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双版纳傣族佛寺教育世俗化与边疆文化安全

李 杰，张志锋

（1.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昆明650000；
2.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北京100081）

我国西南边陲西双版纳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聚居区，主要信仰南传佛教①为行文方便，本文把南传上座部佛教简称为南传佛教。，13世纪南传佛教传入傣族地区后，逐渐被傣族人民所接受，同时他们将其教义理念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及日常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成为傣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传佛教之所以能够融入傣族社会各个方面并在其漫长历史当中延续至今，一方面和傣族土司统治集团大力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独特的传承机制——佛寺教育有关。傣族佛寺教育依托各级佛寺，将佛教资源与傣族日常生活教育有机整合，既在分布广泛的村寨中培养了大量佛教信徒，又使傣族文化中的文字、语言、医学等内容得以通过这种方式传承下来，是一种兼具宗教性质和民族教育性质的活动。这种与南传佛教有着密切关系的教育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傣族地区社会生产力，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得到了传统傣族社会的广泛认可。然而在近现代，佛寺教育却随西双版纳傣族教育模式的剧烈变迁而变迁，并随着当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世俗化浪潮之中。这一现象的出现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文化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词源学上来讲，世俗化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界提出的词汇，英文为secularization，起源于拉丁语seculum，最初意思一是表示一段漫长的时间跨度，二是表示撒旦统治下的此世。辞海中对世俗化一词解释为“主要用来形容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宗教逐渐由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地位和深远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去除宗教色彩”〔1〕。词源学上东西方关于世俗化一词的解释，都强调现实性和此岸世界。

世俗化伴随基督教的发展而发展，自公元4世纪起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基督教教皇权力长时间影响世俗政权并控制世俗王权，这一现象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约10至15世纪，教权与王权的斗争十分激烈，结果是基督教教权部分从世俗世界中退出，土地和财产权从教会控制中脱离。17至19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逐渐完成，教权与王权的斗争逐渐转移到宗教与科学论战中，并逐渐扩散到人文社会领域，人文社会科学正式把基督教从世俗社会中退却的现象作为宗教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进行研究，19世纪下半叶，提出了世俗化概念。①约翰·斯通（Ronald L·Johntstone）认为所谓世俗化是指宗教日益从世俗的领域分离了出来的过程，由于这一分离，宗教便越来越减少了其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并且日益变成了私人生活中的事情〔2〕。②拉里·席纳尔（Shiner·Larry）提出六大含义，“表示宗教的衰退，即指宗教思想、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失去它们的社会意义；
表示宗教团体的价值取向从彼世向此世的变化，即宗教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适合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
表示宗教与社会的分离，宗教失去其公共性与社会职能，变成纯私人的事务；
表示信仰和行为的转变，即在世俗化过程中，各种主义发挥过去由宗教团体承担的职能，扮演宗教代理人的角色；
表示世界渐渐摆脱其神圣特征，即社会的超自然成分减少，神秘性减退；
表示‘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的变化”①参见希尔米歇尔《宗教社会学》，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73年版第228-251页。转引自戴康生《宗教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戴康生把席纳尔六条含义概括为“一是社会变化，即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各种制度日益理性化；
二是宗教本身的变化，即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的变化”〔3〕159。宗教与世俗化并非是对立的，而是相一致的，宗教复兴是对传统宗教世俗化的抵抗，而宗教创新则是宗教世俗化的主要特征，是顺应宗教世俗化发展需要的〔3〕164-165。③彼得·贝格尔（Peter L·Berger）认为世俗化就是宗教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传统的宗教意识可能为适应新的社会而接受新的思想，即“世俗世界的自主性实际上被赋予了神学上合理性”〔4〕124。不论以往对于世俗化如何理解和定义，其内容主要包括一方面是传统宗教同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分离，并逐渐退出公共领域，不再起到“普世价值”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互融，宗教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从古典时期到近现代，许多宗教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宗教世俗化这一概念发展出了许多理论。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祛魅化”理论。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具有两个典型的特征，即理性化和祛魅化。韦伯指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理性化、智化，特别是脱魔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恰恰是最高级、最精微的价值退出了社会生活，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来世，或者流进了个人之间直接交往的手足之情中”〔5〕。他明确地表达了人们越来越求助于现实世界当中知识的力量，而非神圣世界中宗教的力量，宗教社会不断退居到人们生活以外。在韦伯的另一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认为正是从传统基督教当中脱离而出的新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促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6〕。②贝格尔世俗化理论。他认为宗教必然会脱离整个社会系统，即“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4〕128。首先，基督教教会与国家分离，从它以往所控制的领域逐步退出；
其次，世俗化也影响着文化生活，以往文学艺术等内容当中包含的宗教成分将会越来越少；
最后，人们在主观解释世界过程中无须借助宗教来完成。贝格尔认为现代西方社会造成了这么一批数目不断增加的个人，他们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时根本不要宗教解释的帮助〔4〕128。对于世俗化的结果，贝格尔指出宗教信仰退出了公共领域，但却在西方的家庭当中保留了下来，导致了宗教信仰的“私人化”。③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宗教经济模式理论。斯达克认为，人们的宗教行为选择与古典经济学的“需求—供给”模型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宗教活动实际上具有内在理性，都是从自己偏好出发并权衡其成本和收益的结果。这一理论推翻了贝格尔的经典世俗化理论，否定了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必然关系，认为宗教的兴衰并非由现代化当代进程而决定，而与现代人的理性选择有关。宗教体系本身形成了一个与世俗经济市场在本质上不相关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宗教组织作为供应商，提供其宗教作为待售产品，而供需之间互动使得宗教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7〕。在宗教市场中，宗教供给是决定宗教市场的关键，更高的宗教供给水平意味着宗教市场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而由于政府管制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宗教垄断则使宗教参与总体水平降低。因此斯达克反对宗教管制，认为宗教自由有利于社会稳定。在斯达克模型基础上，许多学者做了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这一模型的结论是支持宗教多样化的，而非由于经济的发展使宗教走向消亡。

从上面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可以发现，当代社会中宗教世俗化倾向有着一些相似的方面。首先，宗教与社会其他要素确实处在一个分离的趋势，宗教在当今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社会子系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在现代性背景下，宗教被普遍认为不再如以往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和环节，传统的社会凝聚力、教育、健康和治安等功能逐渐由专门化的社会架构所取代”〔8〕。其次是宗教行为的私人化。无论是新兴宗教还是传统宗教，人们越来越少地依赖庞大的宗教组织来实践宗教信仰，信仰主体的选择也因宗教市场的扩大而更具灵活性。最后，韦伯所提出的“祛魅化”也在各种世俗化理论当中均有体现，宗教在个人精神关怀层面依旧具有很大的作用，但随着理性化和现代科技的扩张，个体宗教超验能力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作为宗教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教育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同样具有这些明显的特征。

傣族作为一个有着传统南传佛教信仰的民族，在其漫长历史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佛寺教育体系。在传统傣族社会中，对于大多数傣族男童来说，出家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傣族社区成员把入寺为僧、接受佛寺教育的经历看作是人生重大转折点，佛寺教育因此受到重视。然而在当代傣族社会中，佛寺教育却遭遇了困境，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成员思想的变化使得佛寺教育角色发生了很大改变，对比传统佛寺教育与当代社会中的佛寺教育，可以发现傣族佛寺教育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佛寺教育兴起与佛教的传入是同步的。南传佛教传入之前，傣族接受的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教育和民间社会教育，南传佛教传入后，傣族地区逐渐形成了“佛寺即学校，佛爷即教师，和尚是学生，经书是课本”的寺院教育模式〔9〕。一般家庭通常会把适龄男童就近送入本村寨佛寺出家，而佛寺教育所用经书、出家赕给佛寺的财物以及佛寺日常维护都由村寨村民共同完成，可以说每个村寨的教育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村寨内部共同维持着这个“学校”的运行。传统西双版纳傣族家庭都有送自家男孩出家的习俗，通常傣族男孩需要在七到九岁期间出家为僧，接受数月到数十年不等的佛寺教育，然后自愿选择继续修行还是还俗，大部分僧人还俗结婚生子，小部分僧人则成为专职的僧人。传统社会中佛寺教育的兴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佛寺教育是个体社会身份确立的手段。傣族传统观念和社会习俗认为，男子只有进过寺庙当过和尚才是受过教化的人，否则是未经开化的粗野之人，会遭到公众的鄙视，不能得到社会认可，甚至难以娶妻〔10〕。可见如果没有接受佛寺教育，个人在社会当中会遭到其他社会成员的排斥，很难参与到社会生产生活之中，这一无形的社会压力也使得佛寺教育成为傣族人民最为重视的事情之一。其次，佛寺教育是傣族传承民族文化，传播社会生产知识的主要手段。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傣族社会，提高生产效率，保证基本物质需求是完成其他社会活动的首要条件，而与佛教同时传入傣族地区的先进文化知识也是佛寺教育重要内容。佛寺教育所使用的贝叶经中包含了大量天文历法、医药、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其他实用性知识，正是这些内容促进了傣族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佛寺教育中常见的天文历法为例，傣族地区诸多天文历法知识是在自己原有传统文化基础上，大量借鉴、学习、融合外来天文历法知识，特别是古印度文明，逐渐实践、反复实验而发展成了今天依然科学而合理的天文历法文化……正是这些先进的科学文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动着傣族社会的进步发展〔11〕。这些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内容只有通过佛寺教育才能世代相传，仅仅靠家庭教育是很难对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进行完整传承的。最后，佛寺教育也是培养信徒和僧侣的主要方式。在傣族这样一个几乎全民信仰佛教的社会中，数量众多的信徒共同维持着宗教系统的运行，这些信徒主要包括“在家修行”和“出家修行”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指广大傣族妇女和还俗的僧人，后者指的是在寺院当中出家的僧人。但对于佛教这种制度性宗教来说，其高深的经书典籍以及复杂的宗教仪式都需要经过正式训练才可以理解和传承，因此大多数优秀佛教徒以及村寨中的宗教领导者“波章”都受过严格佛寺教育。在佛寺中做专职僧侣，更是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大佛爷不仅掌握一寺的大权，且为全村寨中地位最崇高之人，就是走到本寨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深受人民尊崇……大佛爷在人民心目中，是居于领袖或主宰者的地位的。”〔12〕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来看，佛寺教育在传统傣族社会中的作用，与人们对南传佛教强烈信仰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佛教徒来说，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佛寺教育如同一个巨大的宝库，且与宗教有着同样的神圣性，是不可违背和亵渎的。

纵观当代傣族社会佛寺教育，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世俗化趋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寺教育从整个民族教育体系当中分离出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而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也在有条不紊地发展。根据云南省教育厅在2013年通过的《云南省少数民族教育促进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通过举办双语幼儿园、民族学校、民族部（班）、少数民族预科教育等多种办学形式，发展具有少数民族教育特色并能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
第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学前教育，逐步普及学前教育。这些条例从法律上确定了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优先性，从而使民族地区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适龄儿童教育也转移到了学校里，佛寺作为教育场所的功能也逐渐丧失。很多调查指出了学校教育在当代傣族社会的普及性：“凡年满七周岁的儿童都要入学读书，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可以自愿进入学前班学习……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100%。”〔13〕第二，佛寺教育的选择不再具有强制性，更多是私人的一种理性选择。虽然当前法规政策要求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但少数虔诚信徒仍然会让孩子在稍大年龄出家数天到数月，在2000年之前，也有一些学校设置了“和尚班”，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同时也到佛寺接受宗教教育，教育的选择更多地由个体所决定。据2008年邱开金对西双版纳州傣族妇女调查可知，281名受调查对象中的76.6%没有明确表示真心愿意将孩子送入奘房。素质教育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家长更愿意把孩子送到现代化的、多样的、开放的、灵活的、立体的、正规的学校中学习〔14〕。也有研究指出，当代傣族家庭更加着眼于孩子未来发展，而很少基于宗教上的考虑。宗教正在逐步退出公共领域，宗教教育自然也成为信徒个人的选择。第三，佛寺教育神圣性逐渐降低。传统傣族家庭认为，让自家孩子出家，可以使家庭获得今世和来生的福报。但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学校教育的普及使得科学观念广泛得到接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孩子出家与自身的幸福联系起来。调查指出，现代社会人们信仰南传佛教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很多年轻人没有出家的经历，认为在寺院修行只是一种习俗，其佛教信仰逐渐淡化〔14〕。与此同时，佛寺教育主体——寺僧的神圣性也不复存在。许多和尚生虽然披着袈裟在学校中上学，但他们在学校并没有传统寺院出家僧人的权利。和尚生除了“袭装”和“光头”之外，在教室里，与其他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和尚生被分散进各个班级中，与女生同桌且在教室里互相追逐并不是一件让人诧异的事〔15〕。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电子产品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世俗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影响佛寺僧人，使得僧人思想和行为也更加与世俗信众相接近，除去“黄被”和念经唱呗之外，与常人无异。

对比传统傣族社会和当代傣族社会中的佛寺教育，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佛寺教育世俗化趋势，分离性、去神圣性与私人性是佛寺教育世俗化浪潮最明显的三个特征。佛寺教育纵然已经揭开其“神圣的帷幕”，但却远没有消亡。不仅在西双版纳许多偏远的传统傣族社区，即便是经济发展迅速的乡镇，依然可见或短期或长期出家的寺僧，但现代佛寺教育氛围已并非如传统佛寺教育那么浓厚，人们对待佛寺教育的态度在世俗化浪潮里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西双版纳，佛寺教育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更关乎文化安全和宗教安全。因此对傣族佛寺教育进行正确定位，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东南亚许多有传统南传佛教信仰的国家，自古以来就与这些国家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上有着深入的交流，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和宗教观。而在教育上，许多东南亚国家同样非常重视宗教教育的发展。在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佛教教育是国家事业，佛教思想则是国家的主流思想，直到今天佛教教育在这些国家依然长盛不衰。可见我国西双版纳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文化交流有着天然的优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西南边疆一跃成为国家开发重点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方面日益紧密的国际交流使得我国可以利用更多宗教方面的人才来传承佛教文化，利用佛教带动地区发展；
另一方面，世俗化的佛寺教育使得我国僧才培养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故当前傣族佛寺教育的发展对于边疆发展和文化安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

第一，从有利方面来看，佛寺教育世俗化有利于僧才队伍培养和建设，巩固傣族南传佛教信仰及其文化建设，有效抵御异文化的侵蚀。佛寺教育与民族教育分离后，佛寺教育专业性和僧才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得到了提高。1990年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成立“云南佛学院西双版纳分院”。1994年云南佛学院在西双版纳建立，随后在昆明市安宁市又成立了云南省最大的佛教教育机构——云南省佛学院。对于有强烈宗教信仰佛教徒来说，他们可以在佛学院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而且在僧阶上也获得了上升。近年来，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宗教交流频繁，更是吸引许多佛学院僧人前往斯里兰卡、缅甸等国进修，回国后成为当地著名的佛教人才，对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佛寺教育科学性也有了较大提升。许多乡镇佛寺都已经配备计算机、投影仪等教学设备，云南省佛学院更是设立了科学馆、电子阅览室等设施，在师资上聘用云南民族大学外语教师教授英语，在研习宗教经文的同时，增加了与学校类似的通识教育。通过出国留学或佛学院培养出来的僧人，成为地方精英，目前都在各地佛寺住寺服务，而且能够与社会主义社会良好相适应，也能引导信众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佛寺教育内容和手段的科学化，提高了教育效率和质量，使佛寺教育积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而完善的宗教教育体系，既巩固了傣族南传佛教信仰，也传承和强化了其民族文化，有效抵御异文化的侵占和蚕食，对我国西南边疆的文化自主、宗教安全有重要作用。

第二，从不利方面来看，南传佛教世俗化削弱了信众出家为僧的愿望，使得僧人数量不断减少，导致外籍僧人涌入，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影响国家安全。国民教育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傣族群体普遍受到现代教育、社会科技及现代化影响，他们也从其中获得利益，从而积极踊跃地融入现代社会，出家为僧的愿望逐渐削弱，僧人数量渐渐减少，可选拔的僧才有限。因此，一些村寨出现了有寺无僧现象，当地村民不得不从缅甸等地请来佛爷以维持当地佛寺教育。然而村民从国外请回的僧人质量良莠不齐，加之地方宗教管理制度不完善，许多佛爷甚至被村民驱逐出寨。如“少数佛寺中甚至发现佛爷有赌博、吸毒的行为，后来被村民赶出了奘寺。勐海县曼龙坎和曼应寨子的奘寺佛爷甚至因吸毒被公安机关逮捕”〔16〕。以至于很多村民喊出了“要佛寺不要佛爷”的口号；
这种现象对当地社会治安以及南传佛教文化的传承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削弱了南传佛教文化在信众中的可信度，反复强化着对南传佛教文化的淡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傣族传统文化坚固的统一体系将会逐渐消解，使以傣族文化为核心的边疆文化安全防御作用弱化，严重影响了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国家安全。

第三，南传佛教佛寺教育世俗化倾向，强化了个体私人信仰，解构着傣族社会文化结构，傣族社会文化面临重新组合的艰巨任务，同时也带来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解构和重构，须打乱原文化结构，据社会发展吸收有利的文化因子，抛弃不利于该文化发展的元素，傣族佛寺教育世俗化，导致了南传佛教信仰人数下降，阻断了傣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一些良好文化元素无法被传承和保护。如傣族社会整合能力下降，尊老爱幼传统受到削弱，社会联系紧密程度变得松散。当某一群体社会文化结构出现松动时，极易成为其他异文化入侵的契机，同时也为传统文化带来安全风险。据一些史志资料记载和描述，2000年前傣族地区文化还较为单一，之后受现代化因素影响而开始世俗化，各种异质文化源源不断涌入，影响、解构和重构着传统文化，不能说所有涌入的异质文化对该地区传统文化发展不利，但异质文化的注入将会拆解傣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整合力以及传统文化的防御体系，成为其他异质文化元素进入的突破口，从而给该地区带来一些文化安全风险。

宗教世俗化与佛寺教育世俗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当前我们应该积极利用西双版纳区位优势，完善傣族南传佛教教育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佛寺教育制度，使其适应社会需求。有学者指出，要依托南传佛教宗教网络组织，打造南传佛教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交流机制互补，甚至补充经济区位动力不足，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积极发挥宗教的正能量〔17〕。另外，傣族佛寺教育关乎民族文化传承，更关乎地区文化安全。在佛寺教育中要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传播南传佛教中的优秀文化，力争将傣族佛寺教育建设成为思想教育、德行教育的阵地，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傣族地区的繁荣稳定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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