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演进:全面回顾、深度透视与未来走向

杨献南

社会责任不仅是俱乐部作为一般企业存在的价值体现,更是对俱乐部特殊性质的天然要求。当前,职业体育社会责任研究卷帙浩繁,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静态角度对我国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特征、内容体系、评价体系及实现路径等做了深入探讨[1-4];二是从满意度反馈的视角,探究我国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多重影响[5]。虽然这些成果对我国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对俱乐部社会责任发展与演进规律特征的认识和理解却较为欠缺,相关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一般情况下,从应然和实然视角能更好地理解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但无论何种角度,客观分析俱乐部社会责任都难以脱离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历史演变过程。职业俱乐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当下和未来发展正是其与经济社会持续共同演化的结果,内嵌于俱乐部的社会责任也是宏观和微观共同演化的产物。因此,本文以史实为依据,透视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演进历程,归纳其演进规律特征,以期提出我国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发展的趋势与建议。

1.1 对已有研究逻辑的审视

已有研究逻辑有两种:一种按照“一般企业社会责任+职业俱乐部特殊性=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研究逻辑展开;另一种按照“职业俱乐部性质—职业俱乐部功能或目标—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研究思路解析。前者根据俱乐部的特殊性,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推演基础,遵循的思想是企业运行的一般规律;后者以俱乐部为认知原点,隐含的思想是俱乐部运行的一般逻辑。两种路径都有一定道理,但前者仅将俱乐部视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有简单套用一般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之嫌,缺乏从社会责任的认知原点对俱乐部进行全逻辑链条的再审视,导致人们对俱乐部社会责任理解的表征化和片段化;后者虽突显了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认知原点,但却忽视了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是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存在基础。由此,很容易将依据功能和使命所确定的社会责任与俱乐部社会责任等同起来,造成对俱乐部社会责任理解的狭窄化或宽泛化。

1.2 新研究逻辑的形成

从本质上看,“为何对社会负责”“对社会负何责”及“怎样对社会负责”是认识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出发点。由于对俱乐部本质的不同理解,导致出现不同的俱乐部社会责任观和社会责任边界观,如“唯慈善论”等。对俱乐部本质理解的差异化,一方面,蕴含着的俱乐部的存在价值不同,而价值又是通过俱乐部承担的使命和功能得以展现;另一方面,意味着俱乐部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不同,且体现了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和内容。总之,俱乐部的功能与使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共同决定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的范畴,且形成基于俱乐部本质认知下的社会责任实践内容,进而生成一种新的研究逻辑。由此,对俱乐部本质认知原点的把握是理解其社会责任的必要条件,进而才能剖析俱乐部的功能与使命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锁定其社会责任实践内容。从实现路径看,履责意愿、履责管理和履责环境是一般企业履责实践的关键要素[6]。对于履责意愿,除俱乐部的特殊性内生出其履责动力外,不同社会主体对其履责的期望有所不同,有的要求回应社会重大需求,有的需在应对社会问题时形成俱乐部的社会回应。履责管理是将俱乐部内生与外源的履责意愿转化成履责实践的关键。由此,完全依靠俱乐部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毕竟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履责环境是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与其履责实践紧密相关的制度和社会环境。

2.1 非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附庸阶段(1993 -1998 年)

2.1.1 俱乐部的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

此时期,大部分俱乐部依靠地方政府牵头,才与企业建立了联合办队的关系,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位置,投资企业只用资金交换俱乐部的冠名权,而球员、教练员及场地设施等仍属于原省市体委。然而,原省市体委与企业是缔结契约的双方,企业投入的资产是明晰可测的,但原体委的部分产权不明晰,导致产权难以界定[7]。此时的职业俱乐部并不“职业”,或者说还没进入市场经济运转模式,而只是在原专业队基础上的名称变更。虽然有企业资金注入,但本质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办运动队模式。原北京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张老师称:“那时的俱乐部虽说有企业参与,但仍是体委的一部分,承载政府意志,使命和功能也只能围绕国家战略”①访谈张老师(北京国安俱乐部),时间:2019 年12 月21 日,编号:BJGA20191221ZLS。。体委作为政府部门,目标是围绕奥运与全运,争取优异竞技成绩,提高国际地位和声誉。由此,服务国家与提升社会效益成为俱乐部的主要功能,基本不考虑经济效益,此为企业与省市体委合作不长久、机会主义充斥职业市场的有力解释。

2.1.2 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根据社会学观点,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虽然也存在单位体制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但社会基础秩序还是单位制[8]。此情形下,俱乐部有“单位社会”特征实属必然,表现为俱乐部依赖体委,球员、教练员等员工依赖俱乐部。因此,俱乐部带有“小社会”属性,并成为一个基本的调控单位和资源分配单位,具有行政主义、关系主义和自我封闭性。俱乐部未脱离体委,承载着除经济功能外的其他附加功能。一方面,强调俱乐部的社会功能。政府的目标利益函数与职业俱乐部的目标利益函数差异较大,前者突出依法发展体育事业、提供优质服务,后者注重依法经营、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球员等属于事业编或行政编人员,既享受俱乐部提供的高额工资,又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待遇。政府对球员、教练员等的福利保障未及时退出,造成其人事制度没有“职业风险”,球员缺乏“职业意识”。诚然,俱乐部仍未摆脱“小社会”的浓厚色彩,封闭性和依附性使得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很少交流。

2.1.3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

受“单位社会”影响,俱乐部延续了专业队承担的无限责任,政府的部分社会责任转嫁给了俱乐部。

案例1:1996 年,由江苏5 家单位联合组建了加佳足球俱乐部。改制后,加佳俱乐部仍未能扭转颓势,江苏体育局下达“必须保级”的命令,但以失败告终。(来源于《甲A 十年》)

案例2:甲A 联赛开始后,八一足球俱乐部由于产权所属等原因,一直不能向完全职业俱乐部转变。不是军人的球员无法转会至八一,造成球队人才流失而撤编解散。(来源于《甲A 十年》)

从形式看,虽然加佳俱乐部管理体制模式是股份制,但实际投资的企业股东并不参与俱乐部的日常运作及管理。一方面,股东均为国有企业,投入资金均为国有资产,作为一种赞助式的社会公益事业,企业并不看重能否产生经济回报,这与俱乐部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不相符合;另一方面,顺利“保级”是体育局的政绩体现,短期内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在俱乐部应尽之责未尽情形下,显然是有悖俱乐部的长期发展规律的。八一俱乐部的经济投入须按军队制度进行,获利不是主要责任,为军队赢得荣誉与声誉成为俱乐部职责,承担了本应由上级单位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球员、教练员等均为现役军人,俱乐部承担对其的无限责任,与真正职业俱乐部承担的有限责任形成了明显的反差。由此,俱乐部经济责任履行水平较低,即使有所承担,也存在异化或扭曲。此外,受“单位社会”的惯性笼罩,俱乐部很少对其外部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责任。

2.1.4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

严格来说,俱乐部在这一时期很难谈及一般或现代意义企业下的社会责任实现方式问题,但从历史演进视角考察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有利于保持俱乐部社会责任演进研究的整体性。政府行政干预依然是俱乐部具体运行的主导力量,履责动力主要源于此。从组织管理看,大部分俱乐部未真正实现“自我管理”,没有形成竞争激励机制,且在用人、财务及梯队建设等方面权责不明[9]。同时,俱乐部社会责任管理的对象和要素基础不具备,也就不存在企业意义下的社会责任管理。对于制度供给,关于俱乐部建章立制的制度设计较多,如足球俱乐部章程草案、篮球俱乐部章程等,缺乏针对俱乐部履行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供给。从社会环境看,社会公众对体育体制改革成果充满期待,以致将原来对专业队的普遍期待嫁接至俱乐部,造成对其履责水平的期望普遍过高。

2.2 不完全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错位阶段(1999 -2009 年)

2.2.1 俱乐部的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

此时期,俱乐部在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与体育协会相关规定的双重驱动下陆续改制,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多种公司形式并存的局面。然而,国内企业并非根据足球市场开发的需求确定对俱乐部的投资,而是以广告费比例确定投资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短视行为。大部分俱乐部虽名为独立法人,但实际对母公司依赖程度非常高,变成大型企业的附属物。由此,俱乐部须担负解决两类历史问题的使命。第一,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的职业体育市场失灵问题,如充当体委整合资源的工具或公共服务供给者等。第二,因“单位社会”导致的全能型保障职能问题。“单位社会”是基于单位组织的自我封闭而形成的全能福利保障且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社会形态[10]。我国从“单位社会”向“后单位社会”转变过程中,俱乐部担负了全能保障体系构建的“制度变迁”成本。

2.2.2 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体制改革下,由于“单位社会”失去活力以及平均分配主义的多重缺陷,致使“单位”员工放弃编制而转向体制外,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单位社会”消亡,被“后单位社会”取代[11]。在此背景下,俱乐部加快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建构,试图从根本上消除“单位壁垒”对俱乐部造成的影响,突出表现为解除原本不应由俱乐部承担的过度社会职能,让模糊的政企关系变得相对清晰,俱乐部的自主性得到显著增强。崇尚市场主义是“后单位社会”的主要特征,以致“市场社会”特征显露,这是由市场对经济体制的控制会对社会整体产生决定性影响所造成的。诚然,社会变成了市场的附属。企业的经济活动脱嵌于社会之外,整个社会内嵌于市场之中,这与“单位社会”将经济活动压缩于“小社会”中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俱乐部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主体,也必然很大程度上因受市场逻辑的支配与控制而脱嵌于社会之外。

2.2.3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

受利润至上的经济主义的影响,俱乐部的非经济目标在改革浪潮下被完全抛弃,陷入了履责失衡错位的尴尬境地,表现出“唯赚钱论”的社会责任观。

案例3:2005 年,陕西国力俱乐部12 名球员陆续加入讨债行列,球员希望讨回自己的薪资,但都未能如愿。有球员公开表示,俱乐部曾经命令放水打假球。(来源于《工人日报》)

案例4:中国足协公布2005 年国青队名单前,大连实德表示,足协抽调的球员过多,干扰了正常训练和比赛,拒绝放人。最后足协给予实德可用3 名外援的特殊政策。(来源于《辽沈晚报》)

案例表明,陕西国力为了经济利益,不但未对球员负责,而且还出现打假球现象,没有承担应有的道德责任。而大连实德在国青队急需充实队伍时却与中国足协讨价还价,甚至以此敦促其做出让步。从性质上看,国青队代表国家征战世界赛场,实质担负为国争光的政治责任,俱乐部为经济利益而拒不放人的行为,触碰了其政治责任履行的红线。转型后的俱乐部对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缺乏回应和参与,从不负经济责任的一个极端走向过度承担经济责任、忽视其他责任的另一个极端。俱乐部终止对员工的无限责任后,却忽视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员工的合法权益、成长关怀等责任。辽宁足协竞赛部任老师称:“俱乐部欠薪事件频现,劳资矛盾尖锐,除市场环境因素外,俱乐部的责任意识也相对较差”①访谈任老师(辽宁足球协会),时间:2019 年11 月28 日,编号:LNZX20191128RLS。。从履责对象看,俱乐部虽然强化了与球迷、赞助商等利益相关者交流,但很少关注其他社会责任。

2.2.4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

国际体育组织、企业介入国内俱乐部发展,对其承担社会责任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力量相对薄弱,不能实质影响俱乐部的履责意愿和行为。虽然俱乐部内部治理和管理体系初步建立,但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度较低,几乎不涉及从社会责任视角对俱乐部实施管理。只有少量俱乐部的控股集团在信息披露中涉及俱乐部社会责任承担情况,如鲁能集团2007 年披露了鲁能俱乐部参与足球少年日公益活动的状况等。从制度供给看,我国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涉及劳工权益、社会公益、环境保护等领域,同时体育协会也出台了相关制度,但俱乐部执行情况并不好,缺乏指引性的社会责任制度。从社会环境看,我国从“单位社会”迈入“后单位社会”,整个社会转向趋利的物质主义[10]。此情形下,公众对包括俱乐部在内的企业更多是市场经济下的普遍性期望,而对社会性期望相对偏低。

2.3 一般意义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重塑阶段(2010 -2014年)

2.3.1 俱乐部的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

此时期俱乐部不再纯粹突出生产和交易的经济属性,而是将其看作兼具生产交易和社会属性的复合型组织,强调融合推进经济和社会功能。俱乐部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实际是融合统一的,前者为后者的发挥提供物质基础,后者为前者的实现提供方向指引。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是为克服举国体制下完全依靠政府投资且投入大效益低的不足,调动社会力量,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然而,前一阶段职业体育领域假赌黑事件的频繁显露,不仅对俱乐部发展造成不良影响,还对公众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这是市场主体过度追逐经济利益而出现“社会失灵”的鲜明体现。如何扭转这一不利局面成为俱乐部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此,俱乐部兼具经济与社会属性于一体的本质,决定了其必须增强服务公众意识,加快恢复并提升社会信誉和美誉,消除因过度追逐经济利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2.3.2 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俱乐部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关系、文化、环境,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其无法脱离特定的社会形态而孤立生存。从这个角度看,俱乐部在社会中的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意味着其任何行为不但要有经济理性,也要有社会理性,因为在很多情境下,经济理性往往受制于社会理性。俱乐部作为兼具经济与社会属性于一体的复合型组织,社会属性是其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良性互动和实现共赢的基础[12]。俱乐部是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其行为不仅仅是孤立的影响自身,而对整个社会系统也产生一定影响。俱乐部与社会之间除了嵌入关系外,还与社会形成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相互影响”不仅反映俱乐部作为更小单元对社会大系统的作用方式,同时也体现出局部运作对社会系统的作用效应。因此,俱乐部需科学管理其自身行为对社会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促使其与社会系统融合发展。

2.3.3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

大部分俱乐部能积极回应社会公众的期望,但少数仍违反法律法规,损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案例5:2011 年,大连实德队捐款资助了7 名贫困大学生,同时举办了百名教师免费看球、首届实德球迷杯比赛等活动。获得了2011 年度“最具社会责任感俱乐部”奖。(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案例6:2013 年,广州恒大出台《恒大国脚八项规定》,要求队内球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将国家队的训练及比赛摆在第一位。(来源于《中国新闻网》)

案例7:2014 年,球员刘健公开了与青岛中能签订的两份合同,一份是足协备案的,一份是跟中能私下签订的。足协宣布私下签订的合同不成立,对青岛中能做出处罚。(来源于《新华网》)

大连实德从社会公益角度,在其能力范围内开展了丰富的社会救助和困难帮扶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最具社会责任感俱乐部”奖既是对其承担社会责任的认可,也为其他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指明方向。广州恒大制定的恒大八条,要求球员在任何时候和情况下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对征战国际足球赛场中具有突出表现的球员进行奖励,建立了针对性较强的奖励机制。可以看出,广州恒大用内部制度与实际行动承担了相应的政治责任。然而,青岛中能却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伪造合同阻碍球员的合法转会,对球员切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研究表明,战略性社会责任也是俱乐部应承担的社会责任[13],它突出强调俱乐部与利益相关者、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关系,不但要求消除俱乐部在经营价值链过程中造成的消极社会影响,还要求在更高层面上施行既能强化俱乐部战略又能产生较高社会效益的价值链活动,从而推动俱乐部与社会共同发展。

2.3.4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

此时期,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政策诱导与能力培育等对俱乐部履责提出要求和行为规范,成为俱乐部履责的重要推动力量。体育协会制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虽不是单纯针对俱乐部社会责任,但却促使其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中超举办“最具社会责任感俱乐部”奖的评选,不仅表明俱乐部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升,同时也促进了俱乐部的责任担当。对于履责管理,俱乐部只是初步意识到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性,且能从管理视角审视社会责任在俱乐部经营中的作用,但并未真正实施社会责任管理。同时,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都明显提升,从前期制度缺失逐渐向诱导性制度发展,但制度供给的针对性仍显不足。从社会环境看,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社会责任专业机构等开始活跃,对俱乐部履责情况关注渐多,并以多种方式对其加以引导。

2.4 现代意义企业下的社会责任创新阶段(2015 年至今)

2.4.1 俱乐部的本质与使命功能定位

俱乐部虽是经济和社会属性内在统一而具有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现代意义的企业,但不同俱乐部在整合经济与社会功能的程度上及所具备的经济与社会属性成分的比例上是存在差异的。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到纯粹商业性组织之间还存在六种不同类型的混合性组织[14]。俱乐部属性组合的异质性意味着不同俱乐部分散在不同的位置上,呈现不同类型的混合型组织,其目标属性与价值属性变得更加复合化。因此,俱乐部实质变成集多元组织属性于一体的异质性混合组织。俱乐部除了承担与其他俱乐部联合生产赛事产品,助推国家经济发展外,还担负着体育人文交流、城市社区建设、体育文化传播、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任务与使命。

2.4.2 俱乐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俱乐部价值与目标属性的多元化,必然促使其与同处社会之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个体等存在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俱乐部与社会的关系已然超越“内嵌”的关系,生成一种互动更为常态、共演更为高级、发展更为协同的共生关系。从分类视角看,偏利共生、寄生、非对称性互惠共生与对称性互惠共生是共生的四种基本模式[15]。俱乐部与球员、赞助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逐渐从非对称互惠共生关系向对称互惠共生关系跃迁。一方面,俱乐部与其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信息更加透明,如不能实现互惠共赢,共生关系很难维持。另一方面,相较以前对俱乐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如足协对中超俱乐部的组织结构、人员及财务等方面的准入条件严格,俱乐部涉及部门与员工类型增多,追求对称性互惠成为共同目标。

2.4.3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践内容

俱乐部把注意力转移至社会责任的多元化、个性化和中国化,重视结合国情和自身实际进行社会责任实践内容与方式创新。

案例8:2019 年11 月,皇家贝里斯足球俱乐部不但给仓山镇中心学校捐赠了一批体育用品,还与学校签订了足球帮扶协议,其总经理表示:“扶贫先扶智”。(来源于《四川在线网》)

河道管理是确保行洪安全、河势稳定的关键。重庆市河道水系发达，这对河道管理工作提出了严峻考验。河道管理工作要适应社会发展，修订相关法律法规，调整相关管理措施，提高河道管理能力，达到防洪保安的目的，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案例9:2019 年10 月,武汉卓尔俱乐部表示:“作为中国职业足球的一员,卓尔控股将提供最好的条件,全力支持李铁指导和教练团队,助力中国足球振兴发展”。(来源于《长江日报》)

案例10:2018 年9 月,四川金强篮球俱乐部实施了“蓝鲸在行动”的社会公益活动,在温江第一社会福利院开展了趣味运动会,并向老人赠送了轮椅、床上用品等。(来源于《四川在线网》)

皇家贝里斯开展了响应国家扶贫号召的社会责任实践行动,很好地发挥了自身专业优势。四川金强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中,结合自身优势及履责对象的需求,通过与福利院老人的体育互动,将社会责任付诸于实践。建设国家队、服从国家利益是俱乐部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无论教练员还是球员,只要符合国家利益,俱乐部就应在最大承受范围内主动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履行应担负的政治责任,武汉卓尔即是承担政治责任的充分体现。俱乐部与社会的共生共演关系促使其履责实践超越前期的被动性与工具理性的社会回应,转而突出履责的主动性、价值性及创新性。具体来看,第一,俱乐部结合自身优势,将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履责的优先内容。第二,俱乐部服从国家利益大局,政治责任意识明显提升。第三,俱乐部履责内容的更加理性,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出发点更加契合实际。

2.4.4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实现方式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首次提到“社会责任”,对俱乐部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体育协会制定完善系列文件,促使俱乐部按照要求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树立良好社会形象,提升竞争力的诉求成为俱乐部履责的内源动力。从履责管理看,少数俱乐部已有社会责任管理部门或专门人员负责,加快推进由社会责任零散实践向系统管理转变。俱乐部推进社会责任的内部制度建设,通过绩效考核评价促使其形成更加完善的社会责任管理。同时将先进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俱乐部的运营过程,推动俱乐部运营与其履责加速融合。从制度供给看,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逐步完善,与俱乐部社会责任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与完善,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也逐渐增多,但仍缺少社会责任的专门标准与指南。从社会环境看,公众能理性看待俱乐部社会责任,俱乐部自我履责意识显著增强,社会责任投资等运动蓬勃开展,对其履责形成了有效激励。

3.1 “政府—俱乐部—社会”关系范式演变

3.2 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履责行为范式演变

对我国职业俱乐部社会责任演进最形象的刻画是不同时期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认知、履责内容及实现方式的演变。在非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附庸阶段,俱乐部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问题,秉持对社会一切负责的过度责任观,政府主导俱乐部的履责行为,推动其履责实践。俱乐部员工是行政或事业编人员,采取“企业办社会”的方式为员工提供一揽子福利和保障,承担了异化的经济责任。俱乐部社会责任的相关制度供给较少且不完善,没有社会责任议题思维,很难涉及社会责任管理。在不完全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错位阶段,唯赚钱论是俱乐部的社会责任观,致使其社会责任行为严重错位与弱化。虽然国际体育组织等对俱乐部履责具有推动作用,但推动力量较为薄弱。俱乐部关注经济利益获取,而对其他社会性议题缺乏动力关注。制度供给基本保持上一阶段的状态,但部分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安排有所完善。俱乐部社会责任的宏观与微观层次出现割裂且相互不一致,缺少从社会责任角度思考俱乐部整体发展,主动社会责任管理也就无从谈起。在一般意义企业下的社会责任重塑阶段,俱乐部秉持积极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社会责任观,政府、俱乐部与社会等力量协同推动俱乐部履行社会责任的态势显现。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多样化,但更注重外显的社会责任,主要通过主题式参与、回应社会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践行社会责任。少量俱乐部社会责任意识增强,开始探索社会责任管理,寻找新的发展方式与路径。在现代意义企业下的社会责任创新阶段,俱乐部逐步树立以履责实践增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责任观,内生性与外源性动力共同推动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俱乐部社会责任实践内容突出个性化、多样化与中国化,政治责任意识增强,注重外显社会责任与内隐社会责任同步,保证俱乐部履责的微观与宏观层次相一致。社会责任相关的制度供给显著增多且逐步完善。大部分俱乐部开始一般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管理意识提升,但与系统构建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总之,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履责行为范式的演变是一个不断寻求自适应与高级化的过程,且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自适应与高级化过程反过来影响俱乐部社会责任内容与实现方式。

4.1 深化认识:转变社会责任发展理念

当前,大部分俱乐部仍将履行社会责任视为一种牟利或竞争工具,并未摆脱功利主义或工具主义的束缚。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履责时,需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战略高度契合[16]。对俱乐部而言,未来应尽快从承担应变性社会责任向战略性社会责任转变,才能提升国际竞争力。首先,深入理解俱乐部治理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互融互促关系,逐步树立市场与社会双向逻辑思维,促使科学的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俱乐部组织运营与管理实践之中。从本质上讲,俱乐部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科学社会责任理念形成、发展与定型的学习过程。其次,俱乐部履责实践需以俱乐部生态系统内成员间的互惠互利为基础,加强与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合作,而非对社会责任问题的简单响应。同时,将利益相关者纳入俱乐部发展战略框架,逐步由单一价值创造向多元综合价值创造的战略思维转变,努力为利益相关者谋取最大化福利。

4.2 完善制度:建构社会责任制度体系

政府与体育协会对俱乐部社会责任行为的专门规制与引导力度不强,俱乐部内部未建立社会责任管理的长效机制,导致其社会责任行为表现出工具性与间断性等特点。因此,需从政府、体育协会及俱乐部层面构建社会责任制度体系。首先,针对我国体育与其他立法的实际情况,将俱乐部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规范以《体育法》的有关条款为主,同时完善《公司法》《合同法》等强制性制度安排,加大俱乐部的违法违规成本。体育行政部门制定俱乐部社会责任的规范性文件,如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实施意见等,从整体上对俱乐部社会责任做出规范性的指导。其次,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包括政府和行业组织发布的行业指导[17]。因此,体育协会应制定针对性的诱导性社会责任制度,建立俱乐部社会责任行为监管制度体系,如俱乐部社会责任行动指南、俱乐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等,积极实施社会责任绩效管理评价。最后,俱乐部应建立并完善社会责任制度,创新社会责任的约束与激励机制,推动俱乐部实现社会责任行为的自我调整、自我约束与自我达成。

4.3 强化实践:创新社会责任实践方式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责任是俱乐部的额外社会活动,如慈善捐款等,俱乐部履责独立于其组织经营与管理,“外挂式”社会责任实践方式是当前大部分俱乐部履责活动的真实写照。随着社会责任竞争力等新理念的提出,俱乐部将履责视为提高其竞争力的战略活动,逐步由“外挂式”转向“嵌入式”社会责任实践方式,尤其议题性嵌入较为突出。这种方式实施难度较小,但却造成俱乐部经营活动与社会责任议题的割裂,以致在某些议题上出现社会责任行为异化。未来俱乐部社会责任实践方式应由议题嵌入向管理嵌入转变,将社会责任理念要求嵌入俱乐部的组织管理之中,推动俱乐部落实社会责任。一是,通过社会责任培训、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等途径提升员工的认知,将社会责任融入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之中,形成俱乐部“人人参与、全方位多层次”的履责态势。二是,通过将社会责任要求嵌入俱乐部发展战略、管理制度建设及职能部门管理,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责任实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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