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的矛盾原型研究

张 宇 ,王宗琥

(1.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语文系,圣彼得堡 199034；
2.首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48)

爱情作为重要社会关系变化无常,而文学作品较稳定地反映并影响着爱情思维认知。《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俄罗斯爱情叙事的开端塑造了民族经典爱情模式。已有研究分析了诗体小说爱情关系中现实幻想与神秘主义的双重性特点[1]16,指出普希金爱情叙事浓厚东正教色彩[2]120,发现普希金创作的矛盾性[3]5。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指出爱情现实与形而上之间的具体关系,缺少爱情矛盾在俄罗斯文学中的普适性研究,也没有历时看待俄罗斯爱情叙事传统演变特点。

本研究在已有基础上运用矛盾分析法及神话诗学进一步挖掘《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中现实情节与神话之间对立统一关系,提炼19至20世纪爱情叙事普适性特征,通过弗莱神话演进规律探究19至20世纪俄罗斯爱情叙事演进特点。

“变化”与“静止”对立统一关系问题是中西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体系中认为形而上与辩证法是对立统一的,两者既是对立的:形而上学认为真理是永恒不变、绝对的,而黑格尔提倡的辩证法则认为真理是根据相应条件发生改变的；
两者又可以统一于一体:海德格尔基于柏拉图《智者篇》“通种论”,用存在论视角对“辩证法”进行阐释后,提出用历史的方法看待形而上学、辩证地看待形而上学的观点。中国古典哲学中,老子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象的,含有规律和准则的意义,重思想与永恒状态；
“器”是有形象的,指具体事物或名物制度,重写实及变化之势,二者互为依存又相反相成。

神话诗学众多学者主张神话是文学中的“恒定”因素,“作家对神话持自觉的态度,通常视之为表现某些‘永恒的’心理因素或至少是稳定的民族文化模式的手段……”[4]2,而文学结构、体裁等文学形式可以有多种变化,“神话在其他文学模式中也存在种种变形”[5]8。

文学形式“变量”、神话思维“常量”矛盾体反复出现,构成矛盾原型(原型指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意象[5]3)。《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俄罗斯文学爱情叙事中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思维“常量”对立统一关系从普希金开始作为一种原型对俄罗斯文学爱情叙事产生重要影响。《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与达吉雅娜的爱情“变量”最终归于恒定的神话形象原型。

《叶甫盖尼·奥涅金》现实叙事中的“变量”为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情感及达吉雅娜外貌形象。

奥涅金由以“不是为幸福而生”[6]118搪塞达吉雅娜告白转为对达吉雅娜产生爱的悸动:“有什么东西正蠢蠢欲动……又出现了青春的烦恼——爱情?”[6]254达吉雅娜形象则由最初缺少美感的乡村小姐变为比月亮还苍白的幽怨姑娘再变为战胜涅瓦河上克利奥帕特拉美貌的贵妇。

起初,达吉雅娜外貌多被否定:

反正是,她名字叫达吉雅娜。

她没有妹妹的那种美丽,

没有妹妹红润鲜艳的面颊,

她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6]65

此时女主的光芒还被莫斯科宛如月亮的美人遮盖:

莫斯科有许多漂亮小姐,

……

只有她,才像那雍容的月亮,

在这群女士中独具辉光。[6]236

而到了彼得堡达吉雅娜从幕后走到台前,任何人在她面前都只能成为陪衬:

一种坦然的美让她讨人喜欢,

她坐在尼娜·沃隆斯卡娅身边,

是涅瓦河上的克利奥帕特拉。

……

尼娜以她大理石般的美丽

也无法把她身边的女士遮住……[6]251

伴随女主人公外在变化的是其对奥涅金感情的变化:由最初乡村小姐时期的一见钟情到深情告白再到成为彼得堡贵族后对奥涅金感情的冷漠拒绝。

然而无论故事情节如何发展,在奥涅金与达吉雅娜身上都能看到对应不变的神话形象原型,即俄狄浦斯与美人鱼神话原型。

与对奥涅金父亲详细介绍相比,作者对其母亲只字未提,可见奥涅金童年母爱的缺失。长大成熟的达吉雅娜嫁给对于奥涅金来说亦父亦友的公爵,唤起奥涅金对母亲的爱。于是,奥涅金被达吉雅娜冷眼拒绝爱意,钻进小屋混迷中看到“正坐着她……他眼前便全都是她!”[6]268,荣格原型理论中不可抗拒的超人格(即“阿尼玛”[7]9-22)映射在达吉雅娜身上:“毫无疑问:哎! 叶甫盖尼孩子般地爱上了达吉雅娜……”[6]259奥涅金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在初见达吉雅娜时对年幼青涩的达吉雅娜并没有过多爱意,直到达吉雅娜长大成熟,足以使奥涅金回想起儿时母亲,奥涅金才坠入爱河。奥涅金的变化因子归于不变神话形象原型俄狄浦斯。

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美人鱼诱使男子进入轮圈舞圈套或水底将其谋害。春季,女孩们聚在一起将桦树枝卷好,唱着有魔力的仪式歌曲埋葬或送走美人鱼[8]。在河边伴着采樱桃姑娘们所唱仪式歌曲向奥涅金表白的达吉雅娜象征着将男子引入自己爱情圈套的美人鱼。从表白日起,奥涅金渐渐落入爱河圈套最终完全深陷于彼得堡相见,不能自拔。普希金对奥涅金深陷爱河的描述:“他像具僵尸样直往前走。”[6]270与诗歌《美人鱼》中的情景相辅相成:

忧郁的老人整日未睡,

整整一天也没祈祷,——

他的心绪不由自主,

眼前浮现着那神女的窈窕。……

动情的隐士

坐到诱人的湖岸旁,

在等待那美丽的少女,

……

哪也不见僧人的踪迹

……

水中漂着他花白的胡须。[9]143-145

最初表白的达吉雅娜如同诗中向僧人投怀送抱的美人鱼,奥涅金对达吉雅娜的拒绝如同僧人对美人鱼的拒绝,虽然拒绝,但美人鱼的身影不曾在男子心中消除,男子最终成为爱情牺牲品。达吉雅娜对所爱之人由痴狂到冷淡的急剧变化通过美人鱼形象得到解释。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形象“常量”构成矛盾原型,现实描写中的表象变化最终都追溯至不变的神话形象原型,这一矛盾原型在俄罗斯19至20世纪爱情叙事中反复出现,成为俄罗斯独特爱情叙事模式。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创了俄罗斯爱情叙事矛盾原型: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思维“常量”构成矛盾统一体。这一矛盾原型对之后俄罗斯爱情叙事一直有所影响,除了19世纪黄金时期文豪笔下的爱情描写(如,冈察洛夫的《奥勃罗莫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等),在20世纪白银时期、青铜时期也都有传承。20世纪与普希金所在19世纪历史环境相差较大,但普希金爱情矛盾原型依然有所体现。

(一)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在以库普林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的呈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库普林对神圣爱情叙事也沿用了普希金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库普林的代表作《石榴石手镯》“是用现代性元素包装追问古老爱情命题的作品,表达了一种撼人心魄的古典情怀”[10]15,其中也存在普希金式现实情节“变化”与神话形象原型“恒定”辩证关系。

与普希金爱情叙事中男女主人公一样,热尔特科夫及维拉对爱情认知有所改变,热尔特科夫由一开始柏拉图式的爱情变为自杀式的极端爱情。维拉由起初对热尔特科夫的示爱感到惊恐不安,到生出怜悯之心“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可怜起这个不幸的人来了”[11]342,再到爱上这位为爱赴死之人“相爱只有一瞬间,但却永恒不变”[11]356。

与《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样,《石榴石手镯》主人公身上也映射出永恒经典神话形象:热尔特科夫是为爱牺牲的俄耳甫斯的化身,维拉是爱情欲望被魔法封闭的睡美人化身。

俄耳甫斯为救爱妻欧律狄克不惜赴冥界冒险,永久失去爱妻的俄耳甫斯因不再倾慕任何女子惹怒爱慕于他的酒神侍女而被杀。而俄耳甫斯被砍下的头颅仍旧伴随着七弦琴歌唱着欧律狄克的名字。热尔特科夫与俄耳甫斯一样深爱着自己的恋人,即使失去生命依然传达爱意,小说末尾奏响的第二奏鸣曲就是俄耳甫斯琴声的象征,是永恒之爱的表达。

维拉虽然“举止端庄……总流露出冷漠和几分傲气……是一个有主见、威严而安稳的女人”[11]303。但她身体当中一直有着被压抑的来自爱神厄洛斯的力量。小说中维拉的形象一直伴随着水元素,“而水是宇宙基本元素之一……它是宇宙孕育和形成的媒介和原则……爱的女神,爱情女神都不可避免地与水有关”[12]55。“睡美人”维拉因最初爱欲被封印是厌倦大海、不能理解具有爱之魔力的大海魅力的,而小说尾声维拉紧紧抱着洋槐树干哭泣,长久封印的爱神力量随着泪水释放,沉睡的睡美人终于被热尔特科夫唤醒。维拉对热尔特科夫感情的变化最终归于不变的睡美人原型。

作为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代表,库普林笔下的爱情叙事也体现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爱情叙事矛盾原型,热尔特科夫与维拉前后变化最终都可追溯至不变的神话原型。此外,布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俄罗斯19、20世纪之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爱情叙事(《轻轻的呼吸》《叶拉金案》《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日瓦戈医生》等)同样体现出世俗情节改变与神话原型永恒的辩证关系。

(二)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在以茨维塔耶娃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呈现

普希金式主人公内心之“变”与神话原型之“不变”的矛盾性在20世纪白银时代作家的爱情吟诵中也有所体现。与前两位作家运用隐喻手法不同的是,白银时期现代主义诗人茨维塔耶娃直接以希腊神话为题材,将神话世俗化,除了忒修斯听信奶妈歪曲事实的诬告向海神诅咒希波吕托斯外,其余情节均由世俗凡人的七情六欲构成。虽然艺术手法与上述作家有所差别,但是矛盾原型依然存在。

茨维塔耶娃《费德拉》中的费德拉与达吉雅娜一样在爱情中内心波动起伏,但依然可以看到神话中费德拉恒定的形象。变化的内心与不变神话形象之间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与以往男性作家以男性视角为主不同,茨维塔耶娃注重关注作为女性的费德拉内心变化,费德拉在爱情中经历了空虚、悲伤、希望、狂热到绝望的心理变化过程。第二幕开场生病的费德拉说“我听见了,听见了马蹄声”[13]323,此时女主内心是极度渴望爱情的。乳母看着费德拉日渐凹陷的脸颊,不忍地悉数她悲惨的命运,无子的婚姻,独守空房的苦楚,随后再三追问费德拉幸福与否,而费德拉也只能犹豫地答道:“我会的——会高兴的。不——我不会忧愁悲伤。”[13]334在乳母的引导下渴望爱情的费德拉承认了内心的空虚与无助,正视了自己对爱的欲望,道出了自己真爱的名字,此时她的内心是狂热、真挚的,而被继子拒绝后,绝望的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费德拉在追寻爱情的过程中内心一直在变化。

与普希金塑造的爱情矛盾一样,茨维塔耶娃将内心起伏多变的小说女主人公与经典恒定的神话形象融合,不论小说中的费德拉内心如何变化都与恒定神话中大胆求爱的费德拉一样充满勇气。同时期勃留索夫《燃烧的天使》,梅列日科夫斯基《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即《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反基督——彼得大帝和皇太子》中对爱情的描写均体现这一矛盾。

(三)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在以托尔斯泰娅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笔下的呈现

后现代主义虽提倡对先前文化的否定,但同时也杂糅了多种相互矛盾的先例文本符号。神话元素是后现代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变化的时空又是后现代主义常见元素,永恒与变化结合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之中。托尔斯泰娅被认为是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杰出代表之一,她作品中悲剧的、不协调的世界图景展现了后现代主义美学原则。《索尼娅》《圆圈》《奥凯维尔河》等爱情小说都体现出普希金式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形象原型“常量”之间的矛盾关系。《诗人与缪斯》这一爱情故事则显著体现了托尔斯泰娅后现代美学下“变”与“不变”对立统一的矛盾原则。

小说中和达吉雅娜一样对爱情认知不断变化的妮娜与妮娜自身映射出的缪斯女神这一恒定神话原型形成矛盾体。和达吉雅娜一样,妮娜在爱情中的心态不是从一而终的:从最开始主人公妮娜对爱情的浪漫幻想,到遇到扫院诗人的怦然心动、掌控爱人的欲望、爱人死后的痛苦,再到从同遭丧夫之痛伙伴身上找到慰藉,妮娜在爱情中的体验时刻都在变化。

虽然随着情节变化妮娜对爱情感受不同,但可以透过这些变化看到与妮娜一样掌管他人灵感的恒定神话形象缪斯女神。妮娜为爱人安排物质丰富的生活,为爱人诗集发表奔波劳碌,掌控着诗人的一切,符合缪斯女神这一神话形象原型。

除托尔斯泰娅外,俄罗斯后现代主义者的爱情叙事依然有普希金式矛盾原型的体现,如比托夫的《花园》《普希金之家》、索科洛夫的《愚人学校》均存在绝对变化与相对静止的矛盾关系。

普希金开创的恋爱主体的心理“变化”与主体自身映射的“不变”神话形象构成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反复出现在俄罗斯20世纪作家爱情叙事中,形成一种原型。这些作家所属不同流派,所处不同历史时期,但他们描述的现实变化都可追溯至不变的神话原型。普希金爱情叙事矛盾原型既不同于卢梭《新爱洛伊斯》代表的法国式激情与庸俗冲突,也不同于塞缪尔·理查逊、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查尔斯·狄更斯、亨利·菲尔丁、威廉·萨克雷为代表的英国式历经苦难走向婚姻的爱情模式,是贯穿各个时期的俄罗斯民族特有爱情叙事模式。

“稳定性文学结构单位为‘原型’”[14]48,普希金爱情叙事矛盾,即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形象原型“常量”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稳定的结构单位在普希金之后的19至20世纪俄罗斯作家笔下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现。这一矛盾原型揭露了主人公爱情关系中精神变化与特定时期人文内涵保持稳定的辩证关系。

历时地看待普希金建立的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可以发现这一矛盾原型演进遵循了神话学(мифология)中完整的进程,形成一个闭环。闭环从普希金开始以春夏秋冬四季循环的形式变化,这种变化追溯至神话主义则表现为不变的神话原型。这一闭环就像一个人的爱情发展进程,也是一个民族对爱情认知的完整过程。这一过程的“基本形式便是循环运动,兴盛与衰落、努力与休息、生命与死亡的相反交替,是过程的节奏”[5]226。诺斯洛普·弗莱断定“与一定的神话及种种形象和体裁的原始型相对应,自然生活中也存在春、夏、秋、冬四个阶段”[4]117。结合前两部分的分析及俄罗斯自普希金起的整个文学、人文内涵发展史,可以发现俄罗斯19至20世纪爱情叙事中的矛盾原型演进也可分为春、夏、秋、冬四个阶段。

(一)春——精神的萌芽

普希金爱情叙事矛盾原型中内心状态变化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归为不变的神话形象原型——俄狄浦斯,矛盾原型揭示了以奥涅金为代表的19世纪多余人变化不定的个体精神状态,透过这种不定可以看到俄罗斯民族一个时代相对稳定的人文内涵。

奥涅金的分裂性格、“个人追求与社会责任一体的矛盾性”[15]使他在遭受达吉雅娜拒绝后羞愧不已。“正因为珍视他们之间的爱情,达吉雅娜必须远离那个淫乱的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批判态度正是他们两人感情和理解的基础。”[15]而奥涅金却希望达吉雅娜可以为他背叛自己的丈夫,后奥涅金突感愧疚。奥涅金的转变符合俄狄浦斯发现自己误娶母亲愧疚不已的神话原型,俄狄浦斯这一原型正是奥涅金战胜私心、追求精神之爱的初次萌芽。

对整个俄罗斯民族来说,普希金“继承了世界文学中伟大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传统,寻找到人的自然个性与社会群体性之间的根本矛盾,成为俄国文学的奠基人”[15]是“俄罗斯启蒙文化思想的杰出先驱”[16]。自然个性与社会群体性矛盾激化在普希金爱情叙事中表现为奥涅金内心的波动起伏,稳定的神话原型反映出当时俄罗斯人民开始从社会价值中寻得自我肯定、得到尊严的人文内涵。爱情叙事中矛盾原型也促使后来的俄罗斯作家坚持洞察人性深度和高度的传统。奥涅金代表的19世纪多余人在爱情中开启了个人理性、精神追求的春之序曲。

(二)夏——精神的鼎盛

普希金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在《石榴石手镯》中表现为热尔特科夫为爱改变与神话原型永恒的辩证关系,神话形象原型“俄耳甫斯”可以很好解释热尔特科夫为爱做出的让人难以理解的改变。与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一样,以热尔特科夫为代表的小市民精神状态的变化通过稳定的神话原型展现了俄罗斯民族19世纪末20世纪初较稳定的人文特点。

“库普林的一些短篇小说常常是主人公柏拉图式爱情的演绎。库普林爱情小说的悲剧往往揭示着世俗社会的弊端和个体生命本身的无奈与困境。”[17]《石榴石手镯》是库普林爱情小说的典型代表,热尔特科夫由默默守护到告白再到自杀是神话原型洛多珀的歌者在阳世恸哭,尽哀已毕的无奈,对于热尔特科夫来说,维拉就是他整个生命,为了不打扰维拉的生活,他选择永远离开[11]349。这种无私的爱与俄耳甫斯为了自己的挚爱到阴间,下至地府一致。和神话原型俄耳甫斯一样,体现在热尔特科夫身上的是一个人对纯粹爱情的执着。奥涅金的自私在热尔特科夫身上了无痕迹,只留下无私奉献。库普林笔下的爱情是无私奉献、精神追求的鼎盛时期。

就整个俄罗斯民族人文发展来说,“库普林小说中主人公的爱情真挚纯洁,热烈而痴迷,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魅力”[17],这是库普林“对人的本性、本质深入探索”[15]后对世界上真诚之爱的赞美。热尔特科夫的爱情体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民族对人的社会性的追求,结合根植于俄罗斯人文化深处的神话原型——俄耳甫斯,更能体现当时俄罗斯民族对理想人格肯定和塑造的向往,是俄罗斯民族人文内涵的至高表达,是普希金社会群体性追求最大限度彰显。热尔特科夫在追求爱情中彰显的人性是夏之繁盛。

(三)秋——精神的凋零

茨维塔耶娃《费德拉》中费德拉在爱情中的心理变化与不变的神话原型——费德拉构成爱情叙事矛盾原型,与普希金的爱情模式呼应。茨维塔耶娃笔下费德拉在整个爱情中的变化体现了20世纪女性的精神状态。继承于《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爱情矛盾原型在《费德拉》中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使爱情书写具有了白银时期俄罗斯民族人文特征。

在20世纪初正值女性觉醒的时代,茨维塔耶娃作为俄国文学史中最早的女性诗人塑造了当时期待女性解放、直视人性自我、不畏强权的费德拉形象。但费德拉所遭受的侮辱也使其精神凋零,放弃了生的希望。

普希金提倡的社会群体性应战胜自然个性的追求经库普林达到高峰后,在茨维塔耶娃这里有所减弱。茨维塔耶娃“抒写爱情给抒情女主人公带来的悲剧感受”[18]使“人的自然个性与社会群体性”矛盾再次浮现,而此时的主人公为了追求个人的自由与个性,使社会群体性有所减弱,普希金所提倡的人文内涵也相应减弱。

费德拉追求的精神之爱不仅遭受了挫败,普希金所提出的对社会性的追求经过库普林的顶峰后,在此消退。费德拉所追求的爱情与精神状态呈现为秋之凋零。

(四)冬——精神死亡与重生

在《诗人与缪斯》中通过爱情叙事矛盾原型,即主人公精神变化与神话形象原型相对稳定的对立统一关系可以发现俄罗斯人文内涵的颓败与重生。

俄罗斯特有的意识形态后现代“在根本上,表现为对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视野的变异,是作家对‘自我’生存于当下现实的悲剧性感受”[19]203。《诗人与缪斯》不同于传统审美价值,女主人公的爱情颇具20世纪末社会悲剧意味。女主妮娜与传统女性形象不同,是“一个要为自己个人的幸福而斗争,而且在斗争中能够赢得自己应有权利的女人”[20],格里沙为摆脱“缪斯女神”的控制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科学事业。“对公共财产无法燃起真正的情欲”[20]、失去爱情的妮娜随着格里沙的死而产生悲剧性色彩。妮娜的爱情枯竭,如冬日腐朽的枯叶没有了生气。而在格里沙死后妮娜的心又平静了下来,因为她认识了另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对她来说,她觉得没啥,甚至还挺满意的”[20]。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可以通过原型缪斯女神理解,缪斯女神的多情与力量可以让妮娜快速“复活”、重新振作,此时妮娜的精神状态可以说是冬末春初的幼苗。

从俄罗斯民族人文内涵发展历程来看,妮娜在为自己权利斗争的过程中已然丧失普希金提倡的人的社会性,“启蒙精神被暴力、偏执和非理性击败”[21]。妮娜视己为掌控他者之神,解构人文内涵自我关怀、尊严、价值、命运维护等精神文化现象。托尔斯泰娅在此用后现代式的悲剧解构了普希金树立的价值观。但是“托尔斯泰娅将混沌(хаос)理解为重生”[22],将解构的人文精神进行再建。虽然托尔斯泰娅对混沌的理解有现代主义者的特点,但这也说明了俄罗斯20至21世纪之交的作家正试图在原有文化废墟之上建立一个新文化认知的努力。

可以看出四部小说主人公经历的爱情串联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爱情发展进程,从奥涅金精神之爱的萌芽,到热尔特科夫柏拉图式精神之爱的鼎盛,再到费德拉爱意的消亡,最后到妮娜失去爱情后又重新燃起爱情的希望,这一形成、发展、鼎盛、消亡、再次形成的过程就是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的过程,而这也是整个俄罗斯民族爱情发展的缩影。通过对爱情叙事的梳理,从文化层面可以认知爱情叙事背后一个民族人文内涵的变化。

四个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体现出各个微观历史时期现实情节“变化”与神话原型“稳定”构成的矛盾原型,同时从宏观历史的角度又体现出不同时代人文内涵“变化”与弗莱循环观“恒定”构成的矛盾原型。

俄罗斯民族传统上被认为是变化的、难定型的神秘民族,从神话学视角可以看到变化背后深层不变的内涵,有助于把握民族本质。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开创的现实情节“变量”与神话形象原型“常量”的爱情矛盾原型被19至20世纪俄罗斯作家继承,并构成神话演进完整周期。只不过还不能确定的是诺斯洛普·弗莱所说的永恒不变的周而复始,还是黑格尔认为的螺旋式上升,现初步判断为螺旋式上升。这一判断如学者所言:“通过对后现代主义的超越,人们走向了新的启蒙——它意味着对人权、良心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它使人理智、自由、负责任。”[21]而这一趋势也与帕宁在《俄罗斯文学讲稿》中说的观点一致:“灵魂总是奋发向上、向前的,不管这种奋激勃发能否被称为人类种族的进步,但对理想的探索,或者说是与上帝的结合并无差异。”[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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