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大神”群体生命形态的审视批判

黄勤锦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工作回报期望是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薪酬、组织规模、岗位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期望，也有权利视角的社会保障期望。我国当代劳动关系以非公雇佣模式为主、劳务派遣制度蓬勃，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从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的阶段，深圳龙华新区的三和人力资源市场存在着一批薪酬日结、放弃工作回报期望、自甘于睡大街的青年劳动群体，并逐渐符号化。2020 年4 月因盗窃案出狱的周某当年一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打工的”［1］，在网络世界掀起波澜，除去资本推动，青年群体对此的嬉笑怒骂，乍看魔幻，但细品充满辛酸。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①。本文将审视“三和大神”群体生命形态的表征和作为社会现象出现的缘由，以便揭示出该群体要新生何以可能。

关于“三和大神”的研究，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和博硕论文范围内用主题、题名、关键词搜索后仅有1 篇（2018）。2020 年8 月，田丰、林凯玄共著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出版，书中把“三和青年”定位为“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2］。对该群体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工作投入与回报的跨期决策主体是个人，与20 世纪80-90 年代第一代农民工的“进城梦”“淘金梦”“衣锦还乡梦”等工作期望相比，是什么导致了少部分出生于20 世纪80-90 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物质和精神生活双重贫瘠？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社会责任缺失与生命能量的消解？

斯科特认为，弱者为生存而进行抵抗有底层政治特点［3］。作为城乡分割的弱者，在强大的经济占有、社会技术治理支配情境中，“三和大神”的“弱者的武器”和“隐藏的文本”资源，演化成以日常生活自毁为表象，低姿态对抗无法抗拒的在资本世界里的不平等——表象上是对存身之“物”或“物欲”的减持甚至抛弃，实质是一个无家可归或贫穷的人全面失去生活的动力。他们将自身劳动力仅作为待售的“商品”，一方面随着市场劳动力价格不断攀升而“惜售”，但因为没有探索、创造、发现、改变和改善深层的冲动，日常劳动一定陷入简单之重复中，大神们手中的“劳动力商品”的高替代特性不可扭转；
另一方面大神们认为自身洞悉了生活的秘密：通过常规路径无论求学还是工作，获取阶层晋升机会稀少，在及时行乐的生存法则大旗下自我极度退隐与极度张扬相伴而生：丧我或唯我，与此同时生命控制力面临收缩甚至消散的危机。

（一）丧我表象:自我极度退隐

孔子的“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的存身之道（《庄子·人间世》），“存诸人”必以“存诸己”为前提，“存”，除了“存活”“存身”之义外，亦指“思存”“操存”。庄子借孔子之口指出人除了作为物质存在的“身存”外，还有精神甚至操守等更丰富状态，只有步步提升才有全新可能。杨朱的“为我-贵己-重生”，以“轻物”为要旨，所轻之“物”，即“寿”“名”“位”“货”等“四事”（《列子·杨朱》）。庄子的“保身-全生-尽年”理念（《庄子·养生主》），引入了天地精神和宇宙意识的“齐物”，便有了与穷达、贫富无关的自觉、自立、自适的生命意识，“我”不再具有理所当然的伦理正当性，“丧我”（扬弃小我、假我）成为必然［4］。“三和大神”对社会责任的放弃、生活的退缩、自我主张的任性，不仅体现在对生存基本需要（食物、住房、衣物等）的减持甚至抛弃等的“轻物”上，更是因为继承安稳惰性的小农意识，导致不可能“齐物”。“三和大神”不是为了扬弃小我、假我而“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而是因为对工作的厌弃而必然要接受的骨牌效应。他们厌恶工作的原因集中指向“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群体潜意识中有对城市逻辑、工业逻辑的警惕、戒备乃至抗争，面对血汗工厂、职业中介克扣、商品化城市空间等“三和大神”用带自毁和屈服性质的“混吃等死”等极度退隐的方式应对，而不是在困境中用“齐物”的存在视野去超越身存的贫富。作为背井离乡、个体禀赋（教育程度、资格证书、培训状况）弱势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与发达国家青年“富而后懒”或城市青年“因娇而懒”不同，该群体自甘“下游”（Lower-Middle）［5］的现实空间更狭小，但“三和大神”为生活必需品斗争的意愿虚弱，为此极度压缩生活需要，日常生活方式具有非常强的弹性：有钱就住便宜的旅馆单间，钱少就租床位，没钱睡大街。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大城市市场化丰富的供给分不开，绝不是他们对物或物欲的脱敏。

（二）唯我表象：自我极度张扬

当先赋身份条件重新占据重要位置，向上流动的路径有限时，自我极度张扬——靠网红炒作或其他冒险等走捷径成为部分青年的热衷，当然通过捷径成功的毕竟是少数，网络世界获得阶层向上流动的虚幻带入感要比现实奋力拼搏来得容易，“三和大神”无法忍受长时间固定工作，游戏厅度过一个个通宵依旧流连忘返，身体退隐后，青春是屏幕里一个个漂移的空间，一段段场景的切换，网络里有“第二人生”［6］。

“发明和创新”为特色的高端制造引发劳动力需求结构性变化。“三和大神”率先逃离工作，表象上是奋力摆脱“合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约束，抵抗成为工厂流水线上的零件，实质是生命满足的单一指向性。“三和大神”对于生命的满足，首先没有时间上的延迟所需的节制，由于该群体对未来时间没有足够洞察能力和动力，“早早过完一生”是他们的潜意识。现代理性人对未知恐惧的极端设定——承认自己对周边环境的无能为力，三和青年坦言“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人生信条，对于不确定的未来他们从不预设，因为生命能量只够维持当下的存活。没有了农业技艺的担保，没有了对“落叶归根”的执着，生活基本需求的“一再退让”，他们的青春之歌早早又草草地收场。其次亦没有空间上的多样所需的能量，“三和大神”没有独立而完整的精神世界，生活轨迹极为单一重复，游戏厅-小卖部-大排档等是他们满足生命需求的不二空间。最后更没有对象上的多元所需的道义感。庄子的“轻物重生”是为了“真我”，而不是“唯我”。“三和大神”在“我”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权衡的指认上，倾向于“我”的利益有着天然优越性，他们不仅放弃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甚至孝道和家庭都统统抛弃。

（三）两个面向的内在构成：逃离与挽回

三和大神“丧我”与“唯我”并存的精神面向，表象上是自我在两个极端游走，内在构成却是矛盾的统一体——逃离与挽回，逃离约束为了挽回自主权，挽回的路径是逃离。

1.极力逃离“工作”对人的规制

“存在”非既成，对“我”来讲，或成为自己，或是失去自己，前者即本真存在。面对漂浮不定和涨落无序的日常生活，“丧我”的本质是逃离社会角色的规定与制约。马克思认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即劳动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意义。“三和大神”沦陷于两个结合体的困境，即仅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具有不可控制的消费冲动的消费者，工作成为极端经济理性的衍生物。当劳动不是以人为目的的自由活动，人的类本质被引离、将其挤压入一种非本真存在，导致了“异化”。海德格尔关于劳动实践的“沉沦”“扭曲”［8］89的分析充满了对工业社会现代人的生存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生命控制权消散以及生存本身的平均化、贫乏化和平庸化的批判。在工作投入与回报的跨期决策上，放弃工作回报期望甚至最大限度拒绝工作，以及对基本生活需要的抛弃得到的仅是躯壳的自由，个人自由意志消散在公众或“常人”［8］140中——消散在资本和技术世界的物或物像中。改革开放40 余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贡献。但必须看到，资本在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新社会需求的同时贩卖解决方案，强调遵循市场逻辑的“效能”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向大众灌输一整套的特定话语和思维。［9］“三和大神”群体对工作的逃离实际上仍旧被过度扩张的资本、延展的技术所制造的锁链囚禁。“三和大神”拥有的自由看似高饱和度，但更多是个人主义极端狭隘化后的角色逃离。

2.尝试挽回对生命的控制力

从空间上看，“三和大神”求学、打工，大多经过从村庄-乡镇-小城市-大城市呈波纹型向外扩展的生命历程。“三和大神”通过自己、同伴甚至亲代城乡辗转的此具体与彼具体，即组成过去的事件集群，宣称自己洞察了关于金钱、出身、阶层跨越的真相，为此求学阶段个体普遍自发用逃学旷课等拒绝学校时间表的简单方式抗拒学校制度及教师权威，最终在长期分流和选拔性质的学业竞争性流动中落败；
进入社会后把劳动力仅看作是人力资本市场的“商品”出售以换取最低生活需要，企图最大化地拒绝成为工业化下的零部件。“三和大神”的抗争采取个体自助形式，用自暴自弃的极端方式对抗具体制度权威，包括学校制度、工作制度和生活制度等，除去惊世骇俗的表象外，内核是尝试挽回对生命的控制力——希望人生不被操纵，希望跳出父辈乃至朋辈的周期律，但最终依旧被无序扩张的资本和过度延展的技术吞噬，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和更丰富的生命可能性。

随着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固化倾向、经济理性的无限延展，技术的快速发展，辗转到大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工作选择、生活形态等主体建构看似个性化、自主化，实质上是多重处境合力作用下的必然。

（一）流动机会被挤压的社会结构处境

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指出，“社会再生产和矛盾不应该被刻画为抽象的实体，它们是动态地嵌在真实人物的真实生活中，不仅仅是僵化的、具有某种‘更深层’结构的‘对应’或者‘反映’［10］。项飙［11］认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意味着重新界定边界，城乡分割-攫取逻辑升级，分割-攫取是结构性的，同时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前提，正规化和上规模的经济运作，使得分割越是精细和抽象，流动人口的社会性有收缩甚至消失的趋势。10 年间部分流动青年的社会性格从住地下室、积累机会，向往“白富美”到部分自甘薪酬日结、丢弃固定劳动关系，睡大街吃泡面、放弃人生积累的转变。城市化与市场化促进社会正规化，体制有更大的控制力，个体的生存看似自主，但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内容，如居住活动不仅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微小实践，更是体制身份、社会地位和资源来源的外显，单位大院、商品房、保障房、租用房、农村住房，住房格局反映国家通过政策组合进行的利益布局、建构以及重构。源于计划经济时代，群体间因与福利供给主体接近程度不同导致的社会权利和福利待遇差异没有根本改变，虽然2003-2011 年相继出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福利历史缺位，但延续着人群分等、制度分设的特征；
随着城市化进程，大城市的土地价值不断溢出，与偏远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设施和人均福利补贴的差距越来越大；
大量的人才、资源、资本向大城市聚合，城乡分割-攫取更严重了，农村青年向上流动的机会被挤压。

汪建华等人［12］指出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乡才是社会人”的拆分型的劳动再生产模式。“三和大神”享有将劳动力这种经济资源运用于消费、生产、交换的自由，但子女义务教育、医疗、养老福利等社会属性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市场机制发育不全，个体社会资源占有的先天不足、不具备与大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同步发展相契合的职业技能等原因，“三和大神”只能出卖简单体力。

（二）人被资本奴役的商品经济处境

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存在方式进行批判描述的，马克思是第一人，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是资本、商品、货币等物化的经济生产关系，并进行经济拜物教批判［13］。德波认为，“物”已脱离生产领域作为商业性影像投射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世界是伪欲望为引导的总体视觉图景，人再次虚化，陷入景观拜物教泥潭［14］。鲍德里亚指认当物以符号序列方式出现时，拟像统治社会，存在的只是“内爆”了的超现实［15］。

资本按照市场经济逻辑传递出如“功利”“利润”“效率”的重商主义价值观［16］，资本逻辑以其糖衣在世上肆意横行，不断破坏生命激情，它造出一大堆物、物化甚至物像来转移、败坏和替换生命的激情，资本所到之处，裹挟着大量无知者和无力者。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炫”财富、地位、美貌、技艺等，本质上是无处不在的资本的“带货”行为。网络社会的浮夸风让部分青年对自己真实生活处境出现了误判，处处感到屈辱和挫折，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观念滋长，甚至早早就宣称洞察了人生的谜底，无论是身存、思存还是操存，生命的索然无味四处弥漫。资本以无孔不入、精心设计的消费主义（庞大的商品堆积）作为形态，大神们仍旧分毫不差地“沉沦”于资本统治下个体生命的“物之奴役状态”——被资本算计、攫取，屈服于资本强加在身上的欲望，生命控制权从自身脱落，导致“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17］，而不是富有生命的，彼此关联并独立存在的诗意栖居。“三和大神”不过是生产空间发生变化，从组织化的工厂流水线分散到互联网公司网络游戏间、直播平台、电子金融借贷网上从事聚合生产。“三和大神”依旧是资本生产的一个碎片、一个只需要某一器官的木偶,聚合式生产依旧深深打上了物的烙印。比如游戏工业资本用“荣耀想象”召唤现实中走投无路的青年人，在游戏的“生产线”上达成共谋——商家在利益的驱使下为连身存都无暇顾及的“三和大神”定制网络人生的热情永不消退。

（三）人的鲜活要素被编码的技术处境

个体活动在不同领域间切换展开，不同领域有着不可相互替代的作用。随着技术的延伸纯粹的私人领域越来越被前后台的模糊而压缩，而以身体参与为特性、物理空间为载体的“附近”领域被技术编织下虚拟悬浮的“超越”领域日益占领。随着浸淫“超越”领域里游戏或集体狂欢情绪的时间越来越多，对诸如临近街区商铺、他者等具体而微的“附近”领域的兴趣越来越消减，人与人之间伦常的关于理解、同情等普通情感越来越稀释，原子化导致在社会运作中个体沦为纯粹旁观者，个体高度信任复杂技术构建下的系统，比如电子支付或物流快递，却无法也无所谓“介入”真实细微的“附近”关系，不愿意投入真实的生活，不愿建立真实的关系，无论是“自我”还是“他者”在某些程度上都被技术主宰。消费市场致力于推动交易的无障碍发展，“附近”领域被电子支付平台、移动终端等技术手段吞噬、折叠，过去由身体直接感知的物理空间上的真实细微关系被数据、符号替代或转换，关于人、环境的鲜活要素被编码成数据、符号甚至公式，背后是资本与技术的力量，是多种利益的重新组合。自我的发现、自我的筹划、赋予自我意义都要在向外的交付与联结中才能实现，“计利当计天下利”，附近领域的消灭，没有了普遍的参照系，生命不再凝视日常的一饭一蔬，一朝一暮，这使得部分青年思考现实，反顾自身异常困难——生命悬浮，最终成为资本与技术的附庸、玩偶，部分流动青年最初满怀希望来到大城市到无所适从最后自暴自弃，令人惋惜。

工作原是人生清单上的固定内容，“三和大神”放弃的不仅是工作愿望，更是“附近”领域的人伦，无论是地缘、工作缘，还是社缘，都呈现出边缘化危机，个体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封闭。“三和青年”留守在大城市，显然与他们父辈“挣学费、盖大屋、讨媳妇”生命轨迹不同，他们几乎断绝与外界联系甚至长期不和父母联系，害怕被老乡同学认出，退缩回最原始的生物关系中。个体生活失控的另一个结果是“大神”返乡，代际剥削开始。

（四）反“循规”的文化处境

文化告诉我们应向往什么和我们应如何表现。“三和大神”大多初高中辍学，离开家乡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文化维度上与农村、原生家庭有断裂感和被撕扯感。文化样式因互联网技术普及、消费全球化、城市化推进，故乡与他乡的界限日益模糊。来大城市寻找出路的广大县域和农村子弟，有奋力通过高考从院校毕业从事营销、企业管理等工作的高学业成就者，有匆忙完成或未完成义务教育就在工厂当流水线上的工人，有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快递小哥，“三和大神”是另外一种生活形态。接受教育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最基本形式，“三和大神”在社会空间的持续互动中形成反“循规”的亚文化，这种独特文化决定了他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选择”，文化又在社会性要素持续进化中被不断再生产。求学时致力于抵抗学校关于“在学业选拔分流中获胜”的公共期许；
工作时薪酬日结以挣脱稳定劳动关系；
生活中的非法网贷、赌博、性交易，网吧彻夜打游戏、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条件的不遵循，都是对“按节奏本分生存”公共期许的抗争。“三和大神”的生活经历都指向同一中心：害怕成为巨大系统中的一部分，不断地个体化抵抗生活安排，在以最凸显、最明确的方式去反“循规”同时，尝试追寻主体性自我，亦加速自身社会身份的再生产。

“三和大神”的生活决策呈现了人身自由、就业自由，但仍免不了个人的决定被剥夺的命运。总会存在部分主体（网络公司、劳动市场黑中介、工厂主、网吧店主、旅店业主等）支配、控制、剥夺他人对生命形态的完整控制权，乃至把他人的生命体当作在生产中物或备用物的状况。面对社会关系生产中沦为“失败者”的“三和大神”，其形成逻辑是经济理性的极度扩张。

“三和大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②的历史主体之一部分的身份，新生之路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具象景观。

（一）贵己：人全面自由的前提

慌张是青年时期的特质，生活不易，喘息是可以理解的。牵制我们的人性和社会现状是人存在的背景，甚至就是人存在的一部分。躲避现世，追求零风险却仍自拘于物化甚至物像等资本支配下商品经济规则的“三和大神”，小我和假我占统治地位，本真被遗忘，生存变得僵化：流连网吧、滞留街角、降至最低限度的生存活动。

除了“功名”这种人为之物，“物”在庄子那里还指自然之物也即“万物”，庄子的“为我”哲学中透悟到了生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物-我”间对立，而在于如何理解“我-物-我”的回环结构并开解之［4］。青年的存在本应是可能性、多样性的统一，劳动是人在具有本原维度上的具体存在，“附近”领域是人真实关系的载体。“贵己”必须对资本和技术无限扩张而形成“物”的疯魔进行降温，将人而不是物（或物化甚至物像）作为实践目的；
重返包括身体在内的对自我的尊严与独一无二意义的重视是人全面自由的前提，自由有超越效率、利益的意义，发展是自由的扩展；
重返对人真实鲜活要素的好奇和诚实，“贵己”需要青年将困境一点一点辨析清楚；
重返具体生活，将对策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才会一点一点舒展，而不是决绝地粗暴地与工作、与现实生活切割；
“贵己”需要青年“去蔽”“敞开”原先虚浮幽闭的世界，从游离的虚弱的存在主体到生命澄明的承担者。

劳动构成人的类本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起点，也是构建整个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劳动本身是也应是生命展现价值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本质活动。勤勉、精益求精的劳作，不仅是物质需求填补的手段，更是价值观得以实现，安全需要得到满足，甚至更多生命可能达到自我的辩证。《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至此，“解放”不再仅仅是思想活动，更是一种历史活动。只有让流动青年拥有对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更多的获得感，在平凡工作中感受体面和尊重，拥有了真实的具体性，青年才能活跃地谋划自身，“过珍视的生活，去拓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的选择能力，也即实质自由”［19］。

（二）共在：永续社会的关键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本质上是“共在”［8］140。“三和大神”周围的一切都让人痛苦和焦虑：物质生活质量奇差、甚至无家可归，社会支持匮乏、甚至被社会排斥，做出一个“糟糕的决定”——沉迷网吧、流连彩票店、出卖身份证、借高利贷等都是意料之中。当生命匍匐于资本与技术之下，个体的自觉、自立、自适就被遗忘，就会发生如费尔巴哈所言的，“符号比符号所示的事物更重要，复制物比原作更重要，再现比现实更重要，现象比本质更重要”［20］。在流动时代、智能时代、新服务业时代、共享经济时代，青年职业发展呈现出动荡、变迁、升级、拓展等新趋势［21］。“三和青年”愿意融入大城市，却厌恶工厂的异化劳动，物质匮乏根源于权利特别脆弱，对挫折毫无防卫能力，以致成为“魔鬼袭击落在最后的人”……致力于缩小城乡分割-攫取逻辑升级的“乡村振兴”战略，当城乡融合回归关系本原，共在才会是城与乡的人们自主、自觉、自愿、自由的联合，共同体才成为可能。

传统工业时代时间被工作所分割，人的行为活动受到时间的严格的组织、规范和控制，劳动出现异化但工人运动也正是在劳动实践中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宣言。现代社会，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时间更碎片化、对时间的感受更加即时性，时间感不仅消灭空间距离感，还消灭具体生命的人伦感和意义感；
人与人关系更为松散，生产、消费、交往都可在身体退隐状态下进行，关系似乎可有可无，没有对真实、常规关系的关照，自我生命难有自全自得和自洽。工作不是生命的全部，但工作能在社会互动中介入世界、转换世界与实现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
一切创造，无论是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也都值得尊重和鼓励”［22］。

青年人从农村漂泊到大城市，仿佛是浮萍，遭遇着袁枚在《苔》中所表述的“白日不到处”的境遇，如果仅凭着个体坚强与活力去冲破处境的重重窒碍，最后发出“青春恰自来”光彩的，是少数。只有限制资本无序扩张，让消费主义、技术主义“高烧”降温，微小公司、青年打工者、广大农民享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策红利，有宽松友善的社会环境，才能使得各种风险吞噬掉青年勇气、活力和创造力的可能性降低，“开放的未来”才能到来。

注释：

①详见习近平总书记2021 年8 月17 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②详见习近平总书记2017 年10 月25 日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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