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国时期现代国家构建的挫折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汪仕凯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近代中国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为了适应国家竞争的时代条件，在大一统王朝国家无法同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相抗衡的困境下，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统治形式创建现代国家。虽然从欧美国家吸收政治资源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在吸收了欧美政治资源的基础上，中国究竟要建成怎样的现代国家则是未知的。现代民族国家毕竟是西欧地区政治发展的产物，它的历史基础、社会条件、制度模式、权力结构以及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近代中国存在着明显差异。如果简单地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模型重组大一统王朝国家，那么非但不可能在近代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反而会给近代中国造成严重的政治灾难。事实上，帝国主义列强的持续入侵已经将这种政治灾难越来越明显地推到中国人面前，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终结以及随之出现的国家分裂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中国现代国家是怎样的形态，它都必须采用权力集中体制。因为民族国家是以行政官僚制实现权力集中的现代国家，而且大一统王朝国家也是权力集中的国家，所以只有近代中国以权力集中体制为支撑才能完成现代国家构建。问题在于，大一统王朝国家的权力集中和民族国家的权力集中并不相同，大一统王朝国家的权力集中是政治大一统，也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这种权力集中并不能直接成为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权力集中。更为关键的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持续入侵下，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体制已经难以进行有效的统治，近代中国必须寻求建立新的政治统治形式。由此可知，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实现从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向一种全新的权力集中转换，在皇权被推翻之后，这种全新的权力集中似乎只能是欧美民族国家的以行政官僚制完成的权力集中。

行政权力集中与政治权力集中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的要义在于处理政府组织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后者的要义则在于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行政权力集中依靠科层制原则和官僚组织实现，政治权力集中则依靠组织化或者非组织化的政治行动者以及意识形态等资源实现。在传统政治中，实现政治权力集中的资源主要是非组织化的政治精英和意识形态，而在现代政治中，实现政治权力集中则必须依靠组织化的政治精英，进而论之，就是依靠力量强大的现代政党实现。不过，一个政党是否能够在现代国家中实现政治权力集中，端赖政党组织背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具体情况能否提供关键支持。

以行政官僚制建立的权力集中的本质内容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官僚按照科层原则组织起来将命令从中央到基层进行垂直的贯彻，在形式上则表现为中央指挥的统一的政府体系。行政权力集中是民族国家之间围绕着军事—财政问题进行的竞争过程具体塑造的，在其塑造的过程中，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直接联系得以形成，为了有效控制行政权力集中，政治分权的制度框架发展了起来。但是，行政官僚制在近代中国是不可能实现权力集中的，因为行政官僚制有赖于专业人才的供给，官僚组织的规模越大，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越大，中国巨大的国家规模自然需要规模庞大的官僚组织，而近代中国根本不存在足以填补官僚组织职位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储备。除此之外，大一统王朝国家塑造了多民族共同体，行政官僚制对民众政治参与的排斥使其不可能组织多民族共同体进而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到现代国家之中。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构建就局限在构建和强化行政权力集中的范围内，国民党在同共产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时，虽然看到了民众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作用，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从行政权力集中突围转向政治权力集中，但是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实际上有党魁而无组织、军权压倒党权、“南伐”的技术官僚挤压“北伐”的革命干部，所以重新回到了行政权力集中的老路。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将重心放在行政权力集中之上时，就已经铸就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失败，它的失败反过来证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重建新的政治权力集中。这种全新的政治权力集中必须包含两个基本内容，一方面，政治权力集中必须建立在民众广泛支持的基础上，另一方面，政治权力集中必须将多民族共同体重新组织起来。能够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方面内容的政治权力集中，只有在革命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并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创建。

概而论之，从大一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使中国现代国家的内涵、主体力量、领导核心逐渐清晰的漫长演化过程。在内涵上，中国现代国家只能是政治权力集中体制同多民族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大一统国家，如果不能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在现代国家之中，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就不可能成功。在主体力量上，由于要保存多民族共同体，因而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多民族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说民众必须参与到现代国家构建中来。在领导核心上，由于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被纳入到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中，因而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将绝大多数民众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并使其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的革命党。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因为没有发现上述三个条件所以失败了，但是没有这种失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所必须的条件也不会显现出来。

政治大一统在王朝国家循环中不断得到发展，至满清时期，以政治大一统为深层结构的古代王朝国家达到了极盛状态，然而大一统王朝国家却在极盛中走向终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一统王朝国家不知不觉地进入到了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是由西欧国家向全球扩张所塑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创造新世界的西欧国家不仅具有建立在工业基础上的强大军事力量，而且具有建立在完全不同于中国所熟知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理论基础上的强大制度示范力量，因此，在欧洲列强的持续入侵下，满清王朝国家最终被纳入到新世界之中。置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就意味着必须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逻辑，而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王朝国家自身的逻辑不得不发生改变，集中而论，中国必须适应新世界而成为现代国家。

秦结束了古代中国分裂的局面，使发端于西周的政治大一统重新出现，从而奠定了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基本格局。自秦汉以降，延至隋唐宋明，以皇权为中心，由官僚制、郡县制、儒家意识形态等要素共同组成的王朝国家循环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构建的一种典型模式。与此同时，起源于匈奴、初成于北魏、成熟于辽金元的内亚草原帝国则代表着另外一种古代国家构建模式。两种模式是彼此冲突和相互竞争的，但是“历史中国是在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之中形成的”[1]155。满清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将两种国家构建模式统一了起来，前所未有地将政治大一统贯彻到长期有效统治广阔疆域的活动中。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满清依靠内地财政资源的支持，将西部边疆的广大地区纳入到有效统治的轨道，从而构造了以内地资源支持边疆控制、以边疆控制拱卫内地的防守型的地缘政治格局[2]。

满清作为大一统王朝国家是非常成功的，但是西欧列强的入侵为这种旧王朝的成功设定了限度。王朝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主线索，但是每一次王朝国家的终结并不是大一统王朝国家形态的终结，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大一统王朝国家形态通过不断吸收新的制度要素，不仅实现了延续而且走向了成熟。而西方入侵对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影响则完全不同，它不再是满清王朝国家的危机，而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国家形态的没落。孔飞力认为：中国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3]2-3。要言之，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之后，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并吸收政治资源，寻找新的政治统治形式。

大一统王朝国家的没落被当时的有识之士喻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若以后人眼光度之则是国家观念不得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根本变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传统‘天下观’的破灭，二是内在性关系的变化，即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改变。”[4]914在欧美列强的持续打击下，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不再，中国非但不能和欧美国家取得对等地位，反而由于落后被加诸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此向欧美国家学习是最终的出路。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最为充分地说明它们具有比中国更为有效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古代绵延了近三千年的王朝国家同欧美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相比毫无竞争力，若非如此，满清就不可能一败再败以致沦落为欧美列强共同宰制的半殖民地。外在性关系的改变更为根本，只有外在性关系改变了，中国才能够在发现欧美国家的政治统治形式更为有效的基础上发生内在性关系的改变，即国家与人的关系必须进行重构。但是，在中国创建能够同欧美国家相竞争的有效政治统治形式的过程中，国家与人的关系的定位就变得更为根本了。

西欧本来处在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因此欧美列强的崛起意味着一种“全球性的体制革命”，这就是在欧美国家将全球纳入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同时，它们自身逐渐组成了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5]7。沃勒斯坦对此历史过程有精彩的论述：“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构建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的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
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6]38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质上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因为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基于政治统治的有效性扩张其权力。中国从天朝迷梦中醒悟过来发现新世界，就意味着被迫进入到一种国家间不平等的结构之中，而要摆脱此种不平等结构的限制，就只有适应新世界，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参与国家间竞争。

国家间竞争必须依靠有效的政治统治形式作为根本支撑，而欧美列强已然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有效性充分地示范出来，所以满清王朝尽管一再抵制、拖延，最终只能将现代民族国家作为自身转型的榜样。民族国家是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产物，集中概括了西欧从中世纪晚期到19世纪政治发展的经验。中世纪的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形成了封建统治结构，统治权的争夺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并且刺激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主权的观念也形成了，民族国家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政治革新”而就此产生[7]627-628。民族国家的要义在于民族和国家的结合，这就是说，在官僚体制能够对边界确定的疆域内的人口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上，一方面，这些人口的个体被转化为国家的国民，另一方面，这些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被以国家名义命名为一个民族，因此，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其实是一个政治民族，它实际上是国家主权的构成者，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同国家利益密不可分[8]。

从民族国家所集中概括的西欧政治发展经验来看，从古代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存在着“合”与“分”两个过程。首先，“合”的过程就是将有效控制下的人口整合为一个民族，而不管这些人口本身在文化上存在多大的差异，所以合为政治民族就是通过政治过程完成人口的同质化。其次，“分”的过程就是将本民族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民族国家的构建是多个国家同时进行的，不管本国的人口在历史和文化层面同他国人口存在怎样的联系，都必须采取控制手段将他们区分开来，从而使其各自认同归属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国家，这也是政治民族被称之为国族的原因。现代民族国家的“合”与“分”两个过程的统一，对于率先进行民族国家构建的西欧国家来说并不存在太大的挑战，但是伴随着欧美列强的全球扩张而出现的民族国家在落后地带的扩散，“合”与“分”两个过程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对于那些疆域辽阔、人口构成复杂的古代国家而言，“分”的过程压倒了“合”的过程。

“合”与“分”两个过程的冲突在满清向欧美学习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出来。虽然满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实现对广阔疆域的有效统治，但是“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特征并不是谋求全国的同一化，让边疆地区逐渐靠近内地并逐渐内地化，而是以位于中国内地北面和西面的蒙古、西藏以及天山南部的维吾尔社会为‘藩部’地区”[9]201。将疆域划分为内部和“藩部”的政策本质上是一种隔离，其目的在于保障满清作为一个异族政权能够同“藩部”结盟从而牵制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汉人力量[9]201。在这种情况下，满清王朝要构建现代国家就必须废除“藩部”，但是“藩部”的存在实际上就构成了“分”的基础，要将“分”的过程统一到“合”的过程中来，中央政权就必须强大有力。然而，满清王朝在列强持续打击下日益软弱无力，同时，列强不断地对“藩部”地带进行渗透和侵略，因此“分”的动力越来越大，很难被统一到“合”的过程当中。

革命党人的民族革命纲领对“分”的过程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孙中山制定了以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的革命纲领，但是在革命实践中，三民主义变成了“一民主义”，因为大多数革命党人只能理解以排满为内涵的种族革命，“排满的口号能起到最大的动员作用，造成反清的革命形势。它既迎合了一般汉人光复大汉政权，对满人报仇雪恨的民众心理，有适合革命志士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以求亡图存、争取民主的情势需要。”[10]214武昌首义之后，军政府以象征内地汉族十八行省的十八星旗为国旗，可谓是辛亥革命中实践“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宗旨的最突出证明。“然而，这种族群民族主义式的国族构建，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中国境内诸民族之间的猜忌和嫌隙。”[4]1001当然，排满革命建立在汉族类似于欧美民族国家的“国族”之上，但是它却忽视了蕴藏在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所具有的限制作用，即满清王朝国家广阔疆域上族群构成的复杂性和列强入侵具有的破坏性影响，严重地阻碍了“合”的过程。于是，满清王朝从事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引发了辛亥革命，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中国很快在事实上陷入了分裂状态。大一统王朝国家终结了，能够代替它的现代国家却没有构建完成。

满清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一次艰难尝试，在此过程中，不仅满清王朝灭亡了，而且大一统王朝国家也随之终结。虽然从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最终成功构建了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并不是能够将大一统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的合适的政治框架，但是欧美民族国家是当时条件下唯一的现代国家类型，所以满清王朝要转型为现代国家没有第二种可资参考的类型。而且，只有当中国开始定位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一员从而学习西方的政治框架时，中国才能逐渐发现自身构建现代国家的特殊性所在。只有在真正融入“世界”和吸收了“世界”的资源之后，“中国”才真正有了“自己”[11]117。也就是说，不管满清王朝从事的民族国家构建的结果怎样，从新世界特别是从强大的欧美国家吸取政治资源，中国才能从大一统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这是确定无疑的。

为实现对疆域的有效控制，清王朝必须强化王朝国家政权体系的建设，但是，置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满清王朝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旧的政治统治形式。晚清新政效法西方启动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力图以组织变革的方式将国家政权延伸到基层社会，但是其结果则是进一步增强了本来由于太平天国运动而坐大的地方势力，这不仅激化了地方与民众的冲突，而且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平衡，最终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和政治权力集中的解体。将国家政权竭力延伸到基层社会之中确实是西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由之路，然而这种国家政权建设路径却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歧路。

王朝国家的政权体系在满清时期已经演化到了十分发达的程度，为了有效应对由于广阔疆域和巨大规模人口造成的统治问题，满清王朝国家的政权体系已经将治理潜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了出来。从秦王朝建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就是王朝国家最基层的政权层级，在县以下则没有进一步进行行政区划，也就没有建立相应的基层政权，因而有“皇权不下县”之说。政权体系止步于县的情况到了满清王朝则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因为王朝疆域的扩大，尤其是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促使满清王朝对政权体系进行了调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上述两个因素对王朝国家统治形式的影响较之欧洲人的到来更为深远，尽管它们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走向[12]35。欧洲人的强势入侵决定了中国必须创建新的政治统治形式，而近代中国内部的条件则决定了新的政治统治形式的具体内容。清王朝将行政机构从县延伸到乡村基层社会，实际上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之前由于内部条件变化就已经发生的政治变革，它进一步构成了近代中国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基础。

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和疆域扩张都会对治理形成压力，有效应对压力的途径不外两种，其一是扩大县的数量从而减少县的治理范围，其二是增加县级政权工作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县的治理能力。无论哪一种途径都将要求更多的财政投入，从而必然要求清王朝扩大对乡村社会赋税的汲取。清王朝为实现“仁政”而奉行“永不加赋”的政策，在完成“摊丁入亩”改革之后，“地主士绅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加大赋税必然削弱他们的物质基础，并引起其不满”[13]，因此，清王朝难以通过扩张政权体系规模的方式应对治理压力。

处在财政制约下的清王朝采取了盘活县级政权存量治理资源的方式实现了政治变革。在县级政权中除了正堂主官以外，尚有一定数量的佐贰官，通过将他们从县城分派到基层驻防并承担管理任务，就能够满足王朝国家在新条件下的治理要求。胡恒的研究发现：“自雍正中期开始，原本驻扎在县城的佐贰官纷纷进驻乡村要地，并逐步具备了较完整的行政职能，不仅一般的行政性事务经常参与，命案和钱粮也时有所及，制度所规定的不许佐杂参与刑名、钱粮的规定在基层实践中几成空文；
驻于县城的典史也分管了城郭及周边的区域，从而使得乡村社会拥有了众多基层官员，并进而对基层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佐杂官较少的县份实行‘特殊管理区模式’，由佐杂分管一定区域，知县管理另外县域，佐杂官较多的县份实行‘全县分辖模式’，全县区域被几个佐杂官分管。”[14]322由此可见，通过一种内在的政治变革，满清王朝已经将政权体系从县下沉到了基层社会。

作为县级政权体系向乡村社会延伸过程的补充，满清王朝重建了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工具，形成了能够同政权体系相配合的保甲、里甲等组织。萧公权发现：“清朝皇帝接受了明朝所用的体制，在某些细节上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且对所有辅助的地方组织，只要看起来有助于基层社会统治，都加以运用。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个最终完成的体系，可以说面面俱到，设计非常精巧。”[15]6朝廷从乡村社会中吸收人员来充任这些组织，发挥地方人士在基层统治中的辅助作用，但是“为了阻止地方自主权的发展，就把乡村控制的各种功能分派给许多个别或部分重叠的组织。这样，就没有一种组织能够垄断地方影响力，并因而发展成为帝国体系外围的权力中心”[15]592。乡村内部的组织在承平时期能够为有效治理提供帮助，盛清时期王朝国家正是通过将县级政权延伸到基层社会和调动乡村社会内部的治理组织，实现了对乡村基层社会较高程度的有效控制。

据此可以推断，盛清时期的乡绅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不过，19世纪中期开始的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则为乡绅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在盛清时期，王朝国家通过对县级政权体系的治理资源的充分调动，实现了行政机构从县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从而满足了在不增加官员和赋税的前提下增加管理层级以取得有效治理的要求，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状况是承平时期的脆弱平衡。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爆发说明王朝国家政权体系的治理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即传统的官僚制度已不能治理其密度惊人地增长的农村人口和被经济竞争弄得日益失调的社会制度。”[3]221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清王朝不得不对基层治理体系进行变革，通过赋予乡绅举办团练的权力从而使其在基层统治中担负更大的责任。最初，清王朝允许乡绅举办团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在行政管理软弱无力时期，绅士在地方组建武装和管理中创造的这种组织形式，由于一种长期的行政传统而获得合法地位，在这个传统中团是体面的、官方倡导的地方管理制度的组成部分”[3]106。

进而论之，由于农民起义冲垮了清王朝建立的基层统治体系，乡绅以办团练为基础，在填补统治空隙的基础上逐渐获得了合法地位，并且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势，最终能够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费孝通所概括的“双轨政治”[16]35-38正是反映了乡绅在基层统治中确立了自身地位的局面，这与其说是古代中国王朝国家的事物，不如说是盛清时期的内生政治变革被晚清时期农民起义冲垮之后出现的新事物。至少就满清王朝而言，由于乡绅在基层统治中占据关键位置而出现的“双轨政治”是19世纪的产物。其实，乡绅在整个晚清时期一直在扩张自己的权势，如果说农民起义为乡绅扩张权势打开了缺口，那么由于西方列强入侵而引发的创建新的政治统治形式的过程则为乡绅扩张权势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晚清新政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效法西方建立代议制度实行立宪政治，从地方到中央分别设置县议事会、省谘议局、中央资政院，以此作为正式议会体制的基础。县议事会和省谘议局对于乡绅扩张权势而言具有转折意义，在清末新政之前，虽然乡绅在基层社会占据了关键位置，但是其影响力始终局限于基层难以向上发展，并且尽管清王朝承认了乡绅的地位，但是王朝国家并没有为其提供正式的组织制度。县议事会和省谘议局建立之后，乡绅不仅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正式组织制度，而且将其权势地位从基层狭小的空间中伸展开来，既掌控了县议事会又跻身省谘议局。乡绅利用新政实现向“权绅”的转变，“新政及其以后一系列制度性变革为绅权的扩张带来了更多的合法性依据，使相对隐蔽操持地方公权的传统士绅变成了公然的‘权绅’。”[4]802权绅的出现为重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立足点，因为这个群体将对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的成败产生重大影响。

从欧洲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经验来看，国家政权建设的目的在于，将中世纪大行其道的各种中间势力从统治轨道中排斥出去，进而将统治直接建立在民众默认或者同意的基础上。如果说中世纪的中间势力是欧洲国家政权建设必须解决的政治力量，那么权绅就是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必须解决的政治力量，因此，晚清直至民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就是要建立权绅不能染指的权力集中的政权体系。然而，晚清的国家政权建设非但不是将权绅从统治轨道中排斥出去，反而为这个群体扩张权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主动将乡绅引进政权体系，其严重后果则是地方政权被权绅所控制，权绅不仅依托地方政权同中央对抗，而且利用地方政权大肆盘剥乡村社会。权绅在地方的统治引发了以绅民冲突为形式的民变风潮，乡村社会变乱的根源绝非完全是劣绅填补了贤绅进城后留出的位置，权绅地位和权力的膨胀使其公共责任弱化，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乡村社会的渔利者而非保护者，这才是更为根本的因素[4]798-799。权绅的劣绅化使其在清王朝覆灭时依附于北洋军阀，从而成为了军阀割据的社会基础。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同样遵循了将政权体系从县贯彻到乡村的思路，一方面将乡村重组为行政乡，另一方面在县和乡之间设置区，其用意在于通过新的基层政权组织体系取代晚清以来被乡绅控制的地方政权。将已经劣绅化的士绅从政权组织体系中排斥出去当然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步骤，但是新的政权组织体系需要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行政人员充任，而国民党政府事实上根本不足以招募到能够满足基层政权要求的规模足够的行政人员。因此，基层政权组织中的工作人员，要么是没有文化的农民，要么还是劣绅，国家机器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17]273-274。当然，国民党在统治核心地带取得了有限进展，可以利用乡村社会内部的权力纷争，国家能够在县“获得牢固的官僚与财政控制”，但是仍然无法渗透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因为那里的地方精英已经深深地打入到了政府的官僚机构中。”[18]299国民党在核心区域取得的有限成果是以广大腹地的失败为代价的，在国家动用资源控制核心区域时，“国家在其他地方减少了服务，让那些地区自行发展”，农民饱受压榨之苦，乡村社会矛盾持续尖锐，“正是那些在中国新的治国战略中无关轻重的区域，农民成群结队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拥护共产主义革命。”[19]232

为什么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不可能成功呢？杜赞奇试图以“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加以解释，他认为晚清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因而新的基层政权组织难以阻止基层盈利性中间人染指权力行使过程，于是形成了政权机构扩张与财政能力增强不成比例的局面[20]51。如果依照杜赞奇的分析思路，只是从基层政权扩张与财政之间的关系进行评价，那么盛清时期的王朝国家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国家政权建设。盛清时期，王朝国家不仅将政权延伸到了基层社会，而且在征收户部控制的正赋之外，能够根据实际支出需要获得巨额的杂赋，满足了统治所需，经制之外的“地方财政”事实上和中央财政共存[21]219。国家政权内卷化只是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结果，并非导致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失败的原因。地方上的各种势力渗透进基层政权组织之中，利用行政职位中饱私囊，这是现代国家构建中常见的现象，这就需要中央对盈利型的代理人进行清理，同时建构新的组织网络和权力文化机制。

其实，杜赞奇过于偏重行政官僚化过程，同时将行政官僚化局限在政权组织向下延伸上，使其不能抓住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是要建立有效的直接统治，这就是说，国家必须直达民众从而将其统治建立在民众默认或者同意的基础上，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否则不足以将阻碍直接统治的中间势力控制住，国家政权组织也就难以延伸到基层从而进行有效统治。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借助民族主义动员民众的支持，这是中央政府能够强大的重要基础。概而论之，国家政权建设是以强大的中央政权为凭借的，或者说权力集中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内在要求。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出现说明，政权向下延伸并不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要害所在，拘泥于政权向下延伸所发现的政权建设内卷化并不是一种能够解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而是研究者对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认识已经内卷化了的证明。

在西方列强入侵和农民起义的共同打击下，晚清时期王朝国家的中央政府并不够强大有力，并且在帝国主义势力后续更大规模的侵略中持续走向弱势，在此情况下进行国家政权建设，非但不能完成将政权体系渗透到基层社会中的目的，反而为地方势力的坐大提供了机遇。地方势力的崛起进一步弱化了中央政府，以致造成地方抗拒中央的局面，中央政府试图加强集权的努力，最后在辛亥革命中促使地方势力转而推翻了中央政府。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失败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强大有力的中央政府，所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起点就是必须强化权力集中。困难在于，晚清王朝国家必须创建新的统治形式以完成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如何在创建新的统治形式的同时维持权力集中，或者说，怎样的新统治形式能够保障权力集中的同时实现向现代国家转型，在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在国家政权建设走向歧路并最终导致政治权力集中体制崩溃之后，这个答案才开始慢慢浮现出来。

晚清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导致了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终结，大一统王朝国家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系，政治权力集中的要害在于皇权，而皇权则是以信奉儒家意识形态的士大夫为支持力量的，国家政权建设则破坏了士大夫对皇权的支持。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权，延续了数千年的政治权力集中随之崩溃，从此数十年时间里中国事实上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国家分裂成为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最根本挑战，因而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政治权力集中在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于是重建政治权力集中以再造国家统一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内涵。只有等到大一统王朝国家终结之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才能够走出国家政权建设的歧路进而步入正途。

政治权力集中的崩溃其实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就埋下了历史的伏线。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北方捻军起义绵延近二十年，盛清时期行之有效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体系被反叛势力冲垮，因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开始发生变化。清王朝为了镇压起义不得不向地方放权，其最为关键者就在于“督抚取得军事上的实权，其势渐重”，并且地方督抚在甲午之后“以力求自强相号召，更相率创练新军；
于是清代单元体的军队组织，完全化为多元体。”与督抚权力逐渐增大相伴随的是，地方士绅开始同地方权力形成网络，“那些明敏的督抚，看到局势艰难的情形，知道要应付这些艰难，非得本身有名望的缙绅的援助不可，故处处尊重地方缙绅的意见；
地方的缙绅阶级，不知不觉，养成一种潜势力，甚至在有些省内，有左右并动摇地方长官的能力。”[22]106士绅首先是在基层社会扩大了自己的权势，其次在县和省层面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待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积累，士绅的权势终于在清末新政时期完成了突变。

士绅在地方的权势地位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在政治上，士绅进城从而在省建立谘议局，于是士绅借助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将地方利益扩大了，“原来潜伏在民间没有组织的地方利益和中央政府之矛盾转化为一种体制内的对抗”，一旦中央政府损害了一省或者数省的利益，士绅就会利用谘议局进行联合，从而带动起大规模的反抗中央政府的运动[23]118。其次，在经济上，士绅以“收回权利”为旗帜，利用他们同地方权力之间的制度性或者非制度性的关系大肆兴办实业，但是这种做法超出了当时清政府的财力限度，因此就将兴办实业的成本转移到了普通民众身上，“新政改革没有顾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反而将改革的各项负担多转嫁给广大下层民众”[24]454。与民众承担兴办实业的沉重负担形成对照的是，士绅则利用兴办实业的机会大有斩获，不仅从中渔利，而且强化了他们掌控地方公共事务的能力。

地方利益的发展、士绅的组织化以及操控地方公共事务能力的增强使得作为一个群体的士绅同地方政权中的权势人物之间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网络，地方势力以此为基础日益坐大，终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在清末已是不争的事实。清末围绕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发生政争是理解当时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关键事件。清王朝对于地方势力坐大是心知肚明的，因而必欲通过立宪加强中央权势，而地方督抚则力求通过立宪制约中央。立宪改革在形式上似乎将地方督抚置于矛盾境地故而有利于中央，因为从推进内政改革以挽救危亡的目的出发，必须要强化中央权力，但是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地方督抚力图以立宪改革实现更大程度的分权。不过就实质论之，责任内阁必须由国会产生并对国会负责，而国会的代表都从地方产生代表地方利益，故而责任内阁就能够使中央政府置于地方利益的牵制下，所以组织责任内阁“便是地方督抚力图救亡的要策及用以对抗清廷中央集权的利器”[25]79。反过来，满清亲贵则将责任内阁变成“皇族内阁”，以对冲地方势力利用国会牵制中央权威的企图。

其实，在地方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背后蕴藏着清末的根本性变化，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士大夫已经从皇权的支持基础变成了地方权势人物的支持基础。武昌首义之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十五个省脱离了清王朝，这绝非辛亥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成功的证明，而是辛亥革命过程中一股庞大潜流的外在表现而已。虽说武昌的枪声使革命的思想一日千里，但是革命的行动却裹足不前，当时还是学生的叶圣陶就敏锐地意识到，革命能够推翻清王朝但将引发动乱，“反清人士对此顾虑重重”[26]176。叶圣陶意识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当时掌握着地方权力的权绅群体的普遍心理，因为新政激化了普通民众与权绅之间的冲突，动乱则为民众起来打击权绅创造了机会，所以权绅最怕动乱。

周锡瑞发现：“他们的利益系于西方化的新政，但这种新政的先决条件则是社会稳定。辛亥年，他们首要的、刻不容缓的关切，是保持法律和社会秩序。只要是他们的权力，受到了军队、秘密会党、城市群众等人民力量威胁时，他们就要维护这种首要的关切。正是城市上流阶层这种新政纲领的本质，实际上激发起人民的反抗；
反过来，这种反抗，势必又碰到上流阶层为了保持法律和社会秩序而进行镇压。”[27]321-322为了避免引发动乱从而将自己毁灭，权绅唯一的出路就是聚集在地方权势人物周围参加革命，然后使用“革命权力”将民众的反叛镇压下去。于是，权绅不仅成为了革命者，克服了革命蕴藏的对己不利的危机，而且获得了“革命权力”，他们的权威和地位在此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辛亥革命能够从武昌席卷全国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是同地方上权绅在利害得失的精深计算后加入革命密不可分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就认为：“革命党人只起到点火的作用，而使火势蔓延最后成燎原之势的则在于城市化绅士领导和推动的城市群众运动。”[23]120换言之，清王朝是由革命党人和权绅联合推倒的，其中权绅的作用比革命党人的作用更大一些。此种格局在当时就被世人所观察到了，于是有清王朝非亡于民变实亡于士变之说，非徒政权更替的结果，政权更替背后的缘由，同样使辛亥革命别具特色[24]506。当然，士绅在辛亥革命的关键作用使士绅群体，至少是士绅群体的上层即权绅，成为了革命的最大获利者，这对民初政治格局及其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的不只是满清王朝，更为根本的是古代中国延续了近三千年的大一统王朝国家，以及作为大一统王朝国家内在支撑的政治权力集中。政治权力集中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当作为皇权支持基础的士大夫起来推翻皇权时，政治权力集中由于失去中心而解体。政治权力集中的解体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农村共同体松散了：宗族内部相互援助的组织的活动范围缩得更小了；
涌进城市找工作的流动劳动力(他们在城里被行会所歧视)和无家可归、无以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种混乱不只是遍及各地，而且是上上下下无不如此。”[28]587在皇权被推翻后，一时不可能找到能够代替皇权从而重塑政治权力集中的资源，因此，近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只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国家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

袁世凯在南北议和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政府，尽管在当时拥有北洋军队的支持，他也不可能改变政治权力集中崩溃的局面。胡春惠发现，辛亥革命之后政治重心已经转移到各省，军政、财政、人事等权力都集中在督军身上，“在财政上，中央政府向各省哀告求助者多，而各省向中央请求者少；
在权力行使上，中央受制于各省者多，而各省听从中央命令者少。”[29]43袁世凯竭尽重建权力集中之行政策略而未能如愿，作为从王朝国家中走出来的权臣，他对于皇权与权力集中之间的本质关系是清楚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恢复皇权是袁世凯力图重建政治权力集中的“垂死挣扎”。但是，袁世凯没有认识到，辛亥革命已然说明士绅发生了突变，他们已经同皇权不能相容了；
士绅正是抛弃了皇权才选择了他，所以当他拥抱皇权时，自然失去了自己的支持基础。除此之外，在革命党人看来，皇权专制等同于政治权力集中，否定皇权就必须否定政治权力集中，他们在制定临时约法时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除了为限制袁世凯之外，也是为了限制权力集中[30]22。

在民初政治中，对权力集中的否定就是对地方势力的肯定，袁世凯败亡后出现的军阀割据是政治权力集中崩溃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南北军阀割据说明国家在事实上处于深度分裂状态，“这一时期不存在真正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成了附近许多将领的玩物。无论谁占领北京都宣称自己就是中国的政府，但却缺乏国内的根据，在国际上也没有丝毫的有效性。地方上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形，虽然我们对于统一知之甚少。地方权力掌握在富人和名人的联盟手中，他们受到小军阀的庇护。这些地方人物像那些大军阀一样，他们作为小独裁者、贪得无厌的以及没有较高理想的小集团而名声扫地。”与此同时，军阀割据也为列强入侵提供了便利，“随着中央政府的崩溃，帝国主义也更为猖獗，进一步加重了国家的灾难。”[31]152-153帝国主义列强分别支持不同的军阀，国家四分五裂的状态被内外两种势力裹挟，同时权力集中对于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也彰显出来。

军阀割据引发的苦难促使一部分知识精英试图联合地方权势人物开展“联省自治”，以此回应重建权力集中体制完成国家统一的主张。联省自治将改造地方作为基础，事实上满足了地方势力巩固自己地位的需求，所以“‘先省后国’在不少人眼里成了救国与建设的新路径”[32]176。其实，在重建权力集中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最为迫切的挑战之时，联省自治只不过是军阀用以对抗政治发展趋势的手段。当然，联省自治的失败对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步入正途也有着重要意义，它“使‘五四’知识精英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没有这一步，没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的破产，就不可能推动年轻知识分子从对地方官僚、军阀的某种幻想中解脱出来，没有这种进一步的觉醒，也就没有不断聚集于革命政党旗帜下的国民革命运动”[33]。更进一步说，只有当反对权力集中的地方势力无法在推进国家统一上取得实践效果时，国家四分五裂的趋势就见底了，重建权力集中就开始聚集起力量。不过，在能够重建权力集中的主体力量、核心资源没有出现之前，权力集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有待于列宁主义政党在中国的出现。

变帝制为共和确实是中国政治的根本性变革，欧美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开始在中国政治中广泛移植，但是在政治权力集中崩溃的条件下国家陷入分裂状态，共和政治只是一种幻象而已。主权在民是共和政治的根本原则，但是近代中国的共和政治却将民众挡在了外面，并且民众与共和政治的隔离在上层社会看来竟属正常。五四运动之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将眼光转向“下层社会”，并且意识到蕴藏在民众之中的巨大力量，于是将民众的力量从各种限制中解放出来，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新立足点，这就是使民众组织起来从而成为共和政治的主体。将民众力量组织起来的过程其实就是革命式共和主义在实践中深入推进的过程。

建立了共和制度并不意味着就此建成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和传统国家完全不同的政治统治形式，它不可能在传统国家的遗产上直接建立起来，而是必须在社会中构造自己独特的政治基础，否则不足以支持制度密集的政权体系的有效运转[34]。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制度，但是没有为共和制度创造支持基础，共和制度仍然建立在清王朝的“残余势力”之上，李剑农就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政治其实就是新势力与清王朝“残余势力”之间的斗争[22]11。所谓“残余势力”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北洋军阀，另一种是旧官僚和权绅，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这两种势力团结在袁世凯周围，成为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进而掌握最高权力的支持基础。一场以推翻皇权为结果的革命却是以保存皇权统治下的旧势力为条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正在于此。

旧势力能够在革命中保全自身，并且控制了革命的深度和限制了革命的性质，同旧势力的力量足够强大是分不开的。早在南北议和之前，已经投身革命的权绅就有“反正袁世凯”并推其为共和政府领袖的打算，并且由于革命党人力量不足以控制复杂的革命阵营，也同意以袁世凯为将来的大总统，“当时参与活动的人物心理几点：一是特别重视大总统的位置；
二是十分迷信袁世凯”[22]286。由此可知，革命形势推着旧官僚和权绅向前走，他们又趁机控制了革命即成功阻止了辛亥革命从政治革命发展为社会革命。民国初年发生下述变化是不足为怪的，“到了1913年，上流阶层献身民主共和主义原则的真诚，成了严重问题。其实，为了追逐安定的政治局面而缓慢地向右漂浮游动，那些在辛亥革命率先革命发难的省份，竟然给袁世凯专制独裁以关键性的支持。”[27]9

出身士大夫的旧势力在清王朝时期就是立宪派，而在民国政治中则是保守派。虽然新旧势力在袁世凯以及北洋政府等问题上多有冲突，但是他们对于共和政治则有着彼此相同的理解。共和观念从西方传入后，得到了广泛认同，“当时革命派、激进派和改良派都使用‘共和’一词来表达他们的政治理想”，因为共和强调社会上层对政治的参与，与此同时，上流阶层也强调将“共和”与“民主”进行区分[35]267。对共和持这样的立场，不能说偏离了西方共和主义的本意，但是共和理想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群体中形成共识，则同儒家思想中的激进传统直接相连，“激进儒生并不认为自己只是平民百姓，当他们要求朝廷扩展政治过程时，他们心中所想的主要就是自己这群人。”[36]16将参与政治的权利垄断性地赋予社会上层，同时将普通民众从政治中排斥出去，进而在政治和民众之间形成间隔，完全符合旧势力的政治利益，但是新势力却同样认同这种共和政治，于是放弃了动员和组织民众参与政治的责任。

民国政治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只有将民众带入政治，新势力才有力量改变旧势力控制民国政治的局面。进而论之，新旧势力在共和立场上趋近，说明新旧势力都远离民众，这恰是民国共和政治虚幻性质的集中体现。二次革命将共和政治的虚假性质再好不过地揭露了出来，国民党失败后，在华旁观的外国人对于国民党的遭遇倍感惊讶，但是更让其不解的则是普通民众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为多数中国人对立宪政治解体的平静和冷漠而诧异，然而作为眼见的事实，这种‘全国阒如’和没有‘任何见得到的愤激’，又真实地反照了自民国元年开始的立宪政治实际上与多数中国人之间的陌生、隔阂、遥远，如同两个世界，以及两个世界之间的厉害不能相及和彼此无从感应。”[30]36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失败只不过是它在辛亥革命中已经铸就的失败的公开演示，一个不以民众为根基的革命党只会在退化中解体。

在20世纪的中国，只要民众没有成为共和政治的基础，那么无论采用了多少共和政治的制度形式，这样的共和政治都不足以为真。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的“虚假繁荣”毫无疑问就是共和政治的最大幻象。近代中国的政党源于革命党，1905年反清力量联合建立了同盟会，虽然同盟会将孙中山确立为革命党领袖，然而革命党内部派系复杂，三民主义并未成为革命党人高度认同的纲领。至关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对于革命党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以为只要皇权被推翻了、共和制度建立了，革命党就完成了使命。曾经笼罩在革命党头上的“乱党”名号，似乎是他们急于抛却的革命遗产。章太炎本来倾向于维新，到日本后受孙中山影响极大，成为革命党的重要人物，然武昌起义后不久，他就抛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主张解散同盟会，迎合了保守派的立场，一时影响盛广[37]158。以革命党非政党，故而必须毁掉革命党，进而构造彼此竞争的几个政党，被时人认定是建设共和的必要条件[25]283-284。欧美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确实如此，时人受制于西方经验自然容易得出上述认识，不过，将域外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国则必然导致南橘北枳。

革命党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新政党不可胜数，虽然经过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颇类似于两党政治的两大阵营，但是它们却不是能够像欧美国家的政党那样建设共和的政党。张朋园尖锐地指出：民初政党“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政党条件”，它们都是精英分子结合而成，“与其说他们有政党的理想，不如说他们是利用政党的名目以达个人的政治目的。”[38]91革命党并无多少民众基础，而民初政党更是浮于上层社会、局限在小圈子中，更无民众基础。至关重要的是，从皇权下脱身而出的旧官僚和权绅纷纷组党，实际上构成了民初政党的主干力量。历史学家发现：“民初的政党差不多成了‘读书士绅阶级的专用品’。进步党系旧日立宪派人士所组成，他们当中多为新旧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其疏于与社会各阶层的联系自不待言。就连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成员，除了孙中山和少数几个人，都相当保守。他们不仅很少关心改进下层民众的状况，保障妇女的权利，甚至对要求这些权利的民众实施镇压。这就使民初政党缺乏社会基础，如水上浮萍，稍遇风雨，便会被打得七零八落。”[24]63可以说，民初实际上是有政党而无政党政治，因此政党也就徒有其表了。

政党的状况决定了国会的状况。在政党竞争组成国会的框架下，旧势力在组党的基础上纷纷参与选举，完成了从资政院的成员向国会议员变身的过程，共和政治的枢纽仍然是排斥大众的精英分子组织自身利益的机构。国会选举似乎代表着民主，但是选举权局限在少数人手中，“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大众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精英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的群众是孤苦无依的。”[38]110如果说在中央层面的旧势力尚涂抹了几份新油彩，那么在地方层面的权绅则几乎完全是一副旧面孔，民众被压制在统治网络之中，社会冲突也在不断积累。

民众和政治隔离的局面以及民众和精英分离的局面被五四运动彻底改变。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发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并且将民众带入政治之中从而赋予共和以革命动力，这种革命动力是在知识分子转向民众、同民众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此革命式共和开始深入发展，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基本内涵得以初步清晰。民初共和政治的虚幻性质孕育了革命式共和主义，而革命式共和则挽救了共和制度，最终依靠民众并以民众为基础创建了人民共和。

五四运动是由知识精英发动的、工人和商人以及城市贫民共同参加的政治运动，其巨大的力量最终改变了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李大钊非常看重五四运动所展现出来的民众力量，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征服打击了控制北京政权的皖系军阀的权威，促使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我们认定这次战争的胜利者，究竟是民众；
这次战争的失败者，究竟是败于民众的面前。这次战争，完全是五四运动的精神动荡中的过程，也就是辛亥以还革命运动的持续，方将日进而未已，断断不可仅认作军阀自残的战争，没却自己的势力。”[39]262李大钊代表了五四知识分子中激进一派的看法，既然民众中蕴藏着如此重大的力量，那么同民众接近、走进民众之中就是迟早的行动。民众的力量使“知识分子们不久便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和使其强大，他们必须使民众觉悟到民族的危机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并率领他们前进。因而青年知识分子们把群众运动、宣传、组织和革命纪律看作是他们反对强权政治和与军阀斗争的重要和合理的方法。”[40]363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上诞生的，于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终于出现了。

不仅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从五四运动中诞生了，而且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纲领也由五四运动塑造了出来。在五四运动之前，由于民众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因此“20世纪初的局面是，中国正在被迫摆脱华夏中心的心态，力图在政治实体意义上谋求与西方相抗衡的能力，政治实体的建构设想自然成为中心话语。与此同时，这种建构又是紧紧围绕着国际竞争与对抗格局的要求而设计的，重点自然会放在体制上层的改造与如何凝聚国民参与等动员模式上，而无暇顾及社会财富如何合理分配及相关的社会权力平等的正义问题。”[41]41五四运动将民众的巨大力量展现出来，激进知识分子要同民众结合，从而组织和发展出更大的力量，就必须解决“社会财富如何分配及相关的社会权力平等的正义问题”，因此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实际上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纲领的主要内容。只有实践这样的纲领，民众才能从各种限制下解放出来凝聚成巨大的革命力量，只有贯彻这样的纲领，民众才同政治有实质联系并成为政治的主体。

激进知识分子和民众要结合成更大的力量，并且要使这种结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持久有效，就必须使激进知识分子和民众的结合采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列宁主义政党成为了此种组织形式。列宁主义政党是同民初政党以及欧洲政党不一样的政党，它在实现激进知识分子与民众有机结合从而凝聚巨大革命力量方面的效能已经通过俄国革命得到了充分证明。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落后性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力量发展比较缓慢，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通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改造国民党，从而实现将国民党塑造成为类似列宁主义政党一样的政党的目的。实践证明国民党是同列宁主义政党不一样的政党，通过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从而塑造列宁主义政党的努力未能尽其功。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早在19世纪末期就已经传播到中国，赴日留学的中国知识精英在日本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带回中国，只不过影响有限。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民初的知识精英普遍对西方产生了怀疑，而俄国革命的巨大冲击则让彷徨无计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另一种发展前景。五四运动后的思想争论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部分持激进立场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2]1471与此同时，列宁以及共产国际明确地形成了“一项在资本主义大国及其殖民地之间打进楔子从而削弱这些大国的战略”[43]599。作为推行这种战略的一部分，苏联和共产国际开始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进而以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

石川祯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日本恰好重新复苏并传向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天时)；
来自苏俄的积极推动由于陆地相接而成为可能(地利)；
五四运动后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集结(人和)”[44]12-13。但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因素之中，地利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国派出的使者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改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44]55。背后的缘由其实不难想象，毕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才具有丰富的建党和革命经验，没有此种直接的实践经验和熟知此类经验的工作者的具体指导，列宁主义政党的先进组织技术是难以被掌握的。

对新的组织技术的娴熟掌握在建党中的关键作用可以从鲍罗廷到广州后备受孙中山看重中彰显出来。孙中山是革命党的创始人，不仅有着建党的丰富经验，而且对民初政治中的政党有着深切的认知，面对国家分裂的苦难，他一方面对南北军阀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对暮气深沉的国民党痛心疾首，所以有着寻找新的建党方法以改进国民党的强烈愿望。但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建党方法和组织技术对于孙中山来说完全是一种新事物，如果这种新事物本身没有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绩，并且如果这种新事物没有通过资深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验而被孙中山透彻理解，进而使得孙中山根据自身的政治经验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验之间的融通提升自己对于列宁主义政党的认识，孙中山不可能接受以列宁主义政党为榜样改组国民党的方案。

共产国际在向中国共产党建议国共合作时认为，国民党是近代中国唯一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党员人数众多的、具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党，实事求是地讲，共产国际的认识是存在很大偏差的。改组之前国民党是一个成员构成复杂、结构松散、行动低效的组织，鲍罗廷到广州就发现，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只是号称有二十万党员，实际上国民党在国内的基础是很薄弱的，广州宣称有三万党员，改组后只有三千党员登记，因此改组之前的国民党是徒有其表，党与党员之间几乎没有联系，预想中的“国民党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45]367。国民党的真实状况为孙中山以及围绕在其身边的少数人所熟知，所以孙中山特别看重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希望由此改变国民党“无组织、无群众”[46]76的状态。但是，孙中山坚信三民主义的优越性，故而拒绝了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特性就在于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相互配合。

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惟一的武器就是组织，即先锋队政党，而要使这个武器强大有力量从而支持革命取得胜利，先锋队政党就必须使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相互强化、高度融合[47]526。具体言之，物质的组织统一必须由思想的意识形态一致来巩固，而思想的意识形态统一则必须由物质的组织统一来强化，只有在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高度融合的基础上，党才能成为高度集权的、组织精干的、党员高效集体行动的、思想统一的先锋队[48]。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能够高度融合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因为列宁主义政党奉行的意识形态以行动为导向，它不只是为党员提供理想目标，“而且须为具体的行动方式提供凝聚的原则，同时要缜密地考虑把不确定的激进分子整合到统一组织中的方式。”[41]252进而论之，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是由意识形态内在决定的，正是由于先进分子高度认同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才选择了权力集中的、层级分明的、基层组织发达的组织结构作为外在表现形式。

拒绝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而仅仅吸收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可谓是得其“形”而失其“魂”，因而注定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效果非常有限。王奇生指出：“北伐时期，国民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党员的大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党力’尚不若仅有数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原因何在？仅袭用俄共组织的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涵，组织技巧与意识形态想脱离，当是其主要症结所在。而这又与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为体，以俄共体制为用的治党策略紧密相关。国民党‘以俄为师’实际上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一与‘全盘俄化’的中共较量，即感软弱无力。”[46]90不过国民党改组的局限所决定的长期效果并未马上显露出来，因为改组国民党是以国共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起到了增强国民党力量的效果，于是从短期看国民党改组的成效显著，从而掩盖了国民党改组效果的局限性。

既然孙中山看重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模式，自然需要大量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才，而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才能上具有明显优势，所以不仅出于联俄的目的需要联共，而且出于改组国民党的目的也需要联共。联共实际上成为了国民党改组的“中心议题”[49]34。杨奎松就认为：“招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扩张组织，扩大宣传，折服一人算一人，传入一地算一地，这就是孙中山决定吸收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思想背景。”[50]10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国共两党都将五四青年作为发展对象，为了避免出现还是“少年学生”的共产党，“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的局面[51]459，就必须吸纳共产党员，“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使共产党员为其所用。虽然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保持了独立的存在，所以孙中山可以借重于共产党员却不能改变共产党员。

将共产党员容纳进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改组后的国民党在组织结构与意识形态上相互脱节而造成的问题。国民党经过改组实现了自身势力的大增，到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在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建立了组织，而且将组织延伸到了基层，建立了发达的组织体系，党员规模将近百万，真正成为了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那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然而，国民党势力的大增实际上是共产党员的工作成绩，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以及群众工作基本上都由共产党“包办”，纵使在后来出台“整理党务案”限制共产党的情况下，“在省一级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国民党组织中，共产党人仍占据着多数领导地位。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几乎还是在共产党人的主导之下。”[50]177在共产党主导范围之外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实际上很难说是国民党的组织，那些基层组织大多被投机革命的土豪劣绅把持着。如果不将共产党的力量考虑在内，那么可以说改组后的国民党只是在上层社会、沿海城市地带、中央党部存在，所以国民党对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的模仿也是不成功的。

在国民党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分野要求中央权力必须掌握在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左派手里，否则国共合作难以继续，国民党的力量难以维持完整。同样，共产党组织的群众力量也依赖于国共合作，正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共产党才能在广东和湖南发展基层组织，并建立和领导各种群众组织[24]257-264。但是，能够和共产党坚定合作的左派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中共从计划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就试图在国民党内扶助左派和支持起一个由国民党人自己构成的左派势力来。而事实上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国民党内的右派，其实都是些反共分子。如果说国民党里还有一些左派，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过去认为孙中山和一些领导人算左派，现在看来，他们也只能算是中派，并非左派。”[50]176国民党中央内部的政治立场将共产党置于一种困难境地，要实现左派力量掌握中央权力，就只能通过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联合中间派实现，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四大上就“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52]157，然而争夺国民党中央权力将不可避免地激化由来已久的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冲突，甚至推动中间派向右派靠拢。

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由共产党员构成的左派以及国民党内的中间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据了优势，共产党员同时掌握了中央机构中的八个部和秘书处，由左派掌握国民党中央权力的格局初步形成。但是，这种格局是非常不稳定的，蒋介石策动“三二〇”事件和出台“整理党务案”后，不仅右派势力大涨，而且党权趋弱、军权趋强，国共合作破裂只是时间问题。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国民党的真实势力暴露了出来，除了拥有苏联援助下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之外，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以及凭借组织发展的群众力量所剩无几。可以说，作为一个现代政党，在经过改组之后，国民党的“魂”是由中国共产党从外部注入给它的，国民党只有躯壳而已，离开了“魂”的国民党不成其为革命党，也就不可能充当领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心力量。

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但是国民党的阶级性质以及国共合作的脆弱性决定了国民革命不可能发展成为彻底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将民众作为革命的动力，国共合作也将民众组织和动员起来，使他们参加到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来，但是革命阵营中的民众十分庞杂，国民党并不接受阶级斗争的革命纲领，所以革命阵营并没有得到廓清，革命所要打击的敌人也模糊不清。革命阵营的实际情况为国民革命设定了难以逾越的限度，国共分裂和国民革命的限度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共产党发现了革命动力的性质以及自身在革命动力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推动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完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而阻碍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力量则是从晚清走来的残余势力，主要是军阀、旧官僚、权绅，虽然这些旧势力在民国时期几经分化组合，但是旧势力控制中国的格局没有发生改变。军阀是旧势力中最凶恶的部分，要进行国民革命首先就必须除军阀，旧官僚和权绅是依附于军阀的土豪劣绅，特别是权绅构成了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除军阀就必须要打倒土豪劣绅。除此之外，从晚清以降，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条约制度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国势力凭借特权在中国获得“准统治权”[24]143。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中，帝国主义列强的选择对于中国政治走向产生了关键影响，革命党在同北洋政府的交锋中最终落败，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所致[53]259-283。在军阀割据时期，帝国主义列强根据自己的利益分别支持不同的军阀，所以除军阀就不能不同时打倒帝国主义列强。

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军阀作为中介而在国民革命中联系在了一起，国民革命所要打击的敌人在理论上基本得到了澄清。但是，帝国主义列强容易辨认，土豪劣绅则不好辨认，如何将具体的人同土豪劣绅对应起来需要成熟的政策和革命策略。特别要注意的是，土豪劣绅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谋略的旧势力群体，他们本质上就是清末的权绅。清末新政给了权绅扩张权势的机会，在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断激化民众反抗的背景下，他们加入辛亥革命，投身革命阵营，不仅控制住了民众的反抗，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权势。军阀统治时期，权绅依附于军阀，充当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构造了军绅政权。待到国共合作发起国民革命时，他们改头换面再次挤进革命阵营，以期保全自己在地方权力中的位置。

旧势力和革命力量鱼龙混杂本来也属正常，只要进行阶级分析就可以将旧势力从革命阵营中辨认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阶级斗争就能够廓清革命阵营、整合革命力量。但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认为，阶级斗争并不是正确的革命策略，至少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他将马克思喻为“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的“社会病理学家”[54]847。如果说孙中山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拒绝是根源于他自己坚信三民主义学说的优越性的话，那么国民党上层人物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拒绝则同他们自己的出身有着重要联系。国民党上层人物多出身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同权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阶级斗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在改组之后，国民党宣称是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但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实际上并未摆脱同地主阶级的联系，因此当时的国民党本质上是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国共分裂之后更是蜕变成代表土豪劣绅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实，从国民党制定的平均地权政策中我们不难发现国民党的阶级性质。

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及其对阶级斗争的拒绝使得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地主阶级是封建制度的物质代表。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是不相容的。但大革命的统一战线却在一开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地主阶级分子，不但有中小地主，还有大地主。这是一些‘自由派’的大地主。他们不害怕资产阶级的某些口号，如民主、自治，甚至他们自己也使用这些口号，以控制当前新的政治潮流。买办阶级也是大革命的对象，但由于中国被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分割瓜分，买办阶级也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主子，而帝国主义之间又是既有一致又相互矛盾的。所以买办势力相互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有时会形成激烈的冲突。中国的三大财团——江浙财团、天津财团、广东财团对待南方革命势力的态度也就有所不同。封建军阀更是国民革命的直接对头，革命阵营中理应没有他们的地位。但孙中山在历史上已同某些封建军阀结成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一批地方军阀在革命武装中掌握了权力。”[55]87由此不难发现，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阵营实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阵营颇为相似。

当然，共产党并非对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和革命阵营鱼龙混杂的局面一无所知，在加入国民党之后不久，共产党就开始调整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四大之后，共产党更加强调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中央开始从被动消极的防御态势，转入到积极进取的进攻态势”[56]91。具体来说，共产党在两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积极动员工农大众，发展革命力量，从而抵制混进革命营垒中的旧势力，另一方面，共产党认识到国民党自身组织结构的松散性，“国民党依他的社会成分(阶级分子)及历史上的关系看来，客观上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即明显的组织形式”[57]231，所以共产党应该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在国民党内部掌握领导权，进而达成控制住旧势力的目的。随着国民革命的推进，革命阵营的复杂性使得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共产党采取的策略并不能有效应对这些矛盾。与此同时，国民党对共产党以及工农大众的力量越来越忧惧，开始重新认识工农大众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

工农大众是现实的个人，他们投身革命自然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尽管国民党拒绝了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但是阶级斗争仍然在革命中发展起来，因为“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8]17既然革命要打倒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实际上代表着封建土地占有制，那么革命就必然要走到打击地主、分配土地的程度；
既然革命要节制资本，而工人运动又是平衡资本的手段，那么革命就很难避免工会采取过火行动。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两湖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呈现出无政府主义，部分农民运动甚至处在会党控制下，江西、浙江的工农运动也很激进，这种情况不仅使中间派感到恐慌，更让旧势力得到了反对工农大众的机会。在工农力量大涨中发展出了一股暗流，其典型表现就是在蒋介石的军队经过的地区“社会中上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拥蒋热情”[50]163，而北伐军军官由于自身家庭在工农运动中遭到冲击，纷纷反对工农运动，又为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提供了关键支持。

国民革命必须要有工农大众的支持，但是工农大众的无政府主义则是国民革命所不能相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认识到工农运动中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试图领导工农大众的行动走上符合国民革命要求的轨道，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阶级斗争并不是国民革命接受的革命策略，当阶级斗争发展起来时，并不存在经过试验、总结了正反两面经验、已经比较成熟的进行阶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并且，指导阶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要想得到贯彻，没有一个深入群众的、组织体系发达的、干部队伍行动有力的、中央坚强领导的党是不可能的。

就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国民党自身组织涣散、基层组织贫弱，即使国民党愿意进行阶级斗争，它也根本不可能担负起领导阶级斗争的任务。共产党虽然已经拥有数万党员，并且建立了中央集中领导的基层组织发达的完整组织体系，但是相对于动员起来的民众来说，共产党员不足其千分之一，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城市，在农民运动起来之后，“党员的活动大多停留在县一级，一般还不曾深入乡村和村里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59]303-304。并且，共产党当时呈现出“政治力量强、组织力量弱”[60]143-149，也就是说，共产党能够进行有效的政策宣传和政治鼓动，从而动员工农大众参与国民革命，但是很难在组织上真正抓住工农大众，从而对其进行领导。由此可知，相对于已经动员起来的数千万工农大众来说，共产党的力量同样不足以实现对工农大众的坚强领导。

国民党的阶级性质以及革命阵营的复杂性质决定了国民革命对阶级斗争的排斥，当阶级斗争出现时就必须控制阶级斗争，这就是国民革命不可超越的限度。但是，没有工农大众的参与就没有国民革命，而没有阶级斗争就难以实现工农大众对国民革命的参与，因此，没有阶级斗争也就不可能清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阻碍势力。国民革命的限度意味着国民革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国共分裂后的“清党”行动导致的后果充分暴露了国民革命的局限性：“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员多不愿下基层，很多基层组织由共产党人主持。当时虽然亦有被土豪劣绅势力侵夺的现象，但尚属有限。而清党后，形势发生逆转，除极少数地方的县以下基层组织仍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中外，多数县以下基层组织成为土豪劣绅的天下。特别是两湖地区一大批曾被国民革命洪流迎头痛击的土豪劣绅借清党之机，沉渣泛起，乘机侵夺国民党基层党权。国民党在大城市主要依靠军队清党，而在省城以下的广大地方社会，土豪劣绅自发成为清党的主力。清党为土豪劣绅提供了恢复其旧有权势地位并进而侵夺国民党党权的一次良机。”[46]100-101

国民革命阵营内外的旧势力镇压了工农大众的革命力量，于是国民党“与实权派联系而不是与平民联系时，它也扭扭捏捏地向外国势力靠拢”，国民党建立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广泛民众运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与军人巨头的妥协基础上”[31]171-172。新军阀取代了旧军阀，帝国主义列强、旧官僚、权绅并未为国民革命消灭，国民党只是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并未实现政治上的成功。国民革命守住了自己的局限，但是国民党却未能完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

国民革命构建中国现代国家的失败，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有着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方面，阻碍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敌对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不进行深入的阶级斗争不可能打倒强大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工农大众的力量虽然在阶级斗争中发展起来，但是如果没有革命党的坚强领导，工农大众的力量不可能持续。阶级斗争的确具有分化作用，否则阶级斗争就不可能起到廓清革命阵营的效果，因而在革命阵营廓清之后就需要对归属革命阵营的力量进行整合，阶级斗争实际上为革命阶级的联盟提供了支持，反过来革命阶级的联盟则为阶级斗争提供了力量。当然，能够充当阶级斗争力量的革命阶级联盟不能是革命力量的松散集合，而是在革命党的领导下依靠革命党的组织体系整合起来的整体，这个整体不仅推动革命发展直至胜利，而且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所以，革命党是实现“分裂性的阶级斗争与统一性的国家建设的并存”[61]455的关键所在，这里的革命党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说明了一种政治关系范式的转变，尽管国民革命是以民众为基础的，但是民众处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之下，因此政党与政党的关系即国共两党的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党与民众关系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国共合作的分裂则将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推动至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主导性政治关系范式“全然别样地变成了革命党和大众的关系”[30]。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将革命阵营中不同的阶级凝聚成一个整体，化“分裂性的阶级斗争”为“整合性的阶级斗争”，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党与大众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成“革命党与群众的关系”，进而以此为革命阶级联盟的内在支持结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力量的正确领导[62]。

从晚清到民国的政治发展过程是以实现大一统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为主线索的，然而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都没有完成，虽然欧美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的示范效应，但是模仿欧美民族国家就会导致大一统王朝国家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走向分裂，中国现代国家不能是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而只能是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与多民族共同体有机结合的现代大一统国家。完成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根本是使中国民众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在将中国民众凝聚成为整体的过程中重建政治权力集中。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未能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重建政治权力集中，但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经验则使中国现代国家的内涵逐渐浮现，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过程发现了中国现代国家的背影。

大一统王朝国家同欧美现代民族国家相遇时诚然失去了竞争优势，但是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中国实际上已经在久远的国家传统基础上发展出非常发达的政权体系，并且同多民族共同体相互融合、彼此促进，这是中国现代国家构成的历史基础。近代中国先后主导现代国家构建的力量都是以保存大一统王朝国家遗留下的历史基础为目的的。大一统王朝国家遗留下的历史基础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必须同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汉族和非汉族人口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63]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必须同时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唯一的途径只能是诉诸民众，依靠凝聚起来的民众力量充当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只有从民众出发才能将多民族共同体凝聚起来，由此依靠民众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入侵、克服地方坐大导致的分裂。重新安排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现代民族国家所呈现出来的现代国家的一般特质，而安排国家与民众之间关系的具体方案则只能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塑造出来。

中国民众是被长期排斥在政治之外的，要使民众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就必须将民众从各种限制性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能够参与到政治之中，这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五四运动为民众参与政治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也为在现代国家构建中具体安排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杨念群认为：“五四时期倡导个人自由，其实是专指‘个人’从旧家庭家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不意味着‘己’从此可以完全独立出‘群’，获得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要求‘个人’必须重新融入一些新型群落，如‘国家’‘社会’‘团体’‘组织’‘党派’之中，才能获得解放。”[41]192虽然五四青年只是一个规模有限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这种从旧的限制性结构中走出来进而融进更大的群体的观念，其实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发生了重要转折的反映。

五四青年所认识到的人还不是现实的人，但是当一部分五四青年感受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开始将眼光转向下层民众时，就发现了现实的人。这就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现实中的个人，正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并且“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64]71-72。现实的人集中体现着生产关系，进而论之，现实的人都归属于不同的阶级，近代中国的民众主要属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民众主要就是工农大众。并且，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严重滞后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结构性转变，工人阶级的规模总体比较小，在中国民众总量中的比重较低，农民阶级是社会结构中最大的集团。在近代中国，从现实的人出发安排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安排国家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其中的要旨就是工农大众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

民众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主体地位的被发现代表着现代国家构建进程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中国民众就是政治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现代国家构建也获得了现实力量作为基础，但是民众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或者说民众的现实状态是不能直接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力量的。孙中山看到革命党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心力。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的心力为吾党力量，要用人民心力奋斗”[54]560，但是孙中山同样看到民众是后知后觉的，所以“改造国家，还要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所以感化人群的奋斗更是重要。”[54]549民众确实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落后于现代国家构建需要的问题，但是造成问题的根源则在于旧的统治结构所施加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如果不打破这些结构性限制，转而寻求心理改造，无疑是避重就轻，实际上将现实的个人重新定义成为抽象的个人。对阶级斗争的拒绝很难避免对阶级结构以及工农大众所处的阶级统治结构的掩盖，因而导致对现实的个人的承认打了折扣，而缺乏对现实的个人的充分体认，就不能发现将民众转化为现代国家构建主体力量的正确方法。

在将中国民众转化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这个基本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有着根本差异。中国民众的现实性的最大方面就在于阶级统治，“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
(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
(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58]31要使民众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就必须开展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推翻旧的阶级统治结构，民众只有在阶级斗争中才能被动员起来并结成足以推翻阶级统治的力量，“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58]17当然，在进行阶级斗争并且凝聚民众力量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可或缺的。

民众分属不同的阶级，由民众组成的力量自然是一个阶级联盟，阶级斗争既要将敌对势力从革命阵营中剔除出去，又要将革命阶级联盟整合成一个整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根本政治任务，就是妥善地调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和安置不同阶级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将分属不同阶级的民众凝聚成强大的整体力量。由于革命阵营的规模是超大的，因而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不发展成超大规模的政党，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广泛发展民众组织，从而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构造出庞大的组织网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中心的组织网络是一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党的纪律和民众组织(的作用)是化解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防止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以公开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也就是说，民众组织和民众动员(的作用)是消解而非催生社会冲突。”[61]261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中国民众转化为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这个主体力量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将民众凝聚成为整体力量的过程其实就是完成政治权力集中重建的过程。只有依靠政治权力集中，中国共产党构造的组织网络才能够将革命阶级联盟塑造成为整体，这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力集中是民众转化为现代国家构建主体力量的内在要求，而且意味着政治权力集中是同民众凝聚而成的整体力量融合在一起的。政治权力集中不同于行政权力集中，后者是通过行政官僚制建立的，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构建局限在建立和强化行政权力集中，所以它严重依赖技术官僚同时排斥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故而也不能将权力集中建立在民众广泛支持的基础之上。而政治权力集中则必须建立在民众广泛支持的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是以组织网络整合民众从而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因而政治权力集中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民众的。

因此，必须使民众参与到现代国家构建中来，只有权力集中体制才能巩固多民族共同体，这只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背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国家构建已经将这个背影刻画了出来。必须将民众凝聚成整体从而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并且在此过程中重建政治权力集中进而为中国现代国家提供内在的结构性支持，这是中国现代国家的真实面貌。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进行现代国家构建，以民众凝聚而成的整体力量推进社会革命，据此构造了社会主义国家。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国家发轫的历史过程，从大一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特殊性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发轫就是一个以失败的形式显现中国现代国家“庐山真面目”的演化过程。从旧的政治权力集中到行政权力集中再到新的政治权力集中，确实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经历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波折，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是以大一统王朝国家为历史基础的，但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权力集中不可能支撑起现代国家，皇权的覆灭使政治权力集中转移到行政权力集中的轨道，但是，近代中国则由于此种转移而在事实上陷入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而民众力量在五四运动中的涌现则为民众参与现代国家构建打开了缺口，随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国民革命更是进一步发现了民众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于是行政权力集中再次转移到政治权力集中的轨道。大一统王朝国家是政治权力集中同多民族共同体的结合，近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失败则说明，从大一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结果只能是新的政治权力集中同多民族共同体的结合，大一统王朝国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被强制性纳入新世界之后，先后主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政治力量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历史分野，进而决定自己在历史的中国和世界的中国交错的洪流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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