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析*

李易轩， 马玉欢

(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乌鲁木齐 830046)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推动大变局的主要变量是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努力奋进导致世界格局由西方主导向东西方平衡变化的战略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站在历史的交汇处，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之问，习近平主席从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把各国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回顾历史，百年前的中华民族也曾面临世纪之问，其应对的结果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前提，其探索过程蕴含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导致国内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至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幻想通过政治革命扭转中国愈发糟糕的状况，转而寄希望于文化革命以及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来彻底扭转中国的颓势。正是在对这种变革的探索中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一) 胡适的问题导向

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提到“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1]并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1]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胡适的问题导向更多地指向一点一滴的改良，目的是用渐进的改良主义取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自由主义本身也是一种主义，由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抗拒进而扩散到对“主义”的排斥，使其走上了无主义的主义道路。而由于无主义的主义道路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导致其进退维谷，始终游离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边缘。而在实践上，这些问题导向的自由主义者与无主义的主义者却鲜于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更没有直接深入中国社会了解分析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困难。

(二)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应对胡适对“主义”问题的诘难，李大钊针对性地提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2]，并指出对主义或者说理想的宣传与对实际问题、具体问题的研究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性问题想要得到根本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要想组织大多数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就需要有一个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共同理想和主义，如果不宣传主义、不行动起来，就没有多数人参与，形不成有效的组织，那么无论对问题研究得多么深刻，都达不到有效解决的目的。只有人们把某种理想、主义作为衡量自身生活幸福与否的尺度，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问题并使其有效解决得以可能。

(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反思

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本身都是为了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而胡适对主义的抗拒更根本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排斥，试图用一种不预设特定立场而只谈具体问题的方式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本质上是不现实的。列宁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人对社会事件作出一定判断时，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而是有阶级立场的。”[3]160因此胡适所推崇的问题导向，避免谈及主义，本质上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社会改良。

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4]58。而胡适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也在客观上督促了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注重与我国国情的结合，以及对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等具体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

于我们当前的现实世界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和全球性问题，我们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创造性地提出了将人类整体作为价值主体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种对人类世界的客观描述，是一种实然的存在；
另一方面，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长期性和曲折性的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就是在认识世界的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地自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因此认识问题与对过往实践的反思就显得尤为重要。

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变得越来越密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促使了其在全球话语权上的强势地位。他们利用其全球话语权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输出了各式各样的主义。而与西方主导的世界之治相对应的则是现实中的世界之乱，旧有的世界秩序已经难以为继，矛盾与冲突不断加深，世界的不确定性不断加深。

(一) 普世价值与颜色革命

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和人权”这三个词语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而问题在于其超阶级、超国家和超时空的性质，事实上，这世界没有绝对的、超越一切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民主和专制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民主适用于统治阶级和人民内部，而专制则适用于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民主和专制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的，只有在统治阶级和人民内部实现充分民主，才能使国家政权得到有效的支持和必要的政治力量，才能保证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实行专制。而只有对被统治阶级和敌对力量实行专制才能保证社会稳定，给民主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

自由的实现也需要必要的约束，没有约束的绝对自由必然破坏他人的自由，这是不能自洽的。而人权的实现则是要结合时代与物质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的来说，普世价值是在抽象的人性论的基础上衍生出的价值观念。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而泛欧美国家就是通过对普世价值的宣传和吹捧，进而向全世界输出颜色革命，煽动他国人民对本国政权实行和平演变，一旦和平演变成功，之后西方势力再介入扶植亲西方的傀儡政权从而榨取巨额经济利益。

“阿拉伯之春”向“阿拉伯之冬”的转变，正是与西方通过宣传普世价值输出颜色革命的世界之治所对应的现实世界之乱。2010年在突尼斯发生的自焚事件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一次颜色革命浪潮，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迅速传导到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巴林等国家，使其国内纷纷完成了对传统政权的更迭，实现了和平演变。而正在西方国家把此次颜色革命浪潮称为“阿拉伯之春”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阿拉伯之春”却渐渐转变为“阿拉伯之冬”。此次颜色革命浪潮导致阿拉伯世界百万余人的伤亡，基础设施万亿美元规模的损坏，有1500多万阿拉伯居民在经历颜色革命的过程中沦为了难民。

当颜色革命造成的难民涌入欧洲时，一向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欧洲国家则陷入了矛盾。德国一方面接受了部分难民，另一方面则通过法德主导的欧盟向土耳其援助数十亿欧元，以换取土耳其阻止难民流向欧洲的承诺，而英国的全民公投最终导致的脱欧也与大批难民涌入英国不无关系。除此之外，难民的涌入也推高了欧洲的犯罪率，抬高了其社会治安成本。因此西方之治不仅使当地的情况变得更糟还波及自身，加剧了世界动乱。

(二) 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

上世纪80年代，英美国家的领导人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纷纷对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致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世界各国也渐渐地把政府干预当作一种破坏市场公平和经济效率的糟糕政策。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总额不断升高、全球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不断深入。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化会带来竞争，有竞争就有效率的提高，随着效率的提高，人类财富也不断地增长，因此里根的市场化改革创造了里根经济奇迹，也促进了过去数十年全球财富的增长。但纯粹的市场化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哈佛大学的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赢家通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必然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随着马太效应的加剧，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即穷人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就会产生民粹主义，其中的典型就是代表美国白人蓝领工人利益的亿万富豪特朗普。温和的民粹就是选出反体制的政治强人，例如特朗普的全球“退群”、加关税、搞民族主义。而极端的民粹就会产生骚乱乃至内战，如“黑命贵运动”、“国会山事件”等等。

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促进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以推动全球福利的提升和人类财富的增长。而经济要素一般分为三个方面：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但经济三要素的流动水平是不均衡的，相对而言，资本的流动效率最高，技术次之，而劳动力的流动效率最低。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获益最大，劳动力相对获益最小，甚至部分地区会产生负收益。而经济全球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潮流，就更加剧了西方劳动报酬增长与资本收益增长的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

“资产阶级一方面提倡所谓的天赋人权，鼓吹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另一方面实际信奉的却是最粗鄙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3]78因此贫富分化叠加政治正确造成了美国内部严重的分裂，形成了“只站队”、“不站对”的社会局面。社会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对立加剧，冲突不断。而与此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不断增多，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各国打响的关税战以及种种逆全球化政策都代表了美国对自己构建的世界秩序的背叛，是西方国家对西方之治叛逆的典型代表，如果自己构建的世界秩序自己都难以遵守，那么谈何世界治理？！

(三) 当今世界问题更具有全球性

我国如期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在中华大地上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与我们的扶贫先扶志、脱贫不返贫才是真脱贫形成鲜明对比的西方，更多的是通过金钱政治上台，为了谋求连任以提高政府债务的方式推动社会福利的增加，而这种方式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政府信用不可能无限扩张，每一任西方金钱政治上台的领导人在位时都只顾眼前繁荣，导致在新旧政府交替中形成财政的庞氏骗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9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能“等靠要”，根本的是要通过共同奋斗来实现，西方单纯地推动社会福利的增加会导致社会产生“养懒汉”的情况，降低社会活力。

而在全球贫困问题的治理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经济援助往往会附带一些政治条件，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西式民主化和市场化改革，在根本上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身的“造血”能力，甚至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而援助的目的是培育开放的市场用于倾销发达国家昂贵的工业品。因此，西方无论是对国内贫困问题的治理还是对全球贫困问题的治理，其结果都使被援助方更加依赖援助方提供的援助，加重了被援助方对援助方的依附。

在环保问题上，西方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尤其重视，而环保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排放权意味着发展权。环保事业本身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来讲是必要的，有益的，我国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6]为世界环保事业贡献中国力量。已经工业化上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人均排放量高，而且历史累积排放量大，但是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八国集团拿出的配额制方案却是27个发达国家总计十一亿人口占世界排放的44%，全球剩余五十多亿人口占世界排放的56%。西方发达国家通过碳排放配额制一方面可以限制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可以出售排放权获取经济利益，并在根本上维护发达国家昂贵的工业品价格，此举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由此可见，在面临世界气候问题、贫困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时，不难发现，西方输出的各种主义所构建的治理体系尽可能地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却大多于世界之治无益。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大同章”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7]中国古代儒家就有人人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子夏讲“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而在数千年之后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其正式写入《党章》。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上的凝练和升华。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问题的关系

“命运”这个词本身就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一方面是宿命，意指人生的天命定数即某种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是时运，指人生的穷通变化，即一些主观的偶然的东西。命运将主观与客观、必然与偶然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而“问题”一词则是指需要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不是针对某种具体的亟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所提出的行动方法，而是建构从讨论到行动的桥梁。“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9]，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全球性挑战，有效推动全球共识转变为全球协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意义，也是一切世界问题解决的前提和基础。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主义的关系

主义是指有完整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在政治理论中，主义往往包含思想、运动、体制三种相互关联的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主义的关系更直接的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显然普遍联系的世界观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普遍联系的世界观在人类社会凝练和升华后所作出的判断。《共产党宣言》提到：“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4]6也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与共的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狭隘的政治理论意义上的主义，它不包含所谓的运动和某种确定的体制，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集中体现。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人对客观事物以及自身行为的总的认识和评价。价值观具有主观性，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

当前世界主流价值观仍然是以西方为主导的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等，其本质是西方资产阶级治理世界的政治思潮。在现实性上无论是“美日印澳四边机制”、“五眼联盟”，抑或是“七国集团”、“三方伙伴”以及荒谬的“世界民主峰会”等等，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小圈子”行为都无疑揭露了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虚伪性。而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10]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真正有益于世界之治的全球价值观。

当今世界矛盾和冲突不断，本质上就是二元对立的排他主义、赢家通吃的零和原则、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泛滥，但危与机的关系是辩证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危中找机，化危为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历史上我们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在旧中国内外交困的背景下，以解决国家当时的现实问题，为国家谋出路为目的而产生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当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1]433为目的产生的。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实验报告，而历史毫无疑问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确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优秀文化相结合产生的中国智慧，其科学性、正确性毋庸置疑。

(一) 坚持科技创新，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环保问题、气候问题天然的就是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保护是全人类最基本最普惠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法取缔关停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并下大力气治理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排放权就意味着发展权，因此面对气候问题的全球性挑战，我们要坚持科技创新。在能源问题的上游，我们的光伏产业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能源问题的终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规模不断扩张，都是为应对气候问题的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因此，面对石油美元、排放配额制、颜色革命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行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体论上超越了国际冲突中西方之治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其是站在历史的角度以全人类的命运为中心，以全人类的福祉为目的治理智慧。

(二)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首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30日官方着手追查病例并发布紧急通知，紧接着31日武汉卫健委宣布发现疫情，2020年1月1日成立国家级疫情处置领导小组，2日世卫组织向全球通报病例，3日国家疾控中心完成首批病毒标本基因测序，并定期向世卫组织通报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原则，对武汉进行封城，全国各地纷纷组织医疗队驰援武汉，最终在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打赢了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

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本身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疫情攻坚战下的现实表现。而最终结果也显而易见，作为全球首先发现疫情的国家，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毫无准备，但最终我们做得最好、最及时，疫情控制得最彻底，可见我们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现实价值。

在我们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之后，便积极向国外出口、援助口罩、呼吸机、疫苗等医疗物资，因为我们深知世界是紧密联系的，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条件下没有任何人、任何国家能够明哲保身，只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的全球性挑战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

因此对比西方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囤积疫苗、断供疫苗原材料的排他主义思维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认识论上超越了西方之治强调对立而看不到统一的思维方式。表面上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常常是对立的、矛盾的，而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则实质上是辩证的、统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

(三)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2015年12月25日以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为目的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参与世界治理迈出重要一步。

而与西方之治不同的是，我们对外界的援助以及贷款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输出任何意识形态，完全秉持包容合作、互利共赢的态度进行。除此之外，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外国投资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且国外的很多项目我们左手给贷款、右手给技术帮他们开发建设，建设成果由双方共享。“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基础设施本身就能提高当地的“造血”能力，帮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逐渐发展经济和贸易，摆脱对外部援助的依赖，使国际关系由过去的依附性关系向合作共赢发展。

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原则要能够落实，首先就是要做到公平协商，公平协商是共建共享的前提和基础，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导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客观物质条件不对等的条件下，如何做到公平协商，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只有肤色语言之分、各民族文化只有姹紫嫣红之分，而绝无高低优劣之别，”[11]465坚持国际间贸易交往、文化交流的对等化、多元化、公平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经贸文化交流领域治理理念的生动阐释，是应对全球贸易争端、文化冲突的有效解决途径，是着力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抓手。

而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分化、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也越来越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在兼顾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着手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了我们奋斗的方向。而不论是国内已经取得胜利的脱贫攻坚战还是目前接续奋斗助力共同富裕，抑或是在国际贸易中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最终都导向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在方法论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新自由主义“赢家通吃”的零和原则。相对于冷战思维的“修昔底德陷阱”、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强调合作共赢的原则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最优途径。

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类对自身的组织力。人类对自身的组织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过程。而共同体本身就是对组织能力的客观描述，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共同体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断演进，由过去居于一隅的血缘地缘共同体转向当前普遍联系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将推动经济政治共同体的再次转向和质的飞跃，客观上也将为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发展和繁荣。在现实性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帮助促进了我国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善，并且成功应对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国国内实践的现实情况必将一步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优化全球治理创造新的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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