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唯物史观时代化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孟亚凡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28)

当今世界正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希望与挑战并存，机遇与风险交织。由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等智慧化催生的科技变革浪潮波涛汹涌，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暗潮涌动，“东升西降”的趋势日渐明显，“一超多强”主导世界的时代暮色四合，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步入变革期，人类文明范式更显多元。为了应对这一变局，就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而这二者都离不开深厚的哲学智慧提供支持。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哲学”必须把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表现所处时代最实际的状态。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败都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统筹“两个大局”。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发挥唯物史观的价值与意义，丰富唯物史观的时代内涵和人类性视野。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看到，人类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特别是在具有“元问题”特质的哲学领域，更是一片“厮杀的战场”。这是因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
环境决定了人，人也改变了环境；
文明形态影响制度选择，制度选择又促使文明形态变革，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复杂纠缠中，人类很难厘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更难以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必然性，所以才会陷入“宿命论”或“循环论”的怪圈。直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人类才得以拨云见日，发现了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

这个一般规律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两对基本矛盾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中国道路的成功推进就是不断践行并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真理性的过程，就是不断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过程，就是勇于变革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由于交往形式受制于生产力，它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中都与同一时期的生活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同时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它就不断地转化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新老交替的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这一序列也就使得历史总体上呈现出一个螺旋向上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客观任务，遵循历史规律，创造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民族争取了独立，为人民争取了解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伟大实践的根本遵循，也是彰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辉煌历程、七十多年治国理政伟大成就的标志。

列宁强调对于真正的革命者来说，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是最大的危险，也是唯一的危险。因此，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把改革提上日程是必要的。列宁从理论上对革命和改革作了如下界定：革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疾风暴雨式的，“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事物”，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的，“审慎地、缓慢地、逐渐地改造旧事物，力求尽可能少加以破坏”。换言之，革命是广大群众自下而上兴起的，一般采取暴力手段，其结果是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而改革则是自上而下有领导有组织进行的，一般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其结果是同一社会制度内部质的飞跃。而这种作为上层建筑上的社会制度的飞跃又会持续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解放，创造更为丰富的社会财富，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同解放生产力的关系。197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指出：“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1](P14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所以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过程中日趋成熟化和定型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了明确部署。为全面深化改革确定了总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实现了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纵观整个改革历程，我们党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不动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至上”标定改革发展的价值遵循。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改革走实走深。我们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从容应对新冠疫情、打赢脱贫攻坚战、迎来建党百年华诞、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胜利召开党的二十大等，都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开放也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交往方式，历史突破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进入到了“世界历史”阶段。邓小平指出：“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2](P260)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当今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多国之间的多边关系各个层面和不同形式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同时存在并相互交织。各种类型的国家共同体也相应诞生，包括两国共同体、多国共同体、区域共同体、跨区域共同体，等等。经济全球化催生了高度国际化的生产力，各个国家的生产力体系只有借助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市场才能顺利运行。由此，生产力全球化也导致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利益高度融合，相互依存。中国近现代史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若想于变局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自身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正是基于对“世界历史”观点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各种民族国家共同发展、健康发展、自主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掠夺世界以维系自身发展的模式。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回应时代呼唤的创造性理念，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特性在当代焕发的生机。我们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持续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通过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相促进，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起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力地引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正确方向，为自身和全人类和平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可选路径，为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新形态。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十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统一起来，致力于与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重要战略资源。其最大特点体现在“变”上，这背后也是历史规律在起决定性作用。例如以中美国家实力转换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衰退、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就是一种历史必然。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P604)马克思则指出要论述生产的一般条件，需要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据此他阐述道：“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4](P10)尽管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年代，英国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们已经透过唯物史观洞察到美国取代英国的必然性。这说明，一个民族国家的生产高峰、工业高峰和科技高峰，必然会推动这个民族国家达到历史高峰。正如马克思所言：“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4](P1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这充分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进程是不可逆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历史的真相，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转移的，也是不容任何势力随意篡改的。

客观规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违背性，并不意味人承载着“宿命论”的重压而无法自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只有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才能掌握规律，能动地应用规律，发挥规律的主观性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时，主动应变，主动求变，既要有坚忍不拔的定力，也要有大无畏的勇气，实现“财富的主客观因素”相统一，引导世界向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引导世界更好、更快地朝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充分体现了善于发挥实践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智慧。我们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当时的世界大势。我们党从这个世界大势中产生，走在了时代前列。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团结带领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时代大潮的产物。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的作出，也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当时，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赶上时代。我们党对世界大势作出了科学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下决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一往无前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全国人民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只有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才能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开篇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已经走过一百年光辉历程。”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初心，履行使命，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大革命的浴血牺牲到红军时期的铜墙铁壁，再到抗日统一战线，无不书写着人民至上的伟大篇章。从推出淮海战役胜利的一架架小车到划出渡江战役胜利一叶叶扁舟，无不铭刻着人民伟力的伟大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铸就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人民群众的才干演就的。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反之，我们将一事无成，甚至走向衰败。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即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的态度。它在根本上是由人们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决定的，利益不同，立场便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党性特征和政治属性，这就是“人民性”。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物质生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意义的基础上，揭示了人民群众及其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人是全部历史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P29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归宿点”则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点”都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解放全人类的价值旨趣。正如马克思所言他的哲学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他所参与的运动不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种关注人类命运的人文情怀和致力人类解放的哲学旨趣，铸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历史担当，也铸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灵魂。

为“什么人”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关于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6](P285)这表明，共产党打破了狭隘的民族利益的藩篱，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是在哪个历史阶段，这一点都丝毫不变。这一立场锻造了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特质，“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P285)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站稳了人民立场。1957年3月，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7](P285)1956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8](P21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第二条就是“坚持人民至上”。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只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紧紧围绕这一初心来表达以人民为中心。从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到邓小平提出的人民拥护不拥护、欢迎不欢迎是评价党的事业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
从江泽民提出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无一例外都贯穿了这一初心。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着力点，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进步的根本遵循，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奋进新时代的坚定追求，充分诠释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不仅谋求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注重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优良生态环境的需要；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使人民拥有更持续、更丰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全社会持续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锻造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大传染病大流行，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加强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竭尽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了力量。同时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六保”，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逐季改善，全年增长2.3%，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和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提出“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倡议，体现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实现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等多面共赢指明了道路。这都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中国文明的深厚底蕴、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百年大党成功经验时指出“党的领导”是首要成功经验：“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治理好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政党，领导好14亿多人的世界人口最多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政治优势，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无产阶级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是确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必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实践中，围绕无产阶级“为什么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政党”以及“怎样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创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进一步指导了实践。1844年2月，马克思根据对德国社会各阶级的观察和分析，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只能由“一个被无情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来承担。只有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才能实现政治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不能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的方式去消灭剥削，唯一出路只能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才能把全人类永远从剥削下解放出来。恩格斯也认为：“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 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9](P578)总之，马克思结合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意识到无产阶级成为把一种旧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力量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在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形成阶级力量。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马克思己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是一定历史阶段工人运动发展到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6](P285)这表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内部最具历史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代表组成的政党，天然地在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具有先进性，这是共产党能够承担起历史赋予其使命的内在必然。马克思在分析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革命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指出：“他们(布朗基派——引者注)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10](P109)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政党，既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又要夺取政权、捍卫政权。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党的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最具权威性的国家政权。

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要强化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权威。恩格斯针对巴枯宁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着重探讨了维护党中央权威问题。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原则指出权威既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也是维持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条件。因为，社会化生产必然要求有一种领导力量负责组织协调各生产部门和劳动过程高效有序地运行。即便是社会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权威也不会消失，只会在劳动工具成为工人集体财产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形式。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中央权威是对抗宗派主义最强有力的武器、是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纯洁性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权威理论还处在理论论证阶段，而列宁则在实践中丰富了这一理论。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提出了党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这一命题，并指出党在政治上负有统一领导其他组织的作用。否则，就会群龙无首、各自为政，斗争就不会取得成效。列宁在批判卢森堡的过程中，阐明了“民主集中制”使党员组织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纪律、统一行动的团结的整体，从而克服了孟什维克党组织的涣散性，使革命队伍能够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生存下来, 并且不断壮大。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正确性。在晚年，针对现实需要，列宁采取了以下措施，包括确立领袖体制，维护党中央权威；
抵制一切派别活动，坚持党的集中领导；
提高党员质量，确保党的领导地位；
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促进党的健康发展，等等。然而，遗憾的是这一系列措施并没有得到后继者的坚持，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探索也从反面警示了我们。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我们党在实践上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理论上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为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做出了突出贡献。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关键所在。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只要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就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战胜一切强大敌人、一切艰难险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事实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要素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每当社会变革处在突飞猛进的时期，总有一大批先进分子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公告郑重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核心是力量的源泉。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P310)“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2](P310)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95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着56个民族和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党中央没有核心、全党没有核心，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在党的历史上，张国焘挟兵自重，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王明内拉帮结派，不听党中央指挥，这都从反面警示了全党。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政治路线，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根本前提；
明确提出了“四个服从”，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基本遵循；
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策，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制度保障。为了彻底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思想政治基础。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并总结的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由此可见，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是时代呼唤、历史选择、民心所向。

思想创造力量。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一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实际需要的程度。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成果。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需要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从新的实际出发，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以非凡理论勇气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思想和创新理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和创造性升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展现无比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时代造就领袖。马克思曾引用爱尔维修的名言：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也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1](P344)通过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经验，我们可以看到，每当重大历史关头，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凝聚和团结下，党和人民的事业实现了持续的、蓬勃的发展。这说明杰出人物的产生是“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的作用是“英雄推时势”。唯物史观在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从未否定个人创造活动的作用，而是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活动实现的，只有符合历史必然性的个人活动才能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只有和广大群众相结合，才能吸引群众参与并创造伟大历史成就。杰出人物来自于人民，杰出人物顺应民心，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戴成为领袖，成为核心。

确立核心至关重要，维护核心也同样至关重要。我们要从百年历史中更好地总结党确立核心、维护核心的宝贵经验；
要从“大历史”的视域内深刻理解“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决定性意义。从而，要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中，“党的领导”是首要经验，“自我革命”是最后一条，其余八条经验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充分说明了党强化自身建设的至关重要性。“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窑洞之问”之后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引起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各种风险考验犬牙交错。中国共产党以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开启了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只有归因向内，才能找到向外发展的动力。回望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诸多伟大成就、战胜诸多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自我革命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丰富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自我革命不仅要求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也要求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更要求始终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地、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坚持自我革命“六个坚持”基本路径、“九个坚持”主要经验，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社会变革，积极应对和驾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和战略空间。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然拉开了历史的序幕，新旧交替趋势渐显，但新局尚未成型，旧局未动根本，世界形势依然复杂。思想不仅要力求趋向世界，世界也要力求趋向思想，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主动应变这一大变局中，锻造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新道路。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展和丰富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掌握历史主动和发展大势，做好了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准备，并以足够的哲学智慧去引领时代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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