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问题辨析

周向军 温 东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文明的赓续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激发了人们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担忧与思考。秉承“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和“命运与共”的公共性价值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国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不仅彰显了中国面对全球性公共问题、公共挑战、公共危机的决心与态度,同时也向世界传递了为全人类谋取公共利益与公共福祉的信号与福音。由此可见,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滥觞到实践的过程均蕴含了深刻的公共性意蕴,公共性作为一种哲学之基抑或是理论视野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要价值指引和行动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指向和立足的公共性是以人类为基础的“大范围公共性”,是全球化时代整体意义上的共同体展开。正如有学者所说的,“携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时代,都鲜明地昭示着从主体性向公共性转换的时代发展趋势”;①桑明旭:《马克思的“公共性”概念》,《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公共性是客观的存在范畴与普遍适用的原则,是理性考量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与人类前途命运的必要维度”;②王敏、王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指向及其构建路径》,《新疆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公共性维度的时代表达”。③张艳涛:《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维度》,《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理论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深刻演进,“现代人生存和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是一个‘公共性的时代’”。④袁祖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及其世界性意义——“公共性时代”的哲学自觉及话语建构》,《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公共空间的世界化与公共交往的普遍化加速了“天下一家”人类生存格局的到来,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公共问题和公共挑战。在此背景下,作为公共性时代的理论擘画与实践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出场成为历史与现实并轨的必然。

(一)公共空间:“世界空间”的释放与人类社会的共在性

从世界历史规律性演进的逻辑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社会存在造就了公共空间——“世界空间”的来临,也促使人类社会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在性时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与变革促成了社会生产力的爆炸性发展,进而推动了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和世界市场的建立,在资产阶级“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的商业活动的影响下,“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过往近乎停滞的空间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原本狭隘的地域性民族活动被无限延展至全世界,历史向世界历史深刻转变,人类实践活动进入全球公共范围,所谓的“世界空间”迅速形成。

“世界空间”确立了崭新的空间结构,与之俱来的空间关系也发生了颠覆性改变。一方面,“世界空间”作为公共空间或者公共领域,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呈现“共有”状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⑥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5页。“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⑦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6、5页。地球和世界既是公共空间也是公共资源,所有国家和地区、民族和个人的发展被纳入一个整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民族的精神财产成了公共的财产”,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活跃在同一时空里的各个子系统共享自然的馈赠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共担时代的责任与义务,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基础,共同享有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世界空间”下的人发生了“我”向“我们”的关系性转变,呈现出“共在”状态。世界历史格局将公共性范围拓宽到整个人类社会,“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人汇聚成共同体共处于同一个现实世界中,独立的、狭隘的“我”与“他者”在历时性的转变中达成共时性和解,向着公共的、整体的“我们”转变,人类的“世界性共在”成为公共性时代的“显性”特征。

(二)公共交往:普遍交往的发生与人类命运的依存性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世界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交往史。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交往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实践活动。生产力与交往的辩证运动开辟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从而为人类实践活动——世界普遍交往奠定了现实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活动的开展和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交往实践范围也在不断地拓展变化,从最初的小范围、独立间“个体交往”,到区域的、民族的“交往的扩大”,再到整体性、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交往向普遍交往的发展逻辑完成了从私人或区域交往向公共或世界交往的“质变”,其内蕴的公共空间和公共关系亦斗转星移,为“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刻画了一条公共性轨迹。

如果说“世界空间”为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普遍交往则决定了人类在这条康庄大道上结伴而行。在公共性日益凸显的时代潮流引领下,普遍交往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可谓“更上一层楼”,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声中,国家间交往、民族间交往、团体间交往、商业交往、技术交往、文化交往、信息交往、虚拟交往等实践扑面而来,人类的普遍交往呈现出交往效率愈发高效、交往工具日新月异、交往风格千差万别、交往方式多元多样的特点。日渐密集丰富的公共交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冲破了时空平衡的界限,将整个人类命运联结、捆绑、依附在一起,“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105、509页。从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风雨同舟,命运与共”成为人类命运相互依存的真实写照。

(三)公共问题:全球性挑战的困扰与世界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页。问题伴随时代而生,不同时代需要直面不同问题,世界历史逻辑下的公共性时代也同样面临无法避免的时代矛盾与问题。辩证地看,公共空间与公共交往的历史合力将人类聚合成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紧密相连的“实然命运共同体”,促进了人类社会的递进式上升、普遍性联结和整体性发展,从而将人类文明推向了新的高度。但人类的联结性并不是单向度的,其背后隐藏的金融危机、霸权主义、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生态危机、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国际犯罪、网络安全、重大传性染疾病、核威胁、战争等全球性公共问题也随之显现,“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105、509页。人类和平发展的进程面临全球性挑战的严重阻碍。

全球性挑战是世界历史客观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则是由此引发的“连锁副效应”——共识性贫瘠。事实证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问题或危机之所以被冠名以“全球性”或者“世界性”,正是因为它的公共属性。正如“金字塔不是一天建成的”那般,解决全球性问题也不是一国之为、一日之功。在层出不穷、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面前,无论国家的大小、远近、强弱、贫富,也无论社会制度的高下优劣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单凭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的力量皆难以独善其身、独自应对。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国家选择以邻为壑、推诿扯皮;有些国家选择隔岸观火、置之不顾;有些国家选择焚林而田、获利当下;有些国家选择久久为功、齐心协力;一时间“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孤立主义与合作主义”“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美国优先与合作共赢”等思潮迭起。各国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让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加,“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类社会的上空,“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人类的未来在何处”“人类该何去何从”的巨大困惑再次摆在眼前。

(四)公共方案:中国的确定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出场

基于对人类文明的规律性总结、时代潮流的整体性把握、全球性挑战的动态性分析、世界形势的宏阔性研判、中国发展的战略性筹划等综合考量,中国向“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定性”公共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公共方案的确定性出场,恰恰是“公共性具有对不确定的现实世界的确定性功能”①郭湛:《社会公共性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4页。的真实投射,处处彰显中国对于科学制高点、道义制高点、文化制高点的公共性追求和确定性回应。这种确定性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源于对世界历史演进规律深度把握和科学判断的充足底气;第二,源于对和平发展道路的坚持和为全人类谋取公共福祉、履行公共义务的价值底色;第三,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共性文化”的自信和传承。

从历史维度看,在世界历史格局进一步演变趋势下,人类社会迈入公共性时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交往普遍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国家间联系的日益密切与深层次交融、人类战胜全球性公共问题的迫切需求、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共同交织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历史画卷。“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②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③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遵守人类公共价值的高度,作出了“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准论断,并对世界历史大势、世界历史动力、世界历史道路、世界历史主体进行了科学论述和详细阐释。以“大历史视野”纵视世界形势,以公共性精神垂范世人应对挑战,“习近平世界历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④石云霞:《论习近平世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8期。

从现实维度看,改革开放40多年来,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是一个公共整体,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的发展既是中国人民勤劳奋斗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得益彰的结果,“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⑤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66页。中国是公共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好世界才能更好。为人类谋取公共利益和公共福祉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只要是对全人类有益的事情,中国就应该义不容辞地做,并且做好”。⑦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负有责任和义务,也愿意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开展全球治理,共同应对“风险世界”的挑战,推动建设美好世界。

从文化维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公共方案的确定性出场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中华传统文化蕴含丰富的公共性思想资源,习近平同志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曾多次论及。一是天下一家的理念。如“大道不孤,天下一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达则兼济天下”,“计利当计天下利”。二是和合共生的理念。如“以和邦国”,“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人合一”,“民胞物与”,“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三是忠恕之道的理念。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浓缩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公共性精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出场提供了价值观依据和文化支撑。

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表现形式,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类型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之所以复杂多样的原因在于其核心范畴——公共性的千差万别,把握共同体的本质必须要从根本上澄清、认识、鉴别、审定共同体的公共性。

(一)前提性批判与甄别:自然公共性、虚幻公共性、实质公共性

公共性与人类社会的产生发展亦步亦趋、形影不离。在唯物史观视域下,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的共同体”和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分别体现为自然公共性与虚幻公共性,这为甄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提供了比对性前提。

1.“自然的共同体”:自然公共性

在人的依赖关系下,“自然的共同体”的公共性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或自然的公共性。人是群居性动物,这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要求。人类早期主要以家庭、氏族、部落为共同体单位开展群居活动,“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6页。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类逐步形成了“共同协作”与“相互支持”的公共联系与公共意愿,这些联系和意愿所蕴含的公共性并非自发或是有意识、有组织的发起,而是随机、机械性的自然耦合,这也构成了公共性的早期形态。随着劳动水平和内部分工的提升,分散独立的诸侯小国向民族或区域国家迈进,基于血缘关系或政治从属关系的“等级或家长制共同体”出现,奴隶主以及封建统治者成为公共权力的掌控者,他们将私人利益赤裸裸地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不划分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却区分严格意义上地位和等级的界限,公共性彻底沦为特权的符号和象征。虽然从时间的逻辑顺序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表现的公共性蜕变形式要明显晚于氏族部落时期的早期公共性形式,但它仍然囿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控制,而未逃离自然公共性的范围。

总之,自然公共性是“人类超越了动物而因自然条件自然而然形成的”,②池忠军:《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8页。在受制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活动地域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自然公共性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暴露出公共性问题相对简单、公共性水平相对低下、公共性与私人性相互混淆、人从属于共同体、共同体中的个人缺乏自由等缺陷。因此,“这种无法摆脱的‘人的依赖关系’,是对个人自由受限的集中表达,显然不是理想的公共性”。①马立志:《马克思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2.“虚幻的共同体”:虚幻公共性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来临,分工的国际化、交往的普遍化、科技的信息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充满魔力的资本在世界流动的过程中“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71页。一切社会关系沦为纯粹的利害关系和现金交易,人的依赖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自然公共性被新的公共性——形式或虚幻公共性所取代。从资本主义公共性的发迹史看,以资本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共同体”推翻了封建社会下的“等级或家长制共同体”,为公共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共同体”催生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进而催生了资产阶级国家和公共权力体系,在资本的驱使下,集公共权力于一身的资产阶级借助国家、法律的手段和形式,将资产阶级利益伪装成人类的公共利益,将货币关系遮蔽下的资本活动上升为人类的公共活动,将资产逻辑下的自由民主平等描述为人类社会的公共原则,一切能为资产阶级谋取利益的私有行为或方式皆成人类的公共价值和公共追求。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在追逐“公共利益私有化”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剥削、压迫、赤贫、殖民、霸权、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和公共危机被忽略无视,所造成的公私对立、劳资对立、城乡对立、国家与社会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被忽略无视,所造成的现实的人的异己化、私利化、抽象化被忽略无视。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所建构的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71页。资产阶级利用政治饰语与理论托词将“公共利益私有化”,其反映的是一种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虚幻公共性。

虚幻公共性作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产物,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就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而言,虚幻公共性“具有在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两极相连张力关系之中的‘个体性先于公共性’的规定性”;④高云涌:《全球治理的实质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哲学审视》,《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就基本属性而言,虚幻公共性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所展现的“普遍性”是以服务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前提,所谓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阶级利益裹挟下的“特殊性”;就表现形式而言,与自然公共性公开露骨地占有公共财产不同,虚幻公共性是诉诸隐蔽性和虚假性荫庇下的霸权逻辑,特别是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公共性被某些大国披上了“普遍人权”或者“普世人性”的外衣,并附加霸权、强权的手段将其发展为左右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武器”,这完全是以公共性之名行私有制之实的欺骗和伪善;就所有制形式而言,虚幻公共性的立足点是私有制的市民社会,主导力量是资本,而私有制本身的逐利性、私人性、等级性与公共性追求和公共性价值是相悖、抵牾甚至是相互否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虚幻公共性所展现出来的矛盾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⑤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3.“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公共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仍然是一个无序的世界,甚至是一个丛林法则通行下的世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使人在地理学意义上达到了世界性和公共性,但在政治意义上却仍然困囿在国家范围的圈子里。全球治理的失效、国际秩序的紊乱、国际利益的分配不均等,一切的罪魁祸首直指资本主义虚幻公共性。为了克服虚幻公共性的弊端、有效诊治现代性疾病,实现失序世界的“拨乱反正”,寻求一种兼顾共利、共识、共行、共担、共享的切实有效的公共性载体成为当下的主流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有别于历史上出现的诸多“简单结合”或者“浑然天成”的原始或自然的共同体,也不同于带有鲜明“阶级企图”或者“意识形态”的虚幻或形式的共同体,它是一个立足整个人类社会、着眼时代问题、彰显公共精神,从多重向度力求达成人类生存与发展、价值与利益、文明与道德的共通、共赢、共享的共同体,它所表达的公共性含义既彰显“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大范围公共主义,又是饱含实质内容、实际行动、价值共识的高水平公共性。因此,相较于“虚幻公共性”,我们称之为“实质公共性”。曾有学者将“实质公共性”概念用于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实际作用和现实价值,但笔者认为对于“实质公共性”的运用不应当局限于全球治理层面,而应将其扩展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维度,这也是本文用“实质公共性”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到社会主义世界历史过渡中的一种文明形态,是包括各种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的综合体”,①王公龙:《过渡性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理论视野》2019年第3期。具有自身的时代过渡性和特殊规定性。“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普遍意义上的公共性是虚幻的,但是绝对意义上的私人性也是虚幻的。任何事物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相对意义上的公共性是存在的。”②桑明旭:《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因此,实质公共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渡性和规定性制约下的公共性反映,是对物的依赖关系下产生的虚幻公共性的克服与修正,是特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相比原始公共性与虚幻公共性,实质公共性的此在意义和相对价值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就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性而言,“实质公共性具有在公共性与个体性的两极相连张力关系之中的公共性先于个体性的规定性”;③高云涌:《全球治理的实质公共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哲学审视》,《理论探讨》2021年第1期。第二,就存在形式的真实性而言,实质公共性虽然产生于阶级社会,但它并不是某个阶级或某个国家的工具,其公共性追求是超国家、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真实存在;第三,就行动的主体性而言,实质公共性以“共同主体性”作为世界共识共在体系下多元主体活动的遵循原则,旨在通过双方以及多方的合作共赢实现“权责一体”的公共联合。因此,其行动或实施的共同主体是众多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等国际关系行为体。第四,就遵循的价值性而言,建立在多样性统一上的“共同价值”构成其价值遵循和精神根基,这为主权国家在进行公共活动时提供了价值共识和精神归属。第五,就目的性而言,实质公共性以整个人类为出发点,其公共目的是为人类生存找出路、为全球发展献智慧、为世界人民谋大同。

(二)过程性实践与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公共性的内涵展开

在与自然公共性、虚幻公共性的纵向历史批判和比较中,我们初步认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类别——实质公共性,但这种认识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显然缺乏说服力和公信力。为此,还需要从横向现实维度即实践过程对其进行考量和分析。

1.公共利益考量:维护人类公共利益,构建利益共同体

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和发起的逻辑起点。古语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马克思也曾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7页。当前,面对世界的深度交织与融合,公共利益成为维系各国密切联系的核心因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②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59-260、339、253页。“人类命运共同体”将维护人类公共利益、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作为一切公共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是其实质公共性在利益层面的彰显与体现。维护人类公共利益,打造利益共同体重在行动。一方面,践行正确的义利观,正确处理共同利益与不同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一国的发展不能以损害他国的利益为前提,利益各方不能把眼光局限在利益冲突和分歧上,要统筹“共同利益和具有差异性的利益关切,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59-260、339、253页。让世界各国人民在“利益百花园”中共享共赢。另一方面,构建“权责一体”合作机制,提升全球治理效能,推动建立更为公平正义的国际体系。全球性挑战对人类的公共利益构成了极大威胁,处在利益共同体中的世界各国应当摈弃前嫌、合理让渡、团结协作、共担责任,“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36页。以互利合作的理念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合作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为此,中国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设立丝路基金,不断加强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机制建设,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人类公共利益,共建利益共同体。

2.公共文明考量: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文明共同体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实现共通、走向共谋、达成共识的前提。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习俗造就了世界各具特色的多样文明,但文明不是孤立、僵死和封闭的,可以通过平等的交流互鉴实现多样的共通、融合与发展,故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⑤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在文明共通的基础上,不同文明彼此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联系、相互了解,为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与矛盾共同商议、协同行动,逐步消除双方的文化壁垒、精神隔阂、价值分歧,向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达成共识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⑥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59-260、339、253页。所谓共同价值正是基于文明交流互鉴影响下经过共通、共谋达成的共识性价值观。在实质公共性的指引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之路”并不走文化同质化或文化异质化的道路,而是秉持“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理念超越“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终结论”“文明等级论”,以文化互通唤醒人们对公共文化价值的认知,以开放包容增进各国的共同合作。对此,中国举办和参与文化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文明交流活动,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出“文明之花”。

3.公共发展考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构建发展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发展思路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性逻辑替代冲突对抗的消解性、排他性、私利性逻辑,打造平等互惠、共同发展的发展共同体。“发展不能被看作一条‘线’,甚至是一束无尽的线的集合。它是作为一张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网来运转的。没有共同发展的网络,就没有发展。”⑦简·雅各布斯:《经济的本质》,刘君宇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与西方国家主导的武力输出、赢者通吃、非此即彼的不平衡发展理念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发展以共商共建为前提和原则。世界的发展不应当沦为“一国独霸”和“几方共治”的“角斗场”,而应当是圆桌面前的规则共商、现实面前的机制共建和成果面前的利益共享,中国从创新动力、和平保障、合作途径、开放空间等四个方面拓宽共同发展的内容层次和实践张力,致力于打造利益一致、价值趋同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共享是共同发展的衡量标准和目的归宿。“世界发生着一个无人能够脱身的博弈游戏,却没有成为一个共享的世界,因而只是一个失效世界”,①赵汀阳:《天下秩序的未来性》,《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11期。如果发展成果不能实现共享,世界就会坠入贫富差距的深渊,共同发展也将不复存在。中国主张世界各国获得机遇、利益共享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②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58、131页。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中国打造了“一带一路”“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国际合作平台,倡议共建中欧、中非、中亚、中阿、中拉发展共同体,积极开展金砖合作、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减贫合作,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出谋划策、添砖加瓦。

4.公共安全考量:保障世界公共安全,构建安全共同体

公共安全是考察共同体公共性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世界性的公共理念,自然兼具保障世界公共空间下人类公共安全的使命和职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基于道义、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③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358、131页。从总体性原则上看,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安全考量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从区域或者世界格局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远离战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倡导在普遍安全的世界中合作共赢、行稳致远;从具体安全领域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意识涉及网络、核、海洋、卫生等各个方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安全考量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为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繁荣安宁的安全世界奠定了公共基础。

5.公共生态考量:优化公共生态环境,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56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把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理念摆在首要位置。人类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当今世界,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自然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严重影响了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对“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理念的超越与纠偏,也是对营造人类良好公共生态环境的价值引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必须立足实践、砥砺前行。一方面,中国从本国发展的实际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中,运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开展行之有效的生态治理,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为塑造世界公共环境尽职尽责。2021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⑤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制定完善气候治理、海洋治理、环境治理等相关国际规则,与各国通力合作不断壮大生态力量,为探索世界生态文明发展新模式不懈努力。

真正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逻辑的归宿,其所蕴含的真正公共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提供了未来坐标和发展指向。马克思对于共同体的探究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为逻辑起点,以对现实的人的本质认识不断加深和资产阶级虚幻共同体的批判为双逻辑主线展开,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贡献了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道路选择。恩格斯在谈到关于个人自由与国家的关系时指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页。显然,恩格斯所预指的共同体就是国家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真正共同体。在唯物史观的致思路径中,共产主义或真正共同体与公共性的联系密不可分。如《共产党宣言》指出,“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全体社会成员的财产”,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3页。“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3页。《资本论》提到,“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还有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指出,共产主义者“一词是‘公共’的意思”。⑤《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3页。显然,真正共同体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类公共联合的形式,展现普遍意义上的高水平公共性。虽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距离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相差甚远,但从公共性逻辑层面上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已经蕴含了真正共同体所彰显的积极的公共性逻辑的因子,并从三个维度向真正公共性演进。

(一)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维度

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是研究马克思共同体的重要视角,在公共哲学视域中,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公私之辩”,即“私人性”与“公共性”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在人的依赖社会和物的依赖社会中,个人依附、从属于共同体和个人与共同体的割裂、对立导致个人自由的丧失和共同体价值的背离,给现实世界中的社会结构、生活序列、关系维系带来了多重损害。显然,偏于“绝对公共性”或“绝对私人性”的任何一方都会带来关系性的失衡。因此,马克思以批判推翻不合理的公共性代言人——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将建立一种弥合公私矛盾冲突鸿沟、富有社会空间张力的共产主义制度当作未来社会的合理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私人性”与“公共性”达成关系性存在状态下的和谐稳定是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始基和真正主题。实现“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的辩证统一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公共性所反映的真实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种共同体关系的集合,主要凸显为主权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个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强制压迫,也不摒弃纵容,而是本着“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原则,将基于个体利益上的矛盾冲突转变为基于双方或多方利益内在一致上的公共需要与共同发展,从个人命运、国家命运、人类命运相统一的整体性和全局性及系统性维度追求价值共识,促使各方在沟通合作中走出封闭性、孤立性、排他性的泥淖,走向开放性、包容性、共享性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公共性通过“公共性”与“私人性”辩证统一关系达成个人与共同体握手言和的方式,与真正公共性所彰显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构成逻辑和理论上的契合。

(二)“自觉类本位”的人性逻辑维度

“自觉类本位”的复归是考察人的本质的重要向度,体现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真正公共性。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这种“类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表现为多元主体的公共存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原子式个人主义”的极大张扬,将人的整体性“类存在”方式碎片化地呈现于人类活动之外,致使充斥冲突性、分裂性、排他性的“种”或“物”性思维方式大行其道,这也正是当今世界乱象的根源所在。而要破解现代性危机、还原人的生活本质就应该到人的“类存在”的总体性——公共性中去寻找。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展现的实质公共性为实现“自觉类本位”的复归提供了一种理论和现实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人性逻辑不是单纯地把人看作“科学人”“工具人”“经济人”,冰冷地漠视人的主观能动而谋求万物的客观尺度,也不是高昂地把人当作“理想人”“抽象人”“蒙昧人”,夸张地放大主观意志创造出上帝视角的空中楼阁,而是将人类看作现实的公共的统一体,在观照、拯救人的生命存在的同时,赋予其以更高价值和意义——“类化的存在”,具体表现为以“人类命运”为共情感召唤醒人共生共在的“类意识”、以“合作共赢”为思维方式化解人个性与社会性矛盾的“类思维”、以“共同发展”为活动方式满足人生存进步的“类特性”、以“开放包容”为价值准则解放人自由发展的“类本质”、以“绿色生态”为建设方案塑造人文明延续的“类环境”。显然,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想与现实否定性统一的人性逻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公共性的目标与追求,也是通往真正公共性的必由之路。

(三)人类美好生存发展方式的价值追求维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在本质上体现了谋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这与真正公共性对人类美好生存发展方式的价值追求与塑造不谋而合。“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无论从生产力的物质基础、现实的人的逻辑前提、“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形式、“人的自由王国”价值旨归的主体内容,还是从自由时间的获得、个人所有制的重建、自由个性的彰显、政治国家的超越的实现机制上,马克思对于真正共同体的构建不是着眼于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是放眼于全人类,自始至终透出对人类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公共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从公共主义发展向度对人类美好生存发展方式展开创造性追寻,它以“人类公共发展”的宏大叙事为逻辑起点,正视现代主义发展观所呈现的问题与弊病,以关注“公共人”的生存状况、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世界共同进步、实现人的共享发展为逻辑中轴,以打造人类健康、通达、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世界图景为逻辑旨归。毋庸置疑,在对人类美好生存发展方式的价值追求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公共性与真正共同体的真正公共性目的趋向一致,“都强烈暗示着历史过程的完满性和目标的内在终极性”。③张盾、田冠浩:《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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