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课后服务实践的经验与启示
时间：2023-03-10 10:5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晨晓
我国课后服务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起始萌芽期，21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中期的独立探索期，21世纪10年代中期发展至今的整合规范期[1]。课后服务由最初以看护和监管为主逐步走向多种模式因地制宜发展，切实回应家长需求，解决民生难题。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对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政策执行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在进行课后服务实践探索的过程中，仍然面临学生参与度不高、教师服务积极性和家长满意度低、课后服务理解偏差、政策模糊、经费制约等情况[2]。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英国从20世纪便开始致力于对课后服务的探索，英国教育在这方面有着深入实践，可以对我国在“双减”背景下打造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提供相应镜鉴。基于此，本文梳理英国课后服务发展脉络，分析课后服务实践经验，并以此提出对我国课后服务发展的建议。
在英国一般把课后服务称作校外护理或课后看护。课后服务是对学校教育的一种延伸，主要指家长工作时间与学龄儿童上学前、放学后或者假期时间冲突时，政府、学校、社会等团体提供的教育服务[3]。
（一）萌芽时期
英国课后服务最初可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当时为照顾残疾儿童和孤儿，发扬基督平等、博爱的精神，教会这类具有慈善性质的看护团体开展课后看护服务。在宗教改革后，由于大多数英国教会财产被没收，救助力量被削弱，政府力量开始加入看护服务中，慈善看护团体和政府共同承担看护责任。
（二）初步发展时期
随着英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机制的推行，20世纪末双职工和单亲家庭逐渐增加，女性就业稳步增长，女性职工面临的工作和家庭压力增大，而当时英国学生课后服务的数量及质量达不到家长的基本需求，父母的工作和学生放学的时间差使得学生托管需求增加，这种经济变化和教育需求促使政府介入，开始有计划制定政策法规保障课后服务开展，最开始集中于托幼服务领域。英国《儿童法1989》迈出了学龄儿童保育的第一步，强调服务质量关乎公共利益，制定了学龄儿童日托服务相关政策。1995年英国政府颁布《儿童法案》，提出应该为儿童提供一系列适应其需求和水平的看护服务，充分保障儿童在课后服务中安全与健康成长[4]。这一时期英国课后服务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政府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管理分散，缺乏监管的课后服务很难满足家长的实际需求。因此，社会对政府整合发展课后服务体系的呼声愈来愈高。
（三）快速发展时期
英国工党取得政权后，布莱尔将教育改革置于首要地位,奉行“第三条道路”理念，开始扩展多年龄段儿童课后服务，整合构建全方位的课后服务体系。1998年英国政府颁布《应对保育挑战》，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保育一体化”建设，提高不同年龄段儿童保育服务质量，拓宽服务建设，课后看护与教育由分散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同年，英国实行“确保开端”计划，提出由政府、机构、社区及家庭共同协作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2003年英国政府颁布《每个儿童都重要》，重构教育、健康保健、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学龄儿童公共服务框架，完善跨部门合作的儿童服务体系。至此，英国课后服务由分散混乱走向统一有序发展。
（四）新发展时期
自由党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后，主张联合家庭、社区与社会其他力量，建立新式学校，改善教育系统，重视教育公平问题，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好地入校学习。2013年英国出台《免税儿童护理方案》，政府会为每个儿童最高每年补贴2000英镑用于课后服务，并对补贴标准进行了严格要求。同年颁布《更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重视挖掘学校发展潜力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课后服务，并通过免税照顾等政策帮助在职父母获得更高质量、可负担的学生课后服务。2016年英国政府颁布的《儿童保育法案2016》在《儿童法案2004》与《儿童保育法案2006》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了家庭、社区、地方当局在学生课后服务中的重要作用，尤其重视各方机构和组织间的协同关系[5]。自此，英国课后服务多元主体力量不断壮大，课后服务迈向了灵活、可负担、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通过对英国课后服务发展历史的检视，不难看出，课后服务已经成为英国公共服务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应社会发展与家长需求而生的，是政府和民众的共同选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保障、多样高质量发展的课后服务模式。
（一）课后服务政策评估健全追求高质量
发达国家将课后服务置于国家立法、中央政府政策层面的高度，反映了其对课后服务深层意义和功能的期待，英国也不例外。为了切实推进课后服务的发展，解决有需求的家长工作和教育之间的矛盾，英国政府自20世纪末开始有意识扩大课后服务，发挥主导作用，立法政策和监管评估保障了课后服务高质量发展。通过对课后服务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尽管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下教育政策在发生变化，但是提高课后服务的质量是两党不约而同的选择。英格兰政府为组织者、父母和照顾者提供了关于安全举办儿童俱乐部、活动和补习班的步骤清单，明确质量标准，切实保障儿童校外课后服务安全[6]。同时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对课后服务的监管评估，在英格兰，地方当局必须每年审核课后服务的充足性，包括考虑资助学龄儿童、残疾儿童和不同类型家庭的课后服务。威尔士地方当局被要求在2017年和之后每五年制定一份充足性评估和行动计划，并每年向威尔士政府报告进度更新情况[7]。对课后服务实施的动态评估能及时发现问题，还能在过程中不断改善课后服务，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为课后服务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课后服务形式多种多样彰显灵活性
面对家长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英国课后服务类型和场所越来越趋于灵活多样。英国课后服务主要依托于学校，利用学校资源为学生提供照看和教育服务，除此之外，还包括课后保姆、假期俱乐部及亲朋好友看护等多种形式。课后保姆由学生家长雇佣，在放学后照看孩子且提供保育服务，他们为学生做饭，照顾学生生活，也可以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习任务与课外活动，实现与家长对接沟通。假期俱乐部能更全面回应学生自身的个性发展及家长的需求，为学生提供灵活多样的课后看护服务，组织各式各样的体育等主题活动，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课后作业后可以自由地选择体育活动、同伴交流、玩耍游戏等。亲朋好友看护是一种灵活的非正式保育和看护服务，亲属关怀支持不受课后服务价格的限制，能够帮助家庭解决看护之需，受到许多低收入双职工家庭的青睐。总的来说，英国课后服务是由父母及学生需求驱动的，多样的形式使得家长在选择课后服务时更加灵活。
（三）课后服务内容丰富多彩体现全面性
英国课后服务由最初的看护监管发展到兼顾教育、看护与娱乐等多种功能，力求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在课后服务内容安排上，教师会组织学生复习功课，进行学业指导和写作辅导等，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数学、英语、科学、语言、历史和地理等核心学科知识，也会提供学习帮扶，帮助成绩下滑的学生提高学业成绩。此外英国还会依照孩子的兴趣设置丰富的课外活动，主要包括体育类和艺术类课外活动。一方面学校会为学生提供室内外的体育活动或者体育俱乐部的一些项目，组织学生上游泳课、体育训练课，鼓励孩子在安全范围内冒险挑战。另一方面会为学生提供音乐、阅读、扮演、艺术、彩绘、戏剧、管弦乐、辩论和搭建类游戏等艺术类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多样的科技活动和外出参观学习。在英国，玩耍和游戏被认为是课后服务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多样丰富的室内外活动及资源由学生们自由选择，可以补充课堂教学内容，培养了学生的多样兴趣及积极的学习态度，保障了学生课后的全方面健康发展。
（四）课后服务主体多元协同强调整体性
课后服务主体是课后服务的基本要素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英国便已将课后服务纳入国家公共服务体系之中，建立起以公立学校、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公益性课后服务体系，多元主体共同维持课后服务供给和需求的平衡。目前英国校外时间或假期时间看护儿童工作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已经逐渐由父母一方转移到学校、组织部门等多方[8]。在英国的课后服务体系中，学校扮演了主要供给者的角色，为课后服务的组织部门提供场地、各种学校设施、师资力量，创设安全服务环境，调查显示2013年英格兰学校提供放学后服务比例高达79%[9]。利用学校各方面优势提供多样课后服务活动是学校教育的重点。除此之外，英国政府竭力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大力倡导公立机构、私立机构、社会机构和志愿者等组织团体共同参与到课后服务建设中来，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为儿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务，帮助学生收获生活和社会相关的技能和经验。地方政府还会在教育官方网站上为家长提供学生入校和保育服务指导，鼓励家长参与学校服务教育。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者会准确识别出高素质和经验丰富的员工，通过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及家长的共同合作，满足所有儿童的个人需求。
（五）课后服务经费多措并举追求完善性
高昂的课后服务费用一直是英国课后服务发展面临的挑战。2019年调查显示就整个英国而言，5～11岁儿童的托儿费用往往较高，放学后俱乐部一周的平均价格为57英镑，在学期期间每年花费接近2200英镑，每周在课后俱乐部15小时，父母花费的钱大约相当于普通家庭每周在食物上的花费[7]。居高不下的费用成为阻碍课后服务规模扩大、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为了发展可负担得起的课后服务，英国政府一方面加大国家财政支持，通过多种方式对其进行拨款补助，包括税收抵免、通用信贷、育儿助学金或补助金或育儿券[10]，对于12岁以下或者17岁以下的残疾儿童，政府会承担20%的托儿费用，每位儿童每年最高可获得2000英镑补贴，残疾儿童最高获得4000英镑补贴[11]。另一方面致力于倡导公立、私立机构及志愿组织等多元主体携手合作分摊费用，对不同地区设置合理的服务费用，在实践中努力解决课后服务费用高昂和经费短缺的问题，为课后服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保障。
（六）课后服务师资严定标准凸显专业性
课后服务质量取决于师资水平的高低，英国政府认为在教育活动中教育提供者的素质是尤为重要的。在20世纪末新工党政府颁布的《国家儿童保育战略》中便有提高儿童保教工作者质量的总体构想,以满足儿童及其家长对优质课后服务的需求。在教师队伍方面，英国资格和课程局将教师资格划分为8个级别，规定了不同级别水平教师的具体工作要求和标准。2003年政府制定“8岁以下儿童日托和家庭保姆国家标准”，鼓励儿童看护和保育机构人员取得三级证书并明确了师生比例,认为除了短期工作的学生，也可以将合格的志愿者纳入正式教师员工行列，3～7岁的儿童师生比应该达到1∶8[12]。2008年以来,有66%的保育机构工作人员达到了三级以上水平，11%达到六级以上水平[13]，其中三级表明已达到本科入学的水平，六级资格相当于本科毕业水平。除了要求教师资质技能与师生比外，英国注重教师培训，根据服务目标、学生需求，教师专业素质组织开展培训讲座，提供教师交流的机会，帮助员工解决实际困难。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探索课后服务发展模式，英国课后服务的发展历程及特征为我国课后服务实现高质量且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参考。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构建政策支持监管评估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主体与维护公共利益的代表，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确立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肯定了课后服务的价值与定位，发动多方力量协同配合发展课后服务，为课后服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国家政策支持。然而我国在课后服务的政策法规保障方面还有很大空白，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依法治教也尤为重要。2017年我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课后服务的发展，但随着三孩生育政策及“双减”政策的提出，我国的育儿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还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升公共服务治理，根据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建立与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制度设计，为课后服务的深入发展提供保障与财政支持，加强对课后服务的实时监管评估，使得课后服务进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地方政府要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统一整合各种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具体适切的课后服务实施框架。
（二）拓展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形成多样丰富服务类型
英国逐步完善课后服务运行模式，将丰富服务内容与拓展服务功能相统一，在追求专业化课后服务质量、多样化课后服务内容体系中尽可能兼顾所有家庭需要，使得学生家长可以根据需求自由选择课后服务形式，学生获得看护的同时也实现了体育和艺术等多方面发展。反观我国课后服务的发展，虽然《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安排学生完成作业的同时也要涵盖体育艺术、科学科普、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等活动”[14],但具体实践中学校课后服务往往局限于学生在教师的监督下完成作业或者自习，演变为集体教学或者“补课”，活动内容形式单一，预定目标和实施效果相差甚远。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英国实施课后服务的经验，一是科学有效地规划课后服务内容，明确课后服务价值，完善课后服务课程，不断拓展课后服务功能，为学生提供学业辅导的同时增加多样化且个性化的活动，例如艺术表演、体育项目锻炼、乐器学习等，细化内容，切实为课后服务发展提供多重保障。二是丰富课后服务开展形式，我国应以学校为主体开展多样课后服务形式，以家长和学生教育的多样需求为导向，保证服务的多样性和选择的灵活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多元主体协作参与，完善课后服务经费补给
课后服务是关系各个家庭、牵连社会福祉的事情。家长和学生对课后服务有着过多过热的需求，但只关注需求而忽视学校客观能力的有限性，将课后服务的开展集中到学校范围之内，忽视家长和社会的力量，难免会衍生矛盾，不利于课后服务的持续发展。我国可以参照英国关于课后服务问题的治理经验。英国依靠组织部门、学校、志愿者机构、督导机构的多方资源协同开展课后活动项目，借助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提供资金，共同分摊，扩大儿童受教育的机会。
在我国，怎样实现多方力量共同支持课后服务发展，共创共享课后服务资源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我国一方面应该建立由政府主导、多方组织协作参与的课后服务模式，政府要扛起责任，统筹各方面力量，合理划分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范围，借助家庭、社会机构、博物馆与科技馆等文化部门的优质资源和平台构建“家校馆”灵活协作空间，为课后服务的内容、组织形式多样化和资金来源多元化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鼓励。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课后服务经费补给制度，坚守教育的公益性原则，加大政府财政补贴，对于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群体的学生采用适宜的补贴方式，还应鼓励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慈善组织等对课后服务提供经费支持，共建共享优质课后服务发展体系。
（四）保障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后服务师资力量
学校是课后服务的主渠道，教师是课后服务的主要承担者，打造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课后服务开展中，出现师资供给不足、教师专业性不强、教师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学校教师负担逐渐加重。反观英国，对课后服务教师有统一的标准规定，从入职高门槛到在职培训再到监管评估，多重保障使得英国课后服务走向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国要不断完善课后服务教师标准，学校引入社会机构提供课后服务时，要对教师资格水平、心理健康、师德师风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对于兼职和专职课后服务教师，要设定不同的规范标准，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扩大课后服务教师群体。其次，要合理配置不同类别的课后服务人员，优化课后服务师资配置，不断拓展教师来源，可以聘请退休老师、社会机构人员、专业人员等作为课后服务教师补充，从而减轻教师工作负担。最后，我国应提高课后服务教师专业素养，在“双减”政策新环境下，加强对教师的考评与培训。一方面使得教师在培训学习中互相交流分享经验，合理有效开展课后服务，构建学生发展和教师增能的“双赢”通道；
另一方面能严控课后服务质量，提高课后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