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建何以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促进城市社区更新？——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例

王欢明，刘梦凡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辽宁大连116023)

社区是城市更新的基本空间单元。随着我国城市发展与住宅更新步伐加快，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紧缺、物业服务低下等问题愈加凸显，失去发展活力。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开创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提出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可见，如何使城市老旧小区保持更新发展活力，提高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是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政策议题。

那如何促进城市老旧小区更新发展？有学者提出社区更新的实现依赖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体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1]，是否有效动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的参与是实现社区更新的关键。合作生产作为一种旨在应对复杂环境和多元主体关系的新模式[2]，将政府(服务提供者)和公民(服务使用者)的共同参与转化为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过程[3]，以“建立一个强大、有韧性且相互支持的社区”为目标[4]。合作生产中社会资本的引入可以充分调动公众与政府持续合作的积极性，打破了公共行动、私人行动、志愿行动之间的界限[5]。因此，相较传统的政府主导、资本主导或公私合作的社区治理模式，合作生产下的“政府引导、居民主体、市场运作”的治理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社区更新，与当前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也更加契合。

但公共服务的“复杂性”与“价值冲突”会影响合作生产中政府和公众的关系质量，常常存在利益冲突，需要明确且强大的领导力来维持合作生产中多利益攸关方的关系。本尼斯将领导力界定为“赋予组织一个愿景，并使之成为现实的能力”[6]1，而在中国本土化的领导力研究中，中国共产党凭借其独特的组织领导力和领袖领导力，在组织群众、动员社会、价值引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7]。因此，解决基层治理难题，需要将党建引领有机嵌入到提供合作生产类社区公共服务的进程中，对实现社区治理效能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所讨论的党建引领，是指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引领社会发展，即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及党员的服务职能、思想引领和行动倡导作用，以各种治理工具吸纳社区居民、社会组织团体等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更新改造的领导力。在党建引领下，基层政府、街道办等行政机构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正式力量；
代表群众利益诉求的社区骨干、有威望的社区居民以及社区志愿团体成员等公民领袖是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非正式力量。基层党建引领下的正式和非正式力量以不同治理工具提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实现社区更新目标。

鉴于此，本研究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理念纳入社区更新实现路径的考量当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老旧小区失去活力而无法更好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时，基层党建在社区更新中如何体现？基层党建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手段来促进社区更新？

(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当前，党建引领已经成为我国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和特色。已有关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研究较为丰富，学者大致从两个方面讨论其必要性。一方面，从基层党建本身优势出发，认为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备的精英吸纳、参与吸纳、团体吸纳等吸纳功能，以及塑造合法性、引导核心价值观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等引领功能，以实现基层治理的目标[8]。社区党组织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双重特性，可以成为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核心力量、协调多元主体关系的中心以及政府和居民的沟通桥梁[9]。

另一方面，从社区既存的现实困难出发，针对当前社区存在治理主体缺位、监管不力等问题，所导致社区面临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双重监管不当、社区各主体间矛盾冲突与不满情绪持续增多等困境，需要发挥党组织统筹全局的引领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协调共治机制[10-11]。如果社区治理中出现党建“缺位现象”[12]、“真空状态”以及“悬浮化”，会造成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即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出现协调问题困难、责任界限模糊并难以达成共识[13-14]。因此，党建引领社区综合治理是化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所在。

(二)领导力促成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有研究表明，领导力可以作为有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使社区尽快从不确定的环境中适应并恢复[15]。同时，合作生产的核心是通过政府和公民二者之间的合作生产行为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继而推动社区更新发展。因此，为了探究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政府和公民的融合程度，讨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政府等正式资源和公民等非正式资源所发挥的领导力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部分研究主要关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正式力量。在探究影响合作生产的因素时，有学者指出政府的绩效水平、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度以及协商制度的完善程度可以显著影响其他主体参与合作生产的意愿[16]。政府可以通过对合作生产的宣传推广，以及鼓励其他主体参与合作生产的方式发挥领导力，以促进合作生产的顺利实施[17]。而在城市基层中，街道办事处作为行政力量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需要担任信息整合者、需求—资源中介者和项目监管者，通过各种机制动员公众力量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以提高合作生产的水平和质量[18]。街道办作为基层政府的代表，会根据所提供的社区公共服务的不同内容而作出符合合作生产要求的行为选择[19]，通过政治嵌入和社区嵌入的双重嵌入式领导，吸纳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合作生产，建立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20]。

另一部分则是关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非正式力量，指社区成员的参与度以及他们对促进社区目标的活动的意愿和能力，可以通过增加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增加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合作生产[21]。因此，要注重社区居民的能动性与积极性，而不仅仅是被动地依赖政府[22]。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由积极的民众及其组成的自组织团体在合作生产过程中发挥有效带头作用。来自各类自组织团体的积极居民，可以作为社区领导力的“蓄水池”，通过沟通、分享和合作发挥领导作用，从而带动其他主体参与合作生产中[23]。社区合作生产目标的实现需要下沉到楼长、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小巷管家等内部力量的积极参与。

综上，当前已有研究讨论党建引领下政府和公民共同参与基层治理的必要性与路径机制，也有少量研究关注到社区更新中的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模式，并尝试用合作生产理论解释社区更新的内外在驱动力。但少有研究将两种角度结合思考，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角度切入，深入探究党建引领下正式与非正式力量何以互动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城市社区更新这类公共服务供给。

(一)案例选择

本文主要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项目为研究对象，选取该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如下三点：首先，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项目需要居民按照分摊比例付费使用，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属于公共产品中的俱乐部物品；
其次，加装过程中涉及街道政府、社区、居民、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种公共服务用户参与服务供给的特征与合作生产的含义相符；
最后，加装电梯可以解决二楼以上住户出行问题，对低层住户也有楼道美化等方面的补偿，因此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在保证该楼栋全体居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为更新目标，符合“社区更新”的含义。

在城市的选择上，主要在加梯经验相对丰富的南北方一、二线城市中进行选择，最终选取上海、天津、大连和哈尔滨。选定城市后，通过二手资料的搜集和调查，选取这四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进行调研访谈，主要包括具备首先加装电梯、加装电梯失败案例较为集中、出资模式有所不同、加装电梯过程中困难较多、参与主体较为丰富等特征的老旧小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挖掘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和社区更新的关系，但目前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假设和相关研究，使用量化研究方法的可能性较低。鉴于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其合理性在于：其一，该研究方法具有理论探索性，由于“党建引领促成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这一主题目前处于初步研究阶段，需要采用更具探索性的研究方法对其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其二，该研究方法本质上是通过完整的系统性操作，自下而上建构理论模型，需要对实践资料反复对比、深度剖析，与本研究情境契合[24]。其三，该研究方法需要资料与分析的不断融合互动，即“收集数据—建构理论—继续收集数据—完善理论”不断反复的过程。当出现新范畴时，需修正理论，把新的范畴纳入理论中[25]，适用于建构变量间关系较为复杂的理论模型。

(三)数据来源与分析

1.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研究采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获取信息：

(1)整理一手资料10万字左右。访谈资料涵盖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4个城市12个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包含7个加装电梯成功案例和5个失败案例。同时采取滚雪球抽样方式选取访谈对象，具体包括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楼长、居民、专家、加梯承包企业等关键人物共27人(失败案例各选取一位相对具有代表性的居民的访谈内容作为编码来源)，如表1所示。

表1 调研小区和受访人员基本情况

访谈内容围绕参与主体、决策方式、矛盾冲突、治理效果等方面展开。访谈内容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录音，并在结束后及时整理相关资料，最大限度避免信息遗漏。

(2)整理二手资料5万字左右，包括上海市3个社区加装电梯的案例记录、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文献研究等，二手资料内容丰富，覆盖面广，能够补充一手资料所遗漏的信息，有助于从多个角度全面分析相关案例的情况。最终随机选择了2/3的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模型建构，另外1/3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2.数据分析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访谈资料逐字逐句进行编码、从原始资料中提取初始概念，产生概念范畴的过程[26]。编码时，为不受研究者个人偏见影响、尽量使用受访人员的原话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对应的初始概念。最终，抽象出45条相对独立的初始概念。为了节省篇幅，每个初始概念只节选一条原始语句，具体内容见表2。

表2 开放式编码分析

(2)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将开放性编码中产生的各范畴进一步提炼、归类，合并意义相近或相似的范畴，并梳理范畴之间内在关联的过程[27]。最终，本文在45条初始概念基础上提炼出24个副范畴，并进一步归纳出10个主范畴，分别是党建引领、外部系统环境、驱动行为因素、多方关系协调者、正式协商组织者、共同愿景促进者、意见领袖、行动领袖、社区精英以及社区更新。具体内容见表3。

(3)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发掘核心范畴，并以故事线的方式分析核心范畴和主范畴及其他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起实质性理论的过程[28]。在对各范畴进行比较分析后，本文所确定的核心范畴为“党建引领下领导力促进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围绕该核心范畴，衍生出10个主范畴，其中外部系统环境是合作意愿产生的现实土壤，驱动行为因素促进合作能力的提高。多方关系协调者、正式协商组织者和共同愿景促进者是党建引领下的正式领导者角色，意见领袖、行动领袖和社区精英是党建引领下的非正式领导者角色，党建引领下两种类型的领导者通过不同治理工具所发挥的领导力达成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是实现社区更新的主因。因此，本文将模型称为“基层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的路径模型”。

表3 主轴编码分析

(4)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保证研究具有可靠的信度和效度，团队两位成员严格按照扎根理论的步骤进行编码。编码过程中对存在争议的范畴反复讨论，翻阅文献并参考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直至达成一致，最大程度上减少编码中的主观偏差。例如，对于“社区精英”，另一位成员将其编码为“居民骨干”，后查阅文献发现“居民骨干”是指社区党员、楼长及有威望的住户，但“社区精英”不仅涵盖上述三类，还包括为了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到合作生产中，愿意主动学习相关知识技能并积极向其他居民讲授传递知识的普通居民，因此编码为“社区精英”更为贴切。除此之外，本研究使用另外1/3的访谈记录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经发展得非常丰富，均未发现形成新的重要范畴和关系，10个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发现新的构成因子。由此可以认为，本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得出的模型已经达到理论饱和的状态。

结合前文所述，本文构建基层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的路径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基层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的路径模型

(一)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动机：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的统一

一方面，模型将社会经济背景、动员者特质、企业合作意愿抽象化为外部环境。首先，随着公众对生活品质和居住环境要求的不断提升，城市老旧小区的诸多问题日益凸显，催发公民自治意识的逐渐觉醒。其次，动员者的教育程度、收入、阶层、职业素养等与应对能力、动员能力、自治意识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27]。最后，企业合作意愿越强，回应策略越积极，在同等情境与需求值下，越易促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在上述三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正式领导者与非正式领导者产生强烈的合作意愿。

另一方面，公众感知、权力失衡和政策僵局是提高合作生产者合作能力的驱动因素。首先，公众感知是指公众对自己有能力执行且完成任务的信任程度。当公众认为自己存在可以发挥价值的能力时，更能激活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行为的产生[29]。其次，权力失衡会影响公民参与合作生产的能力水平。如果合作主体尤其是公民，没有能力、地位或资源平等地参与合作过程，会导致合作行为被强势一方操纵而产生信任危机。最后，政策僵局为合作生产行为的产生提供强大的动力。当未出台具体细则以及缺少可供参考的加梯先例时，TD小区居民集合更多住户通过当地媒体渠道促成舆论轰动，并引起该市政府重视。因此，当公众感知程度较高、各主体权力相对均衡、政策僵局被打破时，正式与非正式领导者便具备参与合作过程的合作能力。

在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的统一下，合作生产动机产生，为合作生产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

(二)公共服务合作生产机制的建立：基层党建的引领

我国社区的基本特征为异质化突出，即社区构成复杂，规模庞大，社区居民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籍贯职业、民族宗教等存在较大差异[30]，因此需要基层党组织凭借其广泛的代表性、包容性和强大的组织能力解决社区突出的异质性问题，提高社区共同体程度[31]。在社区治理中，基层党建的引领具备直接性和嵌入性的特点，可以有效凝聚多元主体间的合力，社区党支部也成为带动居民参与合作的核心、整合多元力量的中心以及政府与公民的沟通桥梁[32]，进一步推动党建引领在基层实践中的落地实施。

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项目中，基层党建以直接引领的方式成立临时加装电梯党支部，充分发挥社区党支部在加梯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正式领导力核心作用，推动加梯过程。如SP小区在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成立“电梯更换自治管理小组”，促成了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与加梯企业的共同行动。

除直接引领外，基层党建还以高效且具有渗透性的嵌入式引领对社区群众与个人产生影响，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更加充分地调动党员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群众的积极性，再以党员嵌入的方式带动其他居民参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促成社区构成体系从“低合作”向“高合作”方向发展[33]。SP小区在成立“电梯更换自治管理小组”后，将楼组长、业主代表以及具备党员身份的居民发展为自治管理小组成员，并针对加梯相关事宜制定了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
SY小区党支部带领楼长、社区精英、物业公司和加梯企业等相关主体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搭建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中，各方针对加梯相关事宜充分表达其想法及诉求，并在党支部的调解工作下，广大业主达成了统一意见。

(三)党建引领正式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1.多方关系协调者

基层党建对社区治理的有效引领，首先体现在对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增能赋权，将党的政治权力与多元主体力量进行融合，以驱动其产生协同共治的内生动力[34]。在新的治理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要求城市社区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35]。国家权力向社区下沉意味着社区成为国家权力的落脚点，但异质性突出的社区结构会呈现出“权力结构碎片化”[36]，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也是重新建构社区权力的过程。多方关系协调者是指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过程中，党建引领下的正式机构以各种方式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是发挥正式领导力的首要环节。多方关系协调者通过放权赋能和情感治理两种工具发挥领导力，促进正式机构与社区居民的合作。

(1)放权赋能。完善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需要推进社区赋权，让社区议事更好地运作起来[37]。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失衡会限制合作生产动机的产生，导致正式机构与社区组织间职责边界模糊，社区合作能力低下。放权赋能涉及居民和社区组织两个层面。一方面，在社区居民层面上，放权赋能是指社区居民获得对社区现状的感知能力，赋权水平越高代表居民感知能力越强，其产生的合作动机也就越强烈。对此，TD小区楼长表示：“正好社区在宣传老旧小区加梯，是这单元的住户们共同的意愿，因为我们的年龄结构比较高，都是八十多岁以上的，出行需要，加装电梯的意愿比较坚决。”(10-TD-2，2021/3/6)另一方面，在社区组织层面上，在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居委会的赋权和带领下，社区居民可以自发性组织业主大会，商议具体加梯相关事宜，同时加强与其他主体(如加梯企业)联合的能力。TX小区工作人员表示：“每户出一位业主组建微信群，在群里通知召开业主大会的时间、与电梯公司见面的时间等，电梯公司也会和业主直接沟通。”(12-TX-1，2021/3/6)

(2)情感治理。情感治理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社区治理之中，情感治理可视为“治理的手段”，即正式领导者在协调多方主体关系过程中运用情感的方式调节与居民之间、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加强居民对社区的情感纽带，从而达成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目标。居民对社区的负面情感会驱动其采取不合作行为[38]，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规定本楼栋的居民都拥有“一票否决权”，其中因受益较小而心生不满或者因噪音和挡光问题利益受损却未得到相应补偿的低层或隔壁单元居民，通常会采取反对本楼栋加装电梯的行为，对此TX小区居民表示：“我们加装电梯这栋都没什么意见，但是隔壁单元说噪音大表示不同意安装，还写了份正式反对书送到了居委会。”(12-TX-2，2021/3/7)可见，社区负面情感是驱动社区居民采取不参加合作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正式领导者应当完善补偿机制，通过正向的价值嵌入规则引导社区正向情感氛围，对利益受损居民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补贴。正式领导者通过公正合理的公共价值引导推动社区正向情感氛围的形成，将居民不合作行为转变为合作行为，重塑社区活力。

2.正式协商组织者

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共融共生，是现阶段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重点，建立协商式治理平台是一条重要的创新路径[39]。目前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困境之一就是低、中、高层住户意见不统一造成的协商困难。加装电梯的特殊之处在于必须将该楼栋所有居民加入到协商讨论中。正式协商组织者指的是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党建引领下的正式领导力量将各相关主体组织起来，针对某项制度或问题平等交流、民主协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涉及多元利益，需要正式协商组织者带领相关主体进行良性互动和正向博弈，吸纳不同的利益诉求与合理主张[40]。一方面可以搭建多元化协商沟通平台和社区议事平台，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协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在项目结束后，已建成的正式协商路径在社区面临其他治理困境时也可以发挥作用：“建了微信群之后大家伙有事儿都在群里商量，疫情期间谁家要是来人了，就在群里报告。”(12-TX-2，2021/3/7)正式协商组织者通过细则制定和冲突治理两种工具发挥领导力。

(1)细则制定。正式协商的目的之一，就是制定与完善合作中各环节的相关细则，包括加梯资金分担方案、项目前期宣传动员工作、中期施工注意事项、后续电梯管理以及补贴细则的完善等。正式协商组织者发挥着加强与社区居民及其他主体密切联系的领导力，引导各主体有序参与到正式协商进程中。同时各参与主体具备平等交流、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为解决主体间矛盾提供基本保障。正式协商组织者通过细则制定，一方面可以充分考虑各主体利益诉求，尤其是协调低、中、高不同楼层居民的实际诉求，有针对性地与居民共同制定和优化相关细则，促进决策执行更加顺畅。例如SY小区加装电梯相关案例资料记载：“在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的引领下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各方代表积极讨论，初步制定了更新和加装电梯方案”(08-SY)。另一方面，与闭门决策相比，建立在正式协商基础上多主体共同商议的机制可以鼓励居民更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强化居民的主体意识，增强社区的自我服务能力。SS小区工作人员表示：“在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的支持下，小区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会上居民们各抒己见，最终达成共识。”(05-SS-3，2020/11/6)

(2)冲突治理。正式协商的另一目标就是有效沟通化解不同主体间冲突，使各主体以讨论、商议和表决的方式进行民主决策，一方面可以有效回应并吸收不同主体对于加装电梯的利益诉求，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对话，推动对加装电梯持迟疑或反对意见的居民转变意愿、达成共识，将反响强烈的问题通过平等交流的方式转化为实际的对策，从而在社区内部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参与体系；
另一方面，有助于解决社区居民的实际困难，例如加装电梯可能造成的采光、噪音以及资金困难等问题。在正式协商过程中，正式协商组织者可以汇聚各方力量，带领居民调解矛盾纠纷。对此SS小区工作人员补充道：“在街道管理办、住房保障等职能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居委会召集三个小区的业委会和物业召开了协商会议，会上明确改造目标。”(05-SS-4，2020/11/6)

3.共同愿景促进者

“协商”既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工具，也是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其意义在于使过程的结果趋近于建立共同愿景的最优化，而共同愿景的建立又可以推动多方治理主体关系的进一步协调。共同愿景促进者是党建引领下的正式领导者带领社区居民、加梯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其他主体共同提供公共服务，创造公共价值，更大程度地获取社区资源、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共同愿景促进者通过资源整合和利益互构两种工具发挥领导力。

(1)资源整合。资源整合的能力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当社区所需力量和资源不足时，正式领导者要及时动员其他相关主体和组织参与进来，以促进公共服务顺利供给这一共同目标的实现。在加装电梯时，资源整合可以为不同政府机构、居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搭建桥梁，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方向性地对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从而建立起提高社区合作能力与发展能力的共同愿景。例如TD小区在加装电梯的前期准备阶段，是由天津大学某位教授同区加梯办共同推进落实：“这位教授正好有关于加装电梯的科研项目，便来我们楼里调研，召集一部分居民了解大家意愿，最后申报成旧楼加装电梯试点工程，这次落实下来。”(10-TD-2，2021/3/6)

(2)利益互构。利益互构是社区正式机构与居民、驻区单位或联建单位之间一种相互支持的互利行为。社区以居民利益诉求为利益互构的逻辑起点，获取相关单位对其提供的资源支持，从而构建出一套能够有效预防调控各种利益纠纷、矛盾冲突的利益协调机制，成为建立合作生产共同愿景的助推力。反之，缺乏相应的利益互构机制，各利益主体“各自为政”，则会阻碍合作生产行为的顺利进行。对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而言，不同政府机构通过利益互构，一方面可以使电梯改造相关主体在明确个体职责和作用范围的情况下更积极地参与合作生产过程，共同分享项目不同阶段的成果，促进共同愿景的建立；
另一方面通过利益互构所建立的利益诉求平台，可以加强各利益相关者与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正式机构间的交流互动，使不同主体在加梯相关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推动共同愿景建立的同时维持社区治理的有序性，提高社区的稳定能力。对此SS街道工作人员表示：“解决过程中我们先建议楼上楼下协商，适当给一楼一些补贴，大家只要能协商一致认可就行。还有包括街道承诺做楼道美化，给居民一些获得感。”(05-SS-1，2020/11/6)

(四)党建引领非正式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当下，社区仅靠单一的正式领导力很难有效应对和化解由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社区建设和社区居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所导致的“行政化困境”[42]。基层党建具有强大的组织领导力，可以通过渗透、宣传等嵌入式治理方式驱动社区居民的合作生产行为，以“党建”带动“社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因此，社区更新的实现离不开党建引领下的非正式领导力量。非正式领导者在促进合作和触发集体行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3]，其借助与正式领导者的互动交流所搭建的参与平台投入到社区治理中，通过担任意见领袖、行为领袖与社区精英三种领导者角色鼓励其他社区居民参与合作生产，为集体行动的达成和社区共同体的建立培育内生能动力量。

1.意见领袖

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力量之中，在承担着管理和监督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过程的同时，还需要发挥思想领导力凝聚共识、组织群众、服务群众，体现在对意见领袖的引领中。“意见领袖”这一词最早在“媒体—意见领袖—普通群体”这一两阶段传播理论中被提出，指经常为别人传递信息的“积极分子”[44]434-445。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意见领袖在外部系统环境和正式领导力的影响下率先产生合作生产意愿，并依托于正式领导者所搭建的沟通平台迅速将相关信息传递出去，使其他社区居民产生较高的从众心理和信任心理[45]。意见领袖是激发合作愿景、统一合作意愿并为实现愿景提供指导的个人，这类领导者没有将一个愿景或一系列行动强加给团体的正式权力，而是通过动员号召和统一意愿来施加影响。调动居民表达想法的能动性，是建设活力社区的有效思路。

(1)动员号召。动员号召是意见领袖发挥非正式领导力的首要环节。意见领袖主要集中在楼长以及对环境感知度较高的热心居民中，例如HY小区、TX小区等，均由楼长最先产生加梯意愿后，再向其他楼层居民动员号召：“楼长把大家召集起来商量加装电梯这事儿。”(03-HY-1，2021/2/27)或者在楼长产生加装意愿之后，会先主动与楼栋其他热心居民或有号召力的居民联系，先激发这类居民的合作想法，之后楼长与热心居民共同激发其余居民加梯意愿，与这点相同的是TD小区，小区某楼长表示：“什么都得靠骨干分子，我去找他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达成共识后再去和其他居民沟通。”(10-TD-2，2021/3/6)最后，针对反对或犹豫的少数居民，意见领袖会进一步上门对其做思想工作：“对门的楼长，非常积极地多次上门和拿不定主意的几家居民谈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11-TX-2，2021/3/7)

(2)统一意愿。意见领袖通过动员号召使其他个体产生合作意愿。加装电梯的楼栋除了在“是否同意加装电梯”这个问题上要统一想法外，还需在加装资金分摊、电梯入户方式、加装电梯企业选择、低楼层住户补偿、后期维修管理等问题上统一意愿。统一意愿包括意愿征询、意愿协调以及意愿统一后的集体意愿表达这三个阶段。首先，在意愿征询阶段，意见领袖采取上门入户或召集开会的方式征询意见，TX小区楼长提到，“我是楼组长，我就和这栋楼其他党员骨干一起挨家挨户征询意见”(11-TX-1，2021/3/7)；
其次，在意愿协调阶段，TX小区是由三楼热心居民率先产生加梯意愿，并主动询问身体不便的楼长意愿后，代替楼长协调低楼层住户和反对加装电梯住户意愿，“我们有一个楼长，我先问她的意见，她身体不太方便，我说我去问问楼里其他人的意见，我就从六楼开始”(12-TX-2，2021/3/7)；
最后，整合该楼栋所有住户加梯相关事宜意愿之后，意见领袖联系居委会表达集体加装电梯的意愿，TX社区工作人员对此作出解释：“这两部电梯都是由楼长牵头，由楼长协调楼里每户居民的意向，如果没有明确反对的话，楼长会来我们社区这儿拿一张意向表。”(12-TX-1，2021/3/7)

2.行动领袖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力是党的领导力的重要构成要素，提升执行力的重心在于党的基层组织[46]。在基层党建嵌入式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需要社区居民中的行动领袖通过动员号召为统一意愿所设定的目标而积极展开行动，增强党的行动能力(意见领袖和行动领袖可以是同一个人)。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行动领袖的参与形式、参与内容、行动范围以及行动领袖个体差异会影响其如何行动和选择[47]。良好的邻里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兼顾的公共精神以及追求个人价值是影响行动领袖参与合作生产的重要因素[48-49]。行动领袖主要通过共同决策和沟通游说两个工具发挥非正式领导力。

(1)共同决策。一般来说，居民对某项决策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参与积极性就越高，该项决策推广及实施的过程也就越顺利。在合作生产中，需要行动领袖带领其他居民共同参与相关项目的决策中，才能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在意见领袖统一其他住户加梯意愿之后，行动领袖可以通过召开业主大会或联席会议讨论合作生产方案。如SS小区工作人员所言，“邵师傅召集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以及7号楼全体业主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大家就7号楼加装电梯这一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最终达成共识”(05-SS-3，2020/11/6)；
其次，制定资金分配模式等相关配套措施；
最后，行动领袖带动其余参会人员针对加梯方案可能产生的问题积极表达个人观点，将不同住户意见融合进方案制定之中。

(2)沟通游说。与正式协商组织者通过冲突治理解决不同主体间矛盾冲突类似，居民之间也需行动领袖通过沟通游说的方式解决意见冲突。如TD小区三楼住户认为加装电梯会影响楼梯结构造成危险，因此在意见征询初期不同意安装电梯。“三楼那户不同意，后来我和四楼设计者一起上门去做思想工作”(10-TD-2，2021/3/6)，该单元楼长和四楼设计者共同上门与三楼住户沟通，向其解释加装电梯原理及相关安全事项之后，三楼住户同意安装电梯。

3.社区精英

从精英效应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需要通过招募、动员等方式将社会的高素质精英人才吸纳进党内，并发挥他们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资源，以巩固和增强党的代表性。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来自社区居民的社区精英相较于意见领袖和行为领袖，其社区威望和参与能力等方面要高很多，或自身具备庞大的社会资源，有和政府合作的经验，或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在领导其他居民时具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50]。社区精英作为基层党建引领下非领导力的一部分，通过知识技能和学习技能两种工具发挥领导力。

(1)知识技能。社区精英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或工作技能领导居民共同解决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难题。例如TX小区某住户是大学会计专业退休老教师，该住户带领其他住户一起核算项目资金以及设计合理的资金分配方案，“居民自发的，因为他们有的是高知，能很精确地给你算出来几楼出多少钱”(12-TX-1，2021/3/7)；
TD小区某住户为本栋楼的设计者，在项目初期该住户拿出本楼设计图纸，大大提高了设计电梯加装方案和施工的效率，“申报过后开始设计图纸，因为我们这单元四楼就是这栋楼的设计者，所以对这栋楼的结构非常熟悉”(10-TD-2，2021/3/6)，并主动代表其他住户监督施工过程：“就四楼的那位设计者，天天在外头坐着，总监，代表我们居民，看哪儿不行直接指出来”(10-TD-2，2021/3/6)。

(2)学习技能。除了本身具备足够的知识技能或威望的社区居民外，社区精英还包括某些拥有较强学习技能的社区居民。为使更多居民产生合作生产意愿，他们自愿积极学习相关知识理论，并主动通过各类活动向其他居民传授和宣讲。此类社区精英大多是在社区居委会或思想领袖和行为领袖不断动员之下产生的。如SP小区案例资料中提到，“电梯更换自治管理小组成员主动学习了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07-SP，2021/3/6)，“自治工作小组自发前往成功加装电梯的小区学习经验，并通过现场勘查，消除大家对采光、噪音等问题的疑虑”(07-SP，2021/3/6)。

本文回答了在城市社区中，党建引领下的正式与非正式领导力如何促进合作生产类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实现社区更新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合作生产者在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统一下产生合作生产动机。在社会经济背景、动员者特质以及企业响应策略等外部系统环境的影响下，以街道办等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积极居民等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作为合作生产者会萌发合作意愿。同时，当公众感知程度较高、各主体间权力均衡以及政策僵局被打破时，合作生产者的合作能力相应提升。在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统一下，合作生产动机产生。(2)在合作生产过程中，基层党建通过直接引领和嵌入式引领的方式串联正式领导者和非正式领导者参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之中。一方面，通过成立“临时加梯党支部”或“电梯更换治理小组”发挥社区党支部在加梯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以直接引领促成社区两委、物业服务公司、加梯企业与社区居民的共同行动；
另一方面，发展以楼长、业主代表以及具备党员身份的居民为自治管理小组成员，以嵌入式引领带动其他居民投入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过程中。(3)在基层党建的直接引领与嵌入式引领下，正式领导力与非正式领导力分别具有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一方面，正式领导者率先担任多方关系协调者，通过放权赋能和情感治理促进各方主体的平等对话并建立关系纽带后，迈向正式协商组织者这一阶段。正式协商组织者以细则制定和冲突治理两种工具解决合作生产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和矛盾冲突，继而担任共同愿景促进者的领导者角色。共同愿景促进者通过资源整合和利益互构使各方主体达成共识，进一步推动多方关系的良好构建。另一方面，非正式领导者的首要角色则是意见领袖，其以动员号召和意愿统一为工具为行动领袖提供行为指导，行动领袖通过共同决策和沟通游说发展社区精英作为合作对象，社区精英具有优秀的知识技能和学习技能，与意见领袖共同吸引其他居民参与合作生产行为之中。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1)将南北方一、二线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改造的代表性经验汇总起来，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党建引领下促进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模型，从而指导社区更新的实践。(2)现有关于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研究更多讨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对于政党领导力作用的关注较为欠缺，仅将领导力作为影响合作生产效能的众多因素之一加以说明。本文则结合党建引领和社区更新治理两个研究视角，探究党建引领下的正式与非正式力量如何通过不同的治理工具提供合作生产类公共服务，以实现社区更新，是对党建理论的丰富与合作生产文献的补充。

本研究的实践贡献在于：(1)探索合作生产视角下的老旧小区改造，为当下社区更新与发展提供新的依据。以社区更新为纽带，引入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建立以基层党建的直接引领和嵌入式引领为主轴，包括政府相关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两委、居民、专业力量共同参与的新模式，是社区实现自我更新、恢复发展活力的有力保障。(2)归纳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发现，针对加装意愿、电梯入户方式、资金分摊、加梯企业选择等各类问题基本是以加装单元居民意见为主要参考，居民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的全过程占主导地位。因此，居民既是公共服务的享受者，也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通过挖掘和培育能够影响其他居民以及为社区发展做出贡献的非正式领导者，把动员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建设纳入实践中的做法，可以为社区类似的公共服务供给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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