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争议到主题批评：围绕纳博科夫的“喧哗与骚动”

张 琼

(1.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2.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Набоков;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是由争议引发世界关注的伟大作家。纳博科夫尊重个体的特殊性，因此他热衷创新、跨界与融合：作为俄裔美籍的流亡知识分子，他特意切换多种语言(俄语、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在创作中制造文化修辞；
他是作家，同时还终生研究鳞翅目昆虫，将昆虫、鸟类与植物写进故事，细节与情境描写无人能出其右；
他以博物学严谨的态度收集、分析符号、语言、文体，并应用到自己的艺术实验中，俨然是一个文学语言学家；
他关于经典作家、作品批评之“毒舌”在访谈中让人印象深刻，而将评论融于小说则更特立独行。最终，这些特殊性形成了世界文坛上罕见的繁复美学现象。纳博科夫爱好设计棋题、字谜，认为成功的作家应该是魔法师。他通过符号能指、语词联系、文学修辞、嵌入论述、叙事岔道等手法在故事情节中隐藏其他主题叙事、文学评论和哲学思考，期待优秀读者发掘。

纳博科夫的艺术实验一开始并不顺利，他所期待的共鸣并没有出现。对其隐性书写接受的失败导致了阅读与创作的错位，误读和研究空白由此而生。经典艺术作品都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蒙尘期，因为它们所蕴藏的意义需要一个与其深度相配的认知长度。这个长度的客观表现当然是时间，而主观表现则是受众从轻视到拒斥，再到接受，最终努力发掘其价值的转变。少数知识分子(1)西方一般用“精英”概括，与大众相对，这里主要指具有文化现代性的研究评论者。总是充当先锋，做出各种积极的反应，大众亦步亦趋。纳博科夫所遭遇的不仅仅是“蒙尘”，他的经典于出版前后都引发了喧哗与骚动。《洛丽塔》在整个西方文坛掀起论战，甚至影响到立法、政治、社会生活，这是十分罕见的文学现象。比起那种大致趋同的斜线45度上升式的接受过程，纳博科夫主题批评的图景则更为复杂：“非俄罗斯性”“不道德”“空心”三个方向的伦理争议围着“创作是否践行了作家责任”这一条轴缠绕并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巴黎等地的俄国侨民(后简称“俄侨”)文化圈的杂志、报刊是纳博科夫化名西林亮相的舞台。他的前两部小说《玛申卡》(Машенька, 1926; Mary, 1970)和《防守》(Защита Лужина, 1930; The Defense, 1964)就为他带来了“俄国最优秀青年侨民作家”的称号。在被迫离开祖国流亡的过程中，他的主题发生变化，故事中不再直接呈现故土回忆。随着文学品格的养成，他的想象很快突破了柏林那家全是俄国流民的膳宿公寓(《玛申卡》)。彼得堡、维拉庄园、罗日捷斯特维诺庄园成了他文学绘画中的底部图层，伏斯克列申斯克柱廊大宅成了阿迪斯庄园里的那座三层别墅(《爱达或爱欲》)。成长于多语种环境和多国文学熏陶的纳博科夫想要走出俄国文学传统模式、建构自我意识，于是《王，后，杰克》(Король,дама,валет,1928;King,Queen,Knave,1968)展示出明显的西欧倾向、卓越的想象力和反讽的叙述语调。关于其作品民族性的争议由此开启。

前不久还因诗歌和《玛申卡》被交口称赞的纳博科夫遭到巴黎俄侨批评家的围攻：他“对宗教，对教会——任何教会漠不关心”，“远离文学运动”，“未表露出诗人的焦虑，不属于任何诗人团体”。[1]37这个时期的负面评论有一个共同立论——纳博科夫背离了俄国文学传统。《数》(Числа)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及追随者们早与纳博科夫、弗拉季斯拉夫·费里奇阿诺维奇·霍达谢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Фелицианович Ходасевич)就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掀起过论战，心存芥蒂。《数》杂志的创办者，巴黎俄侨“绿灯社”的主席，哲理诗人格奥尔基·伊万诺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更有影响力。他的一句“平庸无奇”似乎定下了俄侨评论界对纳博科夫小说的褒贬方向。白银时代最富宗教感的现代主义女诗人季娜伊达·吉皮乌斯(З .Н .Гиппиус)也曾指责纳博科夫“脱离宗教，远离文化传统，是个毫无文学前途的平庸之辈”。[2]69后来纳博科夫在俄语版《天赋》(Дар,1938; The Gift,1963)中实现了自己对吉皮乌斯的辩驳。西林的首批欣赏者之一，流亡作家、评论家马克·奥西波维奇·采特林(Марк Осипович Цетлин)同情年轻小说家的处境，但依然在柏林的俄侨杂志《话语》(Слово)上表达了对《王，后，杰克》的否定：“纳博科夫不了解俄国人的生活，也不了解自己年轻的记忆”；
“因为与自己的生活没有联系，所以作者无法创造性地改编外国人的生活”；
西林“试图找到自己的道路，大胆地拒绝了俄国主题与生活方式”；
他的书可以被称为“文学表现主义的实验”，但“这种潮流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几乎不相信这条路”。[3]537纳博科夫父亲的老友蒲宁十分欣赏纳博科夫的诗歌，却在1929年底对纳博科夫的小说评论道：“各种语言任他支配，还有音乐、体育、艺术，一切。……一切都任由他支配，他什么都了解。不了解的只有一样——俄国，但靠着他的修养，西欧式的修养，没有俄国他也成了一位大作家。”[4]34-35散文作家、新闻工作者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奥索尔金(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Осоргин)评价纳博科夫的《黑暗中的笑声》(Камера Обскура,1933;Laughter in the Dark,1938)：“纳博科夫不仅几乎完全脱离了生活中的俄国问题和利益，而且站在俄国古典文学的直接影响范围之外。他的情节是国际性的，人物是外国人，这种语言与俄国作家固有的追求格格不入，并且受到现成的既定词汇的限制，风格是欧化风格……冷漠的风格也没有跟随俄国精神，在这里不会得到赞赏；
没有自然景色的描写这一点也不属于俄国文学特征。”[5]458-460诗人、评论家格奥尔基·阿达莫维奇(Георгий Адамович)是纳博科夫长达46年之久的追踪研究者和文学论辩对手。他在评论文集《孤独与自由：文学随笔》(Одиночество и Cвобод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черки)中批判纳博科夫的“空洞”“不道德”“非俄罗斯性”;“他的人物不是激发同情心，而是激发好奇心”；
“俄国反对他的情色”；
“他自我封闭，作品散发出的绝望也令人震惊……他只看自己，比想象的还要狂妄”。[6]218-230纳博科夫后来则在《天赋》中虚构了一个评论家克里斯托弗·莫托斯，通过他戏仿了阿达莫维奇的风格与论调。(2)克里斯托弗·莫托斯是《天赋》中以阿达莫维奇为原型塑造的人物。主人公费奥多尔在自己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传》中插入了莫托斯的评论，嘲讽的意味十足。详见纳博科夫：《天赋》，朱建迅，王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色，2018年，第301-306页。纳博科夫还通过借揶揄《普宁》(Pnin, 1957)中的人物佐尔契科(3)《普宁》中的人物佐尔契科·乌兰斯基，一顿佳肴就可以收买的“评论家”。他在接受普宁的宴请后就在评论中将普宁的妻子丽萨(抄袭别人的诗)吹捧成阿赫玛托娃。详见纳博科夫：《普宁》，梅绍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第48页。嘲讽阿达莫维奇存在为金钱或“裙带关系”而作不实评论的行径。

九十年代，纳博科夫“俄罗斯性”议题以与其他俄国经典作家之间的平行比较或是影响研究的形式在世界铺陈开来。跨界带来联结，流寓带来多层含义是当代关于纳博科夫“俄罗斯性”比较统一的观点。所有他认真研读过的作家作品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永远是他创作的底色，艺术特征、创作方法，甚至题材和人物是否保有俄罗斯血统这样粗浅的标准不能成为俄罗斯性的判断依据。

1940年，为了躲避德国纳粹的反犹暴政(妻子薇拉是犹太裔)，纳博科夫一家第二次流亡。移居美国后，他开始用英语创作。在跨越了母语与民族性之后，他的意识也很快超越了讲述一个主题、表达一种思想的单层或单轨结构。他努力在多部作品的完成过程中推进哲学思考，有着明显的形而上倾向。多重叙事和丰富含义不仅构建了他的艺术迷宫，也影响了欧美自六十年代开始的后现代文学。但刚开始那些小说的命运都远不如单一主题和“工整现实主义”[15]330的《玛丽》(《玛申卡》英译版)顺利，尤其是《洛丽塔》因为“道德问题”引起轩然大波。一群将艺术性奉若圭臬的人成为支持者。为了证明作家拥有责任心和道德感，他们细读作品，却意外从中发现了很多故事之外的内容。这些内容忽隐忽现，徜徉于表层主题的主体叙事中，或反映作者关于文学、哲学、博物学的感悟，或联结出另一个角度、与情节对照的不同故事。隐藏主题与隐性进程(5)概念引用自申丹的隐性叙事进程研究，详见申丹：《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开始成为当代纳博科夫研究的新议题。

关于《洛丽塔》的“不道德”，纳博科夫强调创作目的的“非道德化”，即文学创作不充当宣传道德范式的工具，需要以“个体至上”的表现艺术挑战固化或笼统的思想。但在阅读接受的初期，人们倾向于在文本中寻找作者的影子并以此窥视内容的“成因”。具有代表性的是当时风靡西方的弗洛伊德学说。读者和批评家们由对人物的道德仲裁转至探讨作者对伦理道德的立场。1955年9月，《洛丽塔》在巴黎出版。同年年底，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LondonSundayTimes)圣诞号上发文，将《洛丽塔》列为1955年的年度佳作。1956年2月，《星期日快报》(SundayExpress)编辑约翰·戈登(John Gordon)，一个典型的苏格兰保守派，针对格林的评价在自己的每周专栏上对《洛丽塔》进行猛烈的抨击：“这是我曾读过的最淫秽的作品，肆无忌惮的色情文……任何出版或销售它的人都应该进监狱。”[16]49本身也是评论家的纳博科夫撰文《关于一本题名〈洛丽塔〉的书》(OnaBookEntitled"Lolita")给予正面回答：“‘色情’这个术语意指品质二流、商业化，以及某些严格的叙述规则……淫秽必须与平庸配对”；
“他们拒绝买我的书并非因为我对主题的处理手法，而是因为主题本身”；
“《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对于我来说，只有在虚构作品能给我带来我直接称为美学幸福的东西时，它才是存在的。那是一种多少总能连接上艺术(好奇、敦厚、善良、陶醉)的其他生存状态的感觉”。(6)See Nabokov. The Annotated Lolita. Alfred Appel, e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0: 311-317.[17]498-5001967年，杰克逊·R·布瑞尔(Jackson R. Bryer)和托马斯·伯根(Thomas J.Bergin)发表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批评声誉：名单与注释》(Vladimir Nabokov"s Critical Reputation in English:A Note and a Checklist)一文，提及研究者和访谈者都曾试图从作品中找到作者与恋童癖的关系。1971年，威廉·伍丁·罗威(William Woodin Rowe)出版了《纳博科夫的欺骗性世界》(Nabokov"sDeceptiveWorld)，在“性的操纵”这一章用纳博科夫最憎恶的精神分析学解读出一堆“性意象”。纳博科夫否认了这种简单粗暴的联系：“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洛丽塔》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也许因为这是我一部最纯粹、最抽象、也最精巧的作品。”[1]46

有悖人伦的“情色”问题被引流到政界与司法领域继续发酵，评论界这厢已经“深入”到关于作者的“冷漠”及其对艺术的影响研究。佩奇·斯特格纳(Page Stegner)的《逃入美学：纳博科夫艺术论》(EscapeintoAesthetics:TheArtofVladimirNabokov,1966)在谈《洛丽塔》的“不道德”时，十分创见性地提出：“《洛丽塔》的不道德，亨伯特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不道德，不在于小说讲述的事实，而在于亨伯特对自己闹剧般的痛苦的讲述本身。如何‘讲述’才是问题的关键。”[18]114这仍然无法叫停那些以精神分析学的名义将人物与他们所期待的隐含作者强行捆绑的行为，纳博科夫在访谈中曾回应那些从他个人生平、情感经历出发来解读人物道德伦理的生搬硬套：“人们往往低估了我的想象力和在作品中逐步展现不同自我的能力。因而，自然有那种批评家：窥探者、人情味的恶魔、快乐的暴发户。”[1]23霍达谢维奇早在三十年代就说过纳博科夫笔下的人物是故事空间的建造者，在真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撕扯，纳博科夫通过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构建出小说的多重意义。[19]但依然有人谴责：“纳博科夫的魔术是通过牺牲他的人文材料来达成的——他的那些不幸人物，由于形式设计的局限而变得扁平”“艺术的胜利却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作品缺乏必要的道德和心理基础，无法在小说的伟大传统中占有一席之地”……[20]2-3这些荒诞不经、割裂形式与内容的曲解与偏见在六、七十年代层出不穷。美国作家厄普代克虽然将纳博科夫定性为“炫技派”“神秘主义者”，但他对纯粹美学的解读方式有可能造成误读有所警觉：“我们没有准备好，听觉迟钝、眼光迟缓……因而看不懂他魔法背后的意义”，他认为纳博科夫毕生之作的构成是为了给人欣喜，是“一项持续不断的任务”，“每个角落都有答案以奖励研读工作”。[21]13艾伦·皮弗(Ellen Pifer)对这些曲解感到不满，于1980年出版了《纳博科夫和小说》(NabokovandtheNovel)一书，意图说明纳博科夫那些最精巧的艺术品也反映了“作家对人类的永久兴趣”，“不仅是作为艺术家和梦想家，还作为遵守道德律法的伦理个体”。[20]II而关于作家本人及作品的道德定性，皮弗认为“更应该将纳博科夫定位成一个有着良好的伦理观念并坚定执行的道德个体。在纳博科夫小说中，即便是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字技巧，最悖逆人伦的人物关系也无处不在地反映着作者对人类的关注”。[20]162于是，拨开作家设置的故事迷雾，跳出人物行为所造成的干扰来论证作家道德观的主题阐释研究在八、九十年代与形式艺术研究各自蓬勃发展。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主编《现代批判性阐释》(ModernCriticalInterpretation)将许多主题相近的研究汇编为系列专题。1987年，纳博科夫及其作品《洛丽塔》的相关讨论汇聚成集，被命名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VladimirNabokov"sLolita)。其中，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论文《最后的爱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TheLastLover:VladimirNabokov"sLolita)分析了纳博科夫对亨伯特畸恋和人物的真正看法(7)See Lionel Trilling. The Last Lover: Vladimir Nabokov" s Lolita. See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5- 12.，印证了纳博科夫在访谈中所说的“我觉得这个低沉的叠加的名字(亨伯特·亨伯特)特别污秽，也很有挑逗意味。这是给一个讨厌鬼取的一个令人讨厌的名字。”[1]25另外一篇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论文《洛丽塔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Lolita)则专门对几个主要人物的道德问题进行了分析。(8)See Martin Green. The Morality of Lolita// Harold Bloom, ed.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5: 13-34.

二○○○年之后的中外研究都已经看见了故事之下的复杂空间，文体、主题、思想等各个方向的分析都开始交叉。米歇尔·罗杰斯(Michelle Rogers)与苏珊·斯维尼(Susan Sweeney)在2016年合著出版的《纳博科夫与道德美学、形而上学及小说伦理问题》(NabokovandtheQuestionofMoralityAesthetics,Metaphysics,andtheEthicsofFiction)极具代表性。她们对那些站在“道德”至高点的谴责做出了系统的反驳，并承接了主题研究中有关作家哲学及形而上思考的探讨：“纳博科夫讨厌说教、符码化与简化，这些都让个人经验服从于一般规则。纳博科夫的著作既寓教于乐又天生具有道德性。在思想家(凯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鲍德莱尔、尼采、海德格尔、什克洛夫斯基、维特根斯坦、拉康和德里达)的理论以及其他学科(例如人类学、神经科学、法学、宗教和哲学)中考察纳博科夫的著作……每个故事或小说都包含一系列哲学、伦理和精神探讨的可能性。”[22]1-2

“空心”的诟病最早由“非俄罗斯性”的批判者发出，主要是因为纳博科夫描述了表面上与俄罗斯、流亡者毫无关系的题材及人物，还有他实验性的散文体小说(prose fiction)(9)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博伊德在自己的研究中以此来指称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由传统小说中情节丰富、完整的模样过渡到了擦抹情节、断裂时间、变幻视点以引领阅读的那种新颖、动态的叙事。当时总体推崇现实主义真实观与思想道德宣传的俄国文学界无法接受这一极具现代性的跨越。阿达莫维奇与伊万诺夫认为纳博科夫追求的是空洞的艺术，指责他背叛了以描写心灵与民族苦难为主旨的文学传统，认为其笔下的人物、叙述者与作者本人一样缺乏“灵魂”。乌尔诺夫也曾说纳博科夫的作品只是对文学经典的拙劣模仿。米哈伊诺夫在编选苏联的第一本纳博科夫作品集时，借用纳博科夫的诗作《海边国王》中的句子，以“没有王国的国王”为题作序，暗讽纳博科夫目空一切放弃了现实，将文学艺术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想象力游戏，除了魔术、戏仿和字谜一无所有。(10)See Vladimir E. Alexandrov, ed. The Garland Companion to Vladimir Nabokov.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1995: 290-310.纳博科夫保持思想独立、不迎合读者的态度在俄侨群体那里遭到“空心”的嘲讽，在欧美则被误解为顺应潮流的标新立异。

上世纪中期的西方评论没有使用 “空心”“缺乏思想”等贬义表达，甚至在接受的过程中还引之为异趣，但人们在狂热地追捧其艺术价值或者热议其小说中的恋童、乱伦、通奸题材时并没有对作家在叙事中精心隐藏的思想观念感兴趣。对美学技巧的研究淹没了实际上更为丰富、更亟待深入的思想剖析。形式主义批评因为太强调文本的独立自足性，割裂了很多必须考虑的联系而逐渐式微。20 世纪下半叶法国“新批评”(French New Criticism / la nouvelle critique)浪潮中出现的主题批评认为“物质的想象力值得关注和探索，意识中情感、梦幻、冲动、沉醉等直觉体验值得发掘”。[23]101这股以文学想象为研究对象的思潮与等待“优秀读者”已久的纳博科夫在六十年代末相遇，结构分析与主题研究开始结合。主题批评“关注充满细微具体意象的感性世界在文本中的体现，探究作家的意识生活及其结构并加以描述”，在作品的深层意义研究中“受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的影响”，“重新审视作品与生活、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把主体意识与客观世界对立，而是强调交流与融合”。[23]101费尔德在《纳博科夫：他的艺术生涯，一种批判性叙事》中提出，纳博科夫建立了一种新的、原创性的“果戈理式”叙事——“作者的自我意识”才是贯穿始终的主题，叙事“将影子变成实体”。[10]79卡尔·普鲁弗(Carl R. Proffer)的《〈洛丽塔〉入门》(KeystoLolita,1968)和阿尔弗雷德·阿佩尔(Alfred Appel)(11)阿尔弗雷德是纳博科夫欣赏的学生，博伊德认为他是美国纳博科夫研究开始阶段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编辑、注解的《注释本〈洛丽塔〉》(TheAnnotatedLolita，1970)都是很好的解密钥匙和导读工具。这两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将纳博科夫的叙事技巧与表达意图、隐含意义联系在一起。阿佩尔认为纳博科夫多数小说具有“内转向”的基本方式：戏拟、巧合、暗喻、隐喻等修辞，还有书中书、戏剧舞台式背景等。茱莉娅·巴德(Julia Bader)的《水晶地：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技巧》(CrystalLand:ArtificeinNabokov"sEnglishNovels,1972)将这一论题的探讨推向了一个高峰，提出纳博科夫的所有作品都是关于“艺术”和“艺术创作过程”的，对主题的考察可以将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很多特点集中在一起，如映像、叠置、乡愁，还有假装严肃的嘲讽、疯狂、反常、死亡与永恒等。约翰·斯塔克(John O. Stark)的论著《枯竭的文学：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与巴思》(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 1974)分析了博尔赫斯、纳博科夫与巴思共同的文学主题及意象，如时间与空间，迷宫、镜子与圆环(对纳博科夫来说应该是螺旋)，还有他们对传统现实观念和现实主义概念的反对。西方挖掘纳博科夫文本内在世界的成功者主要有大卫·安德鲁斯(David Andrews)、亚历山大洛夫、博伊德。安德鲁斯在论著《美学、纳博科夫与〈洛丽塔〉》(Aestheticism, Nabokov, and Lolita)中提出纳博科夫式的唯美主义与“为艺术而艺术”大相径庭——纳博科夫精心设计叙事艺术旨在将伦理思考、人生感悟更自然地隐入其中。(12)See David Andrews,Aestheticism,Nabokov, and Lolita,Lampeter:the Edwin Mellen Press, Ltd.,1999.亚历山大洛夫的《纳博科夫的彼岸世界》(Nabokov’s Otherworld)探讨了纳博科夫形而上的主题。“彼岸世界”最早由纳博科夫的遗孀薇拉在1977年提出，她认为纳博科夫作品中有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批评家们却都没有意识到，亚历山大洛夫称之为“otherworld”。而纳博科夫的传记作家，新西兰学者博伊德则更强调纳博科夫的“此岸世界”(the world)[24]63。他在《回顾与展望》(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2011)一文中提出，纳博科夫的主题是意识在宇宙中的位置(the position of consciousness)，即作家在自传所说的“尝试表达一个人在为意识所拥抱的宇宙中的位置，是从古至今的强烈欲望(urge)。”[24]57

八十年代，纳博科夫研究才在中国出现，但很快进入了译介与形式批评并辔而行的活跃期，从此热度不减。主题批评在阐释的热情中自然到来，且很快赶上西方的步伐。中国对纳博科夫的主题研究刚开始不久就出现了艺术思想与哲学思考相联系，叙事艺术分析随着阐释研究推陈出新的特色景象。新近研究不再局限于单个作品，而是遍阅文本纵向梳理作家的意识变化。这种隐藏自我意识的主题创作，相对抽象但反复出现。研究者们借对隐性主题的挖掘去触及文本的底片、厘清作家的思想体系，如：《论欧美文学中“局外人”、“在路上”的生存困境》《论纳博科夫“次级人物”的伦理意义》《丧失、追寻与超越——论纳博科夫的英语小说创作》《芦笛与歌喉：纳博科夫小说中的阿卡狄亚主题》《纳博科夫小说中的“文学作为主题”》《论纳博科夫作品中隐性主题的艺术功能——以〈防守〉为例》等。在主题研究上走得深远的是刘佳林。他在1997年和2012年分别发表了《论纳博科夫的小说主题》和《芦笛与歌喉:纳博科夫小说中的阿卡狄亚主题》，从研究上呼应了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所体现的逐渐形而上的思考。他认为从人生记忆、时间牢狱、现实镜像到田园牧歌及阿卡狄亚主题，是一条由诗性叙事到诗性世界逐步接近作家精神的研究路径。这在他2012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中被深化、延伸至对纳博科夫创造性重写个人经历之意图及主题的讨论：以非个人化艺术形式处理个人感情；
设置完美的童话场景作为人物的精神源泉；
挣脱痛苦的事实和不可逆的时间的束缚。刘佳林认为纳博科夫的创作主题总是包含着为自己和其他流亡者在文学中获得精神返乡机会的意愿。[25]47-78

纳博科夫表现主题的叙事技巧纷繁复杂，几乎所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样式在他的作品中都曾出现了，因此从美学出发的形式主义研究成为开端。主题是隐含在文本中重复出现的重要语义和结构要素，主题批评进一步强调形式与内容的整体性，推崇一种认同式批评和创造性批评。[23]97有关纳博科夫的争议现象是切入点。在“出现争议-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理路中，纳博科夫在小说情节之下暗藏的主题通过微观修辞汇聚的暗流和与情节同时推进的隐性进程将逐步得到揭示与分析。争议让研究者们发现分析空白，而纳博科夫创作的期待是优秀读者可以发现故事中隐藏主题的低语。这些隐藏主题来自于作家对自己人生与历史事件的感悟，经过提炼后形成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民主观念、文学思想和哲学思考，而这些构成了纳博科夫艺术创作的底部图层。综合了现象观察、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纳博科夫在文学作品中所形成的精神内容可以被总结为“自由意识”“文学真实”和“彼岸世界”，这些在后来趋于成熟、完备的研究中被发现并概括为纳博科夫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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