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红军的标语口号：形象建构和教育功能

邢钰金，高小强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70）

标语口号是一种形式互通的文化现象，反映着一个社会组织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导向，其内容受到政治、文化、社会、语言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标语口号常作为宣传工具和传播载体，被用于社会革命、社会治理及商业宣传中，因此一直得到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学者们对标语口号的功能、传播途径、传播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近年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方兴未艾，有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标语口号进行研究总结，透过不同时期标语口号的书写风格和内容变化来展现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其在党史中的意义[1-5]。本文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标语口号的形象建构和教育功能做进一步探索。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成功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6]。在这场伟大的远征中红军一路播撒的革命的种子——标语口号，传播了革命真理，教育了人民，鼓舞了红军士气，震慑甚至感化改造了敌人。在艰苦的长征中，标语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简易、最实用和最有效的宣传工具。

（一）标语口号是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宣传工具

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标语口号是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宣传工具，长期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在乱世的“革命”还是治世的“教化”之中始终有一席之地。

秦始皇泰山封禅用石刻标语来昭示天下，彰显其一统天下的文治武功，此后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均仿效之。秦末陈胜、吴广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作为动员底层人民揭竿而起的口号，“大楚兴、陈胜王”用迷信的形式向群众表达革命的“合理性”，自此农民起义皆有类似于“替天行道”的核心口号，如“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些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凌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的暴行激发了中华人民的民族意识，一些思想先进的中国人喊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抵制日货，勿忘国耻”“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反抗侵略、民族复兴的救国口号；
各个政治团体纷纷登场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观点口号，借助标语口号向社会阐述其政治纲领和政治蓝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也重视标语口号在革命宣传工作中的作用。“三湾改编”一方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治军方略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强调“官兵平等”，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明确了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和开展士兵政治教育就是士兵委员会的重要任务。古田会议克服了单纯军事观点，在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红军文化宣传工作的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宣传的方法为传单、布告、宣言、壁报、歌谣、画报、化装宣传、演说等”。这几种形式都可以和标语口号相结合来提升宣传的效果和感染力。例如传单是标语口号的载体，布告和宣言是标语口号的来源和依据，壁报、歌谣、画报是标语口号的变体和延伸，化装宣传和演说在宣传过程中会借助标语口号甚至通过解释标语口号的意涵来达到宣传的作用。

（二）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重视创作和书写标语口号

1934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总计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长征是一场战略大转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把宣传工作看成增强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武器。长征开始时，红军各部队按计划携带了大量的宣传物资，甚至带上了笨重的油印工具，然而“搬家”式的后撤转移，使主力部队为了保卫中央纵队、后方机关和“坛坛罐罐”，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失去了战斗的机动性和主动权。为了加强机动性，中革军委在遵义休整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精简了机关，并且丢掉了笨重的机器和不必要的物资，使部队能轻装前进。

长征中红军面临敌人的追赶，随时可能发生战斗，宣传工作必须适应战场环境。传单宣传所需要的纸张、墨水、印刷设备等物资在战场和长途行军中难以补充，此类宣传品制作起来还耗资耗时且无法做到长期保存，而红军宣传队书写的标语口号具有取材便利、灵活机动、书写快捷、直观醒目、易于保存等特点，所以传单宣传逐渐被便于书写、制作更简易、更适应长征恶劣环境的标语口号取代。不论是连队举办写标语竞赛，还是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抑或《红星》报树立写标语的模范连队并广泛宣传，都能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制作书写标语的重视。

从现存的长征时期红军标语口号的书写载体来看，书写在常规载体纸张、布帛上的标语口号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红军队伍中并不多见。何长工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我们宣传条件很差，没有纸张，便在大树上刻字，把毛竹劈成竹片用来写标语，插在交通要道、村庄路口等显眼的地方”[7]。随处可见的墙壁上留下了“粉笔队”的作品。锅灰、木灰甚至色沉的泥巴都成了墨汁的代用品。除了写在墙上的标语口号，还有流水标语，有的战士“在小竹板上写标语放在河流或小溪里，让水飘走，有的在竹片上面插一面红旗”[7]。

钢印标语也是红军战士们的发明创造，战士们把红军的政治口号铸成铁模，打在门窗木器上，就会留下一个不易消磨掉的字痕。

石刻标语也是红军长征留下的极具特色的标语印记，现存石刻标语多出现在喀斯特地貌区的石崖、石墙、石柱上。

此外还有树叶等各种形式的书写载体。“长征路上，到处都有我们的标语，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到处都有我们的足迹，到处都有我们播下的革命火种。”[8]在长征的艰苦环境中，标语口号宣传适应了极端困难环境，逐渐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的重要形式。

军队是政权或政党掌握下的武装组织，军队的指导思想、纪律作风和实际战斗力是外界评判军队形象的重要因素，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军队的态度和看法。毛泽东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9]。对群众宣传的效果直接关系到红军能不能得到群众支持，长征能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广泛书写的标语口号，既是一场面向人民的政治宣誓，又是一次在人民面前建构形象的绝佳机会。

（一）红军是听党指挥、信仰坚定的军队

任何时期，军队领导权和信仰问题都是反映军队性质的重要方面，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表现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对党的绝对拥护，反映出中国工农红军区别一切旧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坚定的革命信仰也是塑造军魂的精神根基，是党和红军能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法宝。

红军长征不是一两支部队组成的一字长蛇阵，而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四处转战纵横十多个省、行程数万里的伟大远征。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坚定的信仰，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由于各路部队具体情况不同，一些部队经过长期战斗和奔袭，资源匮乏、信息不畅，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宣称的红军“全军覆灭”“朱毛已死”等谣言，部队士气受到一定影响。中央军委依据不同作战阶段和面临的不同问题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进行充分的政治教育与鼓动，一方面书写诸如“拥护中国共产党”“同志们走，只有跟着苏维埃走”“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苏维埃，才能救中国”[8]之类内容的标语口号，反复强调党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充分教育军队。另一方面还要求各部队围绕标语口号进行战斗动员，并在每一重要的作战阶段发出政治训令，通过标语口号传达战略目标，提高部队对战略的领悟力，进一步提振攻击精神。如“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10]，就充分肯定了在长征过程中运动战的重要作用，有助于各基层部队统一思想，提高部队在行军中的生存能力。党中央、中央军委广泛书写的标语口号，一方面向社会释放“共产党存在”“红军没有走”的信号，另一方面也向下级部队特别是基层部队和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指明红军的战斗方向。在书写和创作标语口号和向群众解释标语口号意涵时也注重让文化程度低和新加入的红军战士理解，如“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与自由”“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跟着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夺取土豪、官僚、白军的枪支来武装自己，把反动派都打垮，穷人才能得翻身，过上好日子”[8]。

标语口号的书写和宣传是贯穿长征全过程的面向全党全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也是面向全社会的政治宣传。借助标语口号使普通战士和穷苦百姓能够大致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基本纲领和政策，使红军战士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进一步坚定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鼓舞了广大红军和受苦工农的革命斗志，促进了边远贫困地区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和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贵州西北部流传一首歌谣“谁说好铁不打钉，谁说好男不当兵，自从贺龙到来后，当兵就要当红军”[8]，正是红军在当地群众建构起光辉形象的真实写照。

（二）红军是作风优良、造福人民的军队

任何时期，军队作风都是展示军队形象的重要窗口，军纪严明的军队在革命年代更受老百姓的欢迎，优良的作风是构建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融洽的军民关系、良好的群众基础有助于部队借助社会资源开展征兵、筹资、医疗救治、情报传递、宣传动员等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在乡间编造散布红军“烧杀淫掠”“共产共妻”“专吃娃娃”“抓丁拉夫”等谣言。1934年红三军到了贵州印江地区，听到这样一种谣言，说：“中国出了朱毛，出了共产党，他们跟妖怪一样，红鼻子绿眼睛，要杀人放火，共产共妻。”[11]当时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非常惧怕，能逃走的就藏在山里，逃不走的老弱只能“坐以待毙”，严峻的形势非常不利于红军。然而让老百姓们没想到的是，等真正的红军来了，他们看到的红军与地主“长官”们描述的红军根本不一样。1934年农历的腊月三十下午，工农红军长征来到金鹅。红军在金鹅场当头万寿富小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写了一幅大标语，“杀土豪的猪，分土豪的东西过年”。这醒目新奇的标语吸引许多人围观。再加上红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和蔼可亲，秋毫无犯。人们看到红军书写的标语和红军的实际行动，打消了对红军的恐惧，被吓跑了的百姓都回来了。红军宣传队到处书写标语，还有红军战士向不识字的老百姓讲解标语的含义，老百姓才真正相信了红军真如标语中写的那样，比如“红军不抓丁，不拉夫、不派款，不拿群众一针一线”[8]“红军是帮助干（穷）人的军队”[12]“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老百姓不再害怕军纪严明的红军，他们开始主动宣传红军，在社会舆论中声援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的反动谣言，动摇了国民党和封建地主对劳动群众的思想控制。

红军宣传队在标语口号的创作中书写了不少与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标语口号，如“反对苛捐杂税”“反对抓壮丁”“增加工人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3]“打贪官污吏，打土豪劣绅，打富济贫”[8]“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贫民实行打土豪，不还债不交捐”[14]，并帮助群众分田分物，惩处祸害百姓、为富不仁的地主乡绅，用实际行动证明红军是中国穷苦人民的军队。

红军的标语口号伴随着红军长征的步伐传播开来，群众对红军的了解和认识也从耳听为虚发展到眼见为实，群众对红军的印象发生了根本改变，使国民党对红军的污蔑宣传功亏一篑。贵州北部一带有老百姓传唱“穷人都说红军好，富人全道红军糟。是好是糟今见到，救国救民是朱毛”[8]。红军作风优良、造福人民的形象逐渐被树立起来，红军受到的百姓支持越来越多，先头部队树立的良好形象为后续部队获取物资援助和“扩红”提供了便利。

（三）红军是保家卫国、能打胜仗的军队

任何时期，打仗都是军队的核心职能，对“为谁打仗？和谁打仗？怎么打仗？”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事关军队正义形象的塑造，能够直接影响军队内生战斗意志、社会同情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面临尖锐的阶级矛盾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专打内战”还是“抗日救国”是评价军队正义性的重要标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不战而退使得东北迅速沦陷，激起全国上下的义愤，国民党一方面消极抗日提出“中国无力抗日”的谬论任由东北、华北局势恶化，与此同时积极反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另一方面大肆污蔑北上抗日的红军捣乱其抗日后方，污蔑中国共产党“没有祖国，不要祖国，投靠苏联”[15]。然而，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旗帜鲜明的民族立场和抗日目标，如“红军是抗日救国的先遣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不打任何抗日部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还热情鼓动民众“夺取国民党的武装来武装民众”，揭露“中国有力抗日，只有卖国贼国民党才说中国无力抗日”[8]，并号召“白军兄弟与红军联合起来抗日”“白军兄弟暴动哗变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杀死不准士兵抗日的官长，拖枪哗变，到真正的抗日红军中来”[8]。这些标语口号戳破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内战的虚假宣传，让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部队。这些标语口号的广泛宣传成功树立起中国共产党为人民为民族保家卫国北上抗日的形象，一些受到感召的白军士兵拒绝继续与红军作战，或者在战争中消极进攻、消极抵抗，不少在战场被俘的白军士兵经过教育后加入了抗日的红军队伍。

长征是有序的战略退却和战略转移，红军长征途中赢得数百场大小战斗的胜利，红军战士战意高昂喊着唱着口号诗“头顶滇军，脚踏川军，手拿黔军，吓死中央军”“打倒万耀煌，气死顾祝同，消灭先锋营，吓死万耀煌红军是神兵，打垮中央军”“红军是拖不垮，打不散的钢铁军队”[8]。这些口号诗慷慨激昂，积极向上，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沿途的群众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传了出去，吓得一些迷信的白军士兵议论纷纷，“听说红军是天兵天将，打不得，龙主席带几十万大军都拿着无法”[8]。红军在群众和敌人心中已然树立起来“能打胜仗、保家卫国”的形象。

红军标语口号塑造了正义的、亲民的、抗日的工农红军军队形象，还塑造了红军“造福人民、保家卫国、信仰坚定”的革命价值导向。“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6]红军标语口号宣传作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粉碎了国民党炮制的抹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动谣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纲领、阶级立场、民族政策和政治理想，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推动政治社会化，起到了宣传红军、保存红军、教育红军、发展红军的作用。

长征时期，红军对标语和口号的灵活运用，充分发挥了其建构形象和教育功能的重要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团结工农群众、震慑瓦解敌人、传播革命真理、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传播革命真理，教育启发人民

标语口号充分发挥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将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统一起来。长征中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主要是面向人民群众，其目标是宣传党的政治思想主张，教育启发民众，支援红军，扩大红军，其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取信于民，如何使人民接受党和红军的教育，所以在创作标语口号时采取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创作形式，书写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

简朴直白的标语口号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适应当时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群众。标语口号直白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指出了共产党的性质，如“共产党是领导工农群众的组织，解放工农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16]；
并以党和红军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佐证党的性质，如“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8]“为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而战”[16]“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苏维埃，才能救中国”[8]。

标语蕴含着极具鼓动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思想。长期以来农民受到封建地主和封建军阀的压迫，工人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压榨，红军宣传队书写的“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不交租，不完粮，不完税”[8]“工人增加工钱，反对老板打骂工人，工人有罢工自由，农民组织起来夺取地主武装，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8]等标语自然可以激发工农群众共情，唤起了工农群众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在这种反抗精神的引导下参与党和红军领导的打土豪、杀贪官、分土豪的家产的行动，进而参加了红军。

党和红军考虑到长征不易，群众本就生活艰难困苦且因各种缘故难离故土，便鼓动群众参加农会、参与建立苏维埃政权，如“工农兵士穷人起来组织苏维埃政府”[16]。于是在红军的帮助和组织下各地相继建立起了土地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在基层组织的领导下能够有力地动员百姓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豪绅土地房屋和财产分配给穷苦农民”[16]。

北上抗日是红军长征的一项重要任务，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还揭露反动军阀对内欺压抗日军队、对外讨好列强的无耻行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华北，国民党不派一兵一将去打，反转解散打日本的东北反帝义勇军”[17]，旗帜鲜明地向湘、川、滇、黔、青、甘、陕等地方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中央军宣战。党和红军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鼓动敌军临阵反戈参加红军，一同北上抗日去。

红军创作的标语口号内容中还体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如“苗民们，不要怕，红军保护苗人，主张苗人汉人一律平等，不准哪个压迫苗家”[18]。

据统计，红军在黔西、大方、毕节建立了50多个基层组织。他们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动员农民踊跃参军。在短短的20多天里，就有5000多名青壮年报名参加了红军。伟大的长征充分证明“只要我们始终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人民就会铁心跟党走，党就能长盛不衰”[6]。长征中红军的标语口号使人民了解、接受、赞同和支持党的主张政纲，成功在人民心中播撒下革命的火种，人民群众捐物捐资参与红军切实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实力和影响，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与工农群众彼此互助交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体现了“伟大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6]。

（二）鼓舞红军士气，克服现实困难

长征是一场极其艰苦、极其危险的军事行动，在这场伟大的战略转移过程中，无数红军战士死于战争、疾病、恶劣的自然环境，重大的伤亡、疲倦的肌体、迷茫的未来折磨着红军战士的神经，许多战士难以忍受重大的压力而“开小差”脱离红军队伍，各种形式的减员威胁着红军。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好坏直接关乎党和红军的存亡，标语口号的创作和宣传是红军在物资匮乏、前狼后虎的严峻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普遍、最有效、最重要的形式，标语口号中富含的语义情感倾向，可以有效地引导军队士气。

红军宣传队分析队伍中的各种思想动态，并结合实际作战任务提出“为死难烈士复仇，为劳苦人民谋解放”[7]“誓灭倭奴”“冲破川陕的‘会剿’，缴蒋介石的自动步枪”[19]等战斗檄文式的标语口号。这些标语荡气回肠、振奋人心，鼓舞了红军官兵的斗志，成为红军战士们赢得一场场殊死搏斗的胜利法宝。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他们编了口号诗来鼓舞大家的士气，比如“身无御寒衣，肚内饥；
晕倒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天上无飞鸟，地上无人烟，茫茫草原，蓝蓝的天，只有红军亲眼见”“天当被，地当床，暴雨来了当蚊帐”“翻雪山、过草地，锻炼红军真本事”，“同志们鼓足劲，前面就是宿营地”[20]。这些口号乐观且充满豪气，充分展现红军面对恶劣自然环境的大无畏精神，支撑着红军爬过雪山、走出草地。红军长征途中不断攻克敌人的围堵，不断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还不断纠正党内军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张国焘刻意捏造和传播假消息妄图分裂中央，对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坏的影响。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为了消除之前短暂分裂的负面影响，中央红军打出“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二、六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二、六军团”等口号，用友好热烈的气氛欢迎前来会师的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整个欢迎会围绕“拥护党中央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团结”“比赛打胡宗南”“手牵手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口号，淡化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不良影响，重新将军队注意力和工作重心引导到动员全体将士“打大胜仗，夺取抗日的西北”“严守政治纪律，争取西北广大抗日民众”[21]上来，重新树立共同的战略目标，调和党和红军内部的分歧，会师也大大激励了红军将士们的革命信心。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6]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了自然，也征服了生死，更征服了思想上的局限。内生于红军的标语口号在这场进退生死的交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

（三）震慑瓦解敌人，发挥统战优势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要建立新苏区根据地，瓦解敌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红军在长期艰苦奋战中，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向国民党军阀开展政治宣传攻势。各部队在认真研判敌人内部矛盾、阶级成分、现实需求，发现国民党军内部派系林立、成员成分复杂，军队中的士兵有不少旧军阀的爪牙、被招安的土匪和被抓来充军的“壮丁”，复杂的成分使得白军军纪涣散，军官之间和军官士兵之间矛盾重重。

红军正确分析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喊出“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用最基本的道理上唤起白军士兵对红军的同情和身份认同。有时宣传队了解到白军士兵几个月没有发饷了，士兵没有衣穿，生活艰苦，于是就在阵前大喊“为什么你们发不到饷？都是被你们当官的吃掉了”[22]“反对白军官长克扣军饷，要发饷要发棉衣，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8]，从揭露敌军虐待士兵、克扣军饷、轻视伤病员的典型事例中，让他们认清国民党军利用穷人打穷人的反动本质，紧接着号召“白军弟兄暴动起来，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23]。有的白军设有督战队，士兵不冲锋就当场枪毙，红军指战员们看到以后，就大声地叫喊“白军士兵们，快调转枪口，把那些督战的人打死”[22]。国民党一名旅长说“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24]。这样的战场心理战破坏了敌军官兵之间的信任，队伍内部离心离德，这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力度。针对国民党军内部一些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抱有好感和同情的、摇摆不定的军官和士兵，红军宣传队提出“白军弟兄要求北上抗日去！白军弟兄同红军联合起来”[8]。国民党二十一军模范师的士兵公开在华西坝张贴抗日标语，质问官长“为什么不去打日本而专门打内战？”[19]大批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军中士兵哗变加入红军。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书写的标语口号，立足于各级指战员对敌军内部的复杂矛盾的正确研判，所以口号标语的内容从“个人小利”到“民族大义”，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国民党基层士兵产生很大触动，收获了部分国民党军官士兵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采取正确的对敌宣传策略，从蒋介石精心部署的重重“封锁”中逃出生天，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红军不仅成功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乡村，还播撒进敌军的思想阵地里。

（四）宣传民族团结，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长征中红军的标语口号体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观。红军长征路线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这里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形成了较为封闭的小地域，千年来就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形成了许多民族聚居地。国民党扶植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土司头人和地方军阀推行民族压迫制造民族矛盾，国民党授意他们对红军做颠倒是非的宣传。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红军要经过苗、瑶、侗、壮、土家、纳西、白、彝、藏、回、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这是中国军事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未曾面临过的严峻考验。

1934年11月红军发布了《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做了充分准备。红军宣传队用少数民族的文字和方言书写标语口号，以表达红军不欺压少数民族同胞，愿支持少数民族实行民族事务自治，如“苗族与汉族的工农群众，建立亲密的联合，消除一切民族的界限和嫌隙”[25]，“苗民的一切事情由苗人自己解决；
苗民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26]。1935年6月9日，中央红军向川西北挺进过程中，总政治部发布的《渡过大渡河后适用的标语口号》中，专门制定了十四条对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标语口号，规定在不同地方针对不同情况酌情使用，如“红军是解放回、彝民族的救星”[27]“彝、藏、回、番、苗有民族自决权”[27]。这些标语口号宣传了红军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还向少数民族同胞宣传了民族自治自决原则。此外，红军长征通过少数民族区域时还注意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彝、回民有保存自己信仰、风俗、言语的自由”[27]。红军长征抵达哈达铺时制定了《回民地区守则》，宣传队依据“守则”精神，在沿途书写“对回番民族不压迫”等标语宣传民族平等精神，为宣传尊重少数民族信仰，提出“保护回民，保护清真寺”[28]等口号。红军将士在和少数民族人民交往中说话和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收获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少数民族群众也真心拥护红军，比如为饥寒交迫的红军提供吃食，为人生地不熟的红军带路，医治收容不能继续行军的伤病员，甚至积极踊跃地参加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领导指导下，少数民族成立了地方武装及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成功地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彰显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更是宣传和教育的胜利。在长征标语口号的感召下，长征沿途的各族群众竭尽所能地帮助红军收治伤员，用自己原本不多的生活物资支援红军，使得红军在困境中得以存活。红军标语口号的传播唤醒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凝聚了抗击侵略、反抗封建剥削的澎湃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29]。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中跨越历史长河得以留存的标语口号正生动体现着伟大长征精神，这些诞生在特殊历史时段和复杂环境中的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忘初心、不畏艰难，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发展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历史见证。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危机，依然把革命教育宣传工作做得风生水起，今天我们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首先，坚持党对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引领宣传工作和教育事业的最大政治优势和根本政治保证。其次，要在创作内容方面下功夫，要针对不同人群创作有人气、有正气的内容，发挥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和导之以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30]。再次，要重视思政课主阵地，同时不能忽视互联网阵地，要敢于尝试将移动互联网催生的社交媒体新平台和运营新模式与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利用算法为正能量内容赋能，营造健康向上的虚拟空间。最后，要重视宣传教育队伍的建设，特别是思政课教师队伍的建设，担当起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重任，利用好红色资源，理直气壮地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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