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徽商的营销策略

李英睿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徽商群体活跃的明清时期，正值封建时代经济发展的巅峰，在全国各大商帮的激烈角逐中，徽商能够创造自己的商业辉煌，与其巧妙的营销策略分不开。

此外，教师和家长对学龄儿童生活方式的影响不容小觑。教师群体的行为习惯越健康，态度越积极，儿童的超重肥胖发生率越低[15-17]。家长参与的力度，对改变儿童体力活动行为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8-20]。本研究发现，干预实施1学年后，教师鼓励儿童经常参加体力活动的比例明显增加，提示这可能是干预后儿童体力活动水平明显增加的关键原因。但家长鼓励儿童经常参加体力活动的比例和干预前相比无明显增加[21-24]。提示，今后实施干预时，应增加家长参与的力度。

（一）产品策略

徽商主要从事盐、茶、典、木以及布、粮食等行业，产品大多由普通百姓购买，因此徽商大多以质优价廉的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徽商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因为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徽商的口碑，也关系着徽商在当地的发展。如婺源商人朱文炽，曾经在珠江流域做茶叶生意，“踰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①。宁可亏损也不愿混淆新茶与旧茶，体现了朱文炽对茶叶质量的坚持。而明代歙县的胡山“贾嘉禾，年饥，斗米千钱，同人请杂以苦恶，持不可”。不久后，“诸市米家群蚁聚食，山独免”②。在荒年时往米中掺入次品固然可以暂时提高利润，但这种行为不仅有损道德，也损害了商人自身的信誉，影响其之后在当地的经商。清代休宁人吴鹏翔“尝市椒八百斛，或辨其有毒，售者请毁议，鹏翔卒与以直而焚之，盖惧其他售而害人也”③。焚毁毒椒，是对自己坚持销售优质产品的宣告。

徽商除了以质量赢取消费者信任外，也在产品种类上多有创新，以新奇、有趣吸引消费者注意，多样化的产品也有利于取得更高的利润。始创于乾隆年间的胡开文墨业，不仅墨的质量高，在墨的造型上也别出心裁。胡开文墨有长方形、圆饼形、柱形、椭圆形等，还有更加新奇的形状，如“御园图”墨仿造圆明园建筑、“黄山图”墨仿造黄山三十六峰的形态、“十二生肖”墨取材于生肖等，这些墨外形美观，还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1]。胡开文墨的质量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其高级墨也深受文人士大夫喜爱，这为胡开文墨带来了更多的利润[2]。

（二）价格策略

徽商的价格策略主要是基于成本定价的传统定价方式，一般情况下，只谋取适当的利润，以薄利多销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

目前，我国高校个人理财专业课程体系如下:(1)理财学课程:个人理财基础、投资计划、风险管理与保险计划、个人理财实务、理财营销、个人税务与遗产计划，选修课程有:教育计划、金融工程、房地产金融与投资、人力资本及生涯规划、社会保障概论、艺术品投资、理财心理学、个人信用及债务管理、社会保障概论。(2)金融学课程:货币金融学、国际金融学、金融市场与机构、公司金融、投资学。(3)经济学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家庭经济学。(4)财务会计课程:会计学基础、财务会计。(5)公共课程:计算机、外语、政治、数学。

明代休宁商人程锁，在溧水经商，“其俗春出母钱贷下户，秋倍收子钱”④。程锁则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息，于是“细民称便，争赴长公。癸卯，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长公独予，平价囷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长公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④。因为程锁给百姓贷款的利润更低，卖给百姓的粮食更便宜，以至于“境内德长公，莫不多其长者”④，程锁也成了家产数万金的大富翁。在这一过程中，程锁不仅带给百姓更多便利，也通过渗透定价的策略成功占领了市场。

在金陵典业的竞争中，徽商渗透定价的策略取得的效果更加明显，金陵共有当铺500余家，以福建商人和徽州商人之间的竞争最激烈，“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贫民”[3]。徽州的典铺凭借资本雄厚，把利息压得很低，以至于“人情最不喜福建，亦无可奈何也”[3]。很显然，在徽商的低价策略面前，福建典商已经败下阵来。

（三）渠道策略

徽商对营销渠道的建设和管控也直接影响着产品的销售情况。

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往往活动于大的市镇，这是考虑到对营销渠道的把控。明清时期，“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
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
临清、济宁诸州；
仪真、芜湖诸县；
瓜州、景德诸镇”⑤。这些市镇是商人活动集中之处，以这些市镇为中心，向周边的农村地区辐射。大贾占据都会自然是为了及时获取商业信息，构建自己的商业网络，让自己的货物畅通无阻。休宁商人汪狮“操奇赢，逐什一”，感叹“古之为市者，必于通衢大都。”于是他选择从大都市开始经商，“客淮扬，历诸名郡，业日以饶”⑥。

从何地开始自己的经商活动，是对徽商商业眼光的第一次挑战，倪氏的慕麟公，立志经商，“寻访鸱夷猗顿术，遨游江湖。一日抵荆涂，见其地为江北要区，可贩盐鹾。直走淮阴，运筹以鬻诸市，不数载辄拥素封”⑦。当地食盐的批发与销售较其他地区便捷，这对倪氏的发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歙县人吴孔龙认识到“淮当天下之中，公从中运筹转毂，故业益饶”⑧。

盐商具有政府认可的垄断权，但是盐商也不敢把盐价定得过高，这是对食盐市场的正确认识。“两浙之盐只勤掣放，令商盐流通，私盐自阻。私盐既阻，国课益充，何者？盐行不滞，即市价不踊。夫盐不滞则商利，价不踊则民便。凡私盐盛行者，皆由商滞而价踊，故民乐与私盐为市，谓宜反其术而收其权，此通商益课之道也”⑲。徽州盐商在经商中认识到，若是过于逼迫消费者，消费者就会趋向私盐，反而损害盐商的利益，可见徽商的价格策略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的。

如何对营销渠道有更进一步的控制，减少经营风险，是古今商人都会考虑的事情，徽商往往依靠诚信和与人为善确保自己营销渠道的稳定。如明代歙县人王友权“客居钱塘，悉友明硕，与人交易不较小利，故江湖推重”⑨。许邻溪“善与人交，一见即倾盖如旧，邂逅者往往有去后之思”⑩。明休宁人金法宝“以勤持己，以俭率诸人，以和联日来相贸易者。厉气作力，资遂日起。久之贾既大行，所投辄遂”⑪。

1）为了加强沟通与礼仪课教学的实践性，提高学生将讲授知识、模仿练习和人际交往结合运用的能力，沟通与礼仪选修课在所有教学班组织进行了“我以前不知道的礼仪常识”竞赛活动。

徽商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他们交易的商人信任徽商，自然让这种贸易关系更稳固。把营销渠道掌握在自己或家族手中无疑更让人放心，如程廷柱规划家族的商业版图，自己负责玉山的仓库及购置田产，让二弟负责兰邑的油业，三弟在杭州负责销售货物，四弟则负责各地之间的沟通协调[4]。兄弟四人，各领任务，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掌握在手中，在长江流域相互依托，同进同退，自然比起其他商人便利许多。胡开文墨业传承近二百年，秉承着“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分家原则，即分家时不拆分店铺，即使开设新的店也不要起桌造墨，如果起桌造墨要更换招牌。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胡开文墨业只在一家店造墨，即休城店，其他店分售，这同样是对渠道的一种把控，胡开文墨业用这种方式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维护了胡开文品牌。虽然胡开文不断向全国扩张后，被迫在同治年间开始在分店起桌造墨，但仍坚持“起桌要更名”的原则，这依旧是对胡开文品牌的保护，而且控制各店的都是胡氏族人，因此胡开文能够稳步地向前发展[5]。

①吴鹗、汪正元纂《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

（四）促销策略

明歙县人阮弼“起芜湖，两邑交重长公，人人诵义，具曰长公长者”，以至于“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诸贾人奉立如季河东”㉖。季河东，即一诺千金的季布，商人们把阮弼比作季布，可见他在芜湖成功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赢得了商人和消费者信赖。明代徽州典商汪通保“少贾上海，负贤豪声，以质剂起，翕而复张”，以至于“上海人多处士能，争赴处士”，汪通保“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诸子弟，四面开户以居，客至则四面应之，户无留屦”㉗。他与子弟约定，在其他县开店铺不可以操纵市场，不可以把坏钱当作好钱欺骗顾客，不可以短少，不可以多要利息，不可以按天数计算利息，于是“人人归市如流，旁郡县皆至。居有顷，乃大饶，里中富人无出处士右者”㉘。凭借个人魅力和营销手段，阮弼、汪通保得人心至如此。

如徽州汪氏家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贾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⑫。益美字号的布匹遍行天下，也树立起了益美的品牌，“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⑫。汪氏早期许诺“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这可视作汪氏的营销成本，而带来的利益远远超出这些成本，这显然是一个精彩的营销案例。

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的产品宣传造势，这不是今人的独创，如徽州陆氏的保和堂是目前已知徽州最早的药店，其丸药“在宋已盛行各省，而其时文、谢诸名荐绅多为之序记文章以传后世”[4]210。南宋的文天祥、谢枋得等名人都为其写文章宣传，“其后彦功先生两膺征辟，保和堂丸散复大行冀北，一时名公巨卿又为作《保和堂记》以继述之善者”[4]210。陆彦功是陆氏家族成就最高的一代名医，他带领保和堂进一步发展，从“唐宣公迭传至宋绍圣进士惇彦公、翰林学士荣公、翰林安国公、宣义郎师夔公、太府枢密应发公、丙辰进士梦发公父子祖孙相继缵述，而陆氏之岐黄益以有名于天下”[4]210。历代都有高官名人写文赞誉陆氏的医药，最终让保和堂名扬天下。这些为保和堂写文章的文人，可能与徽州陆氏交好，也可能自己使用过保和堂的丸药，效果显著，他们的宣传与保和堂的发展关系颇大，文人们的“相继缵述”让陆氏的丸药“有名于天下”。徽州陆氏自称“方今省吾先生辙迹几遍天下，而江浙闽广间，全活不可胜记”[4]210。考虑到古代的医疗水平，陆氏的“全活不可胜计”可能有自我吹嘘之嫌，但陆氏的医药应该实实在在地卖到了江浙闽广，陆氏对名人营销的应用，即使是今天的商人也多不能及。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徽商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许多徽商自幼习儒，只是因为科举不顺，或是家庭贫困才去习贾。即使是习贾前未曾读书，经商有成后也往往会学习儒家经典，增长自身知识水平。著名的徽商鲍志道“少侍母郑太恭人，夜诵所读书必精熟，母色喜，然后敢卧”⑬。鲍志道少时读给母亲听的书多半是儒家经典，鲍志道的母亲早逝后，他常感叹道：“吾兹服贾充饶，何一非母之教！”他的感叹是因为怀念母亲，但也可见读过的书确实在经商过程中给了他很多帮助。

明清之际，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徽商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中能极大增强认同感，有“老人坐蓄江南百货，凡北贾者，皆争趋老人所，以故老人无一日无宾，亭无一日无盛筵。老人得宾而富愈益盈，亭得老人而名愈益彰于南北”⑭。这位老人能够吸引北方来的商贾争相投奔，在谈笑间财富增值，他的经商秘诀是“义以取利，仁以聚贾，礼以接宾，智以知足，日与宾客饮醉草亭，享其遐年，斯善用奇矣！”⑭以“义、仁、礼、智”等儒家倡导的品质让自己在商场声名远播，得享厚利，与当时社会对“儒行”的追捧有很大关系。徽商把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结合起来，用儒家倡导的品质自我标榜，亦是一种营销手段，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顺应当时主流价值观的行为。

（二）历史经验的总结

历史著作，尤其是历史上有关商人的记述也给了徽商很多启迪。如黄锜“君虽商而博涉左传史家言，每偕侪耦白鹾司必推君对，君侃侃然发中要领，气劲而词温，所谘禀多见听”⑮。《左传》等史书让他获益匪浅。而嘉靖休宁商人汪当“暇则乐翻旧籍，尝择古人言行之懿，署之四壁，以为治生淑后之训。”经商时汪当贯彻了古人的精神，“方其治鹾，雅志有在，不屑奇赢，且以忮求营苟为耻”⑯。

同时，在传统载体基础上，丰富教育手段。构建一个或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师生交流平台，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学生意见领袖，充分利用互联网渠道下的自媒体平台，扩大意识培育宣传覆盖面。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止是在寝室民族团结、主题班会等显性教育上做文章，同时需将教育根植于文化理念中，在校园学习和生活中内涵式的表达、浸润式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通过榜样示范、民族文化展示等途径激励大学生自觉培养民族团结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⑨王道茂纂修《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4，明成化六年（1470年）刻本。

歙县商人黄莹阅读《货殖列传》，看到计然所说的商业理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观矣。故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⑱。又读到猗顿以盐业起家，富可敌国，认识到“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的道理⑱。通过《货殖列传》，黄莹领悟到商品价格的涨跌是有周期的，商业手段大多是在商品的价格周期上做文章，价低时买，价贵时卖，自然不用担心销量和利润。1000多年前的《货殖列传》可以让徽商悟出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可见历史古籍对徽商营销策略的影响不可忽视。

2007年，进口商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高，进口单位商品的平均资本含量也最高，而进口单位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量最低，说明我国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商品。出口单位商品所需的平均资本量最低，说明我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商品。但出口单位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量却比国内生产和消费单位商品所需的劳动量要低，这是因为可贸易商品需要的劳动量更低。

在新时期不得不承认传统教学理念仍然发挥作用，极大的阻碍了新理念和新方法的传播，使得课程改革带来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得不到积极的宣传和应用，极大的阻碍了教学的全面发展和进步。

说来也巧，老头负责给牡丹池烧火，但他的灶台却不在牡丹池院内。大灶连着老虎灶，既给浴池加热，又为街坊供应开水，因此门开在浴池背后的巷内。大灶所需柴火量大，与牡丹池隔开有好处，便于防火。平时牡丹池不给老头开工钱，只供应柴火，老虎灶的开水收入归老头所有。老头舍不得老虎灶，加上他坚信自己是清白的，与峋四爷的死毫无牵连，因此哪里也不去。不过，虽说他又老又残，并不傻，暗地里思量，峋四爷为人怎样不知道，但是很显然，四爷是牡丹池的财神爷。犹豫再三，老头还是向李霸崖提供了一条看似有用的线索：大约五六天前，熏衣室新来一个小徒工，满脸黑漆漆的，赛过包公，留给人的印象很深。

（三）经商经验的积累

徽商的营销策略是总结商业经验、认清市场形势后的理性选择。

式中：ei(k)为第k位专家给出的第i项指标的重要性序数；
ej(k)为第k位专家给出的第j项指标的重要性序数。于是得到13个元素只有0和1的设计矩阵Aij(k)。

休宁商人刘淮“客于嘉湖。岁饥，有囷廥米，或言可乘时获利。”刘淮拒绝道：“孰若使斯土之民得苏之为利大也。”于是他“减价以贸，又为粥以食饥者”⑳。刘淮此举不仅树立了自己的声誉，也救济了很多灾民。在万历庚申年的苏州，情况就不同了，“因遏籴米腾，一二饥民强借徽商之米，有司稍绳以法，而遂有万人屯聚府门，毁牌殴役，几致大变”㉑。在这种情形下，徽商不仅要背上吝啬的骂名，也追不回被强借的货物。在民变时而发生、经商常受政局动荡干扰的情况下，刘淮的选择显然更加明智，这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

（一）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

那些能够成功运用营销策略的徽商自然能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获取丰厚的利润回报。明代歙县人郑石陵的经营方式与普通商人不同，其他的商人“类能目语，筹校重轻，利不倍蓗不衡藉”，郑石陵却“操息不十一，顾独任诚信，矜己诺，以故人人无不重处士，竟绾毂归之，利乃更赢”㉒。郑石陵以薄利多销的价格策略和诚实守信的品牌经营获得了比其他商人更多的利润，最终“家业大起”。歙县的程国明“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济人利物为务。遇事辄须髯戟张，不屑屑计较利害。于财物无所顾计，赈施挥千金不吝。以故诸公咸重之，愿折节与交”㉓。郑石陵和程国明采取同样的经营风格，以“廉贾”自居，成功地让自己的利润超过同行业商人。

关于融资平台债务管理等，作为监管机构，政府应设立一套融资平台法律法规框架。进一步有效划分政府部门对融资平台的监管职责。近两年来政府部门正在一步步规范政府债务。融资平台需增强财务风险的防范意识，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风险预警体系，及时预测和识别潜在的财务风险。

3.2 NT增厚合并TR或DV异常与不良妊娠结局胎儿的关系 三尖瓣反流是超声检查胎儿中发现的一种常见现象，据文献报道[6]在正常胎儿中的发生率是7%。妊娠11～13+6周胎儿TR与21-三体及其他染色体异常密切相关，胎儿TR发生率随NT增厚而增高，胎儿心脏缺陷者三尖瓣反流明显高于无心脏缺陷者，早孕期胎儿三尖瓣血流可以作为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超声标志物。Pereira等[7]认为通过早孕期评估三尖瓣血流可以提高筛查胎儿复杂心脏缺陷的能力。

徽商群体对自己经营方式的不断调整、对市场角色的准确定位，最终让他们能够“识低昂，时取予”，利润“视旁郡倍厚”㉔。以至于“称大贾者，万灶飞霜；
拟封君者，千金比屋”㉕。

（二）树立徽商的品牌

徽商通过施展营销策略成功塑造了很多品牌，如胡开文、张小泉等。

古代的徽商虽然不似今日的商家拥有众多的广告和宣传渠道，但往往也有别出心裁的创意。降价促销、开业庆典等也是徽商吸引消费者的手段。

徽商很重视自己的品牌，黟县人胡荣命“贾于江西吴城”，他“贾五十余年，临财不苟取，遇善举辄捐资为之，名重吴城。晚罢归，人以重价赁其肆名”，胡荣命拒绝道，“彼果诚实，何藉吾名？欲藉吾名，彼先不诚，终必累吾名也”㉙。即使晚年弃贾归乡，也不愿他人影响自己的品牌声誉。品牌是商人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徽商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树立并维护自己的品牌，也是徽商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一）注重商业道德

⑪金瑶纂修《休宁珰溪金氏谱补》卷5，明隆庆二年（1568年）刻本。

清代的江羲龄“尝贸易芜湖，有误投多金者，却弗受，人称‘江公道’云”㉜。江灵裕曾“总理茶务，有恒泰银号沿市籍未销，误兑四千金，裕悉返之”㉝。可见，徽商群体重视商业道德，不屑于短期利益。

（二）口碑营销占重要地位

古代的信息传播较慢，徽商的产品好坏和诚信与否往往通过经营所在地的商人及消费者口口相传，因此徽商品牌的树立、消费者的认可，都需要徽商长时间对营销策略的坚持。明嘉靖年间歙县人许文才“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人之适市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㉞。歙县商人吴南坡坚持自己的原则：“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㉟。而他的坚持也让他获得了充分的回报，“久之，四方争趣坡公。每入市，视封识为坡公氏字，辄持去”，甚至“不视精恶长短”㉟。许文才和吴南坡都坚守诚信，最终凭借积累的口碑在当地的商场站稳脚跟。

徽商的营销策略在明清时期堪称出色，独领风骚数百年，但不能和今日企业的营销水平相比。徽商的营销策略受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在明清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徽商群体已经发挥出了令人惊叹的创造力和经商水平，他们制定的营销策略对现代企业仍有借鉴意义，其中所体现的原则与商业道德尤可警示当代。

注释：

该产品说明书属于科学语体，从禁忌、产地、不良反应、使用方法/用法用量、功能主治/适应症、主要成分、注意事项、有效期限、执行标准、说明书修订日期、贮藏、类别、性状、剂型、商品包装、商品名称全拼、药物相互作用等17个方面对龙虎牌清凉油做了说明，并对该产品的商品编号、批准文号、生产厂家做了交代。行文平实，语义符合这种品牌清凉油的客观实际。比如对“商品包装”属性的描写，是“铁盒包装，3g/盒”，这种描述一定是要与该产品的实际包装情况吻合，否则就会失去需求者的信任。对“功能主治”属性的描述，其修辞语义是建立在龙虎牌清凉油的实际功能基础之上的，不能胡编乱造，欺诈消费者。

②李维桢撰《大泌山房集》卷73《胡仁之家传》，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③方崇鼎、何应松纂修《嘉庆休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刻本。

④吴以声纂修《休宁率东程氏家谱》《明故礼官松溪程长公墓表》，明正统三年（1438年）刻本。

⑤张涛、谢陛著《明万历·歙志》，明万历年间刻本。

⑥汪澍、汪逢年纂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乡善狮公墓志铭》，清顺治十年（1653年）刻本。

⑦倪望重等编写《祁门倪氏族谱》卷下《慕麟公纪略》，清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

互联网企业的培训管理严重缺乏对其培训效果的评价。显而易见，缺乏检验的培训自然也就使公司难以获益。互联网企业只关注其培训方式及方法的改善，并不看重培训评估，从而没有建立完善的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可想而知，由于缺乏完善的培训评估系统，公司无从得知其培训对员工是否有效果，也难以有针对性地改进公司的员工教育培训，以至于公司培训无法达到提升员工技能的作用。

⑧吴吉祜纂《丰南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对商人的影响非常大，很多徽商在读完《货殖列传》后大发感慨，并有所作为。明代歙县的商人许秩，少时有大志向，读《货殖列传》时“见蜀民工于市易，贾而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悠然动游兴。于是买舟浙江，溯流而上，直达成都，历川峡之胜，迁厥物产于齐鲁间”⑰。他见《货殖列传》中的商人在蜀地经商成功，于是亲自到成都考察市场，发现了商机，通过在蜀地和齐鲁间贸易“资用益饶”。

⑩许光勋纂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世谱》第5册《邻溪行状》，明崇祯七年（1634年）刻本。

徽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考虑长远利益，注意树立品牌。道光黟县人舒遵刚擅长经商，但与众多锱铢必较、利益为先的商人不同，他曾经对周围人说道：“圣人言，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国且如此，况身家乎！”㉚他坚持认为应该以义取利，而不应该用旁门左道获取不义之财。黟县商人方士恩“乐善好施，排难解纷，尤工医学。济贫不取分文”，他创建药铺，对员工自述志向：“吾创此业，以便人缓急，勿贪利，免损吾志”㉛。

⑫乐钧、许仲元著《三异笔谈》卷3，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⑬鲍琮纂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中宪大夫肯园鲍公行状》，清嘉庆十年（1805年）刻本。

⑭方承训著《复初集》卷25《杨老人草亭记》。

⑮《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黄母吴氏孺人行状》，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刻本。

⑯汪湘纂修《汪氏统宗谱》卷116《汪景达墓志铭》，明万历三年（1575年）刻本。

⑰许光勋纂修《重修古歙城东许氏世谱》第5册《平山许公行状》，明崇祯七年（1634年）刻本。

⑱《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5《黄公莹传》，明嘉靖四十一年（1575年）刻本。

⑲许国撰《许文穆公集》卷9《与马柳坡》，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刻本。

⑳徐卓撰《休宁碎事》卷12，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

㉑程泰编撰《明熹宗实录》卷46。

㉒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处士石陵郑君暨配洪孺人合葬墓志铭》。

㉓张伯行撰《正谊堂续集》卷7，清乾隆刻本。

㉔赵宏恩修《（乾隆）江南通志》卷19《舆地志·风俗》，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㉕郑虎文撰《吞松阁集》卷28《徽州司马王君敬亭母太安人七十寿序》，清嘉庆刻本。

㉖汪道昆编著《太函集》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刻本。

㉗佘华瑞纂《岩镇志草》卷4《义行传》，上海书店，1992年版。

㉘汪道昆编著《太函副墨》卷4《汪处士传》。

㉙谢永泰修《黟县三志》卷6（下）《人物·尚义》，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㉚谢永泰修《黟县三志》卷15《艺文志》，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㉛民国《黟县四志》卷7《人物·艺术》，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㉜江登云纂《橙阳散志》卷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检验机构实验室存在安全布局、配置、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如实验室水、电、气等管线布局不规范，设备的安全距离不足（特别是低温冰柜），化学品未按照分类分开存放，危险物品柜无报警系统，堵塞安全和消防通道，环保设施不达标，缺乏必备救助设施和药品，门禁、监控系统覆盖不到位，消防设施设备配备不足或布局不合理。

㉝吴鹗、汪正元纂《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清光绪九年刻本。

㉞许克复编《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8《逸庵许公行状》，明隆庆三年（1569年）刊本。

㉟吴雯清纂修《古歙岩镇镇东磡头吴氏族谱·吴南坡公行状》，清康熙年间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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