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保卫战与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建构

侯 杰 杨子佼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常德城作为会战中心，其能否坚守事关抗战全局。此城若失，则陪都重庆失去东南屏障，势必会受到严重威胁。故而此时常德保卫战与守城将士受到官方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成为舆论焦点。1943年12月3日，负责守城的余程万师长因无法抵挡日军猛攻选择率部“突围”，引起国民党高层的强烈不满，蒋介石更是直接下令将余程万押送至重庆候审。吊诡的是，在国民党媒体宣传中，本应被横加斥责的余程万却依旧以忠勇形象出现，这显然是国民党媒体对其形象的有意维护。此前学界关于余程万的研究或是探讨其功绩(1)龙子：《常德保卫战考辨》，《武陵学刊》1995年第2期；
韩隆福：《论余程万在常德会战中的作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或是聚焦于余程万被惩处等问题(2)严海建、施祺：《军法惩处的轻与重：余程万弃守常德案研究》，《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0年第1期。，未曾注意到围绕常德保卫战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形象的建构、维护及其背后理路。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分析余程万形象被塑造的过程、方式与内涵，阐明国民党的政治诉求与战时宣传策略，探究形象建构背后的深层意涵。

1943年，全面抗战已持续7年之久，正面战场因长时间巨大的战争损耗和人员伤亡出现疲软态势，令国民党和蒋介石焦虑万分。蒋介石不止一次在日记中写下：“前方士气消沉，纪律废弛，社会与政治风气颓靡不振，其将何以挽救”；
(3)《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月“本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时局正在动荡起伏之中，经济、外交、党务、军事皆无进步，社会隐忧四伏，人心浮动，党政军皆无生气”(4)《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5月9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等文字。然而，侵华日军却变本加厉，攻势不减。1943年夏季，日军发动鄂西会战。此次会战虽以恢复战前态势结束，但在蒋介石看来，这样的结果“全赖上帝默佑之福，幸得转危为安，此乃天命之予，而绝非人力之所能挽此危局也”(5)《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6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流露出对国内军事形势的担忧。更令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是，同时期的太平洋战场英、俄等国捷报频传，“惟我国毫无战绩”，因而内心“殊为惭惶”。(6)《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月“本月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此时或许只有一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才能扭转颓势、振奋人心。

1943年11月，日军准备向常德一带发起进攻。常德为湘西北门锁钥，雄据沅江北岸，乃军事必争重点。(7)《保卫常德愈战愈勇》，《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7日，第2版。自武汉失守，常德的战略地位便显得愈发重要。如此情况下，常德保卫战被国民党寄予厚望。11月25日，日军进犯至常德城。第六战区电令余程万“以常德存亡关系全局，著激励官兵，坚守待援，发扬革命军人牺牲之精神，毋得动摇决心”。蒋介石亦下令“第五十七师应固守常德，与该城共存亡”。(8)《第六战区常德会战战斗要报》(1943年12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显然，保卫常德之战牵动国民党、蒋介石的神经，也受到各地将士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密切关注，余程万和五十七师成为这一时期的舆论焦点。

常德保卫战打响后，作为国民党媒体的《中央日报》便持续关注余程万部的作战状态，聚焦激烈的战斗场面。《中央日报》笔下的五十七师“连日来于兴奋之情绪下，对由东北西三面来犯敌努力冲杀”(9)《保卫常德战况良好》，《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5日，第2版。，表现出“忠勇奋发，不顾牺牲”的顽强斗志。(10)《常德附近敌无进展》，《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5日，第2版。在报道交锋场面时，《中央日报》注重刻画其以白刃拼杀、徒手搏斗的情景。(11)《我军克复汉寿石门》，《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6日，第2版；
《我对湘北敌紧缩包围圈》，《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8日，第2版；
《常德外围我大军血战三昼夜》，《中央日报》1943年11月30日，第2版。这些报道有助于直观呈现守城将士忠勇抗敌的形象，也营造出此战必胜的舆论氛围。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央日报》特别注意对日军失利的报道，凸显在五十七师的英勇抵抗下，日军的“恐惶万状”(12)《以血肉为捍卫常德之堡垒》，《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9日，第2版。，甚至断言日军已“陷我包围圈中，有全部聚歼可能”。(13)《常德外围我大军血战三昼夜》，《中央日报》1943年11月30日，第2版。除此之外，该报还详细报道五十七师所取得的战果。如“迄二十四日傍晚，我于各面歼灭敌已达五千余，并击毙敌之高级指挥官四员”；
(14)《我军克复汉寿石门》，《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6日，第2版。“综计二十五日所获战果，歼灭敌军达二千五百余人，击落敌机一架，击毙敌之第一一六师团高级官一员，夺获敌轻重机枪二十四挺，及大批步枪、军用品”。(15)《我对湘北敌紧缩包围圈》，《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8日，第2版。《中央日报》希冀以辉煌的战果证明五十七师的作战能力，反映将士的英勇无敌。

国民党军政官员对余程万的守城表现亦给予很高评价。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受前线记者采访时，充分肯定了余程万的英勇表现：“常德守将余程万及其所部全体官兵，此次以寡敌众，抑血肉之躯，当敌陆空及化学兵器之连环猛攻，苦战已历八昼夜。尚能确守名城，达成任务，此实为发扬我祖宗五千年来民族传统精神之崇高表现，本人闻之，引为无上光荣，并感觉无限快慰。”(16)《余程万达成任务》，《大公报》(长沙)1943年11月29日，第2版。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也盛赞余程万“率全体忠勇官兵，誓死扼守，坚强抵抗，与倍我之敌血战经旬，一任敌飞机大炮毒气不断之轰击，诚所谓一寸河山，一寸血肉”。不仅如此，该发言人还表示：“宁战死不投降,城存与共，城亡与亡，为我国军人之最高崇尚。此次余师坚守危城，誓死不屈，实足充分表现我国抗战到底之伟大精神。”(17)《常德保卫战发展至最后阶段》，《中央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2版。经这些官员诠释，余程万抗战忠勇已上升到展现与敌血战到底之民族精神的高度。

为进一步凸显余程万守护常德的信心和决心，《中央日报》专门刊发了余程万拍出的电文。其一为电复蒋介石保卫常德令：“奉电寄重，保卫常德，本师官兵极感光荣，均抱与常德共存亡之决心，达成任务，以副期望之殷。”(18)《保卫常德愈战愈勇》，《中央日报》1943年11月27日，第2版。其二为电复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陈云章：“感电奉悉，辱承奖饰，愧何可当，弟决守临别诺言，一息尚存，断不稍馁。全师官兵均抱定在必死中求成功，决心以期上报领袖付托之重，而达国人属望之殷。目前虽有伤亡，士气仍极旺盛，友军奋勇救援，胜利曙光在望。守土乃军人天职。”(19)《余程万师长慷慨陈词“在必死中求成功”》，《中央日报》1943年12月3日，第2版。在这两则电文中，余程万承诺要完成守城任务，与常德共存亡，所体现的舍身为国、视死如归的抗战精神直击人心。

可见，随着常德保卫战的展开，国民党军政官员与媒体有意歌颂守城战士的抗日壮举。作为师长的余程万更是被树立为忠勇的典型，其事迹得到官方的大力宣传。(20)《关于颁发余程万率部与敌苦战七日不退之事迹的宣传指示给中国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特别党部第九直属区分部的代电》，1943年，重庆市档案馆藏，馆藏号：00330005000040000005000。余程万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勇于抗击的英雄形象经国民党媒体呈现和塑造，在砥砺民心、彰显抗战精神诸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在抗战时期确实迫切需要余程万这样的抗战军人形象，以便提升士气，树立自身威信。

自11月27日起，常德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余程万不断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报告城内战况，称“敌以毒气火力集中向阵地猛射，中毒者百余”；
(21)《孙连仲电蒋中正徐永昌何应钦》(1943年11月2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200-00028-317。“连日炮击空炸城内，庐舍皆成焦土”；
(22)《孙连仲电蒋中正》(1943年11月30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200-00080-013。“敌全力猛袭我碉堡工事，多数摧毀伤亡惨重”；
(23)《孙连仲电蒋中正》(1943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200-00080-020。因此“立恳急进救危”(24)《孙连仲电蒋中正何应钦徐永昌》(1943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200-00028-325。。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五十七师的处境十分艰难，余程万向孙连仲敦请援兵迅速到来。12月2日，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回国。在接到五十七师坚守常德遇到巨大困难的战报后，他立即指示余程万：“一切粮弹之接济，与兵力之增援，皆由本委员长直接主持，勿再有所顾虑。只要我全体官兵决心死守，则一当百，内应外合，日内必能达成预期之目的。故以后不必再发乞援之电，以此时只要有安心杀敌之一道也。”(25)《蒋中正电余程万》(1943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60100-00183-002。蒋介石明确表示要采取各种办法保证粮弹接济与兵力增援，让余程万安心杀敌，死守常德城。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余程万终因五十七师“人少、弹尽、粮竭、援绝、火烧，无立足之地”，不得不以“补给粮弹，迎接友军进城”为由于12月3日率部突围。(26)《陆军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关于战前敌我态势及作战经过报告》(1943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四”，第26页。此举显然不符合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期待，立即遭到批评与诘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甚至恶语相向：“有此种人品之将领，国家焉得不弱，求其战至最后被俘而不可得，遑言其成仁。”(27)《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12月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印，第212页。后来在检讨常德保卫战得失时，徐永昌更批评道：“高级干部仍有牺牲精神不坚定者，如57D兼师长余程万之迭电乞援及擅自弃守常德，即为显著之例。”(28)《徐永昌关于常德会战之检讨》(1943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四”，第52页。余程万因此成为了抗战不利的反面典型。蒋介石得知五十七师突围的消息后，亦十分愤怒，指责余程万此番是“置国家军誉与职责于不顾”，必须“宣布其死刑”。(2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2月3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12月7日，蒋介石为陆军大学特别班及研究院学生讲述常德保卫战的教训与最后决胜之道，特别强调此次常德失陷，都是因为“守城的师长决心不彻底，精神不坚定，以致功亏一篑，名城沦陷”，并称其为“一个最大的教训”。(30)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册上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印，第451—453页。至此，蒋介石表示：“余师长程万不奉命令弃守重城，以致功亏一篑，全体将士所牺牲之成绩，几乎为其以偷生之一念所毁灭，使我官兵荣誉蒙受无穷之侮辱，希即将该师长及其同逃之副师长、参谋长等重要人员一并解渝审判，勿误。”(31)《蒋中正电郭忏转王耀武》(1943年12月1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60100-00183-014。旋即下令将余程万押解至重庆。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亦有官员为余程万突围一事辩解。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防司令吴梧生、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等纷纷为余程万求情。(32)何庆华藏、沈云龙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391页。他们一方面强调余程万此前战功卓著，希望能对其“从宽处置”。另一方面认为从突围时的具体战况来看，余程万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属情理之中，其罪不至死。特别是王耀武电函政治部部长陈诚，细数余程万的功绩，为其陈情：

查余师长自供职以来，极为忠诚努力，无论平时战时，该师军风纪特嘉。即前年部队由湘经赣开浙，长途往返，与上次鄂西会战之急骤增援，该师行军纪律，特别严肃，极得民众之称颂。且该师长过去作战，如江西上高之役，均卓著战绩，立有功勋，此次常德一战，该师以众寡悬殊之势，浴血苦斗十五昼夜，形成核心保卫战，吸引敌之精锐，而予以最大之挫折，使各友军得以到达，完成反包围。旋以弹尽粮绝，城内全成瓦砾，据点工事尽被摧毁，仅有之残余官兵亦无立足地，以资抵抗，不得已始转移近郊。然该师长尚能鼓其余勇，会合友军，继行拼战，卒达克复目的。综揽全部战功，不能不有所惋惜。迄战后各国武官与各慰劳参观团赴常城参观，彼等均认为此次战争之激烈，以及敌所用兵力之多，会战规模之大，实属空前。而目睹焦城一片，毒气死尸，纵横满地，指点炸弹与炮弹，痕迹现存，尚有五千余处，其悲壮惨烈，实无比伦。彼等均甚称许该师长，平时管教督练有方，官兵团结战斗精神旺盛，故能守城至如是之久，言下诚不胜赞叹之至。(33)《王耀武函陈诚》(1944年1月18日)，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8-010108-00014-024。

相比身处后方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官员，前线将领更了解抗日战场的惨烈情况，也更能体会余程万守城之艰难。中央决策者与前线将领的不同立场，使双方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但无论如何，处于强势地位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力。余程万违反军令、损害军人形象已成事实。(34)常德保卫战时蒋介石曾连续下令“第五十七师应固守常德”“发扬革命军人牺牲精神”“与常城共存亡”，要求余程万战至最后一刻，哪怕牺牲成仁。但余程万擅自突围，显然违反了他的命令。此外，为加强党国军人的精神教育，蒋介石曾制定“军人读训十条”，其中一条便强调军人应“尽忠职守奉行命令不容有延误怯懦之行为”。而余程万此举正是置军人军纪于不顾，严重损害了军人的形象。尽管有陈情者为其脱罪，余程万还是无法逃脱被军法惩处的命运。1944年2月初，余程万被押解至重庆，等候军事审判。

虽然蒋介石等高层执意要处理余程万，但国民党媒体在对外宣传上却出现另外一种声音。围绕余氏突围一事，官方力图从战局变化等角度加以解释，维护余程万的形象。在这类话语下，余程万突围并非弃城和逃跑，而是一种战略选择。当常德城被日军占领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表示：“此次湘鄂会战业已发展至最后阶段。战事之重心，已不在常德一城之得失，而在常德外围之决战”；
同时称，“经十三日艰苦血战之余师，竟获得巩固常德、重创敌军之空前的辉煌战果”，充分肯定了余程万在常德保卫战中的功绩。(35)《常德保卫战发展至最后阶段》，《中央日报》1943年12月4日，第2版。待常德城克复，《中央日报》复盘此次会战始末时分析道：“本来现代战争，在战术上争夺据点的意义并不大，我守军此次坚守达十五日，在战略上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把敌主力吸引在沅水两岸的小地区内，便利我反包围作战和策应作战。”(36)《常德大会战始末记》，《中央日报》1943年12月12日，第3版。常德一隅之失是否真的无关紧要？若常德不重要，蒋介石为何要下令余程万死守？为何又要在余程万突围后对其进行军事惩处？官方话语显然前后矛盾。余程万突围后，国民党媒体对调整战略方针的解释，想必是为了寻找借口，掩盖其突围真相。

不仅如此，在官方的诠释下，余程万率部突围成为抗战处境之所需。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明确指出突围是依照当时战争环境做出的正确抉择，因为此时的余程万师已经“达到重创敌之任务”，“各路大军，完成反包围态势后，已攻迫常德外围敌军之阵线”(37)《湘鄂大会战 我已荣获胜利》，《湖南国民日报》1943年12月5日，第2版。，所以需要转移有生力量，“与友军会合，对被我包围之敌协力攻击”。(38)《五十七师与友军会合常德西北城郊协力击敌》，《中央日报》1943年12月5日，第2版。相关报道在描绘突围后的情形时，亦特别强调“士气振奋，现余已与援军取得联络，正对敌出击围攻中”(39)《余部与友军会师城郊》，《扫荡报》(桂林)1943年12月5日，第2版。，“我外线各面大军，继续紧缩包围圈，我内线部队，亦以最大努力，向敌猛攻中”(40)《五十七师与友军会合》，《中央日报》1943年12月5日，第2版。，一再肯定余程万率部突围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呈现余程万部突围后仍继续抗战、斗志不减的情形。

余程万突围虽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所不容，然而基于抗战时期军政人员社会形象的树立等考虑，官方媒体并未改变对余程万舆论宣传上的原有方向。“突围”从多个角度予以正面解释，余程万仍被视为抗战榜样与英雄典型。

显然，余程万“突围”一事受到官方媒体的特殊关照。在常德保卫战结束后，此事又迎来新的契机。当时，常德城失而复得，蒋介石遂令“报纸等号外宣布攻克常德，中宣部、市政府各机关纷拟令人民扩大庆祝”。(41)《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12月9日，第215页。在这种情形下，余程万作为常德保卫战的核心人物仍旧被官方所称颂，其忠勇形象亦持续不断地被诠释与传播。

相较于战时直接描写五十七师激烈的搏杀，战后的宣传更倾向于揭示战事的残酷与惨烈，从不同侧面烘托余程万与抗日将士们的英勇。官方话语下，常德保卫战是余程万率部“在敌人的炸弹与毒气中，在颓垣断瓦里，在众寡悬殊的苦况下，不避艰险、不稍馁缩、不露波澜，一直坚持了半个月的恶战”。(42)社论：《攻克常德 丑虏就歼》，《湖南国民日报》1943年12月10日，第2版。面对不择手段的强敌，将士们不仅“以一当百之精神，坚阻逾旬，守军与工事同归于尽”(43)《参政员张炯赞守城将士精神》，《大公报》(长沙)1943年12月23日，第4版。，还“力挫强虏，克保名城”(44)社论：《检讨湘西战役——克复常德志感》，《中央日报》(贵阳)1943年12月10日，第2版。，此诚“一寸山河，一寸血肉”的真实写照。如此反复呈现战争的惨烈情景，旨在凸显守城战士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抗敌精神。

余程万在抗战中，尤其在常德保卫战的表现，受到国民党媒体的高度赞扬。《扫荡报》称：这种光荣史迹，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他的起因和经过的。接着，该报列举了余程万的三大抗日战功：一为上高战役，余程万“以少数兵力，坚守上高，保卫友军撤退，阵地虽失三分之二，仍屹立不倒，达成任务，因此这成赣北空前大捷”；
二是广丰之役，余程万“坚守五峰山防线，面对数倍于我之敌军，血战数日，保守阵地，得到最高统帅嘉勉”；
三是此次常德保卫战，余程万“亲自督战与敌肉搏，官兵愈战愈猛，使名城无恙，建立不朽功勋”。(45)挹芬：《血战洞庭保卫常德的余程万将军追述记》，《扫荡报》(昆明)1943年12月11日，第2版。该报借记叙余程万抗日生涯中所取得的赫赫战功，进一步传扬其忠勇形象，规避“突围”一事带来的负面影响，争取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理解。

国民党媒体还从人物性格等方面入手，透过余程万的生活细节，丰富和完善其抗日形象。《扫荡报》用六个词概括余程万的性格，分别是沉着、镇定、忍耐、吃苦、负责、果敢。然后又选择一些典型事例，进行细致刻画。如余程万平时“对家庭观念甚淡薄，然对其子女之教管，则极为注意。军中大小事务，必须亲自过目，平日生活，与士兵无异”；
“治军异常严谨，极注重小节，对上服从信仰，对下宽厚信任”。(46)振声：《记余程万师长》，《扫荡报》(桂林)1943年12月9日，第4版。还有报道言余程万对民众态度可用“爱民如子”四字加以概括，一点也不嫌过头。(47)黄潮如：《常德孤军——五十七师》，《中央日报》(贵阳)1943年12月19日，第4版。国民党媒体除了刻意呈现作为军人的余程万在战场上正义凛然的一面，还揭示其在日常生活中善良宽厚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将其视为“我国复兴的象征”。(48)黄潮如：《常德孤军——五十七师》，《中央日报》(贵阳)1943年12月19日，第4版。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披露，常德保卫战结束后，常德难民代表10余人呈控余程万毫不顾及民众，对部下不仅约束不严，而且有纵兵殃民之嫌。他们称：“战前民众出城避战，守军竟然向每人勒索数千元，否则不肯放行，导致受害者甚多。”(49)何庆华藏、沈云龙注：《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1944年1月14日，第371页。余程万或许并不完全像国民党媒体所歌颂的那样，其有选择的宣传报道显然更有深意，其中不乏塑造抗战将领忠勇形象的政治需要。而何成濬披露的信息也为余程万定罪提供了佐证和依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余程万本人也十分重视对常德保卫战的宣传。这对维护五十七师抗日将士的尊严，修补自身形象取得一定的效果。常德保卫战结束后，余程万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不失时机地讲述了五十七师的守城经过。他以冲进“城区之敌，仍藉迫击炮、毒气弹、燃烧弹之掩护，卜昼卜夜，波状猛扑”来形容战事的激烈。谓及当时的作战场景，他更是表示“敌炮虽吼声震天而来，我军则一街一巷，一尺一寸，不死不休，全师火夫、担架兵、传令兵、副官等，莫不争先请缨”(50)《余师长语本报记者畅谈常德守城经过》，《大公报》(长沙)1943年12月16日，第2版。，强调他指挥的五十七师抗日将士们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与强敌寸土必争的守城气概。他还为常德《新潮日报》副社长黄潮如撰写的《常德守城战纪实》作序，称“我以有限人数、血肉之躯，与敌做殊死战，最后官佐勤杂兵夫及政工人员亦概编入苦撑恶斗，迨建筑物及碉堡尽毁，守兵与残破工事，节节同归于尽”(51)黄潮如：《常德守城战纪实》，民兴书局1945年版，第1页。，借此突出自己与五十七师在战争中的英勇与牺牲。余程万的剖白，不仅进一步宣传了五十七师守城壮举，亦在舆论空间为自身树立忠勇形象做出努力。耐人寻味的是，余程万接受记者采访和为书做序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限制，与媒体宣传形成呼应。

不仅如此，余程万还在1944年1月派旷文清、李岳山二人拜访著名作家张恨水。他们向张恨水表示：“因为敬惜同袍在常德死得十分壮烈，八千多人战死百分之九十几，作为后死者，要把这些壮烈事迹表扬出来。”(52)张恨水：《虎贲万岁》，百新书店1946年版，第1、5页。因此，他们殷切地希望张恨水以常德保卫战为原型创作小说，传扬英雄事迹。在旷、李二人的请求下，张恨水写就《虎贲万岁》一书，使五十七师在常德保卫战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张恨水在小说的序言中毫不讳言：“常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可是，他更满怀深情地指出：“但我们知道，这八千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一师人守城，战死得只剩下八十三人，这是中日战史上难找的一件事，我愿意这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来，不再让下一代及后代人稍有不良的印象。”(53)张恨水：《虎贲万岁》，百新书店1946年版，第1、5页。由此可见，余程万派旷文清、李岳山二人请张恨水创作这部小说，即希望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广泛宣传五十七师抗日的壮烈事迹，减轻自己因弃城突围产生的负面影响。小说等文学作品比新闻报道、评论能更完整、细致地呈现历史事件，因此其“虎贲”形象通过这篇小说得以强化与流传。(54)五十七师所有将士都在军服的左臂上佩载一个品字形符号，上面印有“虎贲”二字。这是他们1941年在上高战役中赢得的荣誉代号。“虎贲”一词来源于《书经》，其中《牧誓·上篇》记载：“武王有戎车百辆,虎贲三百人”。“贲”字和“奔”字同音同义，意思是武王的英勇兵士像老虎奔向羊群，所向无敌。此后，历代都将英勇无敌的部队称为“虎贲营”。参见宋波：《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虽然经历了突围波折，但是国民党媒体并没有完全改变舆论导向。常德保卫战结束后，余程万的忠勇形象依旧受到国民党媒体的推崇，其自我剖白也为其形象的建立、流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虎贲万岁》小说的问世，使得余程万与五十七师英勇抗日事迹被社会各界人士所了解，进而受到广泛关注。

余程万因弃城突围被蒋介石和国民党高层横加斥责，成为众矢之的。但是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余程万的忠勇形象似乎并未瞬间崩塌，反而继续得到官方媒体的支持和赞扬，将其视为忠勇将领与民族英雄。官方宣传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战时宣传策略的延续，亦是现实所需。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相继颁发《战时新闻检查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战时新闻禁载标准》《战时新闻违禁惩罚办法》《各省市新闻检查规则》等规章，对战时的新闻宣传严加管控。(55)参见马瑞洁：《喉舌之困——国民党党媒制度与新闻宣传(1945—1949)》，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按照这些标准及政策规定，“一切不利于我方军事的记载”，“有损军誉及有碍军民合作者”，“足以动摇人心、妨碍抗战信念及治安秩序者”都不予刊登。(56)《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行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1943年10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9—414页。而“军民间可歌可泣的故事”，“举凡足以增进民族自信心之历史故事”，“凡是不利于敌而有利于我们的事件”都应当做最宝贵的资料进行努力宣传。(57)《宣传工作要点》(1939年4月13日)，陈诚“副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8-010102-00011-006。在这样的新闻管控政策下，官方媒体对战事报道的选择性极强，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容皆被归入禁止之列。

不仅有新闻检查的标准和办法，蒋介石还有具体的指示。例如全面抗战初期，他就军事宣传发布指令：“前次晋城克复，本可大事宣传，而乃称敌军死伤五百人，此言即将全部效力完全丧失。现在宣传有许多本为预定计划，且有全非事实者，例如敌国宣传击落俄机卅架四十架等等之宣传，固属过度失效，但须知其事实与宣传之数字有不及十分之一者，亦不知其宣传有否效力……至于我国数月来对长江敌军纷纷向下游撤退之消息，此为最拙劣之宣传，直可视为反宣传，而我军事正式宣传，不仅不将此种消息除去，而且亦照常报道，实为痛心，亦至可耻也。”他明确表示就军事宣传而言，“只要鼓励其民气士气，则其目的已达”。(58)《蒋中正电徐永昌》(1939年9月4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10300-00027-005。显然，在蒋介石看来，军事新闻报道都要符合战时需要，讲求打击敌人、呈现己方正面形象，至于内容与事实是否存在出入似乎并不重要。由此可见，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有关的报道、评论不仅遵循了这样的规矩，而且进行了灵活运用，有意识地、有倾向性地加以筛选，淡化了突围等违背蒋介石主观意志、有损抗战和国家形象的内容，突出了余程万和将士英勇守城等展现抗战精神的内容，并构成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重点。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将士抗战英勇等讯息需要借助媒体传达给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引起普遍的关注。常德保卫战期间，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高度评价开罗会议的意义，称此次会议是其登上外交舞台的第一幕，“实为中外古今所未曾有之外交成功也”。(5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3年11月2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希望常德保卫战能够以一场胜利获得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关注，以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国际声誉。常德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嘱咐余程万务必要“与常城共存亡，以完成此次辉煌战绩，勿使史大林格勒之战史独美于前也”(60)《蒋中正电余程万》(1943年12月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60100-00183-002。，就有此意。在蒋介石看来，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有助于苏联的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他亦希望常德保卫战能成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为中国赢得盛名。故而此时大力宣传将士英勇守城就显得十分必要。

不仅如此，如此宣传也是为了进一步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特别希望能够把中国的抗战与欧洲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事联系起来，通过国际联合阵线制裁、战胜日本。(61)邓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所以蒋介石与国民党十分注重战时国际宣传，认定“加强抗战中的国际宣传，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任务；
因为只有取得全世界人民正义的同情，我们才能孤立侵略者，取得国际的实际援助，增强抗战的国际力量，联合世界上同情我国之民族，对付共同的敌人”。(62)郭沫若：《战时宣传工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8年印，第77页。无独有偶，常德保卫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告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湘西我军英勇挫敌，访英团同人闻之至为兴奋，英报对于此役亦甚重视。据闻英国对远东战略仍在踌躇未定之中，湘战如获重大成果当可影响英方对我陆军现时作战能力之观感，且其关于远东战略亦不能不尊重我方主张。同人等深信我忠勇将士在委座及吾兄指挥下定可继续建立殊勋，转移国际视听。”(63)《王世杰电何应钦》(1943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90103-00013-131。换言之，在此时若要改变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形势的判断，获得国际援助，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国民党媒体必须尽可能地宣扬抗日将士在常德保卫战中英勇善战的一面。显然，余程万违背命令弃城突围的消息出现在官方宣传中是不合时宜的。即便事实如此，也需要进行正面解释。

除此之外，对余程万形象的维护也是国民党对日抗战宣传的需要。在国民党看来，抗战期间的对日宣传不仅要“揭发敌之危机，使其恍然大悟对华作战之……代价，增长其厌战反战情绪，则于加速敌之总崩溃”(64)《程潜呈蒋中正》(1938年9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285-019。，更要反驳日军的不利宣传，与其展开舆论战。常德保卫战时，日方持续散布余程万逃跑、五十七师投降等消息，称“渝军第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于常德陷落前，率部下若干名，只乘船三艘，渡沅口逃亡”(65)《常德作战 传余程万战死》，《新天津》1943年12月7日，第1版。，“按防守常德之伪军自命为中央直系军之最优秀者……遂终于弃甲投降”(66)《守常德渝军战意不坚》，《晨报》1943年12月6日，第1版。，甚至扬言常德保卫战的凄惨可与“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67)「悽愴 常德血の攻略七日間 南京攻略战を彷彿」，『朝日新聞』(東京)1943年12月4日，第1版。日方此番宣传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为消减日方媒体宣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国民党必须要依靠自身媒体澄清事实，发挥舆论的力量进行反击。

总体看来，国民党媒体对余程万忠勇形象的建构与传播符合战时抗战宣传政策的总体思路，也是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的必然之举，更是反击日本侵略者舆论攻势的需要。归根结底，此乃国民党对自身形象的呈现，隐含着官方对党国抗日形象建构的意图。

常德保卫战中，余程万的忠勇形象在“突围”事件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突围前，国民党媒体对其形象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抗战动员、弘扬抗战精神的需要。突围后，国民党媒体对其形象的维护已不仅仅局限在抗战动员等层面，更蕴含着国民党对自身声誉、国家荣誉的庇护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呼应。余程万忠勇形象建构的背后，既凸显了战时国民党特殊的宣传策略，亦反映出政治考量下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建构的错落与差异。

从此前国民政府将武汉、南昌的接连陷落刻意塑造成抗战战略的伟大一步(68)《南昌放弃后我敌形势》，《中央日报》1939年4月19日，第2版。，到对常德保卫战守将余程万以忠勇冠之，再到在衡阳保卫战的宣传中掩盖方先觉等将领的投降问题，不难看出抗战背景下官方宣传或超出事实范围，或与事实相背。官方媒体善于开动舆论宣传机器，营造抗战必胜的氛围，在实际宣传过程中甚至不惜掩盖失利事实，建构自身英勇抗战的主体身份，维护党政军形象。由此不难发现，战时舆论宣传存在两种张力：一是对抗战战局的正面引导，坚定抗战决心，动员民众投身其中；
二是国民党对抗战的宣传，树立抗战形象，加强政治认同。

在官方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常德守将余程万的忠勇形象得以确立。时人不惜以“余师长苦战苦斗之精神，举世共仰”(69)陈清：《一寸河山 一寸血肉 仇恨的火花之三》，《大公报》(长沙)1943年12月30日，第4版。，“常德没有一片瓦，一块石，一根焦木不是五十七师官兵的热血所浸润过的，你随便站在任何壕沟或弹坑边，那里都会有过一场壮烈的搏战”(70)高集：《常德战绩永在》，《文摘月报》1944年第1—2期，第21页。等话语高度评价余程万及五十七师的抗日壮举。常德的百姓也多成为其忠勇的见证者和支持者，表示“只要碰见‘虎贲’战士，就不惜拿出余粮来煮饭给战士吃……这也不过是一点意思，他们的血都流在城里了，我们还能爱惜一点粮吗？”(71)高集：《常德会战中的战士与民众》，《文摘月报》1944年第1—2期，第16—18页。余程万与常德保卫战亦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评价余程万有“宁死不屈”的精神(72)“Changteh Entered by Japanese Units”,New York Times,Nov 29,1943,p.5.，并以“常德英雄”冠之。(73)“Changteh Retaken by Chinese Forces”,New York Times,Dec 10,1943,p.1.英国的媒体在常德保卫战期间持续不断地报道战况，认为此役是“整个中国战争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74)Reuter,“Chinese City Destroyed”,Hull Daily Mail,Dec 30,1943,p.4.足见国内外舆论对余程万及常德保卫战均予以充分肯定。由此观之，国民党媒体的宣传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文为民革中央委托项目“长江与抗战”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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