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数字劳动的批判性考察*
时间：2023-02-28 11:4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卓红 郭晓晴
当前，数字技术正在以迅猛之势，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结合起来，孕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作为一种与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生产劳动，囊括了互联网专业劳动、受众劳动和以数字为媒介的无酬劳动三部分，在释放巨大经济潜能的同时，也将其辐射范围扩展到了物质性约束之外的领域，引发了一场关于商品形式、产业分工、财富分配、金融体系、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泰拉诺瓦指出，“数字化劳动突出了它与现代血汗工厂之间的连续性，并指出了知识工作的日益退化。”①Terranova T,“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Vol.18，No.2，2000，p.33.当劳动从“工厂内”延伸到“工厂外”，不仅强化了资本价值链的全球整合，更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平台和资本凭借所掌控“数据废料”拼凑成的“信息地图”，通过算法的进一步分析，将数据这种“新鲜血液”的效用发挥到极致，并在数字媒介的庇护下开启了以非物质劳动为主的全球霸权，在每一个神经末梢对劳动者进行宰制。
管窥当代西方左翼的思想前沿，以泰拉诺瓦、哈特、奈格里、齐泽克等为代表的学者早已捕捉到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变革，对劳动关系发展的影响，不仅在生产维度，更在意识形态、权力掌控等多重面向对其进行批判性诊断。泰拉诺瓦指出，互联网激活了自由劳动、免费劳动与社会工厂之间的联系，强调整个劳动在数字经济中的流动性；
哈特和奈格里以非物质劳动为切入点，在一般智力的框架下分析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的发生和实现；
斯尔尼塞克则看到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数据，及其背后独立运行和操控的力量——数字资本。从他们对数字劳动莫衷一是、纷繁复杂的批判话语中可以发现，当代西方左翼在一定程度上为数字劳动研究视域的延展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展现了他们犀利的理论解剖和现实分析能力。然而必须承认，他们所探寻摆脱“数字枷锁”的复兴之路是“孱弱”的，如齐泽克和巴迪欧在重启共产主义观念时提出的“新共产主义”思想；
奈格里和哈特则寄希望于“真正的主体”——诸众来实施政治行动；
以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加速主义主张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内部的高速运转实现自身翻转等。诸如种种对出路的探索大多带有乌托邦的倾向，偏离甚至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需要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予以明辨。
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劳动作为大数据时代全新的社会生产劳动形态，引发了关于价值、商品、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工具、劳动价值、主体意识等多维度的讨论。免费劳动、玩劳动、网络劳动、数字劳动、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礼物经济等新术语层出不穷，“它们的激增表明了当代转型的重要性，并预示着至少‘某些东西’正在发生”。①Gill R,Pratt A,“In the social factory?Immaterial labour，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Theory,Culture&Society，Vol.25，No.7-8，2008，p.3.
（一）劳动者的“流众化”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ICT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劳动的场所、动机以及工具和对象愈加多元，一方面加速了U盘型的“即插即用”零工经济以及自由职业者的发展；
另一方面打破了无产阶级的界定条件，使得原本具有固定岗位和身份认同的无产阶级被“流众化”，变得漂浮不定，传统劳动的稳定性正在被瓦解。按照斯坦丁所说，“流众”（precariat）由“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不稳定”（precarious）两部分所组成，特指不稳定的无产阶级。“流”意为流动、不稳定的意思，“流众”则指代一种流动性的生存体验，用于描述劳动者如“流”一般地生存在“朝不保夕”的担忧之中。事实上，这种不稳定的劳动关系正是资本、劳动和权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看似与19世纪资本家在工厂里直接盘剥劳动者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这些新变化绝不是“斯芬克斯之谜”，虽表现为“新的劳动形式，却是旧的剥削形式②Bucher E，Fieseler C，“The flow of digital labor，”New Media&Society，Vol.19，No.11，2017，p.1870.”而这一“不稳定性其根本目的就是造就一个完全听命于资本的劳动力群体，因此，我们看到这种灵活性的劳动体制完全是专制性的”。③［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泰拉诺瓦认为“数字经济中的劳动力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被当做是熟悉的资本主义剥削逻辑创新发展而被忽视”①Terranova T，“Free labor: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 text，Vol.18，No.2，2000，p.33.，因此，她作出“无酬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剥削”这一判断。她认为，大数据时代下的数字劳动并不存在明晰的雇佣关系，每个劳动者都是“蜂群思维”（hive mind）中具有自适应能力的独立行动单元，网络上的自由劳动兼有自愿、无偿、享受和剥削的多重特性，是一种内嵌在互联网中流动的、持续的价值生产活动，这种“生产与消费、工作与文化表达之间日益模糊的领域并不意味着异化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的重新组合……这种重新配置的过程标志着一种不同的（而不是全新的）价值逻辑的展开②Ibid.，p.35.”，需要加以分析。哈维在谈及“新工人阶级”时，认为数字化与自动化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不稳定就业者，现代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虽然加大了对数字劳工的需求，但是并未给予这一群体配套的劳动保障措施和社会福利待遇，他们被排除在稳定的劳工关系之外。面对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不稳定的就业环境和薪酬时，无产者时常怀揣着可能被替代的焦虑、失落和不安，他们既是经济上的自由者也是政治上的失权者，要么无法正常参与政治生活，要么没有社会权利享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种随处栖息、肆意流动的状态，更加凸显了无产阶级“流”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将这部分没有固定身份、无法被算法直接治理的“流众”视为“新神圣人”。
（二）“精神的无产阶级化”
斯蒂格勒在谈及自动化社会的诸多问题时，借助“一般器官学”和“技术药理学”的概念阐述由于技术加速造成的批判性知识中断这一蜕变事实，即“精神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 of minds）。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存储和分析技术的迭代更新，劳动变得愈发不稳定，劳动者的工作场所、就业形势、个性需求、交际能力与自我意识也因之受到影响，数字化发展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减缓了我们“能够进行理论化和慎思的智力能力”③［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9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言辞犀利地指出，夹缝中生存的劳动者正在面临着无产阶级化的风险，“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79页。。斯蒂格勒十分认同马克思所提及的机器将工人无产阶级化的观点，在《技术与时间》中直面数字资本主义，发出了对整个社会认知能力丧失的担忧。在他看来，知识的构成依赖于知识的外化，这是数字第三持存的知识外化，从而使全面自动化成为可能。正是囿于对技术变革有意或无意的屈从，使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犹如“通过电视广播模拟导致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劳动者的身体屈服于机器铭刻的机械痕迹，导致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无产阶级化”⑤Stiegler B，“Automatic society,Londres février 2015，”Journal of visual art practice，Vol.15，No.2-3，2016,p.195.。斯蒂格勒对“知识的废人化”的批判逻辑接近海德格尔所提到的“沉沦处境”中的“常人公众的夷平化”⑥张一兵：《“人”与实际性此在的常人化夷平——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解读》，《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1期，第5页。。不否认斯蒂格勒在对技术的省思中仍秉持乐观态度，他相信“精神的无产阶级化”是可以通过翻转技术的雅努斯双面孔来避免，而能将“毒药”转化为积极“治疗”的责任主体，就是深受数字化奴役的无产阶级自身。
此时人们不禁发问：“精神的无产阶级化”是否意味着大数据时代的劳动者已经沦为了“无用阶级”？赫拉利认为，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计算机的普及会降低无产阶级的思维灵活性，使劳动者最终沦为“无用的生物”①Harari Y N，“Reboot for the AI revolution，”Nature，Vol.550，No.7676，2017，p.325.，即“感性和情感的无产阶级化”②［法］贝尔纳·斯蒂格勒：《南京课程：在人类纪时代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自然辩证法〉》，张福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3页。。BI挪威商学院的埃莉安·布赫（Eliane Bucher）教授则认为，虽然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合并会抹杀劳动者的思考能力，会对其就业市场产生挤出效应，造成技术性失业，然而，技术进步却使得劳动显现出了“专业技能平民化”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数字劳动是一种使工人能够努力实现自主性、技能提高、社区成员和社会联系的手段”③Bucher E，Fieseler C，“The flow of digital labor，”New Media&Society，Vol.19，No.11，2017，p.1871.，能够重新激活劳动者的主体性，可见，实现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共同协作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字劳动者不应只是社会工厂里的一颗无言的螺丝钉。在大数据时代如何重建人的自我意识，如何避免“理论知识的中断”、“系统性愚昧”，防止受到民粹主义的蛊惑沦为其利用的工具，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社会工厂”的劳动转移
“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一词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奈格里在1989年提出，用于描述“没有墙的工厂”以及“没有工厂的公司”这一现实的变化。随着新自由主义蔓延，信息发展在对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冲击的同时，“或许正在为我们带来GDP统计所无法观测到的某些改变”。④［日］森健，［日］日户浩之：《数字资本主义》，野村综研（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页。正如奈格里和哈特多次提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价值关系的产生也不再局限于工厂内，“当工作过程从工厂转移到了社会，也就启动了一个真正复杂的机器。”⑤Antonio Negri，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p.92.资本的权力遍布一切社会领域，跨国公司将劳动、信息、资源以及劳动者的才智输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哈维从世界市场和社会总资产的角度阐释“大都市的中产阶级化以及城市空间转变为了社会工厂”⑥Hardt M，Negri T，“The multiplicities within capitalist rule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struggles，”triple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 Critique.Open Access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Vol.16，No.2，2018，p.440.，认为当“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被模糊，资本积累往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变得分子化，与普遍异化交织在一起，在整个地球工厂内将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化于无形，不仅“为垄断力量的扩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并由此而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态、经济和政治后果”⑦［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泰拉诺瓦口中的“网络奴隶”（Net Slaves）、“全天候的电子血汗工厂”，因被注入了信息技术，在不知不觉中改写乃至颠覆了既有的劳作规则，陷入了罗萨所描述的“西西弗斯式”的劳作图景。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布若威观察工人“制造同意”这一生产行为现象，探究“内卷”主体“勤勉”劳作的原因。他发现，资本家能将微妙的强制性与生产劳动完美结合的秘密就在于资本家发现了生产的政治面向，工人不但主动参与到“赶工游戏”中，而且还充满了热情与认同，从不对劳作规则产生怀疑，在阿甘本看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高明之处。以非政治的手段施展生命政治，使我们习惯于在生物身体与政治身体中游走、思考和行事，即形成“非政治化的政治”。
归根到底，数字技术与“社会工厂”的结合，不仅美化了资本家贪婪的本质，更加速了资本主义政府以一种“无形在场”的智能方式替代工厂机器化，对社会劳动实行远程操控。在这种看似去中心化的集权统治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被“民主化”假象所遮蔽，实际上早已在资本主义的统治结构中发生了翻转，劳动对资本的实质隶属关系更为明显。
在生物学与一般数据相结合、信息技术与物理世界相重叠的今天，数字化生存俨然成为一个客观事实。数据在财富积累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单纯地作为生产活动的一味要素而存在，而是成为我们真实肉身和现实体验的延长，兼具了统计性和生产性的双重性能，在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对大众施展全景式的监控和剥削。不得不承认，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存状态，迫使我们卷入一场美其名曰“确保全球用户公共利益与隐私安全”的“信息大绞杀”。
（一）“数据身体”
数据（data）是指通过观察得到的、用于描述客观事物的性质和状态的一系列抽象的物理符号，它不仅包含狭义意义上的原始信息——数字，更可以凭借信息技术对数字化信息进行条理分析、加工和处理，并对决策产生影响。大数据时代将一切数字化，被编码后的物不能简单地被抽象理解为一种符号关系，相反，这种符号体系作用于具体的物和身体结构，使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的领域逐渐被数字编码所穿透”①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4页。。数字平台的兴起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存体验，更重塑了个体生存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已经成为了数字”②［美］斯蒂芬·贝克：《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张新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导言第XIX页。。我们的真实肉身不再与网络中的虚体一一相对应，身体虚体被平台赋予了新的身份，现实肉身只有置身于网络空间才能被认知，成为凌驾于肉身之上、数据流形态一样的存在生命。譬如健康码，作为数字防疫“通行证”，是技术具象化了的“社会身体”，用以甄别能否准入共同体。应该看到，科技在为我们“加码”护航的同时，数据身体正在获得比真实肉身更多的承认，主体经数据“科学”评估后，以智能手机上的二维码展示出来。这个经过编码后的二维码就是我们数据的身体，是我们肉身器官的延伸，并不能完全真实、准确地再现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实际体验，有时也会产生误判，数据身体真的与现实肉身完全相等吗？
显然，信息人并不等同于我们的真实肉身，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转变，无疑是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的一种新走向。实际上，当我们追溯到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那里，给出了一个理解身体与世界关系及意义建构的重要“切口”，他认为“我的身体是朝向世界的运动③［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41页。”，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通过身体的行为缔造主客观世界。在今天看来，身体式的思考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添加了新的内容。人类生存在一个虚拟的、充满异质性的生存空间，“比特，作为‘信息的DNA’，正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①［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3页。，物质性的身体固然重要，但也要隐没在芸芸数据之中。网上购物、线下采买、网页浏览、信用卡支付、途经公共场所用的扫码，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个人信息组成的长长的‘尾巴’”②［美］斯蒂芬·贝克：《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张新华译，封皮简介处。，包括一些可以检测人体数据的穿戴设备，也在向终端源源不断地输送数据，这些数据都是资本产生剩余价值的原材料，人类身体正在被潮水涌入般的数据所覆盖。在斯蒂格勒看来，数据这个“外延”的记忆载体，在极大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会导致人类对自我的认知出现断裂，存在中断人的个性化实现的风险。
（二）“劳作傀儡”
我们今天的劳动已不像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直接在工厂里生产出物质性产品，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更多地表现为以情感、价值、社会关系等为主的非物质形态。罗萨在“新异化论”中指出，“社会加速的弊端，就在于它导致了新异化形式的出现③［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2页。”，当技术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理性也就变得愈加工具化，身处在智能系统中的人们被打造成了迎合资本、信息、权力而存在的有用物，看似挣脱了固有束缚，实际却使自身深陷于愈加精密的囚笼，沦为数字资本的“劳作傀儡”，以及潜藏在数字媒介背后的“幽灵工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关系，如今，“马克思的分析对于理解互联网和媒体在社会中的当代角色仍然至关重要”④Fuchs C，Dyer-Witheford N，“Karl Marx@internet studies，”New Media&Society，Vol.15，No.5，2013，p.782.。“信息高速路”在带给我们更加便捷、直观的体验同时，也创造出了利润产生的核心——数据商品，身处其境的我们很难察觉到自身正在被剥削，心甘情愿地为成为资本家的“提线木偶”。
数据作为一种可以被提取、创造价值的物质材料原本是用户创造性活动的产物，如今却反过来制约我们的网络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命令和控制，隐藏在数据背后的这条无形之线——数字资本正在以某种不可知的方式操纵着全景，借用斯蒂格勒的“药理学”比喻，信息技术如“药”一般，“既生产出熵，也生产出负熵，因此它总威胁着人化过程”。⑤［法］贝尔纳·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当我们的生物学肉身被数据化，变成了一堆可以衡量的数字，社交媒介以数字化显现的方式侵蚀我们的隐私，量化我们的价值，隐匿地进行着现代化的“数据圈地运动”，名正言顺地将公共数据转化为了私人财富。无论我们是否自愿，都在竭力地创造剩余价值，每一个我们在网络空间留下的痕迹，都是资本想方设法控制我们行为的素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字网络比我们自身更加了解自己”⑥Žižek S，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Polity Press，2019，p.4.，平台作为“钻井”捕获每一个用户的信息点，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生产价值的“数据佃农”。个体用户无意识上传的海量数据为“数据剥削”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包括自己上传的“数据脚印”，另一方面则是平台搭建的“数据影子”，它们都是数据工厂的“燃料”。福克斯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于信息的商品化，即使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数据仍是保持经济增长和活力的重要方式。这意味着，数字化传播拥有不可估量的生产力潜能，平台上的信息搬运就是数字资本无偿榨取免费劳动价值的运输活动，在“协同共享”的互联网世界中，个体用户彻底沦为了数字资本和数字权力的囚徒。作为信息的重要载体，数据与信息技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财富增值的利器，“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剥削模式、新的工作类型和新的市场都会出现，以创造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方式”①Srnicek N，Platform capitalism.Polity Press，2017，p.20.，即数据创造出“数字霸权”。
（三）“信息大屠杀”
面对技术的张力，大数据时代的记忆、文化和社会变得日益符码化。一般数据不仅获得了价值增值的特性，更是凭借对智能技术的全面掌控，将资本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景观——监视资本主义。2020年Netflix发布了一个名为《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the Social Dilemma）的纪录片，正如标题所示，Twitter、Meta、TikTok、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介层出不穷，看似便利了你我，实际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正在对人类进行一场无声的“信息大屠杀”。德勒兹在1990年创作的《控制社会后记》中分析了“信息传播的普遍性”，在如今看来他当时的预言都已成真，身处在“信息茧房”中的我们似乎有着不能穷尽的可能与选择，但实际上，早已落入由数字技术编织的“牢笼”却不自知，“整个地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景监狱”②［德］韩炳哲：《透明社会》，吴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4页。。祖博夫认为监视资本主义是数字治理术的一种现实表现，包含着“数据的提取和分析、由于更为全面的监控带来的新的合同形式、个性化定制以及连续性实验”③Zuboff S，“Big other: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30，No.1，2015，p.78.四种新用途。对于商家来说，这些数据对广告商最有价值，借助算法机器进行现实挖掘和行为预测，为消费者量身打造“消费陷阱”形成商业闭环，进而达至垄断资本市场和数字霸权的企图。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则触发了在主体层面更为深刻的思考，一旦适应了大数据追踪所形成的“电子脚镣”，在“规划性世界”中“静止的个体感受到的痛苦和麻烦，被默认为是一种茫然的、‘平静的’功能类型的行为”④Zuboff S，“Big other: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30，No.1，2015，p.82.。此外，在英剧《杀死伊芙》（Killing Eve）第二季中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场面：只要你想，就会有售卖数据的人向你兜售全世界任何人的信息，数据变现涉及面之广及速度之快让人不寒而栗，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每个人被彻底地暴露在数字监控之下，实现“集体裸奔”。
事实上，基于信息论和控制论的解释力透析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变化具有一定的客观合理性。“当今世界正在以数据的形式重生⑤Ibid.，p.77.”引发了一个更为激进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虽然不再被某些人和劳动所直接剥削，却付出了隐私被暴露、人格被掌控和失去自由的代价。当人的生物信息收集用于娱乐、社交、盈利，产生出不同于福柯所提出的规训、惩罚和安全机制的新型数字治理术时，物的秩序和话语秩序被重新架构，并在以互联网为中介的复杂关系中变得愈加生动起来。在网络空间这片“数字公地”上，算法治理将生物性生命转化为可量化、可视化的数据，我们被纳入巨大的计算模式之中。大数据时代，数字秩序势必将资本的力量遍布社会的每根毛细血管，我们早已落入算法的彀中受制于指令、按程序运作，看似自主的行为也在“无意的算法残酷”①［美］玛丽·L。格雷，［美］西达尔特·苏里：《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左安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0页。（The inadvertent algorithmic cruelty）中被管制，从而陷于资本“霸权式”的治理之中。
批判性是当代西方左翼鲜明的特性。他们以批判新自由主义为靶子，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激烈地批判，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这一理论，是在秉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批判主线的同时，聚焦资本主义数字劳动，通过揭露数字技术对全景劳动的剥削事实，尝试发现数字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危机，以及找到解决危机的方法。
（一）“新共产主义”的出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共产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近乎失语。然而却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低迷之际，“一个幽灵，‘新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学界游荡②［英］艾伦·约翰逊：《新共产主义：复苏乌托邦幻想》，《文化纵横》2012年第4期，第10页。”，掀起了一股向共产主义回归的热潮。虽然表面看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新共产主义思想”将“共产主义”重新拉回了理论的视野，但究其本质，始终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述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使其宛若“海市蜃楼”，难以转化为改造现实的有力武器。
巴迪欧在谈及社会主义国家失败时，强调不能仅仅局限于探讨国家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要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领域全面坚持“共产主义假设”，“我们如果抛弃了这个假设，那么在集体行动的范围内就没有任何值得做的事情了”③Alain Badiou，The Meaning of Sarkoz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8，p.115.。在《第二哲学宣言》中，巴迪欧对共产主义观念的具体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共产主义观念就是构成个体的生成之中的大写的政治主体的东西④［法］阿兰·巴迪欧：《第二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是要依赖于政治真理，必须在真理的身体之中才能产生的观念。也正因如此，巴迪欧的共产主义观念总体上仍盘旋在哲学的上空，并未落地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实践行动，充满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除此之外，虽然他十分赞同马克思提出的“要将思想上的建构与政治上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⑤Alain Badiou，The Meaning of Sarkoz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8，p.117.的观点，但他看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愈发强大，以及政治革命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这就注定与马克思相距甚远。齐泽克在重启共产主义的话语时，强调应该从巴迪欧所提的“共产主义假设”这个零点开始思考，“仅仅忠于共产主义观念是不够的，人们必须在历史现实中将对抗进行定位，并意识到将其转化成实践的紧迫感”⑥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9，p.90。他公开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强调只有恢复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才能化解当下的社会危机，这种激进的政治构想使其共产主义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与其他当代西方左翼将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归结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内在制度的根本矛盾、新自由主义的虚假平等的观点不同，齐泽克从马克思所谈及的“共有”（common）与“共有物”（commons）这一看法出发，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奈格里与哈特同样继承了马克思共产主义观念中的共有思想，承认共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共有之于共产主义，正如私有之于资本主义，公有之于社会主义”①［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6页。，要求取消公有和私有，这一看法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达致某种契合。奈格里和哈特以非物质劳动概念为核心，剖析了当前的经济生产方式，试图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虽未找到正确出路，但其求索精神却值得肯定。
（二）诉诸变革性的主体力量
五月风暴后，重新定义政治身份以及寻找“非先验”的革命主体成为当代西方左翼的政治诉求。进入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在大数据时代“大获全胜”，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更为隐匿和残酷。为了消解现存的异化现象，还原本真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当代西方左翼纷纷积极探索现实的、有力的革命主体，寻找变革性的主体力量是当代西方左翼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他们看来，当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因备受资本主义经济剥削而充满革命潜力，而今的无产阶级概念不再直接与大工厂生产相联系，其构成的内涵更为多元。无论是收入低于平均生活水平的临时工，还是未得到基本社会保障的兼职工，抑或是未受到专业技能培训的非正式工，他们都是“新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齐泽克认为，新的政治解放需要在坚持无产阶级立场的基础上，将边缘群体紧紧团结在一起，从而形成“不同行动主体的爆炸性组合”②Slavoj Zizek，First as Tragedy，then as Farc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9，p.92.。相较于马克思经典的无产阶级形象，齐泽克通过划分“被排斥者”（the Excluded）和“被包含者”（the Included）两部分，明确用前者来指代新无产阶级。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无产阶级范畴，更为广泛，且更加激进，只要是“被排除在自然以及我们自身之外的符号性物质存在”③Ibid.，p.92.，皆存在着成为新的行动主体的可能。不同于马克思和齐泽克对无产阶级的理解，朗西埃从边缘他者的主体身份缺失开始，用“无派别的派别”一词把政治上被主流阶级排斥在外的、经济上一无所有的称为无产阶级，这种对无产阶级的界定是基于社会承认部分之外的、对被剥夺者的总称。在朗西埃看来，被驱逐的真实无产者既是遭受贫困、边缘化、剥夺权利等社会弱势中的“无分者”，同样也是笛卡尔“自我—我思”（ego cogito）消失点的主体，只有这部分群体所组成的共同体才能被称作政治性的共同体、真正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哈特、奈格里认为，解放意义上的政治行动只能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进行，他们将零散的社会主体聚集起来形成的抽象概念定义视为“诸众”（multitude），此“众”是具有多重身份、充满奇异性（singularity）的复数，是不同于人民、群众、暴民等集体名词，是能够自发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统治秩序，并且“唯一能够实现民主即人人治国的社会主体”④Hardt M,Negri A，Multitude: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Penguin，2004，p.100.。事实上，哈特和奈格里在非物质劳动生产模式中对“诸众”革命潜力的考察，是对劳动者主体地位的肯定，强调“诸众”是“劳动的共同主体，即后现代生产的真正血肉（real flesh），同样也是共有资本试图建构其全球发展的主体”⑤Ibid.，p.101.。他们提出，生产领域能够天然生成政治抗争主体的主张，认为需要结合复杂现实状况进行深度耕犁或专门的政治化过程，就能将诸众的力量激发出来并形成“自治联合体”，从而达到政治解放的目的。
（三）数字反抗的可能路径
当代西方左翼认为，当前的重要问题不仅仅是把握数字化蔓延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更需要寻求一种可能冲破技术藩篱的抵抗路径，避免因被人工智能取代而造成新的异化。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眼中，大数据社会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摆脱数字枷锁的革命潜能，“左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可能带来的一切技术和科学进步，……，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工具”①Srnicek N，# 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Dark Trajectories:Politics of the Outside，2013，p.139.，因此，技术加速带来的异化是必然现象，当加速超过资本主义系统无法承受的限度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在高速运转中自行崩塌。这一观点显然夸大了技术加速对社会的反噬作用，否定了变革社会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作用，是极度理想化的空想。
与此同时，哈特和奈格里在研究资本帝国的全球统治时，强调大数据时代下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呈现出既彼此依赖又相互对抗的关系，面对非物质劳动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全面霸权，判断得出，当下的“诸众”已经具备成熟的自觉意识和斗争能力，能够实现“诸众共享的大同世界”②［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而实现的路径是“采取破坏、从合作中退出、反文化实践和普遍的不服从等形式”③［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第258页。，打破帝国关系中资本积累运作的链条，在共同性的生产中生成政治事件、反抗资本统治。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中明确表达了“精神造反”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具有革命性的特点，主张以旁观者的身份，站在资本主义这一巨大的欲望机器之外，完成资本因达到自身极限而无法克服的自我颠覆。
福克斯为人们在大数据时代下，超越资本主义框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给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在他看来，数字劳动就是异化的数字工作，而平台资本积累的秘密在于人本身的数据化、资本化，因此，要想“摆脱互联网危机和剥削经济的唯一选择就是退出数字劳动、克服异化，用共有的逻辑取代资本的逻辑，将数字劳动转变为数字工作”。④Fuchs C，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Routledge，2014，p.281.显然，提出通过退出数字劳动的路径摆脱剥削的观点违背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了社会现实，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当代西方左翼提出以“挣脱牢笼”的路径探索解决社会危机，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其答案五花八门。在他们看来，当数据真正实现透明共享，不再把一块块“土地”圈起来时，就能在信息技术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更为确定、可靠的连接通道，推进技术、数据、主体之间的协同发展，从而达到自然而然解决社会危机的目的。然而必须承认，当代西方左翼开展数字反抗诸多路径都未能从根本上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充其量只能是狭隘的“微观政治”。
总而言之，全球化下，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已经全面介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当数字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一方面互联网、人工智能、云算法加速快进，从国家层面来看，以数字技术赋能、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推动了就业结构的调整优化；
从企业层面来看，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升级的步伐，并带来“颠覆式”的管理模式变革；
从个人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劳动的认知，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主体间的沟通方式和社会交往。另一方面由于数据极度扩张造成极大影响，平台凭借用户上传的海量数据精密编织“数字牢笼”使人们不仅变成资本的“牵线木偶”，而且数字资本的运作方式因全方位渗入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导致以自由之名，全面吞噬劳动者的每一寸肌肤和骨血。
面对数字劳动带来的社会全面异化的时代诘问，当代西方左翼建构起一种直面资本主义弊病的激进批判话语，他们指出，当前所面对的数字劳动异化，是一种全景式的异化，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与周围互动的方式，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超剥削的就业模式”①Srnicek N，“The challenges of platform capitalism: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a new business model，”Juncture，Vol.23，No.4，2017，p.254.，为此提供了两条不同的批判路径。一条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探究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态，达到揭示数字劳动异化的奥秘；
另一条则立足于生命政治学，全面审视被嵌入算法中的个体生命，透析以数据为中介进行交往对生产生活控制的存在论问题。无论是对生产关系异化的批判，还是在生命存在意义上展开对异化的批判，都为剖析资本主义新变化和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特点和本质提供了颇具价值的思想借鉴，为当今开展数字劳动领域研究提供了有益思考。然而囿于其理论的先天局限，当代西方左翼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注定偏离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难以在把握数字技术的基础上洞察数字劳动的本质，实现真正的理论破题并付诸社会革命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