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特权对大学生作弊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时间：2023-04-10 10:3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黄 凤，张莎莎,2，何青青,3
(1.合肥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2.益阳市大通湖区第一中学，湖南 益阳 413000；
3.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弊行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严重。2015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对2000人的调查显示，60.4%的人报告自己或周围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作弊行为[1]。美国学术诚信研究中心的数据也显示，在来自美国31所大学超过6000名学生参加的调查中，超过70%的学生报告曾经作弊，将近25%的学生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作过弊，并且学生对作弊越来越认同和接受[2]。作弊与社会倡导的诚信背道而驰，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因此，有必要探究大学生作弊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减少大学生作弊行为的发生，促进考试公平，实现诚信考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同伴作弊是学生考试作弊最重要的预测因素[3-5]。研究者发现，同伴作弊会让个体产生严重的不平衡感，即为什么别人可以作弊，我不能作弊？[6]甚至会产生诸如“如果我不作弊，我就吃亏了”这一心理[7]。他们将这一过程称为社会损失。社会损失是指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劣势感，它对个体的作弊行为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同伴作弊会对个体的作弊行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然而，即使同伴作弊对个体的作弊行为影响非常大，也并不是每一个看到同伴作弊的个体都会做出作弊行为。这说明存在个体差异。心理特权是个体差异的主要表现之一，它是指个体感知到有权利获得优待以及被豁免社会责任[8]。以往研究表明，较高的心理特权与更多的攻击和欺骗行为有关[9]。作弊是一种典型的欺骗行为，心理特权是否会导致作弊行为呢？心理特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个体认为自己更重要，在任何时候都期待自己比别人表现得更好[10]，这使得心理特权感高的个体在面临考试时更加期望有好成绩，而当这种期待超出个体本身的能力时，他们更有可能通过作弊取得更高的成绩。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心理特权能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作弊行为。
此外，心理特权感高的个体更容易体验到不公平感[11]，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同伴作弊时更容易体会到不平衡感和更高的社会损失感，因而更有可能受同伴作弊的影响做出作弊行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心理特权感越高，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损失感越高，社会损失在心理特权与作弊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以往研究一致发现作弊行为受个体性别的影响，而关于心理特权的研究也发现，男性的心理特权感显著高于女性[12]。此外，性别还能显著预测个体的社会损失感[5]。这提示我们，性别可能调节作弊的产生机制。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3：性别在心理特权、社会损失与作弊行为的关系间起调节作用。研究假设模型见图1。
图1 心理特权影响作弊行为的假设模型图
2.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取样法，对湖南省、安徽省、广东省等3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发放在线问卷，共计631人参与了在线问卷调查。剔除未通过测试项、一致作答和作答时间过短或过长(反应时在平均时间3个标准差外)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473份，有效率为74.96%。其中，男生181人，女生292人，平均年龄21.71岁(SD=1.94)。
2.2 研究工具
2.2.1 心理特权量表
采用Campbell等编制的心理特权量表[13]，共9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心理特权感越强烈。以往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2 社会损失量表
采用舒首立等编制的社会损失量表[14]中的两个项目测量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损失水平，5点计分，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损失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 作弊行为量表
采用舒首立等使用的作弊态度和作弊意向量表[14-15]评估个体的作弊行为，共7个项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3和0.94。
2.3 统计工具
采用SPSS22.0和Hayes编制的SPSS宏程序(http://www.afhayes.com)[16]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两种方法以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一方面，在程序上通过匿名调查、设置反向计分题等方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
另一方面，在统计上采取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3个，其中第一个因素的解释的累计变异为38.48%，小于临界值40%，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心理特权、社会损失和作弊行为两两之间呈显著正相关，性别与心理特权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详见表1)。
表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3.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采用Hayes编制[17]的SPSS宏程序，具体应用模型59，对心理特权对作弊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以及社会损失和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及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心理特权、社会损失和作弊行为数据均经过中心化处理。性别设置为虚拟变量，男性编码为0，女性编码为1，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结果显示，在方程1中，心理特权(β=0.47，p<0.001)和年龄(β=0.06，p<0.05)均显著正向预测社会损失，心理特权和性别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社会损失(β=-0.24，p<0.01)；
在方程2中，心理特权(β=0.32，p<0.05)和社会损失(β=0.92，p<0.001)均显著正向预测作弊行为，年龄显著正向预测作弊行为(β=0.20，p<0.001)，性别(β=-0.07，p=0.66)、心理特权和性别的交互项(β=0.01，p=0.09)、社会损失和性别的交互项(β=0.11，p=0.75)均不能显著预测作弊行为(见表2)。这说明性别调节“心理特权→社会损失→作弊行为”这一中介过程的前半路径，不调节后半路径和直接路径，即心理特权与社会损失的关系(前半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社会损失与作弊行为的关系(后半路径)及心理特权与作弊行为直接的关系(直接路径)不受性别的影响。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对心理特权与社会损失之间关系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对于女生，心理特权对社会损失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simple=0.23，t=3.98，p<0.001)；
对于男生，心理特权对社会损失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βsimple=0.46，t=6.70，p<0.001)。
综上所述，社会损失在心理特权与作弊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而且这一中介效应的前半段受到性别的调节。对于女生来说，心理特权对社会损失的预测效应index=0.23，SE=0.05，95%的置信区间为[0.12，0.34]；
对于男生，该预测效应相对更大index=0.46，SE=0.07，95%的置信区间为[0.33，0.61]。最终得到有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见图2)。
图2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本研究发现，心理特权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作弊行为，验证了研究假设1。这与以往心理特权影响个体欺骗行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8]。作弊是一种典型的欺骗行为，相比较于其他欺骗行为，大学生群体中作弊更为常见[18]。作弊不仅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好的成绩，还可以满足作弊者自恋的需要。而心理特权这一非理性信念，会使个体变得更加自恋，还会导致较低的社会责任感[10]，这些都与非适应性的结果密切相关，容易激发个体的消极行为。已有研究表明，高心理特权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不道德行为[8,9]。而本研究发现，高心理特权还与更多的作弊行为相关。这说明，心理特权是个体不良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次，研究结果发现，在心理特权对大学生作弊行为的影响机制中，社会损失起着部分中介作用，支持本研究的假设2。前人研究显示，社会损失是他人作弊影响个体作弊的重要原因。他人作弊情境下，个体体验到的“吃亏”的感觉，是个体最终做出作弊行为的重要诱因[7]。高心理特权者的特点之一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重要，任何时候自己应该受到更多的优待，获得更多的资源[10]，当他人通过作弊获取不当权益时，高心理特权的个体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不满意感会更强烈，从而表现出更多的作弊行为。
最后，本研究结果发现，性别仅对中介路径的前半段起到调节作用，相比较于女性，随着心理特权感水平的提高，男性产生的社会损失感更高，部分支持假设3。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男性的性别角色有关，已有研究发现，男性的性别角色以关注公平公正为导向[19]，所以，面对同伴作弊时，男性更有可能体验到社会损失感，而这一点在心理特权感高的男性身上更为明显。
整体而言，本研究探讨了心理特权对个体作弊行为的影响，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探讨了心理特权对作弊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在理论方面，有助于理解心理特权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作弊行为的，以及对哪些人影响更强。实践方面，该研究结果为大学生作弊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首先，心理特权与个体生活经历关系密切，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心理特质。本研究结果提醒心理健康工作者、教育者可以通过增强平等观念教育、减少自我同情、改变认知方式等多种途径降低大学生的心理特权水平，由此预防作弊行为。其次，社会损失感是可以调节、控制的主观感受，可以从加强作弊危害的宣传教育、提高道德认同等角度，缓解大学生的社会损失感，从而干预其作弊行为。最后，在预防和干预过程中，注意性别差异，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的作弊行为。
但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中探讨的作弊行为并不是通过直接测量获得的，实际考察的是个体的作弊态度和将来作弊意向，并不代表个体真的会做出作弊行为，未来研究可以直接对作弊行为进行研究；
第二，本研究仅探讨了心理特权、性别等个体因素对作弊行为的影响，而前人的研究显示，考试难度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个体的作弊行为[20]，因此，未来研究可以将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是如何作用，共同影响个体的作弊行为的。第三，随着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个体的作弊手段、作弊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也使得作弊行为的界定更加宽泛，本研究中并没有对作弊方式进行区分，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传统作弊行为和移动互联网影响下的新型作弊行为，探讨网络是如何影响个体的作弊行为的。
本研究发现：(1)心理特权对作弊行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社会损失在心理特权与作弊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心理特权通过社会损失影响作弊行为的前半路径受到性别的调节，具体来说，相比较于女性，该中介效应对男性的作用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