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贡舫船舶发展初探

崔 达， 赵 毅

(1.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2.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明代造船业十分发达，船只种类众多，有为抵御海上侵扰的战船，为运送物资打造的运输船舶等，其中专门用来满足皇室需求的特种船舶被称作贡舫。贡舫作为服务于皇室的船队由黄船、马船和快船组成。目前学界对于明代贡舫船舶的关注较少，席龙飞在《中国造船史》一书中介绍了多部明人所著关于造船的书籍，曾提及黄船的用途[1]；
日本学者上田信的专著《海与帝国：明清时代》对明代的船舶进行了简要论述，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海船方面[2]；
郑鹤声、郑一钧在其论文《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中简要叙述了马船的规格和用途[3]；
李龙潜在《明代南京马快船考释》一文中对明代马快船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了马快船制度对明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但其研究中并未涉及贡舫相关问题[4]；
蔡泰彬的论文《明代贡鲜船的运输与管理》简述了明代运送官方物资的船只构成，并阐述其在管理制度及运行过程中的弊端，虽然文章不是以贡舫为研究主体，但文中贡鲜船的用途在一定程度上可等同于贡舫[5]；
刘义杰在其论文《马船考》中叙述了马船的发展史，并对明代马船的调用进行了探讨，但其研究重心为马船，文中虽多次提及贡舫，却未对其进行更深入的探究[6]；
万明在《明代快船考》一文中对明代快船相关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了快船的用途[7]；
等等。综观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倾向于对黄船、马船、快船的规格及用途方面的探究，而缺乏对这三种船舶组成的贡舫船队的深入探索，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探讨明代贡舫船舶的发展。

洪武年间，明朝廷开始制造黄船、马船、快船三种船舶，最初三种船舶用途各不相同。永乐时期，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至北京，但是一部分皇室所需器物等北方无法满足，需要在南京制造后用船舶运送至北京。永乐之后，皇室的消费需求大增，所需运送船只相应增加，朝廷调动黄船、马船、快船运送物资，由此这三种船舶逐渐发展成专门运送皇室及官方物资的船队。至万历年间，明朝廷把三种船舶统一起来，称为“贡舫”。

关于“贡舫”这一称呼出现的具体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在曹时聘的奏疏《泇河善后事宜疏》中记载：“据各司道议称，泇河原称二百六十里，今新挑支河避湾取直，实止二百四十里耳，宿迁至赵村约百二十里，与宿迁至邳州道里相等。应令邳州分拨厂夫，即在赵村答应。赵村至峄县之万家庄约九十余里，应令兖州府查照原议，暂派钱粮委一职官于此答应……该臣看得泇河告成，安澜利涉、趋夷避险、舟楫通行，自去岁至今贡舫使舟无不由此出入。据议赵村为邳宿适中之地，宜设一驿，令邳州驿厂分拨人夫钱粮在彼应付。盖从水之途虽异，而过客之数不增。”[8]曹时聘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2年)任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他在考察泇河时发现自以贡舫为主的各种船只在这条河道上航行开始，来往人员不断增多，因此建议在赵村新设驿站。《明实录》也记载了赵村增设驿站一事：“赵村为邳宿适中之地，万家庄为邳峄适中之地，各添设一驿，以便应付。”[9]由史料可知，曹时聘于万历三十四年上疏朝廷在赵村增设驿站，其中提到了“贡舫”，可以认为“贡舫”一词最早出现于此时。

数年后，南京右佥都御史丁宾因船政事而翻查前人著作，为“贡舫”释义。丁宾在《船政催缴不宜兼摄疏》中上言：“卷查国初所设征进船只，其名有三：曰马船，以载军马；
曰快船，以载辎重；
曰黄船，以备上御。自成祖皇帝定鼎北京，遂以前三项船只改为运送郊庙香币、上供品物、一切军需器仗，称曰贡舫。”[10]可见，明初建造的马船、快船、黄船分别为运载军马、辎重和皇帝御用物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三种船舶用途有所变化，以运送祭祀用品、上供用器物和军需仪仗物品为主，而且航线固定，用途逐渐统一。丁宾将这三种船舶称为“贡舫”。此后，明代官员也逐渐开始使用“贡舫”一词，倪涷在《船政新书》中提及过该词，李邦华、温璜在其文集中也将南京运送皇家物资的船队称作“贡舫”(1)“文皇帝定鼎金台，皆为贡舫”，参见倪涷.船政新书:卷一[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1；
“贡舫焉差无虚，岁修有定额”，参见李邦华.文水李忠肃先生集：卷五[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第8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27；
“贡舫隶南兵部，万历十六年酌定两年一修”，参见温璜.王黄温宝忠先生遗稿：卷九[M]∥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第8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7.。

“贡舫”一词虽出现于万历年间，但是组成贡舫的船舶在此前已出现。经过朝廷的长期调拨使用，明人以黄船、马船、快船为基础，建造了更多的船型。贡舫可以说既是黄船、马船和快船的统称，也是这三种船舶的发展形态。

虽然黄船、马船和快船最初用途各不相同，但皇室对从南京运送祭祀、上供用器物以及军需仪仗等物品的需求使得三种船舶的用途逐渐统一，并发展成了一支船队。为确保朝廷可以随时调动一定数量的船只，各地造船厂不断地建造和修理组成贡舫的船舶，这也是贡舫船舶迭代和发展的过程。随后，马船和快船被统称为马快船，成为贡舫的基础。

(一)黄船功能的变化

黄船是明代具有特殊用途的船舶，明初开始建造。《大明会典》记载：“国初造黄船，制有大小，以备御用……成化八年奏准照快船事例定限五年一修，十年成造。其停泊去处常用厂房苫盖，军夫看守。”[11]145由史料可知，明初黄船可分为大黄船和小黄船，皆为御用。到成化年间，朝廷进一步规定了其修理和建造的时间年限。关于“御用”，曾担任南京工部主事的沈启在其著作《南船纪》中写道：“御何用，巡幸也。何谓巡幸，由周历览以省方，而方皆存问，曰巡；
所至，有惠以及民，而民借愿望曰幸。”[12]16从中可以看出，黄船最初主要作为皇帝巡幸各处的交通工具。《国初事迹》中就有明太祖朱元璋乘黄船查处官员的记载：“太祖差按察佥事、安庆抚谕及内官佛保整治种田，一曰，太祖亲坐黄船忽到和州登岸驻马，移时叫出前镇江知府杨遵，数之。”[13]明太祖乘黄船到达的和州市即今天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一带，其地在南京西南，沿长江即可到达，故此文中称太祖“忽到和州”，从中也可窥见黄船的便捷与迅速。

永乐以后，黄船的种类和用途都有所发展，除皇帝御用的预备黄船外，明朝廷还设计了多种新的黄船，如大黄船、小黄船和匾浅黄船。预备黄船以供御用，大黄船“以供本部之器贡”，小黄船、匾浅黄船小且轻“贡太常之进”[12]3-15。这些黄船有备皇帝御用，也有运送器物或祭祀物品。由此，黄船逐渐由皇帝御用的交通工具发展出运输皇家用品的新功能。

(二)马船的用途与发展

马船在明初是专门负责运送马匹的船只。《明实录》记载：“命工部主事魏濬于沿江府县督造马船二百八十五艘，以备运载四川所市马匹。”[14]明初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朝廷从四川输入大量的军马，这些马匹都需要船舶运送。故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命令在长江沿岸建造运输马匹的船舶，八月，工部主事魏濬前往监督建造，共打造二百八十五艘船舶用于运输马匹。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因从四川、云南购买及地方进贡大量马匹，朝廷又大规模建造马船：“诏湖广岳州等府造马船运送马匹，初四川、云南市易马骡及蛮夷酋长贡马者，皆由大江以达京师，有司载送悉用民船。至是命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五十艘，每艘定民夫三十人以备转送。”[15]此次共建造马船二百艘，并规定每艘船配三十名民间船夫，进一步明确了马船的配置。明初要把大量马匹运往南京走长江水路较为便利，朝廷并未调动其他船只，而是要求湖广境内的武昌府、岳州府、荆州府、归州府等地建造运送马匹的船舶——马船，至此马船成为四川、云南等地运送马匹到南京的指定水上运输工具。朝廷在建造船只时派遣官员监督，并配置大量的民夫进行航运，从民夫运送亦可窥见马船兼具民间船舶特色。

永乐迁都后，马船的用途随政治环境和现实需求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它由运送马匹的专门船舶转变为运送南京的进贡物资和祭祀用品，“南京各监局差内官进贡等项，支廪给。应付中等马一匹。水路奏讨马快船只，准拨听差马船”[16]104。同时，马船也成为运送人员入京等多用途船舶：“旨意公文者，水给站船，陆与下等马。南京各衙门及各边副参、游击等官，留守三司、行太仆寺、苑马寺差人入奏，并同。其南京进表官驰驿者许乘马船。”[16]189由史料可知，马船经过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明代一种重要的多用途船舶，是驿递系统中水路运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快船的不断改造

快船又名“风快船”，是明代水军使用的一种多用途船舶。快船最初建造时间与黄船和马船基本相当，都是在明初。根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五年)癸亥，诏浙江、福建濒海诸卫改造多橹快船以备倭寇。”[17]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十一月二十日，朝廷为了防范倭寇，命浙江和福建沿海等地卫所改造快船。由此可知，明初改造战船为快船主要是为了应对沿海来犯的倭寇。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廖永忠上言强调了倭寇狡猾、机动性强的特点，为快船作战制定了战术：“若倭夷之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战，不能敌；
欲退，不可走；
庶乎，可以剿捕也。上善其言，从之。”[18]明初，南京是全国的军事中心，朝廷为南京锦衣等四十卫配置了大量的快船，作水军备战用船舶[19]103。快船因速度快、机动性强等特点主要负责拦截倭寇。

此外，快船也负责传递军事情报和运送官员。如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七月，兵部整顿水马驿符，规定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各卫所如遇紧急事件，可用快船飞报[20]3039。八月，兵部允许山西、北平、山东、陕西、广东、福建等地都指挥司用快船飞报军务[20]3045。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兵部允许都司委派到地方催办公事的官员乘军卫快船[21]。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朝廷又准许南京派来内臣或押内犯回京乘快船[19]89。明朝中后期，北京皇室的需求不断增加，南京大量货物需要运往北京，朝廷不仅调动了黄船和马船用于运送物资，还调动了南京锦衣等各卫的快船。快船的用途开始改变，运送皇家物资逐渐成为其一项重要任务[19]108。

(四)马快船的出现

明初朝廷就建造了马船和快船两种船舶，后因二者功能重合，逐步统一为马快船。《大明会典》记载了马快船的发展：“洪武初，置江淮、济川二卫马快船，南京锦衣等卫风快船，以备水军征进之用。既建北京，逐专以运送郊庙香帛、上供品物、军需器仗及听候差遣，俱属南京兵部掌管，轮流差拨。”[19]81-82据史料可知，洪武年间朝廷在江淮、济川二卫设置了马快船，在南京锦衣等卫又设置风快船，为水军作战征用，明朝定都北京后便逐渐用其运送祭祀、上供、军需物品，同时也听候其他差遣，成为多用途船舶，但仍归南京兵部执掌。

江淮、济川二卫在《明实录》中也有记载，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朝廷在都城南京建立江淮和济川二卫管理马船，江淮卫在长江北岸，济川卫则位于江东城门外：“置济川、江淮二卫指挥使司辖各处马船，递江上往来军民。”[22]此时的马船并不专送马匹，亦运送军民，与《大明会典》中记载的马快船一致，故可以认为《大明会典》中马快船为马船，而风快船为快船。至明英宗正统年间，朝廷调拨马船和快船运送物资，两种船舶的功能开始统一，《明实录》中首次出现“马快船”一词在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敕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等，令编马快船，每五十只为一班，遇有官物差拨装送。”[23]马船与快船经过朝廷长期的调拨功能逐渐统一，官员们也多用“马快船”来统称为皇家运送物资的马船和快船，马快船成为一种新的船舶类型。

(五)贡舫的数量与架构

因黄船、马船、快船都负责为朝廷运送皇家物资，正统年间官员们将马船和快船的组编称为“马快船”，万历年间又将黄船归入其中，统称为“贡舫”。从两种称呼的时间顺序来看，可以将马快船视为贡舫的基础。

明人对组编成贡舫之诸多船舶皆以黄船、马快船来称呼，这些船舶由多种长度、深度、用途各不相同的船舶组成。如黄船是由预备黄船、大黄船、小黄船和匾浅黄船等船舶组成，这些船舶又由九种载重量不同的黄船组成[24]；
马快船由马船和快船组成，马船又是由两种载重量不同的马船组成，快船也由两种快船组成[12]3-15。由此，贡舫由十三种不同规格船舶组成，成为明代的一支规模庞大的运输船队。

既然贡舫由黄船、马船和快船组成，那么贡舫的数量即是黄船、马船与快船的数量总和，也可以说是黄船和马快船的数量总和。明朝廷一直维护保养各种黄船，黄船的数量相对固定，从未超过一百只。关于黄船的具体数量，据《大明会典》记载：“至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记三十七只；
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记二十五只；
常以十只留京师河下听用。”[11]81-82嘉靖年间，朝廷又建造了数十只黄船，黄船总数升至七十一只，其中十只长留京师，可调拨运货的黄船共六十一只[12]90。马快船的数量，是江淮卫与济川卫管理的马船数量以及锦衣卫等四十个卫所管理的快船数量的总和。据《船政新书》记载：“查国初二卫马船共八百一十七只。”[25]南京各卫所共管理马快船一千七百七十三只；
到嘉靖三十七年依然有一千一百四十六只；
万历年间马快船数目减至九百八十一只[19]145；
天启年间南京各卫所马快船仅有六百三十二只[26]10-11。据此计算，有明一代贡舫大致由数十只黄船和千只左右马快船组成，贡舫船只数量最多时约一千八百只。由此可以看出，明代贡舫体系是以马快船为主力运送物资，少量黄船辅助，而留在北京的十只黄船依然承担巡幸任务，并不运货。

明朝廷对贡舫的管理十分重视，贡舫体系中的每一种船舶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无论是船身的修造，还是随船人员的派遣皆有具体安排，以确保这支服务于皇室的船舶队伍能够正常运作，但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也暗藏积弊。

明代的贡舫是朝廷调动了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资源建立的。从南京城内修造船只的工匠到江西、湖广操驾船只的水夫，再到所经运河沿岸各州县的人民[27]，为维持这一特殊船队的正常运转，朝廷编织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但因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缺乏相应的沟通机制，又无完善的监管体系，经历长时间的运作这一系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贡舫的弊端显现出来。

首先，贡舫的监管制度并不健全，使不法分子作奸犯科有了可乘之机。正统年间，明朝官员已经注意到长期调拨马快船的弊端，广东道监察御史张受言：“南京差拨马快船装运荐新果品及御用物，每船所载官物甚少，而官旗私自附载客商、货物，殆十倍之，甚至妇女、婴儿污秽亵渎，殊无敬谨之意，乞行禁革。从之。”[28]从史料可知，正统时期南京各部差拨马快船时营私舞弊情况严重。北京调用贡舫运送资源，却没有完全掌握货物数量，这让一些官员乘机将原本少量马快船即可运载的官方货物拆成多份，再请求多调拨船只，用于搭载数倍于官方物资的客商或民间物资。这就造成了朝廷花费数倍资源，结果却仅运送了少量马快船即可装载的官方物资，原本属皇室调拨的贡舫却成为某些官员牟利的工具。

此外，南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利用马船运输行贿、勒索之事频发，某些内官及中军督府勒索随船小甲并肆意调动民夫。在南京吏部与兵部任职的倪岳奏疏中记载：“照得马快船专备装载官物之用。近年以来，差使浩繁。驾船夫甲横被管运内外人等索诈，艰苦不可名状。姑以为害最甚者言之，如南京内官监年例该运黑沙洲等处芦柴，计把不啻千万，占差六百料马船共一十六只，随船水夫约五六百人。每年芦柴就派水夫各自砍砟装载。管押官每船一只要银二三十两，水夫贫难，多将月粮买凑，方免捶楚。及交柴之际，管场官又行索取，每柴一束要钱一文，柴满千万则钱亦千万，钱不敷者百般刁难。及照南京内官监等四衙门装运芜湖抽分厂板枋，用马船三十余只；
南京中军都督府装运烂泥洲等处芦柴，用马船十只。管押人员往往效尤逼迫人夫，因而逃窜数多、船只废坏。职此之田，如蒙乞敕兵部查例，严加禁约。”[29]82倪岳不仅发现了马船弊事，他在《与兵部论快船事宜书》中也阐述了对快船的隐忧：“窃见南京快船差使第一艰难，积年负累，甲余乏贫。每佥一人充当，展转哀告不已。一至领船，中人之产不久即破。盖缘每差押运官员需索帮钱数多，卫所又无余丁拨补，须雇人撑驾。虽有附搭人货，所得不偿所费。回还之日，别无所得。能事者得随有差，内臣贩卖私盐，少思赔补。及至到此，被其算账扣除，依旧一空。生亲见一新佥小甲，初颇殷实，一年两差，房产随尽，遂为贫户。似此夙弊，无力可除，诚可悯念，因循岁久，将成不可救药之病。”[29]90马船民夫因被索贿而在任务中逃跑，原本富裕的快船小甲因频繁接受调拨，垫付钱财变成贫户。由以上两条史料可见，为了支持贡舫的正常运转，不仅朝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间又有太监搭载私物勒索民夫，导致船夫逃跑、船只坏损，快船小甲等底层人员接到运送差事反而入不敷出，民间社会也深受其害。

面对这些暴露出来的问题，朝廷在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开始制定明确的罚则，如没收官员通过搭载私物及勒索而来的钱财，并对勒索船夫等事重罚[19]95。但对监管贡舫的太监没有指定相应的罚则，导致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出现了南京内官太监覃力朋利用过百只马快船运载私盐，却未受处罚的事件[30]。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南京兵部尚书王轼接到诸多汇报贡舫弊事，向朝廷报告了南京上供物资种类和数量，同时建议朝廷省减近三十种贡物并将守船正卒改役，以省月粮。然而朝廷并未完全采纳他的建议，仅同意减少部分贡物，鲜货等仍需维持原定数量，定期运输[31]。直至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朝廷开始对南京各部门每年定期调拨的贡舫数量与货物进行严格审查，并重新制定了运拨的船额[26]22-31。

明朝廷之所以能统合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管理层的人力、物力资源使贡舫得以运转，主要得益于明代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个庞大的服务于皇室的贡舫体系显出疲态，明朝繁荣无两的背后也埋藏着舞弊贪腐的蝇营狗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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