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影响

□于 琦 魏丽萍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590）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文明进入以互联互通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进入以数据为主体、以数字资本为核心、以数字经济为表现形式的数字资本主义时期。数字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数字化时代运作的新形态，它发端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化扩张过程中采取的新的垄断形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导因素，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试图以更加高级、隐蔽的方式通过加速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来实现全球掠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在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剖析数字资本主义的演化特征，是揭露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本质的基石。

1.数字信息技术的强扩散性使全球经济加速发展与融合

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1]强扩散性是数字信息技术最大的特征，它可以实现自身的快速迭代和技术联合升级，并能摆脱网络空间平台的时空界限，通过渗透和融合实现经济从发达领域和地区向非发达领域和地区转移。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各国争相寻求经济增长制高点的动力驱使下，数字信息技术创新速度不断加快，呈现出指数级井喷式增长的势头。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众多数字化生产平台的出现提升了生产与分配的效率，催生出新的流通组织结构，传统流通网络被智能化流通体系所代替，世界互联互通的能力大大增强：零成本复制的数据以互联网为依托，随时随地扩散到世界各地和各领域，提高经济运行整体效率，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
数字信息技术带来资本、技术、管理上的数字化，为数据的跨境流动与使用提供数字载体，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平台；
数字信息技术促进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调整，不断实现以本国为中心向全球协作发展的格局变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发展也为跨国公司的协同合作提供支持；
数字信息技术打破了全球化进程的地理限制，数字赋能实体生产要素，为实现跨国性交流提供便捷，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限，全球贸易低迷，而具有强扩散性的数字经济却“逆势而上”，各国搜索引擎、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络通信、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企业推动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和发展，使得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不受疫情限制而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散”。

2.数字资本延续其全球扩张的逻辑和态势

增殖是资本的基本规定。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率，并不是增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而是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资本生产价值的程度。”[2]从这个形态上说，数字资本具有与工业资本相同的属性，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必然要体现赚取利润的逻辑。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3]。数字资本跨越国界的“增殖”，实质上体现的是国际资本家与世界各国工人之间不平等的国际雇佣关系。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数字贸易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据统计，从2008年至2018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近5.8%，出口额从约1.84万亿美元增长到近3万亿美元，且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为52%。[4]数字信息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不断拓展，海量的数据流通过商业运作产生出巨大的利润，带动数字化生产平台的蓬勃发展并催生出新的经济模式，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跨国数字巨头垄断全球数字化进程，如全球PC操作系统被微软的Windows垄断，手机操作系统被谷歌的安卓和苹果的iOS垄断，跨国数字巨头垄断市场的局面在平台经济、通信技术、集成电路设计等领域也存在；
数字化雇佣劳动形式也呈现出全球扩张态势，当前“零工经济”通过互联网进行数字工作匹配的新模式已被全球广泛采用，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不但没有改变雇佣劳动的剥削本质，反而将剥削推到极致。

3.国际间数字化竞争主要受政治霸权主导

马克思指出，资本除了是一种经济权力外，还“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5]。国际数字资本为了其利益，不惜动用一切社会的总体权力，甚至把政治霸权发挥到极致。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干预国家间数字化竞争，力图快速恢复国内经济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如加大扶持国内数字化产业发展力度，通过资助、减税等途径扶持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制定国家层面上的数字经济发展部署来引导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制定利己的贸易规则阻碍全球数字贸易的自由往来，在更深程度上为数字贸易保护筑起高墙。如美国一方面利用自己是网络和数字技术最发达国家的优势，极力主张实现“数据自由”以保持自身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行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借助核心技术封锁手段，试图遏制他国在数字信息技术上的发展。此外，美国还利用在互联网中的非法监视行为对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和利用，以此来获取经济收益、军事和政治部署优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霸权还推进到了生态领域。调查发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字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拉丁美洲、非洲及东欧国家却成为西方国家的电子垃圾场。总之，目前美国在全球数字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中占据绝对的霸权地位，并不断将霸权推向更多领域和更深层次。

1.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经济基础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失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倒退动荡进程缓慢，世界各大经济体几乎都面临因增长乏力而导致的政治、社会生态恶化，而数字经济的高歌猛进则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全球扩张在自身获得巨额利润的同时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体。如数字化平台分工的出现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通，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43.7%，增加值规模达32.6万亿美元。[7]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带动了大量网络平台的发展和网络用户数量的增加，形成了全球数字化市场，“实体经济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物质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借助信息网络、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为实物产品的使用者提供信息技术支持”[8]。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世界的开放程度加深，而且为落后地区实现赶超提供了契机：“2019年，移动技术和服务业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GDP的9%，贡献超过1550亿美元。”[9]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38.6%，数字经济产业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动力源。[10]可见，数字经济赫然成为推动促进人类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法宝”，经济地球村的技术基础越来越牢固。

2.世界文化交流与碰撞加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价值共识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际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在利用互联网进行全球文化交流的实践中展现出明显的优势。互联网因其自身打破时空限制的特性在促进全球文化的传播中独具优势，全球网络空间为文化跨国交流提供了平台，无门槛的网络社交平台成为各国间文化相互交流与碰撞的场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文化传播更加便捷和民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交流者与学习者，先进技术对文化的传播深刻地影响着全球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的传播。如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平台一起为数字化时代创造了一个可以进行自由言论和自由意志表达的机会，网络用户可以通过Facebook、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网上交流，全球互联网用户的数量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猛增。先进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产品承担起文化传播的重任，例如日本动漫和美国电影通过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传播，带动了文化的跨国界交流与碰撞。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利用相关的网站、电子期刊等方式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现状、意义等方面进行宣传，并在8个语种的外宣网站中发布相关理论文章，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到网络空间，为网络用户进行高度开放的、各抒己见的交互式沟通提供了便捷，也引领了信息传播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民主化，这就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数字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困境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的演讲中指出：“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11]在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从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推动全球共同繁荣发展。而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剥削，试图将其纳入资本发展体系，成为服务资本的一环。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在数字信息时代，资本渗透到信息技术领域，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实现财富的掠夺，完成资本逻辑在数字信息时代的扩张。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加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结构继续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有益成果只被少数人享有，例如像亚马逊、谷歌等大型跨国垄断平台在全球数字产业链中收益颇丰，网络平台用户却收益寥寥；
数据的获取和使用具有不平等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国数据信息，垄断数字信息技术，实现数字资本的全球扩张和掠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在经济层面要求全面开放，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发展机遇，希望推动经济全球化回归世界发展轨道。而数字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以榨取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并不断向外转移内部矛盾，拉大全球的数字鸿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发展成绩虎视眈眈，采取制度钳制、技术封锁等方式针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维护其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全球发展体系。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损害了全球数字正义，加剧了世界的分裂和不平等，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脚步。

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数字竞争政治化威胁困境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指出，要推动构建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友好合作，为世界发展创造新机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数字时代“一带一路”的延伸，也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明中国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共享发展成果的态度与决心。而在目前的数字竞争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多地用政治权力介入其中并产生了强力影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策制定、财政资助和技术支持等途径大力推进本国数字化产业的发展，如美国政府于2019年颁布《美国主导未来产业（2019）》战略规划，意图借助政府干预力量推动本国数字产业的发展；
在全球数字治理上，美国一直推动跨境数据流动、平台免责、源代码保护等美式数字规则为全球数字治理模板，维护本国在全球数字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此外，美国大力推进数字贸易保护主义，打压和遏制他国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2021年7月，美国拜登政府推出了一项涵盖印太地区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协定，意在对中国数字技术发展形成规则上的压制，在印太地区经济贸易格局的布置中将中国边缘化，并通过这一协定为自身拉拢盟友，打造一个压制中国的新阵营。国际数字竞争日益具有政治竞争的色彩，西方资本主义妄图谋求数字霸权的野心日渐清晰。从美国在关键产业与核心技术制作领域将安全可控作为布局导向，到英国实施“保卫工程”计划以防对中国物资高度依赖，再到日本设立基金吸引电子产业回流，这些举措都意在通过完善自身数字经济产业链实现对华抵制，数字丝绸之路在构建过程中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围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形势。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西方文化霸权抵制困境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时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13]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的多个场合中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人类发展的整体利益，强调全人类命运紧密相连，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共同发展问题的关切。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文化霸权主义，抵制全人类共同价值。尤其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部分大国利用自身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掌控国际话语权，大肆宣扬“普世价值”，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

“普世价值”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西方资产阶级将“普世价值”奉为符合世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同时“普世价值”被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成为西方统治集团向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干预的工具。在网络时代，数字空间具有社会化功能，成为舆论传播的主要领域。数字平台扮演着信息交流与互动的角色，提升了平台用户的参与度和黏性。当今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可以更轻易地掌握民众情绪偏好，民众思维更容易被某些主流媒体带动。此外，技术与资本相互勾结，数字空间更容易成为某些西方大国进行价值输出的场域，而美国在互联网领域享受着网络技术资源、信息话语权、互联网制度制定等方面的霸权，方便其在网络空间大行意识形态渗透、情报搜集和煽动群众之道。“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资本主义国家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误读、曲解，并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试图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我们认清“普世价值”的本质，时刻警惕西方“普世价值”通过网络空间的无形渗透。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数字治理霸权排他困境

面对当今世界的诸多严峻挑战，习近平主席坚定地指出：“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14]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自身发展国情出发，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做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断为推动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而在目前的全球数字治理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守国家利益至上论，打着数字治理旗号，实行数字霸权行径。

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提升自身在数字技术领域的竞争力、推广自身倡导的贸易规则、抢占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美国与欧盟间的数字联盟并对中国数字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等方式来维护自身数字治理霸权：2020年，欧盟实施《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限制外资对关键领域的并购，进一步加大中国企业进入欧盟投资的难度；
同年，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设计美国数字发展战略》，指出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联合全球的企业与盟友将中国的数字产品与服务边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治理霸权行径暴露出资本主义强权统治的本性，同时数字治理体系的失灵也亟须合理的数字治理体系的出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球利益至上作为构建理念，以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为己任，主张在全球数字治理中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寻求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利益共同点。中国倡导发展新型国际关系，重塑当今不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旨在促进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成果，该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巩固其统治地位，仍在强化将新兴国家排斥在外的数字治理体系，阻碍中国引领全球秩序重塑的步伐。

1.数字政治霸权引发国际警醒，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国际共识

近年来，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权力魔爪深入网络空间，为国际数字资本增殖提供政治服务，并利用手中的技术优势肆意对他国进行政治霸凌，大肆推销西方的人权制度、民主制度、议会制度、多党制等，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抗议活动。如美国通过控制全球的根服务器IPV4掌控着全球互联网的使用权，并成为美国在政治上制裁他国的一种手段，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就曾中断了对伊拉克国家顶级域名“.iq”的解析；
2021年6月，美国又以“违反制裁”为名关闭了30多个伊朗新闻媒体使用网站。发达国家政府在网络空间的霸权行径引起世界众多国家警惕，反数字政治霸权行径的呼声和行动日益增长。2016年，全球二十个国家在《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达成增进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共识；
同年，中国启动“雪人计划”完成25台IPV6根服务器的架设，为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奠定基础；
2020年，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中呼吁各国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反映出各国的共同利益关切，并得到东盟的高度支持；
2021年12月，欧盟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旨在通过立法加强对Apple、Facebook、亚马逊和Google等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政治霸权行为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警醒，并把他们不断推向反霸权统一战线联盟，各国开始反思数字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正在重塑。

2.全球数字治理难题凸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合作治理理路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同时，全球数字领域治理水平滞后导致的问题不断凸显，世界各国在数字治理上的观点难以达成一致，数字技术的不平衡发展正在拉大世界各国间的 “数字鸿沟”，某些大国的数字治理霸权行径也不断抬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固守国家利益至上论，倡导以本国利益为先，不惜肆意损害世界整体利益。美国打着“数字自由主义”的旗号，霸占国际市场，并不断推动利于自身的美式规则上升为全球治理规则，为自身谋取利益提供便利。如2019年、2020年间，美国对法国的商品开始征收报复性关税。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目前存在数字治理霸权、缺少全球性规则和统一性监管方案的现状，世界各经济体都开始做出自身努力来改变现状：2020年6月，新西兰、新加坡、智利三国共同签署《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旨在加强数字贸易的合作和相关数字贸易规则的协定；
2021年8月，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全球及中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和机制建设》白皮书，旨在全球尚未建立统一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之前，探索与合作伙伴建立共同的规则与制度安排，推动数据安全有序地跨境流动；
同年，中国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申请，体现出中国致力于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信心。世界各国针对全球治理难题所做的努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引领全球治理体系重塑不谋而合。面对全球出现的数字治理难题和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的数字霸权行径警醒世界各国认识到构建数字治理合作、重构正义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的重要性。

正确认识数字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特征，分析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重影响，有利于世界各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全球化实质，积极应对数字资本主义霸权，推动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公平的方向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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