠老百姓，使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打成一片……一切根据地的党和军队，必须把拥政爱民运动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务。”[19]话语内容通俗、面向大众，紧紧围绕群众这个主体，用词亲切，有人情味，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群众的爱护，人民群众阅读之后感受到领导人的关怀，架起了党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既注重理论阐释，又关注现实，有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源自于实践的需要，是对实践过程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在关注现实、指导现实中走向成熟。《解放日报》刊登了《提高边区国民的教育》《预防鼠疫传入边区》《今年的冬学》《改造二流子》《继续开展卫生医药运动》等文章，是人民群众生活化的表达，注重将科学生产与科学生活的理论传达给广大群众，简单、直白地告诉群众应该做什么，什么不能做，什么方式生活好，什么方式差。

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实践具有复杂性，需要科学的理论对其引领指导。《解放日报》改版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离不开理论指导。改版前，毛泽东专门题词，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召开《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改版”“如何改版”“要改版成什么样”，有了一系列准备，接下来指定博古负责改版工作，真正使《解放日报》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的工具。

理论与实践有效衔接。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像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任何一方面都不可或缺，《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报道《怎样割漆》《种水蓝的经验》《我栽树的经验》等文章，既解释了群众生活中普遍遇到的问题，又系统、科学、完整地教给群众解决问题的方法，使《解放日报》真正发挥出切实的作用。

（三）理论性话语与方言话语相统一

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其话语内容与表达方式与当地群众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实现了理论性话语与方言话语相统一。

积极开展理论阐释。理论阐释对于指导群众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积极刊登党员干部的讲话、文章，思想的转达不仅关系党员干部活动的成效，而且影响群众对于政策的深度理解，既体现出理论性，又体现出亲民性。其次，注重刊登学者、理论工作者的文章，知识分子对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可以充分描述边区群众生活状况，使群众对社会、生活、人生有正确的理解。最后，积极刊登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政策，这对于群众了解时政，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有引导作用。改版后的《解放日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文件的宣传、知识分子文章的刊登，使群众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利于实现中国共产党推动群众话语体系的建构。

灵活使用方言。方言为地方性语言，又称“土话”“土音”。方言在一定地域中通行，有完整的系统，能够充分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写的这样地艰深，甚至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5]843改版后《解放日报》注重提炼群众话语表达群众生活，如用“红蛋蛋”形容颜色鲜艳，“白格生生儿”形容长得清秀，“圪品品儿节”表达装斯文摆架子；
注重使用群众化的语言表达特定涵义，如用“洋火”表达火柴，用“洋碱”表达肥皂，意味着是进口货，用“难活”表示不舒服，用“公家”表达政府等；
用群众话语表达深刻道理，如《刘二起家》：“我刘二今年学了好，参加了生产参加了劳动今年的收成不比别人少……提起往年来，话可说不了，吃喝嫖赌全有我，人家把我二流子叫……”[20]这种宣传熟练运用民间传统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教育，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既摆明事实又讲清道理，对于改造二流子起到重要作用。

《解放日报》改版凸显了中国共产在推动群众话语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启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推动群众话语的发展，必须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断增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群众话语能力，不断推动群众话语体系的创新。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话语中的领导地位

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21]建构群众话语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做好群众话语的政治把握、思想引领、教育指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话语体系建构的政治把握。话语是思想的表达，但是话语也有界限和底线，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话语的把握，始终立足人民群众立场，做好话语的政治把握。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人民群众正确理解抗战、土地政策、日本士兵，就是对群众话语政治把握的表现。2012年习近平考察广东时强调，“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22]13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党为之奋斗的目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更加注重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出发，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积极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积极推动向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靠近，主动把人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高不高兴作为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话语体系建构的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至关重要，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断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宣传队伍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重视群众思想的引领，指出：“群众的鼓动和宣传中一定要有一种鼓动和宣传的人才。”[23]117-118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重点从政治能力和工作能力等方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确保宣传工作顺利进行。在坚持党性立场的同时将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党报反映群众话语存在的价值。因此，要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思想引领，必须从群众现实需求出发，使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根植于群众之中。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话语体系建构的引导与教化。话语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实践，中国共产党推动群众话语体系建构是以群众为主体，在实践中指导群众话语要立足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运用中国表达，这就要求积极推动党群视界融合，要求党的群众工作贴近群众生活，真正以人民群众的问题为出发点建构群众话语体系，同时也要尊重人民群众生活化的话语表达方式，减少政治化和繁琐化的表达，尽量与人民大众的习惯表达接轨，力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话语内容。

（二）增强新时代党员干部的群众话语能力

新时代部分党员干部缺乏群众话语能力，讲空话、套话、官话现象频繁，《解放日报》的改版，启示新时代党员干部需要摆正话语立场、丰富话语内容、提高话语站位，不断增强群众话语能力。

首先，摆正话语立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突出的特征，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关注群众、关心群众，启发党报要注重倾听百姓的心声、讲百姓爱听的话、听得懂的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遍及祖国大江南北，经常和人民群众围坐在一起拉家常，就是深入群众的“对话”。第一，听老百姓说话。倾听是交流的前提，仅仅按照主观意志办事，不听取群众意见，工作容易走偏，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之所以发挥不出应有作用，原因在于脱离群众。第二，为老百姓说话。党员干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以贴近群众生活作为沟通和办事的出发点。第三，说老百姓的话。要为老百姓办好事，就需要学习群众语言，才能方便交流，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

其次，丰富话语内容。话语内容是话语的核心，只有内容丰富才能更好地表达。党员干部努力学习经典、利用经典，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忠实传播者、行动者。第一，善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各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看作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精神追求，以此来淬炼思想、指导实践。第二，善用历史经典。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典籍。各级党员干部都应该去阅读，去同经典“对话”，学习的过程中多与实践相联系，提高认识和精神境界，进而提升执政能力。第三，要善用新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文化的更替，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党员干部应该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去融入，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储备，在与新知识的“对话”中更新群众工作思想观念。

最后，利用好话语媒介。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同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现在有一些党员干部，把媒体定义为“麻烦”，把记者视为“麻烦制造者”。表明了党员干部思想观念陈旧。习近平曾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24]第一，党员干部要敬畏媒体。党员干部要充分认识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宣传教育作用。第二，党员干部要了解媒体。要了解媒体就要亲自去看一看，积极与媒体工作人员沟通，与媒体主动“对话”。第三，党员干部要善待媒体。善待媒体不是用红包、饭局摆平媒体，也不是以“玩太极”的形式推脱媒体，更不是用假话、套话、空话打发媒体，而是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支持媒体发展，使媒体真正能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民谋利益的话语特征。

（三）推动群众话语体系的创新

群众话语是群众心声的表达，党员干部只有充分实现建构群众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与群众沟通、交流、协作。

推动群众创造群众话语体系。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事物的根本。”[25]11群众是话语主体和话语客体的统一，群众能创造出丰富的话语，不仅能让词汇增多，而且能不断推动词汇的精准、表现力、表达效果等。群众在参与群众话语体系的创造过程中，就能充分表达自己意见，有主人翁的感觉，真正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同时也要鼓励群众创造、使用新的话语，只有让他们切身参与话语创造，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众话语的重要性，展现话语的感染力、影响力。

积极使用群众话语的多种表达形式。“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26]525，因此话语方式表达的得当与否，直接决定话语传播效果。首先，促进话语方式平等互动。随着互联网普及、微时代到来，群众的主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互动交流的方式受群众欢迎，因此党员干部要对群众进行理性指导、价值引导，而非“灌输”。其次，促使话语表达生动形象。习近平在重大场合经常引用诗词、俚语、俗语等，使抽象的道理通俗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最后，推动话语载体多样化，充分利用快板、戏曲、歌曲、说书等民间传统艺术方式，力求使群众愿听、想听、爱听，既有鲜明个性，又有实践导向。新时代，更应该注重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通过新型载体对群众进行价值观引领，最终实现群众话语表达的多样化、时代化、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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