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资本收益率与行业收入差距
时间：2023-02-27 19:4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贾 甫
(北京语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麦肯锡(MGI)对八国集团国家(G8)以及中国、巴西、印度、韩国和瑞典的互联网经济进行的研究发现，互联网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不断增长。在这项研究所涵盖的13个国家中，互联网对GDP的贡献率为3.4%，相当于西班牙或加拿大GDP的规模。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示，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扩张到2020年的39.2万亿元，占GDP比重由14.2%提升至38.6%。2020年，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位增长，远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6.7个百分点。②数字经济发展将重塑产业结构，而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产业结构调整会引起收入不平等问题，那么，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格局呢？
数字经济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破解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的“痛点”问题[1],实现了对传统要素质量的改造升级，提升了要素生产效率[2]，带来了非农就业增长[3]。数字技术在给获得信息的人们赋予许多权力的同时，也加剧了数字鸿沟[4]。数字鸿沟不仅存在于个人之间，也存在于国家之间[5]。例如，省域数字经济综合发展呈现由东向西梯级递减之势[6]，城乡互联网基础设施供给差异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7]。
数字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呈“倒U型”关系[8]。2004—2011年，互联网使用比例增加降低了整体工资不平等[9]。使用互联网能够减小不同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却加大了高收入层就业者的性别工资差距[10]。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提升农村低收入家庭收入[12]。互联网贸易不仅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而且可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13]。移动电话普及和电子商务发展同样缩小了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14]。
“倒U型”关系主要源自三方面原因：
第一，互联网基础设施投入差异。互联网接入没有平等地分布在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代际之间，接触电脑软硬件及新媒介等信息渠道的差异[15]、信息拥有者和信息缺乏者之间的鸿沟[16]、弱势群体和优势群体使用信息技术的资本形式差异[17]，以及网络素养方面的差异，都构成了数字不平等的基础[18]。在互联网基础设施短缺时，接入可及性差异是数字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形态[19]。
第二，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互联网使用成本差异。对14个非洲国家的调查发现，最底层的3/4的手机用户在移动通信上的支出平均占其收入的11%～7%，而不是发达经济体收入的2%～3%，那些在管理和专业部门工作的人在1GB数据上花费了他们平均收入的2%～3%，贸易和工艺工人在1GB数据上花费了其平均收入的7%，农业、林业工人在1GB数据上花费了其平均收入的23%[20]。
第三，年龄、收入、性别或教育等社会人口特征差异[21]。2000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数据和1997—2000年瑞士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的用户更倾向于用互联网“积累资本”，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用户将互联网用于娱乐[22-23]。美国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拉美裔占美国人口的17%，而在硅谷和全国范围内，仅有7%的技术工人是拉丁裔；
与从事技术工作的非西班牙裔同事相比，西班牙人平均少了16 353美元[24]。即使降低文化障碍，提供男女平等机会，数字化进程并不能缩小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距[25]。
综上，研究数字经济与收入差距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供给、技术接触和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间、城乡间以及代际间的数字鸿沟，并未深入分析数字经济的生产特征及其本质，而正是这些方面塑造了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异。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把数字经济界定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③《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的界定与此大同小异。现实中，数字技术与经济的融合以两种形态出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一)产业数字化与效率提升
产业数字化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④数字化改造之所以能够提升传统产业效率，主要是由于以下变化：第一，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管理方式和营销模式微调，激活了生产潜能，节约了劳动成本，提高了企业竞争能力。第二，企业的信息采集和市场需求分析能力提高，从而在产品个性化订制、库存周期控制和资金统筹配置等方面做出优化安排，由此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第三，促使企业的部分机构及其功能调整，引起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在企业内部的优化配置。
这种效率提升的实质是：企业把个别劳动时间缩短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可以获取超额利润。然而，超额利润既会鼓励竞争者采取生产的数字化改造，也会吸引外部资本进入。不管哪种情形，都会加剧行业竞争，引起超额利润下降，促使行业利润率回归平均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改造逐步扩展到其他行业，而与这种数字化进程相伴随的则是社会生产效率的系统性上移。在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社会生产率系统性上移使企业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并提高资本所得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
可见，产业数字化改变的是“旧经济”的效率及其呈现形式，没有替代或者颠覆传统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由于此，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机制与传统经济没有实质性差异，影响路径和作用机制如出一辙。第一，数字化带来的超额利润是部门间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由于全社会创造的利润总额与劳动量成正比，不会随着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效率提升而增加，因此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利润增长伴随着传统经济部门的利润损失。不过，随着传统经济部门的数字化进程，这种利润损失会减少，从而出现资本收入的库兹涅茨“倒U型”结构。第二，当数字经济成为主导产业后，资本因社会生产率提高而获得更多利润，工资则因劳动力价值贬值而下降，此时劳资收入的相对变化构成了资本所有者、管理层和工薪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第三，数字化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和机器取代人的过程，因而是劳动者失业和工资下降的过程，由此引起产业数字化进程中的绝对贫困问题。
(二)数字产业化与新经济
数字产业化强调数字技术的应用及其产业化，是创造数字产品的新经济形态。狭义定义聚焦于信息通信产业(ICT)，广义定义则从ICT扩展至数字内容、数字产品生产、交易和消费等范畴。与此相关的数字产品分为有形数字产品和无形数字产品，前者是基于数字技术的产品，如MP3播放器、数码相机、数字电视机和数码摄像机等；
后者是指经过数字化或编码转换并通过网络载体进行传输、存贮、加工、交易和消费的商品或服务，比如网络游戏、计算机软件、手机应用软件、电子书、网络购物平台、电子货币和虚拟现实等。
数字产业化的内涵和外延表明，有形数字产品是传统经济的拓展和深化，就像“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一样，⑤仅仅是生产及其产品种类的丰富，没有突破时空约束和物质载体束缚。无形数字产品则是对实体经济的超越，扩展了生产、消费和生活边界，如生产从现实空间转移到虚拟空间，产品从物质形态转变为虚拟形态，消费从物质需求升级为对“爱与归属”“自我实现”等精神层面的体验和享用。
由于无形数字产品摆脱了实体经济的物理限制，与有形数字产品存在根本性差异，所以我们把数字产业化界定为无形数字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这一定义规定了数字产业化的主要特征：第一，生产工具的能动性。在传统经济中，唯有劳动力具有主观能动性，资本、土地、技术和知识等只是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
但在数字产品生产中，生产工具和设备具有模拟人的思维和计算处理的能力，一些生产过程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劳动力作用被弱化。第二，契约实施机制短期化。市场信息获取能力提高和市场交易成本下降，鼓励人们用短期的“市场契约”替代长期的“企业契约”，进而导致企业组织结构由层级化结构向扁平化结构转型，而后者更容易拓宽员工在“契约”中的自由空间，激发创新精神。第三，数据的非排他性使用。传统经济中，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供给有限，技术进步缓慢，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则随着使用而减少；
与此不同，数据在一定范围内是无限供给，或者增长极快，在使用中具有非排他性。第四，收益递增。数字产品一旦研发成功，边际成本极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突破了传统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增约束。
尽管这些特征规定了数字产业化的特殊性，却没有脱离基本的经济规律约束。第一，数字产业化过程中，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不管机器人或人工智能的思维和计算处理能力有多强，在生产中依旧发挥生产工具的作用，它们不创造价值及剩余价值，正如耕畜、水车和机器不创造剩余价值一样。第二，组织方式调整没有改变企业获取剩余价值的实质，反而因激发员工的创造力而提高了剩余价值生产。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企业边界及其要素数量扩张带来同比例的剩余价值增长；
二是生产时间的无缝衔接变相延长了劳动时间，增加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间；
三是个别劳动时间因员工创新力增强和效率提高而缩短，由此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第三，低边际成本和规模效应建立在数据免费使用之上，而这只是数字经济粗放发展阶段和数据产权模糊条件下的产物，在未来建立数字经济行业规范、加强监管和界定数据产权是大势所趋，数据收费在所难免。第四，数据来源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科技进步，而人口和科学进步存在自身规律和发展界限，这是数据的终极约束条件。第五，数字经济不能脱离劳动、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它们的有限供给会限制数据的使用范围和程度，最终造成数据使用的边际成本递增问题。第六，收益递增建立在社会对数字产品的无限需求之上，而人们对数字产品的需求因收入和偏好有所不同，这促使数字经济像实体经济一样不断地推陈出新，又不断地“破坏”，这个过程伴随着一些企业的崛起及其边际收益递增，以及另一些企业的衰落及其边际收益递减现象。
(三)资本有机构成与资本收益率
按照数字化程度差异，社会经济可以分为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对应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cp/vp、cf/vf和cs/vs，三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为：cf/vf≥cp/vp≥cs/vs。究其原因：第一，数字产品或服务的生产高度依赖于创新，需要大量的研究型劳动力及可变资本；
第二，产业数字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劳动力及可变资本减少；
第三，传统经济部门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数字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较低，劳动力及可变资本需求更多。事实也是如此，如图1所示，代表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最高，代表数字产业化部门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多数时间低于制造业，而代表传统经济的农林牧渔业资本有机构成最低。⑥
图1 2006—2018年代表性部门资本有机构成
与这种资本有机构成结构相适应，资本收益率将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行业间资本收益率存在差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越高，资本收益率越低；
资本有机构成越低，资本收益率越高。第二，行业间资本收益率均等。按照平均利润理论，资本收益率差异推动资本流出低收益率行业，进入高收益率行业，最终实现平均收益率。
然而现实不完全符合理论预期(见图2)。第一，资本有机构成居中的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资本收益率高于资本有机构成最高的机械工业，而资本有机构成最低的农林牧渔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低于机械工业、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第二，市场竞争没有带来行业资本收益率趋同，在2006—2020年期间，农林牧渔业的年均资本收益率为2.76%，机械工业为5.83%，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为7.31%，资本收益率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4.55%。
图2 2006—2020年部分行业资本收益率
资本收益率差异同样存在于数字经济的细分行业。如图3所示，在2006—2020年期间，广播电影电视业的年均资本收益率为6.12%，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的年均资本收益率为3.79%，低了2.33个百分点。在15年时间内，广播电视设备制造业的资本收益率只有在2019年和2020年高于广播电影电视业，而且是以前者基本稳定和后者大幅度下降为条件的。这一现象表明，资本收益率逆转极有可能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引发的，如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而不是行业自身盈利能力提升的长期结果。
图3 2006—2020年广播电视业及设备制造业资本收益率
比较分析表明，资本收益率差异源于行业间数字化程度差异。计算机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展引起了数字经济革命，正如“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那样。如前所述，尽管这一“革命”带有不同的“面纱”，却始终没有超越传统实体经济运行规律范畴，即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源于劳动，数字化提高了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缩短了个别劳动时间，获得了更多剩余价值，因而资本收益率更高。
数字产品与其他产品一样，有一个投产、成熟、衰退和消亡的生命周期。数字产品生命周期与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差异化数字产品经济形态，即“旧经济”的数字化和数字的产业化，据此本文假设：
(1)经济社会中存在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三部门的生产率依次递减，资本收益率分别为Rp、Rf和Rs，且Rp≥Rf≥Rs。
(2)劳动和资本是各部门的基础性生产要素。这一假设来自以下理论基础和现实约束：第一，唯有劳动创造价值，数据和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仅仅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第二，长期而言，数据和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一样具有稀缺性，不是免费资源，需要支付费用，其使用情况最终取决于资本量。
(3)资本收益率递减。图2和图3显示，资本收益率趋势线具有显著的“倒U型”特征。其中，在资本收益率递增阶段，企业有追加投资和扩大生产的内在动力，因此，企业的投资决策范围在资本收益率下降阶段。
在上述假设下，图4中的ROCp、ROCf和ROCs分别为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的资本收益率线，据此就可以分析数字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格局。
图4 资本收益率平均化和差异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资本收益率均等与工资差异
由于传统经济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投资在资本收益率平均化过程中下降，而数字产业化部门的投资增加，所以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大幅度下降，产业数字化部门的占比保持稳定或者略有下降，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占比大幅度提高。只要资本平均收益率低于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资本收益率，这一趋势将持续进行。由于传统经济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下降，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减少，而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占比提高，提供的就业机会就增多，因此传统经济部门所使用的非熟练劳动力竞争加剧，工资下降，数字产业化部门对熟练劳动力的争夺加剧，工资提高。唯一的例外是：如果投资过剩引起平均收益率下降到Rs以下，那么经济扩张就会抑制传统经济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在经济中的下降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在资本市场有效和数字化进程中，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对冲工资报酬差异和抑制部门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力量。第一，资本自由流动促进数字产业化进程，淘汰落后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收入增长，进而推动经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第二，资本收益率平均化提高了传统经济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资本收益率，由此促进资本积累，加快数字化投资和改造，提高效率及收入水平，同时抑制数字产业化部门的高资本收益率，跳出“资本收益率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进而导致劳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历史规律。⑦
(二)资本收益率差异与工资不确定性
资本市场有效、资本自由流动和资本收益率平均化只是理想状态，现实中的技术垄断、先发优势和市场壁垒等都会导致部门间的资本收益率差异长期存在。如图2和图3所示，在2006—2020年的多数年份，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的资本收益率高于机械工业，农林牧渔业长期处于低位，因此更接近现实的假设是部门间的资本收益率不等。
当Rp>Rf>Rs时，三部门的资本量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二，当Rp>Rf>Rs时，Kp 图5 数字化初期资本收益率差异的影响 以上结论有别于“鲍莫尔病”，后者认为传统经济部门的工资提高来自“进步部门”或数字产业化部门的高速增长及其挤出效应。⑧这一差异主要源自以下事实：在经典的“鲍莫尔病”中，假设存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停滞部门”的典型代表是服务业部门，而服务业效率提升难度较大，最终拖累整体经济增长。但是，随着技术进步和数字化进程，现代服务业超越了教育、表演艺术、酒店和休闲等传统服务业范畴，边界早已拓展到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网络游戏、手机应用软件、电子书、网络购物平台、电子货币和虚拟现实等领域，服务业不再是低效率的“停滞部门”，像农林牧渔业等部门的效率反而更低。即使传统部门也不是“鲍莫尔病”中的“停滞部门”，效率同样随着工业化和数字化进程提高。换言之，尽管这一差异引起了经济数字化差异，但总体上带动了各部门的效率提升，克服了一些部门的低效率问题，数字化进程中不存在长期化的“停滞部门”。在数字化进程中，“鲍莫尔病”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个别现象，而非常态。 随着数字化推进，数字产业化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就会提高至某个阈值，此后进入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资本就会依次超过产业数字化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而这种高投资又会加快数字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高部门资本收益率和工资水平。同时，数字产业化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经济部门的投资形成挤出效应，造成传统经济部门萎缩，就业减少，引起工资下降或者工资增长落后于数字产业化部门。不过，传统经济部门萎缩会逆转供求结构，引起产品价格上涨，提高资本收益率。总之，在数字化成熟或快速发展阶段，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工资和资本收益率不仅处于高水平，且增速较高； 归纳起来，数字化进程和资本收益率差异的叠加造成部门间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即数字鸿沟(Digital gap)现象，⑨且在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引起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第一，资本报酬层面，不管是数字化初期还是数字化快速发展时期，高资本收益率(Rp>Rf>Rs)始终是引起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第二，劳动报酬层面，在数字化初期(Kp 然而，工资的作用不仅有限，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资本始终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主导力量。按照前述，数字产业化部门和产业数字化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之所以更高，在收入分配中更为有利，不是由于人工智能创造了更多价值，而是由于数字化提高了效率，创造了更多使用价值，降低了单位商品成本，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本质上，数字产业化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不是来自该部门，而是来自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的部门或传统经济部门。MGI研究显示，互联网创造的大部分经济价值都不属于技术领域，75%的收益来自于传统行业。因此，数字化进程越快，部门效率越高，“机器排挤人”现象越普遍，数字经济部门创造的价值就越少，从劳动密集型部门分享的剩余价值越多，数字鸿沟就越严重。 数字鸿沟看似是不同部门之间的发展差异鸿沟，实质是一种资本鸿沟。如图5所示，当Kp 图4表明，资本收益率平均化将对冲“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进而导致劳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历史规律，有利于跨越数字鸿沟。困难在于，资本收益率差异是一种长期存在，高资本收益率更是部门间收入差距扩大的第一推动力。那么，资本收益率差异的基础是什么？在实现资本收益率平均化的过程中面临哪些约束因素？ 虽然农林牧渔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最高，投入劳动力最多，但是和数字化程度更高的计算机与软件服务业相比，其投入的劳动属于简单劳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及其剩余价值只能是后者的某个比例。就此而言，农林牧渔业的低资本收益率反映了较少的价值创造，而资本收益率差异真实地反映了各行业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方面的贡献差异。此外，在数字化初期，数字产业化进程中的高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实际上构成了一道无形的行业壁垒，资本收益率极低，⑩唯有风险资本才敢涉足，而它们之所以愿意承受这种风险，是基于对未来的高资本收益率预期。因此，观察到的高资本收益率本质上是对短期损失的补偿，是跨期决策的必然结果，具有短期性，在投资的生命周期内仍然趋向收敛。 不管何种情形，只要一些部门的资本收益率足够高，总有外部资本进入。资本不断进入的过程，也是部门效率不断提升和资本收益持续增长的过程。资本竞争及其收益率降低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伴随着不同行业的生命周期演进的渐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经济部门的资本收益率来不及平均化，又涌现出新产业，带来更高的资本收益率，从而吸引外部资本转向这些新领域。即是说，资本收益率之所以没有出现平均化，不是由于没有资本从低收益率部门向高收益率部门流动，而是由于资本流动引起的资本收益率平均化速度赶不上行业生命周期演进带来的资本收益率差异化速度。 较低的资本流动速度源于资本稀缺及其投资者的谨慎选择。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风险水平，投资者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而农林牧渔业的低资本收益率实际上反映了该行业的低风险特质，如价格保护、低投资门槛、低税负和公共物品的免费供给等。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这些因素足以吸引他们投资农林牧渔业，而不是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和专业性强的数字产业化领域。由于这类投资者众多，因此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以至于总有充足的资本投资该领域，使资本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位。此外，一旦投资者进入某个熟悉领域，就会构建自己的投资逻辑，久而久之形成投资依赖或投资惰性。即使面临数字经济带来的投资机遇，也不会退出熟悉领域，而宁愿获得略高于无风险投资的资本收益率。 进一步推论，资本收益率是一个国家要素禀赋、市场机制、金融体系、宏观调控制度、行业差异素等客观因素和人们的投资偏好、心理预期、文化差异等主观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此，只能是差异化的，而不是均等的； 即使修正的平均利润规律有效，即资本收益率收敛于某个区间，但是长期存在的资本收益率差异无疑会扩大行业收入差距。当这种资本收益率差异和数字经济叠加在一起时，就会更加复杂化收入分配机制，引起数字鸿沟。因此，要缩小数字鸿沟，就需要资本收益率收敛。不过，这种收敛不仅指资本收益率趋近某个值，而且指缩小资本收益率区间。 具体而言，资本收益率收敛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 然而，资本流动面临很多限制因素，资本收益率难以收敛，导致部门间资本收入差距扩大。第一，按照产品生命周期演化模式，数字产业化部门处于技术、品牌领先地位，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拥有低价倾销的市场势力，由此吓退潜在进入者。第二，在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初期，产业数字化部门拥有雄厚的政治游说资源，而政府出于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考量，也会出台行业保护政策，限制外部资本进入。第三，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关键领域和自然垄断行业，如能源、铁路、电信、盐业和公用事业等传统经济部门存在制度性垄断，非公有制经济难以进入。第四，信用制度发展不充分，落后地区的资本规模小而分散，难以形成规模，民间小额借贷普遍存在，这些资金达不到进入数字经济部门的最低投资门槛，只能进入低门槛的传统经济部门。第五，生产决策不完全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主导，城乡存在各类自给自足式的个体经济。 此时，劳动力自由流动本可以抑制行业间的资本收益率差异。如前所述，当Rp>Rf>Rs，且Kp>Kf>Ks时，工资是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的积极力量。具体而言，数字产业化部门劳动力短缺，工资较高，稀释较高的行业资本收益率； 数字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报酬是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但是，要素自由流动障碍和数字产业化部门垄断导致平均利润规律失灵及其部门资本收益率差异长期存在，进而造成资本收益率差异及其数字鸿沟。因此，促进数字化进程中的收入均等化，要从完善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和劳动市场分割出发。 产业数字化部门往往存在政策性垄断，数字产业化部门则会通过“前期巨额补贴+后期构筑壁垒”方式获取垄断利润。这类垄断实际上会推高物价、削弱市场竞争、抑制创新活力和扩大收入差距。此时，强化监管，对涉嫌垄断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十分必要。监管措施包括价格管制、行政处罚、征税、限制跨界经营、拆分垄断企业和产权干预等。但是，监管目的是抑制资本收益率差异引起的两极分化，而非让垄断者破产、退出市场或外逃。就此而言，采取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效果更好。第一，既可以抑制资本收益率差异引起的贫富分化，又能通过对传统经济部门的补贴和税收优惠，以及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缩小收入差距。第二，税收政策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避免了价格管制和行政处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不会干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三，合理的税率结构会激励企业加大投资和创新，而拆分垄断企业或产权干预会导致企业进行产业、资产和技术转移等。 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生活于社会生产关系之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个人融资能力不仅取决于自身生产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和行业发展水平。但是，现有的融资体系只考虑个人天赋或工作能力，尚未考虑行业和社会对个人能力的制约。鉴于此，融资体系应该兼顾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而不是剔除后者。对此，探索建立代际综合融资体系。第一，拓展担保人范围，从个人和家庭成员拓展至直系亲属、家族成员和第三方机构等，完善担保人制度。第二，抵押物从暂时性收入或资产拓宽至永久收入、历史还贷能力、人力资本、行业发展前景和国家战略需求等，健全抵押体系，形成正向激励机制，奖励守信者和创新者，惩治违约者和保守者。 在数字化初期，培养创新型劳动力滞后于行业需求，由此造成数字产业化部门、产业数字化部门和传统经济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可见，仅仅依赖“看不见的手”引导劳动力供求实现平衡将无比漫长，而在这一漫长的调整过程中，出现难以逆转的收入分化现象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结构自发演化机制之外，引入“有形之手”有助于加速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劳动力结构由稀缺转向富余。具体而言，按照“试点-推广”方式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对教育体制进行全方位评估、分析和调整。在此基础上，推动高校学科布局调整，重点支持经济落后地区高校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推动教育均衡发展，缓解地区、行业之间的人才错配问题，从教育体制上解决创新人才短缺和劳动市场分割问题。 数据产生于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行为，随着经济活动迅速增长，因而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数据“生产”不仅牵涉平台企业及其工人，而且主要涉及平台的使用者，包括消费者、平台入驻企业、市场监管者和漫无目的“浏览者”等。可见，数据是集体行动的产物，不只是平台企业生产的产物，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共享数据生产收益。鉴于此，探索构建以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价格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指标，建立政府和平台企业共享数据的共有产权制度，划分企业和政府的产权份额及其收益，无疑是健全数字经济下收入分配体系的重要机制创新。在这一制度中，企业获得两部分利益：数据产权收入和数据使用收入； [注 释] ① 资料来源：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technology-media-and-telecommunications/our-insights/internet-matters。 ② 数据来源：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104/P020210 424737615413306.pdf。 ③ 资料来源：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④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36页。 ⑥ 农林牧渔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部分地归咎于可变资本的计算方式。其中，可变资本=行业平均工资×就业人数，而该领域的平均工资普遍较低。 ⑦ 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几乎于零：结合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可以说年度经济增长率从古代到17世纪从未长时间超过0.1%～0.2%。虽然存在很多历史不确定性，但显然确定的是，资本收益率始终远远高于这一数字：长期观察得到的中间值是每年4%～5%……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就是，资本收益率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10～20倍”。即使“二者间的差距在20世纪显著下降，尤其是在1950—2012年，世界经济以每年3.5%～4%的速度增长。很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随着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口增长)的放缓，二者差距在21世纪会再次扩大”。参见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62～364页。 ⑧ 这与“鲍莫尔病”模型中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导致停滞部门工资提升一样。 ⑨ 资本收益率均等化是一种理想状态，其成立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假设之上，而现实中的资本收益率差异拒绝了这一假设。 ⑩ 由于种种原因，样本总是有限，观察不到投资失败或资本收益率极低的数据。
传统经济部门的资本收益率保持稳定或小幅提高，工资则随着传统经济部门的萎缩而下降。(三)数字鸿沟的本质和形成条件
②ROCs相对稳定；
③ROCp不断向外拓展。即使①成立，而②或③不成立，如ROCp稳定，ROCs不断向外拓展，以至于ROCs趋近于ROCp，就不会出现数字鸿沟。简言之，数字鸿沟归根结底是资本收益率的非均等化问题。(一)资本收益率差异化的内生基础
只能收敛于某个区间，而不像平均利润规律要求的那样收敛于某个值。在此意义上，资本收益率差异化不否定平均利润规律，而是平均利润规律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进一步作用的表现。(二)资本收益率均等化的条件及约束因素
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企业家手里；
最后，不同的部门都受企业家支配。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无所谓的；
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最大限度地化为简单劳动；
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
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过剩，工资较低，缓解较低的行业资本收益率。但是，现实中的劳动力流动壁垒比行业壁垒和资本分散更为严重。第一，劳动异质，知识、技术、性别、民族、年龄、语言、地域、户籍制度等都是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现实因素。第二，职业偏见普遍存在，人们对数字产业化部门的就业偏好显著强于农林牧渔业等传统经济部门。第三，劳动市场被无形地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事数字经济活动的知识型或熟练劳动力，他们数量较少，处于知识和技能的垄断地位，获得高工资；
另一部分是从事传统经济活动的非熟练劳动力，他们数量众多，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难以进入数字产业化部门，只能获得低工资。由此造成一种局面：工资差异会推动部门间的资本收益率收敛，但是不仅作用有限，而且加剧了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一)采取差异化的税率政策
(二)构建代际综合融资体系
(三)探索创新型人才培养制度
(四)建立数据共有产权制度
政府也获得两部分利益：数据销售收入和企业所得税，其中，数据销售收入可以作为数据生产相关者的转移支付，税收部分则用于提供一般性的公共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