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凸显毛泽东的领导力

◎卢文华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道路的光辉起点。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星火，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井冈山道路，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培育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1]井冈山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这个“源”在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流”，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井冈山时期开枝散叶、传承弘扬的生动展现。在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中，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精神，无不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培育有直接关系。井冈山精神就是在毛泽东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曙光照耀下形成的。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开创者，毛泽东的领导力在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形成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2]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3]。井冈山时期，在毛泽东的政治信仰引领下，井冈山军民坚定地高举党的旗帜，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树立起坚定的革命信仰。这说明，毛泽东把坚定的信仰转化为领导实践，形成了井冈山军民坚持斗争、夺取胜利的信仰力量。

（一）“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腥风血雨中，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4]。8月1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南昌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军事指挥机关，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9月9日，霹雳一声暴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旗号镰刀斧头”，是最早举起中国共产党旗帜的武装起义。毛泽东鲜明地提出“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回到湖南并通过深入调查后，毛泽东即向中共中央建议：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独立领导工农革命；
抛弃国民党这面黑旗，树起共产党自己的红旗。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5]9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各派军阀已经把国民党变成政治的尸首，彻底的民权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自己的旗帜”，“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6]。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实际上走在了全党的前面。9月28日，瞿秋白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7]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汇报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称赞“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8]。

江西井冈山南山火炬广场星火相传火炬雕塑中新社发 江西李建平 摄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扯掉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军旗，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子。“旗号镰刀斧头”，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大屠杀的枪炮声中，唤醒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旗帜意识。“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是一个深刻蕴含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鲜明表达。共产党的旗帜代表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形象，凝聚着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力量，引领着奋勇前进的方向。

（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冬，毛泽东在关键时候，把秋收起义失利后剩下来的队伍带上井冈山，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转变。由于这种转变来得太突然，革命队伍中不少人没有这种思想准备。他们原本是热衷于城市斗争的，现在突然转到了农村，而且还是来到远离大城市的井冈山区，各方面都十分艰苦。于是，一些人就觉得“革命革到山沟里来了”，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加之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的大环境、秋收起义部队严重受挫产生的危机感，失败心理和消极情绪笼罩着这支队伍，在革命队伍中产生了离心离德的破坏作用。

有了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革命的信仰信念信心才不会动摇。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并能得到发展？为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既是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实践问题。如果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人们便不能在斗争中看清革命的发展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样恰当地对待周围的环境。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科学预见，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基础。这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三篇光辉著作中。后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又回顾和叙述道：“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9]在革命力量弱小、不少人为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的时候，毛泽东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的政治状况和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科学地分析和论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独特的原因”和“必有相当的条件”。预言全国各地星星点点的小块红色政权必将成燎原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判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也深刻地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从而，在革命信仰上增强了军民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念信心。“坚定的共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红旗下。”[10]

毛泽东坚定的信仰信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之上的，是建立在对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务实遵循之上的。当时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上海向中央报告红四军发展和主力出击湖南失败的情况时就讲到，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11]。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不但善于进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著作，而且还经常给大家作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讲解。1928年10月，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举办党团训练班，毛泽东亲自来给学员授课。他说：有些人不相信凭我们红军和湘赣边界的老俵能打倒国民党。不能只看到我们现在的力量暂时弱小。要宣传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把群众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用革命的武装摧毁地主阶级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又说：我们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还是要流到海里去的，不会总在井冈山。井冈山的红军，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现在的革命就好像一把火，点着了茅草山，会越烧越旺，一定会烧到全国去，革命一定要胜利。[12]朱良才曾回忆：在井冈山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以说是直接的、具体的。他每次讲话的内容都很通俗、生动、具体，大家容易理解和掌握，效果也很好。他讲话鼓动性大，比喻通俗，战士和群众都喜欢听。红四军下山后，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在兴国县一个群众大会上讲话，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当他讲完话准备回去时，群众热烈鼓掌，希望毛泽东同志再跟他们讲几句话。当他第二次离开时，群众还是掌声不息，在群众的热烈欢迎下，毛泽东同志先后共讲了四五次才离开会场。[13]

通过创造性的理论阐释和大众化的广泛宣传，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树立和坚定了革命的信仰。当时一位红军战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们红军战胜敌人的条件主要有两点：“第一，我们的红军是共产党军队，由群众中产生出来的，坚决的根据共产党政纲而奋斗，实行土地革命，彻头彻尾为民众的利益而奋斗。”“第二，我们红军是有主义的军队，有政治训练的军队，我们不仅懂得怎样打仗，特别要懂得为什么要打仗。”[14]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15]井冈山斗争的光辉历史和井冈山道路的探索实践，照亮了中国革命的未来，使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个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16]，首次明确提出了“井冈山道路”这个重要概念。2016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看望全国道德模范和英烈后人时指出：“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革命才走向成功。行程万里，不忘初心。”[17]

（一）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的路

道路决定命运。“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18]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么走？必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成长具有关键意义”[19]。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领导井冈山军民在斗争中开创新局面，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创造性地开展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党的六大所没有解决的问题，随后由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和理论上解决了。”[20]井冈山斗争，以敢于开辟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创新精神，指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铸造了标志中国革命从此走向正确道路的历史丰碑。

“边界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21]毛泽东系统总结了湘赣边界斗争的主要经验：“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
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革命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提出和发展了“思想建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建党建军思想，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成功实践。这些探索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相关论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现成经验，党内“左”倾路线和教条主义不断干扰打压，殊为不易。[22]

与党的其他革命精神相比较，井冈山精神是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精神坐标，是一座星火燎原的精神丰碑。这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个性特色。“中国革命低潮时期，井冈山成了众星拱望的北斗明星和中国革命人民的希望。”[23]随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也从1928年初起通过多种途径在全国各地陆续传播开来。1929年底出版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发表陈毅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周恩来亲笔加了一段很长的编者按语，指出这是“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一目了然。从他们几个时期的历史来看，已经很可以明了他们两年来是在怎样的艰苦斗争，在困苦到‘衣不得暖，饥不得饱’的时候，还不改勇往直前的精神，卒至造成今日‘有八十万武装工农拥护（见毛泽东来信）’的巩固基础！”“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伕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24]。该编者按语实际上是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和采用朱毛红军的经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各地革命形势的发展。

（二）“上山伟大，下山也伟大”

1927年9月20日早晨，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他说：“秋收暴动，原计划要去打长沙，大家也想进长沙。长沙好不好呢？长沙好。可是，长沙打不下来，目前长沙那样大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管的地方去，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文家市不是久留的地方，要找一个合适的落脚点，去当‘山大王’。”“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25]很显然，毛泽东讲的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根本不同于水泊梁山式的“落草”“聚义”，不同于打家劫舍、劫富济贫的“响马”“绿林”，而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本质上就是做“革命的山大王”。十多年后，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时的演讲中说：“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为什么我们要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没有法子才上山去，打游击战。我们要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可是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26]

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新思路。所谓“上山”，本质上就是将党领导革命发展的战略重心从敌人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山区。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毛泽东力排按原定计划再进攻长沙的主张，毅然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除了不如此即不能保存部队，可能全军覆没这个直接原因外，还有毛泽东基于中国国情对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认识、早有“上山”设想的思想基础等深层原因。正因如此，当湘赣边秋收起义遭受严重挫折时，毛泽东才如此果断地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毅然转向农村山区进军。历史证明，“上山”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保存革命武装、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伟大开端。

井冈山作为革命根据地有其优势，但也有它的弱点。“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进剿”“会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西边是湘江，最近距离50多公里，东边是赣江，最近距离也只有约50公里，两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着我军的行动。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随着红军力量逐渐扩大，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山出击赣南，主要目的原本是解决经济给养和打破敌人的“会剿”，以解井冈山之危，后来因为实际情况发展变化，在革命斗争中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开创了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宋任穷说得好：“实践证明，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伟大的，后来分兵下井冈山也同样是伟大的。”著名的党史专家逄先知先生认为：“下山的意义同上山的意义几乎是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当时如果不上山，革命就要遭受失败，甚至会遭到覆灭性的打击，必须找到一个落脚点，开辟一条新道路。但是你光上山在那个小的地块里头，革命发展就会受很大的局限。为了开创新局面，就必须下山，要打到发达地区去发展，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所以上山、下山都有重要的意义。”[27]李忠杰先生也提出：“上山、下山，充满着辩证法。无论上山，还是下山，都是实际的需要，都是科学决策的结果。从思维方式和思想路线来说，都是实事求是的要求，都是勇气和智慧的表现。”[28]

“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29]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坚定不移地领导井冈山军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铸就了井冈山军民不畏艰难、不畏强敌，不屈不挠、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奋斗精神，谱写出“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壮烈篇章。

（一）“有时真是到了极度”

无处不在的困难，无时不在考验着井冈山的军民。“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30]“有时真是到了极度”，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的苦涩描述，正是井冈山时期红军官兵和工农群众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把红军饿死、困死在山上。两军会师后上万人的生活，每个月至少要15000元作伙食费，而红军中的薪饷早已废除了。面对红军必需的粮食、食盐、布匹和药品等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展反经济封锁的斗争，号召并发动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地解决根据地的日常用品。缺少药品，就上山挖草药；
没有食盐，就组织军民和群众大力熬制硝盐；
缺乏枪支弹药，除了从敌人手中夺取外，还利用简陋的工具，创办各种类型的枪械所，制造简单的武器。在最困难的1928年，井冈山军民因陋就简办起了军械所、被服厂、造币厂等。同时，还建立了红色圩场，开展红区和白区经济贸易，边界周围各县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根据地急需的食盐、药品、棉花、布匹等送到红色圩场，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

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毛泽东等领导以身作则，井冈山军民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红军战士，大家吃的、穿的、用的都一样，日常生活都一样苦，而且都懂得自己是在为无产阶级受苦。毛泽东说：“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31]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写道：“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32]在井冈山龙江书院的石柱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伕薪饷一样，军阀里将校尉饮食不同。”这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官兵平等、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历史见证。

（二）“为有牺牲多壮志”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33]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和边界党组织领导井冈山军民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取得了多次反“进剿”、反“会剿”的胜利。从1928年1月到1929年1月，国民党军频繁地发动对井冈山的进攻，共有四次“进剿”和三次“会剿”。所谓“进剿”，是指驻江西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进攻，红军则是反“进剿”。所谓“会剿”，是指驻湘赣两省以至更多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联合进攻，红军则是反“会剿”。前四次“进剿”和前两次“会剿”均以国民党军失败而告终；
第三次“会剿”国民党军虽占领了井冈山，但其后根据地军民在斗争中恢复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本区域，而且红军主力下山出击赣南开辟了更广阔的革命根据地。

何长工回忆说：“当时打仗之前，相互之间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告诉我的老母亲，你儿子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光荣牺牲了。另外一句话是：胜利之后，在烈士纪念册上给我登记一个名字。大家都表现出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的乐观主义。”[34]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井冈山时期，近五万名革命烈士献出宝贵生命。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35]。井冈山斗争时期，湘赣边界“六县一山”牺牲的革命烈士共有4.8万多人。其中，有名有姓的烈士计有15744人，无名烈士却有32300余人，平均每天牺牲近60人。

红军打胜仗，群众是靠山。“紧紧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法宝。”[36]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一开始就把“做群众工作”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群众组织等多种方式激发群众参加革命、支持革命的热情和行动，把分散的民众转化为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真正把“世界上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37]转化成为他的领导实践。党和红军在“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过程中，党政军民患难与共、同甘共苦，形成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使党和红军深深根植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土壤之中，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一）“唤起工农千百万”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是毛泽东1931年春在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时写下的诗句。毛泽东后来深刻总结道：“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38]有了这个条件，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使敌人发生过失等就容易造成。而离开了人民这个条件，红军就失去了力量之源。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39]。

团结和依靠群众，才能战胜敌人。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从十四个方面向中央汇报了红军游击战术的主要经验，并称其“均为四军的法宝”。其中特别明确了一条：红军“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另还有两条直接发动群众参战的办法，即“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人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拂晓将其击溃”。“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利用工农的武器土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左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40]例如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会剿”中，中共永新县委即时动员、组织了万名革命群众，配合红军参加袭扰敌人的军事行动。时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在给中央的《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记述了这次“永新困敌”的情况：每次作战都有群众参加，可以说得到群众的拥护；
采用游击的群众战术，把军队杂在群众中去对付敌人，军队与群众在敌前后左右出没无常，扰乱敌人，使敌难以应付。敌人则完全相反，地势不熟，对我们的情形全莫名其妙，又无群众帮助他们，士兵惧怕我们作战的勇敢。所以我们得以极少的部队与多数倍于我们之敌周旋，敌终无奈我何。[41]这充分说明，正是有了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党和红军才多次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

（二）“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一句名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在湘赣边界各县进行多次打土豪，分浮财，奠定了边界土地斗争的坚实基础。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在酃县水口、桂东沙田、宁冈大陇等地进行分田尝试，取得了初步经验。4月底，毛泽东在永新塘边调查蹲点、进行边界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制定了“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有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框架。5月，湘赣边界党的一大提出“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方针后，开始掀起了湘赣边土地革命的高潮。井冈山全面分田开始时，毛泽东指导边界党组织抽调了一大批红军干部，分别深入宁冈、永新、遂川、莲花等县的区、乡、村，发动群众，指导分田。土地革命的深入，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积极性，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有效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加快了根据地的发展。10月，湘赣边界党的二大上提出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和实施，改变了几千年来地主剥削农民的封建土地关系，直接指导了湘赣边界的土地革命斗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宁冈土地分配完毕，永新大部分土地分配好！有些农民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42]井冈山地区的土地革命，带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大变动；
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连永新县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广大贫苦农民从分得土地这个活生生的事实中，看清了红军确实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便从各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党和红军为广大群众谋利益，除了从根本利益上解决土地问题外，还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关心群众的疾苦和痛痒，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后来在中央苏区总结经验时强调：“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43]正是因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党和红军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毛泽东深情地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4]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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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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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09-210,257,41.

[6]指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

[7]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44,

[8][14][32][39][40][41][4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358,326-327,364,296,372-373,255,163.

[12]毛委员在井冈山[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
289-290.

[1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434.

[16]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53.

[17]习近平春节前夕赴江西看望干部群众.新华网[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03/c_1117985511.htm.

[18]习近平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N].人民日报，2013-6-27（1）.

[20]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N].人民日报，1951-6-25（1）.

[23][34]罗荣桓，谭震林等.亲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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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地联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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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何长工等.革命回忆录.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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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毛泽东.合则两利，分则两伤（1938年5月4日）[J].党的文献，1995（4）.

[27]俞向党.共和国之魂[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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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忠杰.上山与下山的辩证法[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1-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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