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罗修辞学特征及其教育理念初探——以《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为中心

袁 飘

西塞罗修辞学特征及其教育理念初探——以《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为中心

袁 飘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时期著名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著作内蕴丰富，但目前学界多围绕修辞学的基本问题开展研究，较少从跨领域视角来探讨修辞学的教育理念。沿此新径，以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为中心，在把握其个人教育经历和罗马文化融合观的基础上，考察西塞罗修辞学的主要特征与教育理念，不失为推动西塞罗修辞学跨领域研究的新尝试。

西塞罗；
文化融合观；
修辞学特征；
教育理念

西塞罗是罗马著名的演说家，被誉为罗马共和国“祖国之父”。他所创造的“西塞罗文体”成为历代演说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当前，有关西塞罗修辞学研究的论文约两百篇，多以修辞学家、学院派、希腊哲学、政治生活、道德法律和宗教思想为研究主题，少有论者在把握西塞罗修辞学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修辞学教育理念。因此，本文拟从修辞学和教育学双重视角切入，以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前55年）和《演说家》（前46年）为主要研究文本，在把握西塞罗个人教育经历和罗马文化融合观的基础上，考察西塞罗修辞学的主要特征和教育理念，以期丰富西塞罗修辞学研究的多维性。

（一）教育经历

《西塞罗传》的作者伊丽莎白·罗森指出，阿尔皮努姆人的背景是影响西塞罗思想与性格形成的首要因素[1]14。西塞罗生于阿尔皮努姆小镇的一个富裕骑士家庭。盘踞在小镇上的贵族大都鄙视工商业，他们渴望家族成员从政并成为罗马的执政官。因此，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小就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然，阿尔皮努姆人为实现政治目标所做的准备远不止于此。以西塞罗的同乡马略为例，他之所以能够进入首都参政是采取了当时“新人”惯用的策略：军队服役——寻求罗马强大家族庇护——与城市贵族女子联姻。通过这种方式，马略当选大法官，之后又在民众和骑士的支持下顺利出任执政官。马略的成功或多或少强化了阿尔皮努姆人世代追逐政治理想。在家族理想和自我追求的驱动下，西塞罗接受了系统而完整的罗马教育。

罗马共和时期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三级：初级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初级学校主要教授7-11岁儿童阅读、书写和算术[2]54。由于当时的教师大都来自释放奴，而罗马获释的教仆多半来自希腊，因此希腊语和希腊教学方法被引入罗马。幼年时期，西塞罗就已在学校展露出非凡的才华，成为校园名人。普鲁塔克认为西塞罗就好像柏拉图认定的标准那样——“一个爱好学问和追求真理的人，应该对于任何学问都不会忽略，不管哪种知识都感到兴趣，可是他对于诗表现出更大的喜爱。”[3]1541幼年时期的西塞罗就已创作出题名为“潘久斯·格劳库斯”（Pontius Glaucus）的诗篇，后来更是成为罗马优秀的诗人。

罗马的中等学校主要教授12-15岁学生语法、文学和普通学科[2]54，为西塞罗之后学习修辞学打下良好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共和时期的语法教学有两种，即拉丁文和希腊文。文学作品是语法教师加以解读和考证的教材。也就是说，西塞罗不仅学会用拉丁文讲述古代史诗和戏剧大师的著作，而且可以使用希腊文讲授古代戏剧和诗词。

15岁时，西塞罗进入罗马高等学校（即修辞学校）学习修辞学，教师几乎都是希腊人。“七艺”，即算术、天文、音乐、几何、语法、修辞和逻辑，仍是修辞学校的学习内容。勤奋好学的西塞罗在学习演讲术理论和实践的同时，还重视哲学教育、法学教育。他曾向伊壁鸠鲁学派的斐德罗、柏拉图学派的斐洛、斯多亚学派的狄奥多图学习哲学，并与元老院的穆修斯家族成员交好，向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罗马社会战争期间,西塞罗曾在军队短暂服役[3]1542。由于当时的政治界派系斗争严重，西塞罗选择隐居遁世、潜心研究学问，只与希腊学者交往。直到苏拉稳定政局，西塞罗才步入政坛，后来又因替罗斯修斯辩护成功而一举成名。但是，由于案件的结果与苏拉的意愿相悖，畏惧苏拉权势的西塞罗决定前往希腊旅行。

希腊之旅可以视为西塞罗的海外留学阶段。雅典是当时罗马贵族青年们心目中的求学圣地。来到此地后，好学不倦的西塞罗经常去听安蒂阿克斯的讲座，对其雄辩教学风格、典雅的用词钦羡不已。苏拉去世后，西塞罗准备再次从政。为提升自己的演说水平，他前往罗德岛，向修辞学教师摩洛学习演讲。在此期间，结识了流放律师鲁提留斯·鲁富斯。而哲学教育方面，他则继续受教于著名的哲学家波塞多纽。从上述教育经历来看，西塞罗所接受的修辞学教育基本沿用希腊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一直要到“西塞罗丰富了拉丁语并使罗马的修辞学臻于完善之后”[1]20，希腊式的修辞学教育才逐渐罗马化。

（二）文化融合观

正如伊丽莎白·罗森所言，西塞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改革拉丁语形式和风格，而且在于传播希腊文明，以此扩大了罗马人的政治视野，为罗马人的道德观念注入新营养[1]14。熟悉西塞罗修辞学著作的读者不难看出，其修辞学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承袭或混杂着希腊思想。西塞罗之所以会如此注重吸收和融合希腊文化，主要是源于罗马人的文化融合观。

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是西方古典文化中两座不可小觑的高峰，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就文化发展进程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希腊文化的发展总是快于拉丁文化，物质和精神方面处于拉丁文化不可企及的高度。在文化优势扩散原理的作用下，罗马建城前几百年，希腊的璀璨文明通过文化优势区的人口迁移等方式传入罗马。经过几个世纪的学习和发展，罗马人将拉丁文化提升到可与希腊文化媲美的水平。究其原因，与罗马人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能力密切相关[4]4-6。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贺拉斯曾记录罗马人甄别、继承和转化希腊文化的过程：被征服的希腊人所带来的“乡村的气息”长期存在于罗马，但前期他们并未加以重视，直到布匿战争之后的和平时代，罗马人才开始思考希腊作品中有益于本民族的东西，并尝试对希腊戏剧进行转化，进而展现罗马人的勇气智慧和悲剧灵感[5]。而罗马文化所具有的强大融合能力也在罗马帝国时期成功地促成地中海地区各民族文化的统一。可以说，西塞罗之所以能创作出集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于一体的修辞学著作，与罗马人的文化融合观以及文化稳定结构亟待确立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

修辞学一词“hrtorike”（希腊文）最早出现于柏拉图的修辞学著作《高尔吉亚篇》[4]16。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涵义甚广，“文辞的修饰，正确的语法，铿锵的音韵，崇高的风格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词源学、语法学、音韵学、论辩术、演讲术都是修辞学的分支”[4]15。西塞罗在《论演说家》和《演说家》中所讨论的理想演说家形象、演讲术训练以及散文风格等议题，自然也属于广义的修辞学范畴。作为希腊文化的传播者、罗马文化的革新者以及罗马政治的参与者，西塞罗修辞学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政治实践性；
二是，知识与语言表达的统一；
三是，修辞学与哲学的融合。

（一）政治实践性

古典时期，修辞学并非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它与希腊城邦政治、罗马共和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西方古典修辞学衰败的主要外因正是在于西方古典民主共和政治的解体[6]14。是以，西方古典修辞学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实践性，并在罗马共和制度的现实需求下臻至顶峰。在古希腊哲人眼中，演说家不被纳入国家领导岗位的考量范围，他们的作用仅限于法庭和公民小型集会，但西塞罗并不赞同这类将演说家关在“磨坊”里的观点[7]325。在西塞罗看来，演讲术是足以左右罗马共和制度与民众公共生活的学科，它与政治的关联十分紧密。

从西塞罗《论演说家》的对话背景来看，克拉苏、安东尼乌斯等人集会的起因是为了探讨同盟者战争爆发后罗马面临的危机和国家的一般性政治问题[7]319，导致演讲术讨论开始之前就已笼罩上浓厚的政治密云。可以说，这是西塞罗被罗马“三巨头”排挤出政坛之后，国家忧患意识的艺术再现。无论是文本中的克拉苏，还是现实中的西塞罗，他们都是在担忧民主共和危机的心境下讨论修辞学，使修辞学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的色彩，同时又隐约地暗示着修辞学潜在的政治实践力量。

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几乎所有渴望成名的青年都把掌握演讲技艺当作自己的义务”[7]316。西塞罗著作中的杰出演说家也大都是政治家，他们肩负着维护共和国制度的政治责任，并且认为政治实践是高尚和荣耀的行为。西塞罗曾言：“世界上没有比演讲更加神奇的力量了，凭着演讲可以掌握民众，赢得他们的善意，指引他们的行动方向。在一切自由的国度里，在所有享有和平与安宁的共同体中，这种技艺总是比其他技艺更加繁荣，成为技艺之王。”[7]320这项人类独具的天赋力量——雄辩（口才），可以使人愉悦、激发人的情感、维护公民的自由、权利和公正，还在人类文明化进程中发挥作用。在西塞罗眼中，“完善的演说家实施的聪明掌控主要不是为了自身的尊严，而是为了无数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安全”[7]320-321。因此，西塞罗呼吁广大青年学习演讲术，并使之成为自己的荣光和奉献祖国的力量之源。

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最杰出的人士在对演讲做了长期研究和争论以后一致认定的演讲术”[7]318是排除法庭公共辩论(1)的。在西塞罗看来，法庭辩论只是演说家的工作以及训练演说技能的方式。从西塞罗的修辞学文本来看，他主要讨论的是政治演说。演讲术范围的缩小显然是为了凸显演讲术的政治实践用途。

西塞罗修辞学的政治性是拉丁人的实践精神与政治追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的质疑，他坚信罗马民主共和体制下公民的权力是为国家服务，而这权力本身的德性内蕴终不会使修辞学沦为诡辩术和政治工具。

（二）知识与语言表达的统一

在西塞罗看来，说服是修辞学的本质目标，语言表达是说服实现的前提。他常用“雄辩”一词来强调语言运用在修辞学中的本质地位[6]10。拉丁语中的“雄辩”(eloquentia)源于单词“讲话”(eloquor),但并不是每个讲话者都能达到“雄辩”的水准。因此，罗马人把具备“雄辩”素质的完善演说家称为“雄辩家”，而不使用希腊语的“演说家”，以此来凸显讲话的最高能力[8]790。

西塞罗认为，演说家要“掌握所有重要的学问和这门技艺的知识”，才能“成为十全十美的演说家”[7]317。但事实上，在古典时期，西塞罗所称赞的雄辩家极为罕见。不过，为了督促演说家不断突破自身，从而培养出可与希腊雄辩家德谟斯提尼相媲美的罗马雄辩家，他给演说家制定了最高标准：第一，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演说风格应对广泛而困难的演说主题，同时合理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姿势、面部表情与嗓音的变化；
第二，需要掌握人类情感、历史和国家法律等知识；
第三，需要具备幽默、机敏、得体的绅士教养，以及镇定自若、言辞精炼、富有人格魅力、彬彬有礼的品质；
第四，要求具备支配重要思想和词语的记忆力[7]316-317。从这些标准中可以看出，西塞罗十分注重知识与语言表达的统一。他反对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乃至亚理士多德那样，过度强调修辞学对知识的需求而轻视语言表达的本质作用。因为，一味的重视知识会导致修辞学与哲学的边界模糊，最终使修辞学无法独立存在，反之，仅依靠修辞学语言技巧来取悦听众，只会使演讲到处充斥着杂乱无章和毫无意义的空话，最终沦为柏拉图嘲笑的卑微之徒和诡辩家。也就是说，一场美妙圆满的演讲，既需要演说家使用修辞学的语言表达技巧来准确地传达自己的认识，又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才能避免演讲变得空洞、幼稚。可以说，注重知识与语言表达的统一是西塞罗修辞学思想的一大创见。

需要言明的是，西塞罗虽然不赞同柏拉图等哲学家过度贬抑修辞学技艺，但却从未低估哲学等各类知识对修辞学的影响，而且他也极为注重修辞学与哲学的融合。

（三）修辞学与哲学的融合

古希腊时期，修辞学与哲学之争从未断绝。而在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修辞学的“和谐共融”。如果说修辞学是令西塞罗获得名望的学问，那么哲学就是他精神的栖息地，二者缺一不可、彼此交融。

西塞罗的修辞学著作曾多次谈及哲学与修辞学的关系。首先，他将哲学分为三个部门——处理自然的奥秘、辩证法的精巧以及人生和行为[7]332，其中第三个部门是演说家们在青年时期所学的内容，属于演说家涉足的领域。其次，他认为演说的首要作用是“激发人们内心的愤怒、仇恨、蔑视，或者使这些激情保持适度与温和”[7]327。因此，演说家必须深入了解哲学家发明的有关人的性格、习惯、行为等方面的知识，否则就无法用语言来说服公民大会、元老院和法庭听众。当然，这些理论知识的发明权是属于哲学家的，演说家只是知识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后者并不关注知识的生成，而是致力于思考如何在运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庄严、优雅、与一般思想和判断模式一致的文体”[7]327-328。最后，不论是讨论公认的演讲术主题，还是其他主题，演说家都需要从与事情相关的其他领域引入深奥的知识，如哲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其中，哲学知识是理想演说家教育的基本。虽然“哲学并非一切，但哲学可以帮助演说家，就像身体训练对演员有帮助一样”，甚至可以说“没有哲学，就不能以一种机智、雄辩的风格讨论各种宏大的主题”[8]775。

虽然，西塞罗十分重视哲学在修辞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他否认修辞学于哲学的重要性。相反，哲学或者其他任何学问都需要修辞学（演讲术）来帮助其交流技艺。西塞罗曾在反驳苏格拉底的著名论断“一切人都有足够的口才谈论他知道的事情”时这样说道：“任何人对他不懂的主题都不会有口才，要是他非常了解这个主题，但不知道如何形成或修饰他的文风，那么他仍旧不能流利地说出他知道的事情。”[7]330诚然，西塞罗承认掌握主题相关知识的重要性，但他也同时注意到修辞技巧对论辩表达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也就是说，西塞罗不仅注重哲学的修辞化，也重视修辞学的哲学化。之所以会产生修辞学与哲学的融合观，或许与罗马共和国兼收并蓄的时代文化和西塞罗个人的折中主义相关。这一跨学科融合观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扭转了理想演说家培养的片面性，从而减少了以往“有学问的人缺乏说服民众的口才，而流利的演讲者由于缺乏健全的知识而变得粗俗”[8]775的现象。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受过教育的心灵更多产[8]786。虽然西塞罗并不像昆体良那般享有教育家的名声，但他的修辞学教育理念却不容忽视。与以往生硬的教科书式教育不同，西塞罗在建构“理想演说家”的过程中，逐渐将自己的修辞学教育理念娓娓道来。

（一）掌握演讲术的规则和常识，训练写作、翻译、记忆力和阅读

公开演讲、政治演说和法律诉讼是演说家的日常工作。这些事务无一例外都需要接受广大听众的检验，有时甚至还牵涉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因此，杰出的演说家要求具备其他行业的工匠非必须达到的最高水平和所有品质，即安东尼乌斯所说的“逻辑学家般的精细，哲学家般的思想，几乎像诗一样的措词，律师般的记忆力，悲剧演员的嗓音，最完美的演员的相貌”[7]347。唯有如此演说家才能获得赞扬，演说才称得上成功。

就演讲术教育而言，西塞罗（2）并不否认后天教育能使学习者的演讲能力增强，但他更强调“天生的能力对演讲术功效起着主要作用”[7]343。自然赋予一部分人从事演说家职业所需的内在属性，例如“灵活的舌头、圆润的嗓音、强大的胸腔、朝气蓬勃、适当的体型”[7]344等。在受教育者普遍不缺乏演讲术基本规则和方法的前提下，这些天资卓越的人更容易跻身演说家的行列。但是，不论是先天条件完备还是天资不足的学生，在演讲术的学习过程中都必须聆听修辞学教师讲授的演讲术规则和一般常识，如当时最著名的演讲规则：演说家的任务即以一种适宜的风格讲话且能使观众信服；
演说家的讲话必须考察一般性的问题而不是具体的人和事，考察某个行动是否完成及其性质、名称和合法性问题，注意书面文件出现的含义模糊、自相矛盾、言不达意问题，确定适宜的证明模式。而修饰演讲的传统规则有四个：第一，使用纯粹的、正确的拉丁语；
第二，要清晰明白；
第三，要优雅；
第四，要用与主题的庄重程度相宜而又得体的方法[7]350-351。在西塞罗看来，遵守这些看似简单的演讲规则并大量练习，可以增进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比如表达和记忆[7]351。

此外，西塞罗还建议增加写作、翻译、记忆力、阅读方面的训练。罗马青年在训练提高即席讲话能力的同时，还需多花时间做好话前准备。首先是写作，它是被较少关注却又十分重要的训练项目。西塞罗认为笔是一流作家和演讲术的老师，精心的准备虽然能够击溃即兴演讲，但转而又会输给精心撰写的讲话。写作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与主题相关的一切才能、智慧、思想和表达，修辞、语词、节奏和尺度都会以最适宜的方式呈现。长期的写作训练将会使写作者不断接近演讲术，从而在他的讲话中形成一种书面文字般的力量。其次是翻译，西塞罗认为翻译古希腊最优秀演说家的演讲词应当作为长期坚持的一项训练。将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的过程中，不仅运用了熟悉且最佳的语词，而且还通过类比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词。再者是加强记忆力的训练，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通过背诵拉丁文作家和外国人的名篇选段；
第二，使用常识与符号链接的记忆术。最后，西塞罗认为在家中可以进行一些非公开演讲训练，例如阅读诗作、熟悉历史、精通法律和掌握各门优秀技艺，同时还建议以赞扬、阐释、修正、批判、驳斥的方式进行观点论辩练习。

从演讲术规则及常识的学习到写作、翻译、记忆力、阅读等训练，可以看出罗马共和国时期演讲术教育的杂糅性和全面性。这一主张在下文有关演讲术技艺训练和相关知识储备的讨论中亦可得到验证。

（二）要求使用适宜的演讲方式与“得体”的演说风格

西塞罗将演讲术的基本论题分为五个部分：开题、排列、表述、记忆和表达[8]788。他虽然并不否认前两个部分的重要性，但同希腊最伟大的雄辩家德谟斯提尼一样更注重表达。在他看来，“开题”和“排列”不需要过多的技艺和劳动[8]787，而且记忆是多门技艺共有的部分，因此都是简洁处理或者干脆不谈。表述（expression）方法和表达（delivery）的方式（3）才是他讨论的重点。

就演讲方式而言，西塞罗将其分为表达和语言运用两个方面。在他看来，“表达是一种身体语言”，它包括动作、姿势、声音或话语[8]788。首先，情感由声音引发，不同的音调对应着不同的情感，音调在演讲过程中推动或支配着听众的心灵。声音因其繁复的音阶能使音乐产生丰富性和愉悦性。最杰出的演说家同样具备嗓音多样化的能力，他能根据情感的扬抑、升高或降低音调来掌控演讲中音调的整个音程[8]789-790。其次，最杰出的演说家还会使用一定的姿势：大体保持一种直立而高贵的仪态，但略有晃动，“在表达激情时他伸出双臂，在情绪平稳时双臂下垂”，并无其他小动作[8]789-790。最后，面部表情也能起到“增进庄严和魅力”的作用。演说家应在确保不会出现表情奇怪或愚蠢的前提下，注意控制眼睛的情感流露[8]790。换言之，在表情使用方面，西塞罗追求一种有教养且与思想情感相适的表现方式[8]798。

就演说风格而言，它是西塞罗重点讨论的问题，也是修辞学家历来不可回避的议题。西塞罗认为，演说家的风格与哲学家的风格相比更注重捕获人心，与智者风格相比则更加合理、适度，与历史学家风格相比更为偏好使用简练生动的语言，与诗人风格相比更强调语义和散文体。经过一番区别、辨析，他对雄辩家如此界定：“雄辩者是一个能够在法庭上或商议性场合讲话的人，他能够向听众证明一些事情，令听众喜悦，支配和说服听众。”[8]792随后，他指出演说家的“证明”“喜悦”和“支配”三项功能分别对应着三种风格，即“朴素的风格”“中度的风格”“生动的风格”，而“说服”功能则蕴含了演说家的全部德行[8]792。“雄辩者”是演说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具有杰出的判断力和伟大的天赋，因而能够掌握和灵活使用上述三种风格。雄辩的演讲者不仅能在演讲的不同部分使用不同的风格，而且能根据主题特征选用适宜的风格：“用朴素的风格讨论小事，以中等风格讨论意义适中的事，以宏大的方式讨论大事。”[8]802

“得体”是由风格适宜问题而延伸出来的问题，其实是西塞罗给演说家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古典时期，无论是生活、写作还是演说，都需要考虑“得体”的一般规则。所谓“得体”是指“相对于某个场合或人而言是否适宜或协调”，主要体现在言行举止、仪表情态方面[8]794。就演说家而言，他们不仅要关注思想上的得体，还需要关注语言上的得体[8]793。一方面为切合主题要做到“言与事”协调一致；
另一方面受演讲者和听众的性格影响，要求“身与心”内外兼修式演讲。

虽然西塞罗在《演说家》中自称，讨论雄辩的本质和属性是为了提出更多的批评而不是为了教导学生，但由于西塞罗享有盛名，其文本存在的潜在读者将会不可避免地领会到其中的教育理念，成为西塞罗修辞学教育理念的早期受益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塞罗的修辞学论述无意中具备了批判功能以外的教育功能。

（三）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储备

注重跨学科知识的储备是西塞罗修辞学教育的又一重要观点。

1.学习逻辑学。西塞罗认为“修辞学是逻辑的对应物”，修辞学范围大于逻辑学。逻辑家展示争论的功能，演说家揭示华丽的讲话功能，二者都关心人类普遍能有所认知的事情，且均与谈话相关。西塞罗希望完善的演说家能够“熟悉所有能在演讲中运用的有关争论的理论”[8]806，不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旧逻辑还是克律西波的新逻辑。而演讲术需要处理的相关逻辑学问题主要有三种：一是，了解语词的力量、性质和类别；
二是，懂得表述的不同语气、区别正误的方法以及推论和对立面的认知；
三是，领会和处理一些含义不清的陈述，学会给主题下定义[8]806。

2.学习哲学。雄辩家的学习范围包括学习和熟悉哲学的所有论题，并在实际训练中展开讨论。“因为哲学对一场圆满、丰富、能够吸引人的讨论来说是基本的”[8]807，哲学的相关主题可作为演讲的素材，也能用来满足部分有教养听众的需求，同时自然哲学使演说家的话语和思想变得崇高和宏伟。

3.学习历史。众所周知，读史使人明智，西塞罗认为最完善的演说家需要具备博通古今的历史知识储备。杰出演说家不仅应熟知罗马时事，还需知晓历史事件、大帝国和著名国王，否则演说家就会停留在儿童时代，无法将自己的人生融入到祖先的生命中，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8]808。从功能价值来看，历史往往是演说的宝贵素材，一方面它可以增强演讲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另一方面也能使听众获得最大程度的愉悦。

4.学习法学。法学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演说家的必修课。诉讼演说是罗马时期常见的演说类型，当时几乎所有的杰出演说家都曾在法庭做过演讲。习惯法、成文法（十二铜表法）是他们长期学习和使用的法理基础。从教育地位来看，西塞罗时代的法理学家虽然只教导如何进行诉讼和恪守契约、合同的知识，也经常寻求雄辩家的帮助，甚至在遭到雄辩家反驳时难以回击，但当时教授罗马法的法理学家总是比教授年轻人口才的演说家荣耀。杰出的法理学家家中总是挤满学生，而演说家却并非如此。在西塞罗看来，这个现象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罗马是一个重视法律的国家，学习法理知识是罗马的习俗，相对而言，口才训练是一件新鲜事；
另一方面，学习法律的学生没有时间接受其他老师的教育，并且法理学家的工作内容与教学任务的一致性决定他能同时满足学生和当事人的需求。这种同时兼顾教育和工作的做法对大多数演说家而言很难效仿，演说家们的时间大多用在学习、案件准备和恢复精力上，很难抽出时间用来训练和教育学生。况且，西塞罗认为他们更擅长演讲而不是制定规则来教导学生。不过，西塞罗特别指出像布鲁图和自己这样的杰出演说家是能够顺利完成演讲术教学的。他建议演说家在教授学生演讲术时，可采用建议、鼓励和考察的方法分享知识，必要时可朗诵给学生听或听学生演讲，以帮助学生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罗马修辞学与法学在教育地位上的差异，西塞罗主动为修辞学及其教育“正名”。在他看来，“教育人们依据准则把自己的权力交出去”固然是光荣的义务，但教会人们“维护这些权力的手段”同样也是光荣的，因此，他认为在罗马共和国和平的公共生活中雄辩口才占据首要位置，法理学家只能处于次一等的位置[8]816-817。从政治学意义来看，西塞罗比较“权力奉献”教育与“捍卫权力”教育的重要性，折射出他对共和法制“公正性”的期盼——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这与罗马共和国公民等级斗争的目标和精神如出一辙。经过两个世纪（前494-前287年）的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平民在维护自身利益以及争取政治、法律权利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4），使罗马公民在法理上成为共和国的主人。演说家教授演讲术表面上是在训练年轻人的口才，实际上是帮助公民掌握捍卫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

综上所述，在渴求知识与罗马文化融合观的影响下，西塞罗修辞学具有政治实践性、知识与语言表达的统一、修辞学与哲学融合等特征。而其修辞学教育理理念则主要注重规则常识的普及，写作、翻译、记忆力和阅读方面的训练，演讲方式与演说风格的使用和跨学科知识储备。可以说，西塞罗修辞学教育理念既注重吸收希腊修辞学教育的基本方法与内容，又同时通过加入拉丁语的修辞学、逻辑学、法学等多学科内容来发展和完善罗马修辞学教育，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修辞学教育体系，对此后的修辞学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1）以亚理士多德为代表，希腊人将演说按照听众的不同大致分为三种：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详见亚理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三联书店，1991年出版，第30页。

（2）王晓朝认为，西塞罗的观点同《论演说家》中克拉苏的观点一致，是前者的间接传达。笔者表示赞同，并在文中直接将其视作西塞罗的观点。详见西塞罗著，王晓朝译，《西塞罗全集·修辞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1页。

（3）据牛津词典英语词义分析所示，表述方法主要涉及表情、用语措辞等方法，强调表达过程；
表达方式则关涉演讲风格。

（4）设立保民官；
制定《十二铜表法》；
通过卡努列乌斯法、李锡尼和绥克斯都法、波提利乌斯法、霍腾西乌斯法。

[1]伊丽莎白·罗森.西塞罗传[M].王乃新，王悦，范秀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王乃新.古罗马共和时代教育的开放特点[J].教育科学，1990(2).

[3]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4]王晓朝.中译者导言[A]//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岳成.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8.

[6]余友辉.修辞学、哲学与古典政治：古典政治话语的修辞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7]西塞罗.论演说家[A]//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8]西塞罗.演说家[A]//西塞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cero’s Rhetoric and I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Cases ofand

YUAN Piao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Fujian)

Cicero was a famous rhetorician in the Roman Republican period, and his rhetorical works are rich. The current academics mostly focus on the basic issues of rhetoric, and rarely discuss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rhetoric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aking Cicero’sandr as examples, this study examined his person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Roman cultural integration concept, and explo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cero’s rhetoric and it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serving as a new attempt to promo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icero’s rhetoric.

Cicero; concept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10.14096/j.cnki.cn34-1333/c.2022.06.08

H05

A

2096-9333（2022）06-0053-08

2022-10-02

教育部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新媒体视阈下红色文化翻译与对外传播”（202102149031）；
湖南省研究生教改项目“基于语料库的MTI课程体系构建与研究”（2021JG016）。

袁飘（1994- ），女，湖北襄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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