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传播时代短视频技术伦理的颠覆与共生
时间：2023-04-08 22:50:0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叶佳敏 朱紫绮 李佳璐
智能传播是指以最大限度开启人脑动能为基础，凭借超级大数据，计算机技术加以辅助，融入数学、生理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应用于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包括智能机器人写稿、人工智能“场景再造”、新闻源核查、新闻素材智能转换和内容的个性化推荐。①当前，智能技术深度应用于短视频行业，创造了内容多样化、运营智能化的短视频生态环境，这不仅是行业对技术的依赖，也是技术对行业的反哺。媒介技术发展延长了人类活动和感知范围，转变了传统处理信息的方式，进而促生了智能媒体，这便使得短视频行业在技术、内容、传播形式和组织架构都出现了新风向。
（一）“算法黑箱”造成隐私泄露
短视频平台中存在的隐私争议向来是学界和业界持续讨论的问题，隐私信息一旦被恶意利用，将会对个人隐私权造成极大挑战。对人的行为展开研究，行动者仅仅从功利性和效率最大化的角度进行考虑，借助理性来达到自己所需要的预期目的，持有一种以技术主义和工具崇拜为核心目标的价值观，即工具理性。②短视频平台中，用户在视频拍摄时极容易披露姓名、年龄、家庭信息等个人隐私却不自知，另有一些用户为了博取流量，主动暴露个人隐私，满足更多用户的猎奇心。
如今，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搭讪直播”，指的是主播随机选择路人进行搭讪，在路人不同意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镜头对准他并开始直播，将其外貌、反应等信息传至直播平台，以供粉丝“围观”和讨论。这样的“搭讪直播”不仅侵犯了路人的肖像权，也严重侵犯了他人隐私权。随着智能媒体的到来，短视频平台出现的隐私安全问题不仅仅停留在上述显性行为，更有“无形的手”在不知不觉中偷取用户信息，将用户隐私暴露无遗。短视频平台依托技术驱动算法，将用户行动轨迹、社交关系等个人数据录入后台中，为平台运营提供便利。而这些个人数据中所包含的隐私信息用户并不能直观地感受到，或者说用户对泄露之事并不知情。媒体等同理论里提到，“人们不仅仅将媒介视作传播工具，更将其当作可交流的社会行动者。”③用户在使用短视频平台时往往认为自己是主动的，有的人选择主动展现，有的人倾向于社交互动。但其实无论哪种行为，用户都处于无知觉地、被动地泄露个人隐私的过程中。
智能计算的前提是拥有大量、准确的用户信息，因此平台利用智能技术持续监控着每一个账号，使用户在平台中处于“透视”状态，其个人信息、兴趣爱好都有可能变成数据，被收集和储存在网络平台之中。用户在这一处境中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此类“高科技”不甚了解，无法洞悉“算法黑箱”的真相，只能抱着敬畏又惶恐的心态息事宁人。此外，许多短视频软件还植入监控、监听技术，即使用户从未在软件中搜索过相关关键词，但只要软件在后台运行，算法便能自动收集用户信息，并为其定向推荐信息。短视频用户在长期的“定向投喂”下陷入了“信息茧房”，逐渐削弱自身的群体性。智能算法掌控着平台的流量和内容生产方向，其影响力逐渐增大，但代价是放弃了隐私保护。
（二）AI“换脸”引发侵权争议
过去，人们时常会幻想自己能否从外貌上变成另外一个人，这样或许就能取得不一样的人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幻想也能成为现实。AI技术能够通过人脸识别、动态捕捉和深度模仿等算法轻松实现“换脸”，目前已运用于众多领域。当前，短视频行业的服务生产和技术配置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自然不会缺席。短视频平台中，AI技术应用常服务于用户使用一键瘦脸、人脸贴纸等功能，在后台AI技术也可“对视频内容进行审核、去重、溯源，并进一步对视频打标、分类”④。然而，由于缺少技术管控，AI技术使用也面临着部分侵权问题。2020年，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的“假靳东”事件让不少网友觉得不可思议，同时不免对人工智能产生畏惧。演员靳东气质出众、形象良好，吸引了许多中老年妇女的关注。一些诈骗组织便瞄准了这一“市场”，注册了上百个假冒演员靳东的账号，并在短视频平台上凭借AI换脸技术以假乱真，迷惑女性用户，以谈恋爱的名义欺骗这些中老年女性的感情和钱财。此类视频顶着靳东的脸和声音行诈骗之事，发布经过剪辑配音的短视频，有的还会直播时“换脸”，与粉丝互动，其呈现出来的“真实性”迷惑了不少妇女用户，甘愿为“靳东”抛家散财。由于短视频平台上的用户媒介素养参差不齐，对此类技术操纵下的骗局认知有限，警惕意识比较薄弱，不少中老年用户容易对“眼前真实”的假象信以为真，盲目相信所谓的偶像和真心。
在深思老年群体存在技术鸿沟的同时，智能技术运用的合法性也应当被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帮助了许多行业领域实现产业迭代和经营创新，政府和企业在进行智能化运作时也拥有了技术基础。不可置否，智能技术给当前生活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但其一旦用于灰色地带，就会侵占伦理道德与法律准则。“假靳东”事件后，靳东工作室发布声明澄清并表示将对涉事账号追责到底，维护自己的肖像权和姓名权。同时，靳东方认为平台未能起到监督审核的作用，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人工智能技术固然能够极大地改变社会生活生产方式，但也催生了许多互联网受害者。
（三）社交机器人挑起计算宣传
随着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风云变化，我国在政治传播上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尤其是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更为瞩目，舆论传播工作将成为媒体的首要工作。然而，信息时代的事件突发性让社交媒体上的许多信息变得真假难辨，甚至难以抓住可以溯源的可靠信息。真假信息掺杂在社交平台上，这不仅与平台治理能力有关，也与背后存在的计算宣传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计算宣传是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加持下，通过算法、社交机器人、自动化代理器、网络喷子等多种形式，为达到特定目的所开展的传递虚假或错误信息、制造信息污染、攻击政治对手等一系列破坏网络信息环境和政治传播生态的行动。”⑤近些年，部分西方国家主张“网络自由”，认为网络空间没有边界，不受限制。计算宣传的方式已然动摇当前的国际文化新秩序，对我国保护文化传统造成威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对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而言是意义非凡的。然而，部分西方国家却试图利用异文化侵占我国网络空间，威胁网民们的网络生存环境。短视频风靡以来，有关“网络攻击”“国家安全”的虚假信息大肆在平台上出现，造成流言、谣言四起，其中便有社交机器人活跃的痕迹。这些虚假账号大胆入主公共领域，宣传引导重大话题的风向，对媒体环境造成了巨大的风险。智能技术打造的社交机器人潜伏在短视频平台之中，一旦议程设置成功，便能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操纵舆论，加强受众认知偏差，将虚假信息传播得更快、更广，最终使用户所接触到的信息环境充满了虚假成分，用户开始对周围环境产生动摇和怀疑，进而降低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
（一）工具理性至上
算法主导下的短视频生产运营呈现出冷静、准确等特性，人与机器之间产生较为明显的疏离感。在生产、把关、推送等各个环节，短视频平台都需要充分借助智能技术来实现高效运作。当前，传感器技术能够实现大覆盖面的信息采集工作，智能机器人能够从事制作编辑等工作，而算法技术也能精准地完成信息个性化推送。由此看来，技术的优势在短视频行业发展中显露无遗，因此行业内部逐渐将智能技术奉若神明，坚持以技术为支撑创新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为短视频发展奠定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放眼短视频平台，作品以播放、评论和转发数据来界定是否为“优质内容”，用户以粉丝量来界定是否具备商业价值。一切评判标准都用数据来说话，逐渐隐去了用户独特的“人格化”。不仅如此，聪明的用户也在追寻短视频平台的流量密码，除了凭借内容出圈，技术操控似乎更是一条捷径。用户为了呈现出完美的数据，利用智能技术在暗地里开展了一系列炒作、造假等行动。这种过度强调工具理性的行为，最终只会导致行业伦理丧失和面临法律问题。
（二）价值理性缺失
短视频平台只是网络媒体的一个缩影，但它却能更为直观地将网络媒体市场现状呈现出来。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都遵循着流量为王的运营理念，一方面平台以提供流量、资源互换等方式吸引用户入驻平台，另一方面用户也不断地通过创作或二创等形式为平台提供内容，以获取相应的流量曝光。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和用户其实是以流量价值为连接的双向互动。但这种互哺行为由于缺少第三方的监督，容易导致平台上出现道德伦理和法律等问题。如今，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既可以充当传播者，也可以成为生产者。但是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用户信息生产取得的回报变得不可控。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有流量才能被更多人看到和认可。因此，整个市场的走向逐渐被“流量”引导，开始沉浸在互联网制造的狂欢之中。其中，主流文化价值的身影一直被遮盖，虽然许多短视频平台都有政务号入驻，但其影响力还不够大，应进一步发挥主流文化传播的导向作用。此外，短视频平台逐渐出现消费主义景观，越来越多的人被低俗化、娱乐化的内容驱使，信息生产内容只是简单地搬运、剪贴，缺少独立思维和精神内涵，导致人的主体性被弱化，用户之间也缺少真正的情感连接和人文情怀。
（一）以法律准绳避免技术失控
尽管智能算法为媒介传播带去了准确和高效，但其对于用户权利的保护仍然需要在法制范围内严格执行。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界定，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在短视频后台中的个人数据通常属于信息性隐私，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的浏览关注、点赞互动、消费等行为都会被后台算法记录下来，通过技术处理形成特殊的个人画像，在智媒时代也将其称作为“数据隐私”。为了获取相应的视频服务，用户不得不在使用短视频软件时做出一些退让，但在合理范围内让步背后应也当有法律作为靠背。数据让渡并不代表隐私权的让渡，用户仍然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技术手段达到个人或组织非正当利益的情况越来越多，我国法律也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2020年，禁止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的方式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声音等已经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实施；
202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实施；
2021年11月14日，《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于算法应用的终极认可，要回归到法律层面，其关键点在于对信息获取和利用的合法性界限进行划分。⑥只有将技术应用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才能促进平台良性发展，增强用户对网络社交的信赖感，稳定网络社会结构。
（二）算法规训下重建伦理关系
算法技术的背后永远是人的智慧，其主导权应当把握在人类手中。在智能媒体发展过程中，应当认清智能技术应用中最关键的伦理关系是人机关系，只有妥善平衡技术理性和人的主体性价值，才能让智能技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当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技术本身对社会的革新性和影响力有必要被具体预估，从而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导致社会沦为技术的附庸。短视频中植入算法操作对当前媒体市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在合乎法律和常理的条件下对算法技术进行权力规训是十分必要的。在政府层面的上位监督和行业内部的具体技术规制共同努力下，以算法为主导的利益追求不再是短视频发展的尚方宝剑，而是要升级创新算法推荐机制，充分注重传播中的正确价值引导，将技术伦理和传播伦理放在短视频智能传播中的重要位置，重建人与技术的和谐伦理关系，才能真正发挥人类主体性价值，共促健康的人机关系。
（三）弘扬和传播主流价值观
工具理性中，以技术手段为主导，行为目的性较强，功利主义思想盛行而缺少人文主义，而价值理性中的情感价值和人文精神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取得长远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在短视频利用智能技术不断创新形式的过程中，应当强化平台发展的价值理性，为信息生产注入更多具有审美、道德、内涵等精神层面价值的内容，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算法机制方面，平台应给予主流媒体更多的机会，助力主流媒体在平台上能够获得公平的流量推荐机制和运营算法，适当地为主流媒体争取深度智能的流量曝光和算法推荐偏向。此外，主流媒体也应当顺应智能媒体时代的发展，学习并应用相关的智能技术，注重利用技术改变信息生产方式和信息生产内容，强调在技术应用的同时保障信息真实准确，具有一定的主流价值观内容，符合当前主流思想与价值。
智能传播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云计算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应用于媒体领域，传统媒体、新媒体正朝着智能媒体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智能传播的主体是人还是技术，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面对技术伦理问题，我们已经无法果断地将其定义为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当下的媒介环境只有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思考，才能为技术伦理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因此，在短视频发展过程中运用智能技术，既要做好技术规训，又要注重人文价值，还要依靠法律制度，从而搭建起短视频社交共识和价值体系，形成智能媒体生态共同体。
注释：
①谭铁牛,曾静平.智能传播的现实应用、理论溯源与未来构想[J].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8(02):2-8+147.
②李倩.智媒时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以AI合成主播为例[J].东南传播,2020(01):27-29.
③[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人们该如何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M].卢大川,袁野,李如青,钱亚萍,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13.
④AI技术加持，短视频更加智能[EB/OL].钛灵创 新,2020-10-10.https://mp.weixin.qq.com/s/meqigJu-s0w-qGTx-ktB9Q.
⑤史安斌,杨晨晞.信息疫情中的计算宣传：现状、机制与成因[J].青年记者,2021(05):93-96.
⑥秦萌.人工智能时代短视频平台的传播伦理反思——以“抖音”为例[J].现代广告,2020(09):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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