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建构的仪式：《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的“缠足”与“女书”

姚诗慧 汪云霞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以下简称《扇子》）是美籍华裔作家邝丽莎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以柔美细腻的文笔呈现出19世纪中国闭塞落后的瑶族村落中某些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习俗。小说聚焦于两位身份地位相差甚远的女孩，讲述其因“老同”这一习俗结成的亲密关系，她们从孩童到迟暮之年、从亲密到决裂的故事。她们经历了一系列现代人无法理解又觉得神秘的习俗，而缠足是其社会生活中一项无法忽视的性别建构仪式。

在大众社会中，性别的归属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事实，人类应属于哪一个性别群体是根据身体生理结构来断定的，与社会文化习俗之间并没有联系。对于这种简单化的归类，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异议。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关于“性别表演”的探讨中提出：性别是应该具有表演性的机制，人类对性别的定义不过是在对一个没有原型的事物不断地模仿，再形成的一个体系①。从事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研究的学者，对此有着更为丰富的表达，其观点认为性别“是由不断地重复和不断为它赋予新形式的行为建构而成的”②。在《性别符号学》中，达琳·M·尤施卡（D.M.Juschka）在巴特勒性别表演理论上将性别符号的形成过程再次细化，认为大众在儿童时期应该属于一个无性的状态，神话、仪式、符号象征等意识形态机制中将无性的儿童转变成有性别的男人或是女人。③

《扇子》 中的女童在缠足前性别还没有明确，儿童身处于男女之间的灰色地带。百合缠足前与姐妹最后一次出去玩耍时，她观察着玩耍的地方：“巷子里看不见一个大人的影子——男人都在地里干活，女人们都呆在楼上的屋子里——此刻的巷子为孩子和动物们所占据。”④儿童处于一个两性间的灰色地带，女童能感受到自由的双脚，成年人亦没将他们放在固定的男女二元对立论当中。当年幼的百合想要与表妹外出游玩时，婶婶就以“她们也可以帮她大哥干活啊”⑤去劝说百合妈妈，让她们享受缠足前最后的自由。

而已经接受缠足的女性，在出嫁前大部分时间只待在二楼，那里被称为“女人们的房间”，男性则会在田中从早工作到晚，由此两性的身份角色明确地被分开。在缠足后，“通过仪式必须将无性别/性的人，尤其是孩子，带入一种性别化/性化的状态”⑥。福柯（Michel Foucaul）在《规则与惩罚》中指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⑦而缠足，正是通过折磨女性的肉体，将其强行变形后用以加强两性区别，释放出儿童已经脱离幼年、可以订婚的信号。

百合在缠足前就面临着与她人结为“老同”的习俗。缠足后被限制在二楼生活的女人，并不是真的只能与家人相见，她们会在缠足前与附近同年缠足的女童结为义姐妹或是“老同”。虽说义姐妹与“老同”贯穿了女子的一生，但是两者间只能取其一，相对而言“老同”的结契远比义姐妹珍贵与恒久，因为契约是两名女子间永恒的约定，义姐妹的关系则是在女子嫁人后就会断裂。“老同”是自由选择下的结合，她们成为彼此情感的伴侣，并永远忠于对方。而婚姻是无法选择的，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生育子嗣⑧。小说中反复提到“老同”，这是一种比有血缘关系或者夫妻关系更为重要的契约。其作用并不仅是为两个女童带来一段美好友谊，而是通过这一份契约让两者身份地位得到提高。提议百合去结契的媒婆曾经就游说百合家人，“我帮你女儿介绍‘老同’也是为了提高她的地位”⑨。

小说中的缠足仪式由不同的部分组成。在缠足进行前，就有人以神话故事来熏陶女童，让她们深信“三寸金莲”能为自己带来美好的人生。但当布条真地缠上女童的脚，旁人是无法减轻她们肉体上的痛楚，只能期盼能以神话故事来舒缓。“可怜的大姐不得不和我们住在一间屋子里，她讲神话故事给我们听，想要缓解我们的煎熬。”⑩在耳濡目染下，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快乐与幸福。“如今我觉得自己就像瑶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小脚女子，当她在那座黄金莲花上翩翩起舞，就像在云上飘舞一样。现在的我每踏出一步都充满着巨大的快乐。”⑪尽管小说并没有对“瑶娘”进行详述，但不难发现《扇子》的“瑶娘”是以南唐李后主的爱妃菒娘⑫——一个以白棉缠足呈凌云飞舞之态的女子为原型的。小说中百合与雪花初见时，即自比“瑶娘”，亦是她惟一一次直言自己充满着巨大的快乐。后来，无论是结婚还是产子，她都没有再表达出如此强烈的情感。“瑶娘”形象深深烙在了百合的心灵世界，只有当她以“瑶娘”自比、与雪花相处时，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飞翔与快乐，而这种体验是她的丈夫不曾带给她的。

除了“瑶娘”之外，小说中“小脚姑娘”也是与缠足仪式相关的神话象征符号。女童在缠足前会拜祭“小脚姑娘”，以祈求在缠足仪式中不会出现差错。缠足当天“我们用米团祭拜了小脚姑娘，我们的母亲则把小鞋供放在观音像前”⑬。当女童缠足时，必须祭拜这位女神，以求平安顺遂。

除去对神明的祈祷外，缠足仪式中还有“吃汤圆”这一环节。女童在缠足前食汤圆，并非是汤圆可以减轻她们缠足的痛苦，“她们让我们吃红豆汤圆，那是为了让我们的骨头能够像汤圆一样柔韧，同时也寄希望于我们将来的脚能够像汤圆一样娇小”⑭，借此祈盼吃过汤圆后女童的脚能像汤圆一样柔软又似汤圆般娇小。

汤圆作为一种隐喻符号，它象征的是美好的期许与允诺。“吃汤圆”，隐含着对缠足女子能够平安顺利渡过缠足期的期盼，同时，一双如汤圆般柔软的三寸金莲或许会“允诺”女童未来的幸福人生。当然，“吃汤圆”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实际上它既不能有效减轻女子缠足时经历的身体痛楚，也不能真正兑现女童未来幸福美满的人生。就像“瑶娘”或“小脚姑娘”一样，它们都只是与缠足相伴而生的性别想象符号，正是通过它们，缠足仪式实现了对女性社会性别的身份建构。

A·J·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施动者模型⑮以主体/客体、发出者/接收者、辅助者/反对者六个动元为中心。模型建立于目的论之上，委托者、委托主体为其达成目的，其余角色则作为辅助者或委托者等。我们可以借助于这一模型理论，来分析《扇子》中的缠足系统。

《扇子》中社会被误认为缠足的委托者，每个角色口中不断地强调：社会要求女孩要有小脚，有小脚才有资格获得幸福。那些拒绝缠足的女孩在社会中是被人看不起的，她们不但如同奴隶般低下，更因为新婚后需要下田工作而被人耻笑。小脚女性则受追捧，越是在年幼时缠足，越代表家庭的富裕。表面上看，社会习俗是发出指令的控制者，因为是它提出小脚的文化需求，才有女性被要求缠足。但当深入发掘时，会发现社会习俗之所以发出如此指令，是由于整个社会的话语权被男性所牢牢掌握。高洪庆的《缠足史》对中国古代缠足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溯源，其中谈到，清代崇德三年曾下令禁止缠足，官员家有女子缠足则要处罚。但后来在乾隆年间，因乾隆本人亦好金莲而逐步放宽禁令⑯。可见，男性才是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委托者，而男权社会发出缠足指令的目的，就是制造出其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提出，中国人眼中完美的女性要有良好的操行与礼仪，她们要为父亲、丈夫和儿子而生存，一生的目标就是做好女儿、好妻子和好母亲。这正是传统中国的“三从四德”，也是中国男性对于理想女性的想象。⑰温柔恭顺的“窈窕淑女”并非是与生俱来的，《扇子》呈现了男权社会如何通过缠足仪式对女性从精神与生理上加以规训，进而实现男性“三寸金莲”和“三从四德”女性想象。

首先，缠足促使女性从精神上顺应“三从四德”的心理期待。百合从小就知道缠足后女性要面临怎么样的生活——“不论你是贫穷或富有，为王或为奴，女人总该呆在家里，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⑱。在传统社会中，男主外而女主内，理想的女性必是安于深闺之中，成为丈夫贤良的“眼靠或手靠”。缠足的女性在生存能力上自是无法与男性相比，在华裔作家林露德的《千金姑娘》中，主人公腊露就为了下田工作将缠了几年的足放掉，以劳动力换取父母不卖她的可能。⑲

无论丈夫对妻子好或不好，她们其实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因此，雪花无法生下健康的儿子以致受到家暴也不能离开，百合也只能劝她养好身体早日再产下健康的新生儿。缠足不仅改变了女性的身体，更是驯服了其精神，正如百合“从一个温顺的小孩蜕变成了意志坚定的女孩，又从一个对婆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千依百顺的少妇蜕变成一个本县地位最高的女人，村里法规习俗的执行者”⑳。巴特勒在《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 中直言：“文化价值概念的隐喻体系里，历史被比喻为无情的书写工具，而身体是一个媒介，它必须被摧毁、变形，以便让‘文化’得以产生。”㉑如果仪式仅仅是通过改变身体特征来区分性别，那还不足以让社会性别稳定下来，只有当缠足行为让女子不自觉地认同女性只能安于居室之中生活时，缠足作为性别建构的仪式才真正实现了其目标。

其次，缠足让女性的身体变形，满足了男性压抑的性欲，迎合了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想象。清代李汝珍在《镜花缘》 中就说：“缠足与造淫具何异？”直言小脚暗含着性欲意指，这是男性某种扭曲的性倾向的象征。小说《扇子》中这种特殊的性癖被加以凸显。在百合缠足前，负责婚事的媒婆就说：“你看她脚跟的弧线，她这个脚啊长得像是个奶子，男人一定爱不释手！”㉒这里将脚和乳房相提并论，认定脚也是一种能引起欲望的性别特征。女性经过缠足仪式后，双足已不单是作为身体构成的某个部分存在，而是被赋予了女性新的性别象征意味。小说不断将性欲与小脚联系在一起，百合直言：“我的双足让我丈夫心驰神迷，即便是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最私密最亲热的时刻。他对于我的双足有一种特殊的喜好。”㉓小脚作为一种性的意指并不只出现在男性视角中，甚至映射在女性的眼睛里。当雪花与百合相拥而眠，百合第一次看到仅身穿一双小鞋的雪花时，她不禁感叹：“没有什么比一个一丝不挂的女子穿着一双鲜红的绣鞋更有诱惑力，更能唤起男人的欲望。”㉔

小说中女性的双足能否成为金莲般的小脚，以及精神上能否真正被男性的想象所驯服，直接影响了她们命运的差异。缠足只是获取社会地位的第一步，而每个女性在进行缠足时都会面临重重危机。缠足是每一个女童必须面对的仪式，她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也无法决定缠足后脚部能否变成男性想象中的那双金莲。在三妹因缠足而死后，百合才发现原来缠足仪式是会致死的。小说由此揭示了缠足背后潜藏的巨大社会悲剧，“十个女孩中就有一个要死于缠足，不仅是我们县，全国都是如此。”㉕

女性不仅要经历身体的痛楚和潜在的死亡威胁，以满足男性对其外在形象的塑造，还需要恪守道德和精神上的规范，才可能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获得安稳之位。百合的丈夫提到，“妻子的价值不在于她的容貌而在于她的品行”㉖，“你替我生下了这么多儿子。此行虽然千山万水但我的眼睛决不会看那些我不该去看的”㉗。如果小脚是女性迎合男性眼光的前提和基础，那么在婚姻生活中，精神上是否服从和能否顺利生子才是对她们最大的考验。为了迎合丈夫并表现自己的谦逊和大度，百合先后为丈夫迎娶了三个小妾，借以提高自己在家庭中的声望。她发出的声音是如此这般地符合“三从四德”规训：“我们或许对于丈夫的移情有所准备，毕竟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而我们只是一个女人而已。”㉘相比百合的安稳命运，雪花的处境则艰难得多。她无法接受丈夫是一名屠夫，也没能为其诞下健康的儿子，因此被丈夫殴打，在粮食不足时更是被家婆克扣食物。小说中“丈夫们甚至可以用死亡来惩罚逃跑的妻子”㉙，在无声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命运完全由丈夫掌握。总之，《扇子》中的女性其身体与精神能否迎合男性想象，直接决定了其人生道路是顺遂还是悲苦。

社会现实中的缠足，早在1912年就被明令禁止后消遁于中国近代历史上，但是小脚女子的形象却在文学世界中不断被重现。《扇子》中的女性从出生开始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都以男性所期待的形象去接受改造。然而“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㉚，女性并不就此接受自己的余生被困在高楼的角落中。

《扇子》中，女性共同体创造了一种反抗的符号“女书”。在小说中关于“女书”的叙事占据了较大篇幅，“女书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叙述不公、传递情感而诞生的, 是女性无形抗争的工具”。㉛“女书”是一种真实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独特符号，它的出现源于女性被规定不能学习男性的文字，而她们为了交流不得不再创造一种只有女性才看得懂的文字。缠足限制了女性的成长步伐，让她们只能困守在家中，儿时与闺中密友相聚的时刻难以再现。而“女书”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困境——她们可以通过这种书写密码在信笺中重温旧日美好时光。

“女书”作为一种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符号，其消亡原因归根结底是女性不再被禁止学习真正的文字。“女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女性对社会的抗争，虽然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被容许学习、不能接触外界，但她们靠着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女书”，并通过歌曲、故事等口传文化让其变得不可缺少、生机勃勃。小说中“女书”符号贯穿了女性的一生：从准备缠足前开始学习它；
到姐妹出嫁时以“女书”为其高歌；
作为维系女性情感的交流符号；
甚至作为歌咏和纪念逝者的悼念文等。在《扇子》中“女书”被喻指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途径。“女书是遭受封闭的女性对知识的渴望与对美的追求，女书的创造体现了在没有男性参与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创造力。”㉜

不过，小说中这些努力创造与学习“女书”的女性并没有藉此而走向外在世界，融入男性社会。事实上，她们不过是通过“女书”营造了一个女性情感和记忆共同体，而且这个共同体并没有获得与男性社会对话的权利，更没有产生与男性社会相抗衡的力量。“女书”对性别系统的反抗显得苍白无力，虽然它让女性有了交流的书写符号，却加深了原本存在的两性差异。“女书”的诞生是建立在男性的文字基础上，是女性不被容许学习文字下的特殊产物。然而，女性一旦完全依赖于它，便会加固加深男女两性之间的鸿沟，使女性距离男性社会更加遥远，其处境也更加边缘化。男性社会并非完全不知道“女书”这种符号，但他们并没有强行消灭而是放任这种文字符号的存在，其原因在于，当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完全规训于男性的想象，在既定的男权社会秩序之内，作为女性交流符号的“女书”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危险性和破坏力。

值得注意的是，“女书”一定程度还成为了男权社会的共谋者。小说中百合借用“女书”在女性间的重要性，以歌唱“女书”的形式将雪花不为人知的事传得人尽皆知，让其成为村中的耻辱。这让人不得不思考，“女书”的存在确实是让女性有了专属的文字，反抗了男性强加的规矩，但也让它变成了一种可以用来谴责女性的工具，这就让“女书”本来的意义变了质。另外，精通“女书”的女性是受人羡慕的，“如果美月能够好好学女书，就能嫁得比她妈妈强”㉝。在此，“女书”成为男性社会的共谋者而不是反抗者，掌握“女书”如同拥有“三寸金莲”一样，也成为获得未来良好婚姻的一种筹码。

《扇子》中，每一个女童长大后似乎都变成了男权社会的共谋者。她们一生中会经历从受害者变为施害者的过程，幼时她们不能拒绝缠足，为人母后又必须亲自为女儿实行仪缠足式，代代相传，缠足仪式不断被女性群体巩固。小说中实行缠足的并非男性，而是女性自身，男权社会委托年长的女性对女童进行驯服。“三妹做了最后一次挣扎，还是被大姐一把抓住了，她才六岁啊，在一阵挣扎和厮打后，终于被大姐、婶婶和奶奶合力制服了。”㉞在缠足仪式中，姐姐、婶婶、母亲、奶奶三代女性都参与了强迫和压制的全过程，女童的反抗以失败告终，而年长女性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成为男性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共谋者。小说结尾处，虽然百合已接触到从外国来的大脚女性，但她坚持认为：只有拥有一双最完美的小脚，雪花的孙女才能幸福。由此可见，缠足意识已经深入女性的肉体和灵魂。“女书”与缠足，共同建构了女性的性别身份，而这种心理深层的自我身份认同，正是在男性主体凝视的目光下形成的。

邝丽莎的《扇子》将缠足与“女书”两种习俗生动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揭露了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悲惨的命运。小说中的女性由出生起，就踏上了被迫成为男性想象中完美女性的道路，被动地经历了父权夫权的受害者到共谋者的身份转变。这部小说创作展示出旧时代中女性的身不由己与对既定命运的反抗精神。当被问及其作品中关于缠足的书写是否会巩固他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时，邝丽莎的回答是：“对大部分古代中国女子而言, 这是事实。为什么我们不能谈论那段历史？”㉟通过将“女书”与缠足相互渗透的书写方式，作者将这种已经被遗忘的文字与习俗重新带回到现实人们的视线中。她的写作突破了时空与地域的阻隔，将传统女性面临的遭遇重现，为我们带来了对社会性别更为深切的思考，同时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①㉑［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170 页。

②李银河：《酷儿理论面面观》，《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 期。

③⑥［加］达琳·M·尤施卡：《性别符号学》，程丽蓉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13、30 页。

④⑤⑥⑧⑨⑩㉒⑬⑭⑱⑳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㉝㉞［美］邝丽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忻元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0、12、44、42、27、54、24、23、22、7、37、34、86、24、187、187、229、216、22、26 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规则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 页。

⑫抱拙子：《劝戒缠足》， 《万国公报》（上海），1882年第15 卷第710 期。

⑮［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蒋梓骅译，新世纪人文译丛2002年版，第226 页。

⑯高洪兴：《缠足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 页。

⑰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77 页。

⑲［美］林露德：《千金姑娘》，阿良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 页。

㉚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 页。

㉛宋阳：《论电影〈雪花秘扇〉中的女性情谊与文化》，《电影文学》2012年第9 期。

㉜莫秀云：《〈雪花秘扇〉 的女性独立意识解读》，《电影文学》，2013年第1 期。

㉟卢俊：《中国情结与女性故事——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访谈》，《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3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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