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亲公主后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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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杨亚蓉
(烟台大学 民族研究所，山东 烟台 264005)
和亲是指两个不同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的首领出于“为我所用”之目的所进行的联姻，(1)崔明德：《中国民族关系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项重要方式。和亲公主是和亲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不仅本人会影响双方关系的走向，而且其后代也是民族关系互动的关键人物。这里所说的“和亲公主”，包括皇帝之女、亲王之女、宗室之女、外戚之女、宗室外甥女、大臣之女、宫女、“女妓”等多种身份，皇帝之女如唐朝的宁国公主、咸安公主，西辽哈剌契丹公主，西夏察合公主，金歧国公主等；
亲王之女如西汉细君公主，北周千金公主，唐朝南和县主、金城公主等；
宗室之女如汉朝解忧公主，东魏兰陵公主，隋朝安义公主、义成公主、信义公主，唐朝文成公主、弘化公主、金城县主、金明县主，辽兴平公主、成安公主等；
宗室外甥女如唐朝永乐公主、燕郡公主、东华公主、静乐公主、固安公主、东光公主、宜芳公主等；
外戚之女如唐朝武则天侄孙女武氏、武承嗣孙女等；
大臣之女如唐朝崇徽公主等；
宫女如汉朝王昭君；
“女妓”如唐初嫁给突厥的女性等。为便于叙述，这里统称为“和亲公主”。这些和亲公主远嫁到其他政权后，大都有自己的后代，她们的后代成了维系双方关系友好发展的纽带。当然，由于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有“父死，妻其后母；
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2)《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第9册，第3483-3484页。和“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3)《周书》卷五〇《异域下·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点校本，第3册，第910页。的婚俗，和亲公主在其丈夫去世后往往会“从胡俗”，(4)《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10册，第2941页。嫁给其丈夫的子弟。按照亲属关系，后来所嫁丈夫的子女也为和亲公主的后代，但有的后代并非和亲公主的亲生骨肉。本文拟对和亲公主后代的基本情况、婚配对象、籍贯变迁、族源重构、丧葬观念变化等作初步梳理，以期全面认识和亲公主后代在中华民族形成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
从中国古代和亲分布地域来看，东北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有一定数量的和亲，并形成了三大“和亲文化圈”。
(一)北方诸政权和亲公主后代概况
北方诸政权之间的和亲主要分两类，一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二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这两类和亲主要有汉与匈奴的和亲，东魏、西魏、北齐与柔然的和亲，隋、唐与突厥的和亲，唐与回纥的和亲，西夏与辽的和亲，清与蒙古诸部的联姻等。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表示愿与汉朝结亲。汉元帝将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5)《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11册，第3803页。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儿子，取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匈奴右日逐王。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死，按照匈奴婚俗，王昭君又与复株累单于结婚，生下二女，长女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6)《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11册，第3807-3808页。柔然与中原王朝的和亲主要集中在闾大肥、吴提可汗、予成可汗及阿那瓌可汗在位时期。闾大肥与弟大埿倍颐率领宗族归附北魏后，颇受北魏太祖器重和优待。天赐三年(406)，闾大肥娶华阴公主为妻，“公主薨，复尚濩泽公主”。(7)《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11493页。北魏拓跋焘在位期间，闾大肥死，被追封为中山王，闾大肥有一子贺，早卒。(8)《魏书》卷三〇《闾大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册，第729页。其他后代，史籍记载不详。但随着墓志的出土，闾大肥的后代被重新发现。
民国时期出土于河南安阳的《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载：“齐御史中丞赫连公故夫人闾氏墓志铭，夫人讳炫字光晖，代郡平城人，即茹茹国主步浑之玄孙也。……曾祖大肥相时而动，来宾有魏……祖菩萨……父阿各头，平原镇将，安富侯。”(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6页。《征虏将军兖州高平太守闾公墓志》载：“公讳详，字洪庆……高祖阿弗……曾祖懃，袭王爵司空公，祖齐州……父仪同。”(10)周伟洲：《新出土有关胡族文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7-78页。墓志所载“阿弗”即闾大肥。通过这两方墓志，可将闾大肥后代情况整理如图1。
图1 闾大肥后代情况
大统初年(535)，西魏文帝与阿那瓌可汗约定“通好结婚”。大统四年，阿那瓌长女到了长安，迫于形势，魏文帝废掉皇后，立阿那瓌长女为后，仅两年后，阿那瓌长女“产讫而崩，年十六，葬于少原陵”。(11)《北史》卷一三《后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2册，第507页。东魏借此机会出使柔然，宣称西魏“欺诈相待、不仁不信”，(12)《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4页。强调东魏为正统，以期与柔然和亲。阿那瓌与大臣商议后，决定“归诚于东魏”。(13)《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5页。后来，阿那瓌多次派使臣前往东魏，为长子庵罗辰请婚。兴和二年(540)，东魏静帝将乐安公主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嫁给庵罗辰。(14)《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5页。同年四月，兰陵公主出嫁柔然。兴和四年，阿那瓌请求将其孙女邻和公主嫁给高欢第九子长广公高湛，并派人将其女儿送到晋阳。(15)《北史》卷九八《蠕蠕传》，第10册，第3265页。东魏静帝诏令高湛与其成婚。不久，东魏派使者前往柔然，为世子求婚，但柔然阿那瓌要求“高王自娶则可”。(16)《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第2册，第517页。武定三年(545)，高欢派慕容俨前往柔然下聘，迎娶蠕蠕公主。蠕蠕公主性格刚烈，一生不学汉语。武定五年，高欢去世，其子文襄依据柔然婚俗，复妻蠕蠕公主，生一女。(17)《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第2册，第518页。
出于“结交军事同盟”(18)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绪论”，第7页。的战略考虑，东魏与西魏争先与柔然和亲，柔然所嫁公主大多年幼。阿那瓌长女出嫁西魏时，年仅十四岁。据出土于河北磁县的《东魏齐献武高王闾夫人茹茹公主墓志》记载，“公主春秋一十九，以武定六年(548)薨于并州王宫”。(19)刘连香：《东魏齐献武高王闾夫人茹茹公主墓志考释》，《华夏考古》2016年第2期。阿那瓌次女出嫁时年仅十六岁，而此时高欢已年近半百。1978年河北磁县大冢营村出土茹茹公主(邻和公主)墓志，按照墓志记载看，“公主卒于武定八年(550)，年仅十三；
她当生于公元538年，出嫁高湛时，年方5岁”。(20)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这些年幼的公主们并无自己的后代，大多生活不幸，过早离开人世。
突厥木杆可汗统一北方草原后，北齐、北周争先与之和亲。保定五年(565)，北周正式到突厥迎亲，天和三年(568)，木杆可汗之女到达长安，史称阿史那皇后，无后代。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了继续巩固与突厥的关系，于开皇十九年(599)将宗室杨谐之女封为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根据突厥婚俗，义成公主后来又相继嫁给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义成公主与始毕可汗生一子为奥射设，因其相貌丑陋、性格怯懦，义成公主未让其继任可汗之位。(21)参见《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9册，第6029页。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之铭》载：“公讳摸末，漠北人也……曾祖阿波设、祖启民可汗、父啜罗可汗。”(22)朱振宏：《阿史那摸末墓志笺证考释》，《唐史论丛》2012年第2期。“啜罗可汗”即为处罗可汗，史籍有载郁射设(阿史那摸末)为处罗可汗之子。(23)《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上》，第19册，第6029页。关于阿史那摸末之子阿史那勿施，1956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大唐故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勿施墓志并序》载：“君讳施，字勿施。……曾祖□干，北蕃单于启人可汗……祖奚纯，单于处逻可汗……父侦末，单于郁射设，即处逻可汗嫡子也。”(24)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455页。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沙坡村东南的《大唐故□武将军行左骁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哲墓志并序》载：“曾祖奚纯单于处罗可汗……祖摸末单于郁射设……父勿施……嗣子大臣、次子彦臣、次子帝臣、次子名臣、次子谏臣等。”(25)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93-494页。处罗可汗另有一子阿史那社尔，“其子道真，位至左屯卫大将军”。(26)《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0册，第3290页。现据墓志与文献将义成公主的后代整理如图2。
图2 义成公主的后代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阿史那忠娶定襄县主。1972年出土于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西周村的《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之铭》载：“公讳忠，字义节，父苏……子太子仆暕。”(27)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603页。阿史那忠子暕，袭封薛国公，武则天垂拱中(685—688年)，“历位司仆卿”。(28)《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10册，第3290页。2003年出土于洛阳的《史瓘墓志》载：“曾祖讳忠……祖讳元暕，太仆卿、上柱国、薛国公。考讳思贞，通事舍人。”(29)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依据出土墓志和传世文献，定襄县主后代为：元暕、元思贞、元瓘。
满蒙联姻被视为清代的一项国策，清代前期，后妃中蒙古出生者占相当比例，而在康熙朝以后，后妃则无蒙古藩部之女。(30)参见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421-432页。清太祖后宫有一位出自蒙古科尔沁部，顺治十年(1653)清世祖尊其为寿康太妃，无后代。
清太宗皇太极后宫中共有七位后妃来自蒙古。1614年，皇太极娶科尔沁莽古思贝勒的女儿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即孝端文皇后。孝端文皇后生有三女，即温庄长公主、靖端长公主、永安长公主。(31)参见《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8册，第5270-5274页。天命十年(1625)二月，皇太极娶博尔济吉特氏，封为庄妃，为孝端文皇后之侄女，生有一子，三个女儿。(32)《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3页。其子后继位为清世祖，三个女儿分别是雍穆长公主、淑慧长公主、淑哲公主。(33)参见《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1-5273页。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娶孝庄皇后之姐，崇德元年(1636)封为关雎宫宸妃，生有一子，但“子二岁而殇，未命名”。(34)《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4页。博尔济吉特氏懿靖大贵妃，崇德元年被封为麟趾宫贵妃，生有“子一，博穆博果尔，女一”。(35)《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4页。康惠淑妃，崇德元年封为衍庆宫淑妃，无后代；
清太宗侧妃扎鲁特博尔济吉特氏，生有两女，即太宗第六女与第九女；
庶妃察哈尔部奇垒氏，生太宗第十四女。
(二)西北诸政权和亲公主后代概况
西北诸政权之间的和亲主要有汉与乌孙的和亲、唐与突骑施的和亲、唐与吐谷浑的和亲等。(36)参见崔明德：《论和亲文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
汉与乌孙有两次和亲。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细君公主出嫁乌孙昆莫猎骄靡。猎骄靡死后，依乌孙习俗，细君公主又嫁给岑诹军须靡，她生有一女，名为少夫，仅四五年后，细君公主染病而亡。(37)《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传》，第12册，第3904页。为了巩固汉与乌孙之间的联盟，汉朝又将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军须靡死后，解忧公主又嫁给翁归靡，她与翁归靡育有三子二女，长子为元龟靡，次子万年，三子大乐；
长女第史、小女素光。(38)参见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105页。
突骑施是西突厥十姓部落之一，西突厥势力削弱后，突骑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于中亚碎叶建牙帐，向唐遣使朝贡。苏禄时，境内部落归附，势力强大。突骑施与唐有两次和亲，开元十年(722)，唐玄宗册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与苏禄和亲。苏禄离世后，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又把交河公主兄阿史那昕立为十姓可汗，将阿史那昕之妻册封为交河公主。2011年在西安市西郊大庆路西段发掘了一唐墓，出土了一方墓志，墓志载：“光绪，为交河公主之孙。”(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西郊唐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8期。墓志所载交河公主，有学者认为是阿史那昕之妻，(40)葛承雍：《新出土〈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考释》，《文物》2013年第8期。另有学者认为墓志所载交河公主是苏禄之妻，(41)周伟洲：《〈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1期；
吴玉贵：《〈唐故突骑施王子志铭〉再探讨——兼论突骑施黑姓及其与唐朝的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6年第1期；
安胜蓝：《以交河公主事迹为中心看唐与突骑施之关系》，《丝绸之路》2017年第10期。现尚无定论。
吐谷浑先祖从辽东迁徙西北，至隋朝建立之时，势力已发展壮大。隋时，曾多次提出和亲，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同意，其首领伏允与光化公主结为夫妻。
唐朝建立后，吐谷浑又向唐提出了和亲的请求。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将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可知，弘化公主至少育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苏度摸末(慕容忠)，拜左领军卫大将军，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42)《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传》，第20册，第6227页。据2019年在甘肃省武威市出土的《慕容智墓志》，“父诺曷钵，尚长公主，为可汗第三子”。(43)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清朝末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南营乡青嘴喇嘛湾的《西平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载：“嗣第五子右鹰扬卫大将军宣王万等。”(44)武威通志编委会编纂：《武威通志》(艺文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页。成月公主是诺曷钵与弘化公主的女儿，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墓志》载：“成月公主讳□□，吐谷浑可汗海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二女也。”(45)李浩：《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关于弘化公主其余两位后代，情况不详。
《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慕容忠只有一子，即慕容宣超(赵)。1974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的《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载：“祖忠，特袭封青海国王，拜右武卫大将军……父宣彻，封辅国王，圣历初拜左领兵卫大将军。”(46)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0页。证实慕容忠有一子慕容宣彻；
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青嘴喇嘛湾的《大唐故政乐王墓志铭》载：“王讳煞鬼，字宣昌……父成王忠，尚金城县主，青海国王……”(47)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7页。可证慕容忠还有一子慕容宣昌。
慕容宣超的后代有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曦轮、慕容相、慕容仪。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青嘴喇嘛湾的《大唐慕容府墓志铭》载：“王讳曦光，……年甫三岁，以本蕃嫡孙，号观乐王。年十岁，以本蕃嫡子，号燕王。”(48)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2-73页。历史文献中缺乏对慕容曦光的记载，因此墓志出土后，学界对慕容曦光和曦皓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慕容曦光和曦皓是同一人，(49)黎大详：《武威文物研究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85页；
丝绸之路考察队编：《丝路访古》，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4页。另有学者认为曦皓与曦光为兄弟。(50)靳翠萍：《唐与吐谷浑和亲关系始末考》，《敦煌学辑刊》1998年第1期。20世纪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唐故大同军使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宁朔县开国伯慕容公(曦皓)墓志铭》载：“曾祖□，大父忠，烈考宣超，世袭可汗，为青海国王”，(51)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4页。进一步证实了曦光与曦皓的兄弟关系。出土于陕西西安市城南的《唐慕容曦轮墓志》载：“……祖忠，右卫大将军……父宣超，赠骠骑大将军兼范阳郡大都督……”(52)濮仲远：《唐代慕容曦轮墓志考释》，《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的《故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府君(慕容瓌)墓志》载：“祖宣超……父相，字千寻，改就字。”(53)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8页。证实慕容宣超有一子为慕容相。1973年在甘肃省榆中县出土的《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载：“夫人讳仪，字辅贤，昌黎人也。其先可汗、青海国王□□□□超……”(54)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7页。孙永乐先生认为，墓主慕容仪为末代高昌王麴智盛之侄麴崇裕妻。(55)孙永乐：《交河郡夫人墓·高昌·吐鲁番——兼述高昌与中原的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周伟洲先生认为，墓志所载的“青海国王□□□□超即是吐谷浑青海国王慕容宣超，墓主慕容仪为慕容宣超之女”。(56)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6页。本文采纳后者说法。
关于慕容宣彻之后代，前引《大唐代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神威墓志》载：“父宣彻，封辅国王，圣历初拜左领兵卫大将军……”即墓主慕容威是慕容宣彻之子。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墓志可将弘化公主的后代整理如图3。
图3 弘化公主的后代
(三)西南诸政权和亲公主后代概况
与北方和西北相比，西南地区的和亲相对少一些，主要有吐蕃与唐朝、吐谷浑、南诏、小勃律、泥婆罗、苏毗、象雄的和亲。吐蕃与吐谷浑曾有和亲，唐高宗就指出，“吐谷浑与吐蕃本甥舅国”。(57)《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第19册，第6076页。据历史记载：“松赞干布的儿子贡松贡赞娶吐谷浑公主芒杰赤噶蒂霞为妻，生下王子芒松芒赞。”(58)释迦仁钦德：《雅隆尊者教法史》，汤池安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页。松赞干布时期，吐蕃墀尊公主出嫁吐谷浑；
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吐蕃的另一位王室女赞蒙墀邦出嫁吐谷浑慕容忠。(59)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第223页。
唐与吐蕃之间有两次和亲，分别是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和景龙四年(710)金城公主入藏。史籍记载，文成公主没有生育，金城公主生育一子，后成为赞普。但金城公主所生之子是哪位赞普，一直存在争议。根据一些藏文史籍记载，金城公主入藏后所生之子，即后来吐蕃的著名赞普之一墀松德赞，(60)萨迎·索南坚赞：《王统世系明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1页。张云在相关论著中即采用此说。(61)张云：《吐蕃丝绸之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1页。但据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记载，金城公主卒于739年，而墀松德赞生于742年，(6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76页。由此可断定墀松德赞并非金城公主之子，公主之子另有其人。石硕从敦煌藏文写卷P.T.1288《大事记年》所载拉本王子与金城公主的关系，结合唐蕃间“舅甥”称谓出现的时间，认为金城公主之子应为先于墀松德赞出生的拉本王子。(63)石硕：《金城公主事迹中一个疑案的研究——关于金城公主在吐蕃是否生子问题的考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因汉籍史料中缺乏对金城公主后代的记载，金城公主后代的确认还需要进一步资料支持。
和亲公主后代的婚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继续走和亲之路，即和亲公主所生女儿继续充当和亲公主角色，所生男子迎娶和亲公主；
二是出于政治考虑，与上层子女结婚。和亲公主后代的婚姻不仅充满政治色彩，而且婚俗逐步发生改变，“收继婚”现象不再出现。
(一)走和亲之路
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常派子女到汉朝国都学习。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解忧公主送长女弟史到长安“学鼓琴”。地节四年，弟史回乌孙，汉派侍郎乐奉护送。弟史途经龟兹时，龟兹王对其颇有好感，加之向来慕汉，遂遣人到乌孙求娶弟史。汉宣帝和解忧公主都同意，弟史遂出嫁龟兹王。元康元年(前65)，弟史与龟兹王到长安朝贺，汉宣帝为其“赐印绶”，“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留且一年，厚赠送之”。(6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16页。乌孙与龟兹的联姻，也具有汉与龟兹“和亲”的性质。(65)黎虎：《解忧公主与王昭君比较研究》，《西域研究》2011年第1期。弟史作为和亲公主的后代，又成了和亲公主。
吐谷浑首领诺曷钵是慕容顺与墀邦公主之子，年幼即被立为吐谷浑王，因无法掌控大局，唐朝出兵支援诺曷钵。局势平定之后，诺曷钵遣使朝贡，向唐“献马牛羊万”，(66)《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传》，第20册，第6226页。并提出了和亲请求，唐太宗将弘化公主许配给他，并予以丰厚嫁妆。弘化公主嫁到吐谷浑之后，曾经多次返回长安，为其儿子求亲。永徽三年(652)，弘化公主与诺曷钵返回长安为子请婚，唐高宗“又以宗室女金城县主妻其长子苏度摸末，拜左领军卫大将军”。(67)《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传》，第20册，第6227页。金城县主成为又一个嫁到吐谷浑的唐朝女子。除了慕容忠以外，弘化公主的次子同样娶了唐朝的公主，《新唐书》载：“久之，摸末死，主与次子右武卫大将军梁汉王闼卢摸末来请婚，帝以宗室女金明县主妻之。”(68)《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传》，第20册，第6227页。弘化公主的长子与次子娶唐朝的宗室女，进一步增强了唐与吐谷浑之间的血脉关系。
满蒙长期联姻，蒙古女子嫁入清朝皇室后，所生后代大部分依旧与蒙古结亲，由此有“同辈嫁娶，姐妹共夫、兄弟转房；
异辈嫁娶，姑侄同嫁、互为翁婿、父子娶侄姑、姐弟嫁娶父女”。(69)参见刘潞：《论后金与清初皇室婚姻对象的演变》，《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这些有满、蒙双方血统的女儿再嫁到蒙古各部，是清朝上层与蒙古“亲如一家”观念的实践。
清太宗共有14个女儿，10位公主为蒙古族的后妃所生，有9位公主远嫁蒙古，又充当了和亲公主的角色。孝端文皇后所生太宗第二女、第三女、第八女，均下嫁蒙古科尔沁部。第二女初封为固伦公主，顺治十六年，改封为永宁长公主，又改为温庄长公主，天聪十年，下嫁额哲。(70)《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0页。第三女初封为固伦公主，顺治十四年，进封为靖端长公主，崇德四年，下嫁孝庄文皇后兄长之子奇塔特。(71)《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0-5271页。第八女顺治十四年封为固伦长公主，顺治二年四月，下嫁巴雅斯护郎。(72)《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3页。
孝庄文皇后所生太宗第四女、第五女、第七女同样下嫁蒙古。太宗第四女初封固伦公主，顺治十六年，封乐平长公主，复改为雍穆长公主，崇德六年正月，下嫁弼尔塔哈尔。(73)《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1页。太宗第五女“顺治十四年封为固伦长公主，十六年封和硕长公主，复改淑慧长公主。顺治五年二月，下嫁色布腾”。(74)《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2页。太宗第七女初号淑哲公主，后封为固伦公主，下嫁铿吉尔格。(75)《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2-5373页。
太宗侧妃博尔济吉特氏所生第六女、第九女皆下嫁蒙古。太宗第六女册封为固伦公主，顺治元年十二月，下嫁夸札。(76)《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2页。第九女顺治五年九月下嫁哈尚。(77)《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4页。太宗懿靖大贵妃阿霸垓部博尔济吉特氏生第十一女，顺治四年十二月，“下嫁葛尔玛索诺木”。(78)《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374-5275页。
世祖后宫中蒙古后妃有6人，2人曾被册封为后。废后博尔济吉特氏，是孝庄文皇后之姪，顺治八年被册封为皇后。她与世祖之间有很多矛盾，后经诸王大臣再三议论，最终“请从上指，于是后竟废”。(79)《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5-8906页。孝惠章皇后，“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80)《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6页。淑惠妃为孝惠皇后之妹，顺治十一年“册为妃”。(81)《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09页。世祖后妃中出自蒙古族的还有恭靖妃博尔济吉特氏、端顺妃博尔济吉特氏，二人“皆无所出”。(82)《清史稿》卷二一四《后妃传》，第30册，第8910页。
(二)与上层子女结婚
解忧公主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弟史与龟兹王绛宾结婚，小女儿素光为若呼翕侯妻。(83)《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04页。翕侯是乌孙地方军政长官，当时有翕侯三人。汉昭帝时，车师与匈奴联合，攻打乌孙。解忧公主及昆弥向汉遣使，请求帮助，汉遣校尉常惠使持节护乌孙兵，“昆弥自将翕侯以下五万骑从西方入”，(84)《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05页。双方合力，大获全胜。虽不确定此翕侯是否为解忧公主小女之夫，但可以推断，解忧公主小女之夫在乌孙同样掌握着军事大权。
王昭君与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结婚后，“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85)《汉书》卷九四下《匈奴列传下》，第11册，第3807-3808页“居次”即为公主之意，须卜、当于为夫家姓氏。匈奴居次是匈奴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婚姻成为匈奴维护自身统治和拉拢外族势力的重要手段。匈奴“异姓有呼延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四姓，为国中名族，常与单于婚姻”。(86)《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第10册，第2944-2945页。须卜氏主狱刑，出于笼络名门望族的需要，王昭君的女儿与他们通婚。
神麚二年(429)，北魏世祖拓跋焘欲出击柔然，多数朝臣认为天象不利，反对征伐。拓跋焘召集崔浩、张渊等人商讨，崔浩认为“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而且通过占卜，他断定三年会大破柔然、高车等政权。拓跋焘大悦，后来果然大破柔然。面对内附的柔然降众，众人有不同的意见，崔浩提出：“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87)《魏书》卷三五《崔浩传》，第3册，第816页。出土于河南安阳的《闾伯昇及妻元仲英墓志》载：“公主讳仲英……显祖献文皇帝之孙，太尉咸阳王之女。”(88)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第55页。可见，闾伯昇妻子元仲英出自北魏皇室。《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记载，闾炫丈夫是赫连子悦，赫连子悦是赫连勃勃的后代，“子悦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无学术，又阙风仪，人伦清鉴，去之弥远，一旦居铨衡之首，大招物议”。(89)《北齐书》卷四〇《赫连子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2册，第530页。闾炫是闾大肥后代，丈夫是赫连子悦，“赫连子悦，子士欣，勃勃之后也”。(90)《北齐书》卷四〇《赫连子悦传》，第2册，第529页。
出嫁吐谷浑青海国王慕容宣超的唐朝宗室之女姑臧县主，后代有慕容曦光、慕容曦皓、慕容曦轮、慕容仪、慕容相。1978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青嘴喇嘛湾的《大唐武氏墓志之铭》载：“……燕王慕容公故妻，夫人太原人也，则天大圣皇后之侄孙囡。”(93)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5页。燕王慕容公即慕容曦光，慕容曦光之妻为武氏。慕容曦皓的婚配情况不详。《故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府君(慕容瓌)墓志》：“父相，字千寻，改就字……妣河南穆氏。”(94)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8页。
前引《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载：“夫人讳仪，字辅贤，昌黎人也。其先可汗、青海国王□□□□超……”据周伟洲研究：“慕容仪之夫与交河高昌王族麴氏无关，墓志所载交河郡夫人是封爵名，其丈夫或是金城太守之类的官职。”(95)参见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辑)，第88-89页。
博陵崔氏与慕容宣彻的后代有慕容威，《唐代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载：“□人封氏，封平阳郡夫人，武周魏王承嗣之孙，太仆寺卿、燕国公延寿之女。”(96)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0页。通过墓志可知，慕容威之妻与慕容曦光妻为姊妹关系。
以上所述为唐朝与吐谷浑和亲公主后代的婚配情况。从他们婚配对象的身份来看，主要是宗室之女、世族之女和外戚之女。《大唐故政乐王墓志铭》载：“派流青海，族茂皇亲。婚连帝戚，媛结王孙。”(97)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68页。在《故朔方副元帅防秋兵马使金紫光禄大夫张掖郡王慕容府君(慕容瓌)墓志》中同样强调吐谷浑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世代联姻，其墓志载：“常与华皇联姻通好，故其王闾户之内讨典则，礼类乎华邦。若临彼部，异服殊音，以亲俗也。自后魏至梁、隋、唐，每代尚主，婚连皇戚，侈贵崇极。”
突厥内迁以后，对于王族后代主要采取了“配以宗室之女”(98)《唐会要》卷七三“安北都护府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12页。的策略。《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之铭》载：“公讳摸末……夫人李氏，平夷县主。”(99)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大唐故右屯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勿施墓志并序》载：“曾祖染干，北蕃单于启人可汗，大业初，隋尚义成公主……祖奚纯，单于处逻可汗，随拜左光禄大夫，赐婚李夫人，正二品……夫人赵氏。”由此可知从阿史那染干到阿史那施四代的婚配情况，阿史那染干启民可汗妻隋宗室女安义公主、义成公主；
阿史那奚纯处罗可汗妻李氏；
阿史那摸末妻李氏(平夷县主)、阿史那施妻赵氏。四代均与中原王朝女子通婚。处罗可汗另一子阿史那社尔，“率众内属”，“岁余，令尚衡阳长公主”。(100)《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10册，第3289页。
再看阿史那忠后代的婚配状况。其子元暕，据《薛国公史夫人李氏造像记》载：“夫人李氏”。(101)岑仲勉：《突厥集》(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01页。思贞婚配情况不详。前引《史瓘墓志》载：“夫人河东薛氏，先……即左司郎中、雍州司马述之曾孙，余杭县令务道之孙。”(102)毛阳光：《两方唐代史姓墓志考略》，《文博》2006年第2期。史瓘之妻为河东薛氏。
以上所述为突厥和亲公主后代的婚配情况，可以看出其后代婚配依旧是配以公主、县主、世族之女。前期义成公主还有过收继婚的现象，但在突厥内迁后，婚俗亦发生变化，不再出现收继婚。
清朝来自蒙古的妃嫔所生女儿，大都嫁回蒙古，但同时也有其他的婚姻形式。太宗第十四女，庶妃察哈尔奇垒氏所生，顺治十年“八月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103)《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76页。吴三桂手握精兵强将、实力雄厚，清朝将公主嫁与其子，一是为了对吴三桂加以笼络；
二是虽对吴应熊多次授予官职，但要求其驻京，是对吴三桂加以牵制。
随着时代变迁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和亲公主后代在诸多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里着重从籍贯、族源构建、葬地、葬俗等方面加以考察。
在英国，我看到了好几座女王的宫殿，用我们中国的皇宫来做对比的话，我想白金汉宫就相当于故宫，为主要的行政官邸；
温莎城堡相当于颐和园，为皇宫附近的行宫；
而荷里路德宫则相当于承德避暑山庄，为女王在其他城市的行宫。
(一)籍贯逐步内地化
古代史家立传有一原则，习惯将“郡望”或者是“祖籍”置于首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籍贯”一词的解释为：“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612页。不同代际的和亲公主之后代在墓志中对祖居之地叙述不同，逐步偏向内地化。
柔然王族迁入内地，一是由于战败被俘，二是由于柔然王族内讧。柔然“先后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内迁，分别是北魏前期、北魏中后期、北魏迁都洛阳后”。(105)参见乔凤岐：《柔然王族迁居中原后籍贯与族属的认同》，《江汉论坛》2017年第7期。体现在与柔然和亲的公主后代及亲属上，则是不同时期籍贯不同。闾炫墓志中称其为代郡平城人；
闾伯昇、闾思明、闾浩、闾祥等人墓志多以河南、洛阳为其籍贯；
隋朝时，迁入的柔然王室郁久闾可婆头，其墓志记载为“京兆长安人”。(106)周伟洲：《新出土中古有关胡族文物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0页。柔然和亲公主后代在籍贯的选择上，是以当时的“都城”为籍贯，离开边疆地区的郁久闾氏，随着民族融合的持续进行，对中原文化产生了认同。
吐谷浑和亲公主的第一代后代慕容忠、慕容智、闼卢摸末，墓志记载为“阴山人”。阴山为吐谷浑祖先率部西迁的第一站，但阴山传统上并非汉族祖居地。刘禹锡有诗“阴山贵公子，来葬无陵西”，(107)《全唐诗》卷三五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022页。此处阴山贵公子为少数民族贵公子。“慕容氏以阴山为籍贯，正是隋唐之际吐谷浑贵族在胡汉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对鲜卑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是对北方草原生活的历史记忆。”(108)参见李宗俊：《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第二代后代有慕容宣超、慕容宣彻、慕容宣昌。只有慕容宣昌依旧为“阴山人”，其他墓志写为“昌黎郡大棘城人”。《晋书·慕容廆载记》记载：“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109)《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9册，第2803页。太康四年(289)，慕容廆又迁至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294)，慕容廆“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110)《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第9册，第2804页由此可见，慕容廆家族在血缘上已与黄帝建立了联系，为自己建构了华夏的祖先,“吐谷浑慕容氏将自己与慕容廆建立联系，这是其构建‘华夷共祖’的方式，也是走向民族融合的重要一步”。(111)参见濮仲远：《祖居之地与华夏认同——以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弘化公主的第三代后代有慕容曦皓、慕容曦轮等，其中慕容曦皓墓志写道“京兆长安人，故属昌黎，僻在辽左”，其余几人籍贯依旧为“昌黎鲜卑人”。与吐谷浑和亲的公主后代的籍贯从“阴山”到“昌黎”再到“长安”，反映出其对中原文化的逐步认同。
(二)构建华夏先祖
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和亲公主后代积极附会华夏族源，为其构建出华夏祖先，体现了“各民族本为一家”(112)崔明德、王硕：《十六国时期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形式及路径》，《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的思想内核。
从相关墓志看，与柔然和亲的公主后代，自称是“轩辕皇帝”的后代，而与突厥和亲的公主的后代则自称为大禹之后，这种自称是炎黄华夏先王之后的现象，体现了“各族同为一源、同为一家的观念”。(113)刘正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按照《魏书》记载：“蠕蠕，东胡之苗裔也，姓郁久闾氏。”(114)《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第6册，第2289页。《南齐书》载：“芮芮虏，塞外杂胡也。编发左衽。”(115)《南齐书》卷五九《芮芮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点校本，第2册，第1023页。《梁书》载：“芮芮国，盖匈奴别种。”(116)《梁书》卷五四《诸夷·芮芮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3册，第817页。根据以上所述，毫无疑问，柔然来源于北方少数民族。而在《征虏将军兖州高平太守间公墓志》中，墓主则追溯其先祖为“苗裔轩皇”。(117)衣雪峰：《东魏的平宽书风：闾祥墓志》，《东方艺术》2016年第8期。“轩皇”为人文始祖黄帝轩辕氏，而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后代的柔然将其作为自己的先祖，体现了他们对华夏文化与华夏祖先的认同。
与吐谷浑和亲公主的后代，以慕容宣昌为代表的第二代墓志中记为“脉流青海，族茂皇亲”，以慕容曦光为代表的第三代在墓志中记为“摧破凶胡”“胡贼再叛”，这表明此时吐谷浑以“华夏”自居。在慕容曦皓墓志中记载，“步摇之族，基于帝轩”，慕容瓌的墓志中有“伊昔祖先，系于轩皇”。与吐谷浑和亲的公主的后代，在对自己祖先的建构上经历了自称“华夏”到为自己建构华夏先祖的过程，这展现了他们逐步华夏化的过程。与突厥和亲公主的后代，认为自己是“大禹之后”。《北史》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118)《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10册，第3285页。“或云突厥本平凉杂胡，姓阿史那氏”，“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119)《北史》卷九九《突厥传》，第10册，第3286页。《周书》记载与之相同。《隋书》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120)《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点校本，第6册，第1863页。《新唐书》《旧唐书》所载与《隋书》无异。总之，无论是“匈奴别种”，亦或是“平凉杂胡”，都是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别称。而在《大唐故□武将军行左骁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哲墓志并序》则记载：“淳维之后，夏禹之苗，云中部人也。”其父墓志中也有同样的记载。《阿史那摸末墓志》载：“君讳施，漠北人也，盖大禹之后焉。”(121)葛承雍：《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这种重新建构先祖的方式，是其逐步华夏化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构建华夏先祖的现象比较普遍，与柔然、吐谷浑、突厥和亲公主的后代在实现“华夏化”的过程中，均通过构建华夏先祖的过程来实现对华夏文化的认同，进而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三)葬地与葬俗的变化
将死者安葬在何处，体现着死者及其亲属的意愿。“归葬不仅反映家族地域和族群认同，而且其所承载的礼仪起到了对儒家礼仪复习的作用。”(122)濮仲远：《祖居之地与华夏认同——以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家族墓志为中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以郁久闾氏为核心的柔然和亲公主后代，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和亲公主后代，以及吐谷浑和亲公主后代的归葬地，既保留着他们原有的风尚习俗，又吸收了中原的丧葬习俗，不同文化在墓葬中碰撞，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墓葬文化与丧葬习俗。
与柔然和亲的公主后代的葬地，可以闾大肥后代为代表，其主要葬在东魏都城邺城附近。《闾祥墓志》载：“武定二年七月寝疾，春秋五十三，薨于第。粤以其年十月廿二日，葬于邺城西南十五里。”《赫连子悦妻闾炫墓志》载：“以魏武定元年九月二日卒于林虑郡，时年三十有四焉。即以大齐河清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迁厝于豹祠西南五里。”《闾伯昇墓志铭》载：“公讳伯昇，字洪达，……父仪同，风惠淹远，道被衣冠……粤以兴和二年十月葬于邺城西南十八里。”(123)赵超主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37-338页。以上几位都葬在邺城附近。
20世纪20至80年代，甘肃省武威市发掘了9座吐谷浑墓，其中慕容忠和金城县主的葬地为“凉州城南之山岗”，慕容宣超与姑臧县主葬于“凉州青嘴喇嘛湾”，慕容宣昌葬于“凉州神鸟县天梯山野城里阳晖谷之原”，慕容宣彻与慕容神威葬于“青嘴嘛喇湾”，慕容曦光与武氏合葬“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2019年9月至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弘化公主第三子慕容智墓进行了发掘，其墓志记载：“天授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灵府之官舍，春秋卌有二，即其年九月五日迁葬于大可汗陵。”(124)刘兵兵、陈国科、沙琛乔：《唐〈慕容智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此处大可汗陵为诺曷钵之陵，为武威吐谷浑王族的又一陵区。(125)陈国科、刘兵兵等：《甘肃武周时期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吐谷浑人之所以会以凉州南山为祖茔之地，“一是受到鲜卑丧葬观念的影响，二是这里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126)参见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
弘化公主的第三代后代中，慕容威墓志记载慕容相“葬国城西南隅之义阳乡南姜里”，元和十四年(819)慕容威墓也迁至此处；
慕容曦皓墓志记载其墓地在“长安县高阳原”。弘化公主的后代之所以不再以凉州为归葬之地，一是汉化程度已经比较深，二是此时凉州已经被吐蕃攻陷。
与突厥和亲公主的后代，葬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陪葬昭陵，二是集中安葬形成家族墓葬群。阿史那忠死于长安，获得陪葬昭陵的殊荣。(127)《新唐书》卷一一〇《阿史那社尔传》，第13册，第4116页。《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赠荆州大都督上柱国薛国公阿史那贞公墓志之铭》记载：“以上元二年五月廿四日薨于洛阳尚善里之私弟。春秋六十有五，陪葬昭陵……夫人定襄县主于永徽四年薨，葬于昭陵之下……子太子仆暕等门绪高华，风仪秀逸。创巨潜及，穹苍莫追……奉迁灵榇，合葬于昭陵之茔。”(12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601页。由此墓志可见，其妻、其子亦陪葬昭陵。阿史那社尔曾追随唐太宗出征高丽、平定高昌、用兵龟兹，屡有战功，死后陪葬昭陵。(129)《旧唐书》卷一〇九《阿史那社尔传》，第10册，第3288-3290页。其子阿史那道真，葬地不详。
《故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公墓志之铭》载：“公讳摸末，漠北人也，盖大禹之后焉。……平夷县主，先以贞观九年正月八日薨于宣阳里，……同葬于万年龙首乡。”《大唐故□武将军行左骁卫翊府中郎将阿史那哲墓志并序》载：“葬于京延兴门外五里龙首之原。”《阿史那勿施墓志》：“以神功二年十月十九日,薨于京兆府华原里之官舍。”阿史那摸末、阿史那勿施、阿史那哲祖孙三代都葬于长安延兴门外五里的龙首原上，并按汉族葬俗形成了一个家族墓地。
从出土墓葬所体现的和亲公主后代的葬俗来看，与吐谷浑和亲公主的后代的墓葬均实行土葬，有明器陪葬，且有墓志传文，这是唐人的丧葬习俗，但又与唐人的丧葬习俗不尽相同。从以山地为墓葬选址以及出土的陪葬品可以看出，他们同时保留着自身的特色。
从墓志表述可以看出，慕容忠与金城县主，武氏与慕容曦光为合葬墓，但从墓葬的实际出土情况来看，与唐代夫妻合葬有异，以“夫妇异穴合葬”(130)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为主，而且也不同于唐朝夫妇的墓葬，在同一墓园内比邻而眠，而是在不同的山岗上各自为葬。如诺曷钵大可汗陵与其妻子弘化公主墓直线距离约15公里，(131)沙武田、陈国科：《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考古与文物》2021年第2期。《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记各自“别建陵垣”，“异周公合葬之仪”。(132)武威通志编委会编纂：《武威通志》(艺文卷)，第4页。《宋书》记鲜卑人之葬俗曰：“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133)《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8册，第2322页。吐谷浑和亲公主后代的墓葬，同鲜卑人之葬俗也不完全相同。从墓葬的出土文物来看，出土文物类型多样，既有体现吐谷浑民族特色的文物，同时又出土了精美的漆器、丝织物及乐器，展现出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早期突厥人葬俗实行“树葬”，“契丹，本东胡种……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134)《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契丹传》，第20册，第6167页。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突厥葬俗亦发生变化，从“树葬”演变为“火葬”，同时还发展出诸多仪式。《周书》记载：“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待时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黄落，秋冬死者，候华叶荣茂，然始坎而瘗之。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又以祭之羊马头，尽悬挂于标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饰，会于葬所。”(135)《周书》卷50《异域传下·突厥传》，第910页。从与突厥和亲的公主后代的丧葬情况来看，多实行土葬，以家族合葬墓为主，同样也有记录墓志传文的习惯，保留的突厥丧葬风俗较少。
和亲公主后代葬地和葬俗在民族交往交流中发生了一定变化。“多元文化互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汉化主流’的趋势，即以儒、法、道诸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体系以制度为媒介，被植入进入中原的非汉人群权威价值结构中，使得多样化人群和文化在高阶价值形态上凝聚。”(136)参见苏航：《从价值同构看北朝的文化变迁和民族凝聚》，《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和亲公主后代籍贯的本地化、建构华夏先祖以及葬地葬俗的变化，反映出他们逐步向中原文化的靠拢并逐步“汉化”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137)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第1版。和亲公主后代这一特殊群体，为不同民族建立起了血脉联系，化解了矛盾，促进了双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发展了友好关系。
(一)建立了血脉联系及亲戚关系，形成了“亲如一家”的局面
历史上政治联姻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纽带关系，“最主要的纽带就是子嗣，共同的子嗣会保证和强化政治婚姻的原始目的”。(138)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边裔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78页。中国古代许多统治者之所以高度重视和亲，就在于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和亲所建立起来的血脉联系及亲戚关系的突出作用，是其他民族交往形式所无法比拟的；
和亲之所以会成为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其原因之一便是意识到和亲后代的重要作用。和亲倡导者刘敬对汉高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
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139)《史记》卷九九《刘敬列传》，第8册，第3293页。在刘敬和刘邦等看来，西汉期待所嫁公主发挥作用不在当代，主要在其后代。仅就文化交流而言，“西汉嫁公主只是达成文化交流的一种渠道，公主所生之子代单于，才能保证改变匈奴的礼节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140)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和亲次数在唐朝甚至古代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唐太宗及其大臣对和亲公主后代的作用有着深入认识。贞观十六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向唐请求和亲。面对薛延陀之逐步崛起，唐太宗提出用兵与和亲两种对策，让大臣们讨论。司空房玄龄认为：“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141)《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16册，第5345-5346页。唐太宗认为：“北狄风俗，多由内政，亦既生子，则我外孙，不侵中国，断可知矣。”(142)《贞观政要》卷九《征伐第三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48页。在此认识基础上，唐太宗决定将新兴公主嫁给夷男，还表态说：“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143)《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铁勒传》，第16册，第5346页。
清朝满蒙世代联姻，主要在于清朝统治者意识到和亲及和亲公主后代所建立的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在“亲如一家”观念形成中的突出作用。顺治五年八月壬子，顺治皇帝即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144)《清世祖实录》卷四〇，顺治五年八月壬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20页。清廷与蒙古诸部之间的主要联姻对象为和亲公主的后代。天聪三年，清太祖第三女莽古济下嫁蒙古敖汉部琐木诺杜棱，(145)《清史稿》卷一六六《公主表》，第18册，第5266页。天聪七年，其子班弟娶清太宗第一女固伦公主，公主的其余后代都与清廷王室结亲。与巴林部蒙古和亲的主要为淑慧公主的后代，淑慧公主的儿子纳木齐，娶庄亲王博果铎之女；
康熙三十年，其孙子乌尔衮娶固伦荣宪公主，其余后代同样与皇族宗室结亲。与喀喇沁蒙古和亲的为端静长公主的后代，其女儿嫁弘晰之子，其儿子纳木塞娶恒亲王纳穆赛之女，其第三代、第四代后代也都与清廷联姻。土谢图汗部的两大支系分别是敦多卜多尔济与多尔济色布腾，敦多卜多尔济娶康熙帝第四女恪靖公主，公主的后代亦与清廷王室联姻；
色布腾多尔济娶和惠公主，其后代同样也是与清廷王室联姻。蒙古诸部与清廷进行了长期的、多层次的联姻，加强了清廷与蒙古诸部之间的血脉联系，巩固了清代的边防。
历史上所有和亲公主的后代，都是不同民族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的重要纽带。两汉时期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乌孙与匈奴、龟兹的和亲，不仅使汉与匈奴、乌孙之间建立了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而且使汉与龟兹之间也建立起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隋唐时期唐与吐蕃、吐谷浑之间的和亲，吐蕃与党项、吐谷浑、泥婆罗、苏毗、象雄、龟兹的和亲，不仅使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建立了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而且使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也建立了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宋辽夏金时期，辽与西夏、阻卜、阿萨兰回鹘、吐蕃唃厮啰、高丽、大食之间的和亲，使这些民族及政权之间都建立起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元明清时期，蒙元与西夏、金的和亲以及元与高丽联姻，使这些民族之间建立了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明朝汉丽宝(Hang Lipo)公主带着500名官家小姐前往马六甲和亲，公主本人嫁给马六甲苏丹芒速沙(Sultan Mansur shah)，所生的两个儿子都被册封为汝南的酋长。那些官家小姐都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如今很多马来西亚华人，都自称是汉丽宝公主的后代。(146)参见毛睿：《明朝公主和亲马六甲：马来西亚华人文学书写、文化记忆及身分认同》，《民族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满蒙之间的长期联姻，使双方之间建立起十余代的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和亲公主出嫁必会有众多人随同，他们也会在当地结婚，生育子女，使和亲建立起来的血脉关系及亲戚关系的人数增加、范围扩大。祁美琴曾撰文指出：“有清一代，随同皇家格格下嫁蒙古的陪嫁人口，多则5000人，少则3000人左右。这些人忽略前后期不计，统以每人五代计算，则仅人口的增长应在数万至数十万之间。”(147)祁美琴：《公主格格下嫁外藩蒙古随行人员试析》，《满族研究》2011年1期。由此可以看出，随同和亲公主出嫁蒙地人口繁衍之多。
和亲公主建立起的“甥舅关系”在其后代中不断延续，有助于密切双方联系，不断改善关系。如唐朝与回纥有多次和亲，建立了“甥舅关系”。据《宋史》记载：“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148)《宋史》卷四九〇《外国六·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40册，第14114页。到唐朝灭亡、回纥解体后的五代时期，回鹘“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149)《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三·回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册，第916页。直到北宋咸平四年(1001)，回鹘可汗王禄胜遣使朝贡，并表示愿意归附，双方还重申“甥舅”关系。
唐与吐蕃的“甥舅关系”，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去世后，双方仍然会反复强调，通过这种关系化解矛盾、消除隔阂。开元十七年(730)，在唐与吐蕃发生摩擦后，唐玄宗遣使到吐蕃，吐蕃赞普上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舋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150)《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第16册，第5231页。开元二十年，金城公主上《请置府表》：“今得舅甥和好，永无改张，天下黔庶，并加安乐。”(151)《册府元龟》卷九八一《外臣部·和亲》，第11503页。开元二十一年，唐与吐蕃签订盟约，强调唐与吐蕃的“甥舅关系”。《定蕃汉两界碑》载：“维大唐开元二十一年岁次壬申，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往日贞观十年，初通和好，远降文成公主入蕃。已后景龙二年，重为婚媾，金城公主因兹降蕃。自此以来，万事休帖。”(152)《全唐文》卷九九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10251页。数十年后的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赞普对唐朝使者说，“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153)《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16册，第5246页。建中四年，唐与吐蕃在清水会盟，盟文中强调：“唐有天下，恢奄禹迹，舟车所至，莫不率俾。以累圣重光，十年惟永，恢王者之丕业，被四海以声教。与吐蕃赞普，代为婚姻，因结邻好，安危同体，甥舅之国，将二百年。”(154)《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第16册，第5247页。北宋时期，吐蕃唃厮啰政权仍称宋仁宗为“阿舅天子”。(155)《宋史》卷四二九《外国八·吐蕃唃厮啰传》，第36册，第14162页。以上所述说明，唐与吐蕃建立的“甥舅关系”并没有因为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吐蕃赞普的去世而改变，也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而终结，吐蕃对中原的情感已深入到意识层面，在双方之间关系紧张时，“舅甥关系”往往会促使双方关系趋于和缓。总之，和亲所建立、和亲公主后代所承续的翁婿、外公外孙及舅甥等血脉关系，容易拉近民族感情，消除民族隔阂，改善民族关系，形成“夷夏一家”及“亲如一家”的局面。
(二)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传播
与其他形式相比，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和亲、和亲公主及和亲公主后代的作用更为突出。出嫁乌孙的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嫁到龟兹，将中原文化传至龟兹，龟兹由此开始学习汉朝文化。史载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156)《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第12册，第3916-3917页。可见，通过汉朝公主后代的联姻，扩大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王昭君出嫁匈奴，其后代在匈奴占有重要地位，对提高中原文化在匈奴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40年代，在今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米努辛斯科平原上发现了汉式宫殿遗址，是典型的中国建筑。关于宫殿的主人，前苏联学者、宫殿遗址发掘者C.B.吉谢列夫认为，这里是匈奴单于为汉朝降将李陵修建的宫殿。(157)C.B.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王博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页。郭沫若认为：“可能是汉家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为其建立此屋，以为陪媵。”(158)郭沫若：《苏联纪行》，北京：中外出版社，1946年，第136页。段连勤认为，“这座中国式宫殿的主人，只能是丁零王卫律”。(159)段连勤：《匈奴国家时期的丁零》，《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张景明、马宏滨则认为，“这座宫殿的主人很可能是匈奴右骨都侯须卜当”。(160)张景明、马宏滨：《俄罗斯境内漠北匈奴地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考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周连宽认为，这所宫殿的主人最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须卜居次云，亦称伊墨居次云。(161)周连宽：《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孙家洲认为，主人“极有可能是王昭君的长女伊墨居次云和她的夫婿须卜当”。(162)孙家洲：《“最北方的汉式宫殿”与王昭君的女儿女婿》，《文史天地》2018年第4期。从多方面判断，这座宫殿与汉匈和亲都有密切关系，主人很有可能是王昭君长女须卜居次云。在长安生活的经历，使王昭君的女儿深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她将汉朝的建筑艺术带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这也表明和亲文化的强大传播力和广泛影响力。
成月公主是吐谷浑首领诺曷钵与唐朝弘化公主的女儿，《大唐兴圣寺尼成月公主墓志》载：“幼年时即入长安修习，卒于寺内。”(163)李浩：《新见唐代吐谷浑公主墓志的初步整理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成月公主作为和亲公主的后代及吐谷浑的公主，信仰佛教，并在寺庙修习。《大唐武氏墓志之铭》载：“心念口演，咏真经而靡倦；
焚香散花，绕尊容而不息。”(164)周伟洲主编：《吐谷浑资料辑录》，第75页。从和亲公主后代吐谷浑燕王慕容曦光之妻武氏葬礼上，可以看出佛教文化的影响。“唐代是佛教发展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唐王朝对‘儒、释、道’三家，一直持有‘以儒为主，调和并用’的态度。在隋代佛教的基础上，唐代佛教发展到一个相对鼎盛的阶段。”(165)吴双：《隋唐公主的佛教信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8年。成月公主与武氏对佛教的信奉体现了佛教文化在吐谷浑上层的传播。
清代公主府的修建，体现了和亲公主后代在建筑艺术方面的影响。和亲公主及其后代在蒙古修建了精致华丽、规模宏大的中原风格建筑，使中原的建筑艺术在蒙古流传，目前保留完整的有恪靖公主府和奈曼王府。恪靖公主府属于喀尔喀蒙古府第，“建在漠南蒙古偏西部的清水厅，后移至归化城”。(166)参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7页。公主府建制与京城王府相似，采用中式建筑风格，现保存较为完整。奈曼王府是另一座保存完整的清代王府，建于同治年间(1862—1974)，由奈曼部郡王寿安公主额驸及其后人所建，“其建筑形制为典型的京式建筑，雕梁画栋、绘有典型的中式风格特色元素”。(167)参见奈曼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奈曼旗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第78-79页。蒙古地区中原风格的建筑，见证了满、蒙、汉文化在建筑艺术上的交融。
(三)化解了矛盾，发展了友好关系
王昭君为汉匈友好关系做出了突出贡献，是西汉时期汉匈结好的标志性人物和汉匈发展史上的“文化符号”。她的后代承袭了这一“文化符号”，为汉匈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处奔波，多方协调。王昭君的女儿伊墨居次云和她的丈夫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须卜当，在汉匈关系紧张时，积极呼吁匈奴与中原王朝修好，并在王莽时期极力推动匈奴与中原王朝发展友好关系。乌珠留若鞮单于去世以后，在王昭君女儿、女婿的支持下，匈奴拥立亲汉的乌累若鞮单于。乌累若鞮单于与王莽之间有过节，汉匈双方关系想进一步发展非常困难，但在王昭君女儿、女婿的努力之下，单于答应与王莽修好，“天凤元年，云、当遣人之西河虎猛塞下，告塞吏曰欲见和亲侯”。和亲侯即王昭君的侄子王歙。王莽顺应了匈奴的意愿，派王歙、王飒出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168)《汉书》卷九六下《匈奴列传下》，第12册，第3827页。通过王昭君女儿及女婿的不懈努力，汉匈重归于好。由此可见，虽然由于王莽民族政策的重大失误导致汉匈关系一度比较紧张，但因王昭君亲属的积极努力，双方往来仍然络绎不绝。
解忧公主的后代在巩固与发展汉乌友好关系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西汉末期，乌孙发生内讧，“诸翕侯大乱”，汉朝派中郎将段会宗“安辑乌孙”。(169)《资治通鉴》卷三二，“成帝元延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点校本，第1035页。元延二年(前11)，汉成帝派段会宗赶赴乌孙，“立(解忧)公主孙伊秩靡为大昆弥”。(170)《资治通鉴》卷三二，“成帝元延二年”，第1035页。10年之后即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解忧公主的孙子伊秩靡与匈奴单于一起来长安朝拜汉哀帝，“汉以为荣”。(171)《汉书》卷九六下《匈奴列传下》，第12册，第3910页。
满蒙联姻下的和亲公主后代，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关键时刻冲锋陷阵，被清朝视为固守边防的无形长城和精神长城。康熙三十年八月，康熙帝在北巡时，就对随行大臣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72)《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三十年八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677页。在康熙帝的意识中，满蒙联姻建立起比石块、黄土建起的长城更为坚固的防线。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被称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代表，他在《圣武记》中称：“科尔沁从龙佐命，世为肺腑，与国休戚。……故世祖当早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自天命至乾隆初，额驸尚主者八，有大征伐，辄属櫜前驱，劳在王室，非直亲懿而已。”(173)魏源：《圣武记》，《魏源全集》第三卷，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04页。在魏源看来，满蒙联姻建立起休戚与共的关系，只要发生重大战事，蒙古最为可靠，总是冲锋在前，担当重任。由此，《清史稿》总结称：“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屏翰之重，所以宠之；
甥舅之联，所以戚之；
锐刘之卫，所以怀之；
教政之修，所以宣之。”(174)《清史稿》卷五一八《藩部一》，第47册，第14319页。清廷与蒙古诸部数代联姻以及和亲公主的后代继续作为主要联姻对象，为蒙古族在战争及防守边疆中发挥突出作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