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时间：2023-02-27 15:1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顾晓安，陆佳君，李文卿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正在积极探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式，但目前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亟须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从收入和支出两个维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财政支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提供公共服务、保护生态环境、调节收入分配、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区域发展不平衡。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为打赢GDP“锦标赛”，长期以来将财政支出优先用于建设性投入，因而使民生性财政投入受到了影响[1-2]。民生性财政支出是推动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基础性支出[3]，主要包括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①。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民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我国正逐步由建设性财政向民生性财政转变，具体表现为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支出结构逐步科学合理，支出效率明显提高，因此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
马斯格雷夫的财政职能理论指出财政具有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的3个职能，其中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职能的有效实现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明显[4]。通过财政支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全国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是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应有之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农村居民的两倍，可见虽然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但由于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底数小、增速慢，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仍是制约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瓶颈[5]。
虽然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局面并未改变，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亟须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由于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国内部分企业减薪裁员，甚至倒闭，这对居民收入产生了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且失去工资这一收入来源的居民大多本就收入较低，故城乡收入差距很可能会扩大。因此，在现阶段深入探究如何充分发挥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在“保增长”和“惠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可能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地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鲜有文献研究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第二，现有研究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文献主要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而本文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第三，本文对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进行结构分类，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两类支出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的差异。
(一)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相较于地方政府的建设性财政支出，民生性财政支出尤其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通过投资与补贴教育、医疗等民生相关产业，能够提高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改善居民的健康状况，增加人力资本，使居民和企业的收益得到提升[6-7]。居民收入提高后会增加消费与投资，且医疗、社保支出能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刺激居民进一步扩大消费与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8]。企业利润增加后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促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最终促进经济增长[9]。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运用于公共投资的部分对私人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中有部分支出用于民生项目投资，因此部分私人投资将会被政府投资吸引，进而加入民生项目投资，通过政府投资与私人投资的共同作用有利于民生类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10]。
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当经济形势较好时，大部分居民和企业都能取得满足生存需求的收入，政府部门可以减少补贴支出，增加与民生相关项目的投资。补贴类支出的减少会导致居民减少当期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加预防性储蓄需求。对企业的补贴减少后，企业可能会减少技术创新投入，但由于企业自身收益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总额不会有明显变化。当经济下行时，政府部门通过增加民生性支出的总规模并提高补贴类支出占比，刺激居民和企业消费与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民生性财政支出有利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并且能减少影响公共秩序的事件发生[11-12]，能为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本文参考财政部口径将地方财政支出分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简称“直接支出”)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简称“密切支出”)，直接支出多以转移支付为主，密切支出多以民生项目投资为主。直接支出对社会整体福利和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其中医疗和教育领域的支出在投入当期发挥的作用较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滞性。密切支出部分用于提高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水平，在投入当期就能发挥较大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促进经济增长，且存在结构异质性。
(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背景下，由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能改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又因为普遍增收而增加，故全社会消费总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受到正向激励作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即财富大多集中在城市高收入居民手中，使得中低收入的居民占比增加。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因收入减少，影响了消费需求，因此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越低，消费总量越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当城乡收入差距改善时，居民的消费需求增强，消费总量增加，企业的利润增加，投资需求随之上升；
当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加时，居民对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要求提高，企业为保持市场份额，会主动或被动进行创新投资和转型投资。此外，城乡收入差距改善，即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幅显著，高收入居民增幅较小，中低收入的居民收入增加后会促进投资需求增加，故城乡收入差距改善会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投资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作用机理
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不但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城乡收入差距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一方面，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增长。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对低收入者、失业者等群体直接进行现金补助，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解决较弱势群体家庭的生活困难问题[13]，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通常，城镇居民收入远高于农村居民且城镇地区高收入阶层人数远多于农村地区，因此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增加农村地区居民收入具有较大作用，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在农业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能提高农村地区生产环境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4]。
另一方面，通过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和服务，从而提高居民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且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就业选择面增大，促使收入来源增多[15]。城镇地区凭借优于农村地区的生产环境吸引了大量优质资源，但由于“城市偏向性”，农村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不足，使得原本人力资本质量低、技术水平落后的农村地区发展更为缓慢，最终引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6-17]，阻碍了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一)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1.模型构建
为了检验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如式(1)和式(2)所示的基准回归模型：
ln pgdpit=β0+β1ln gapit+β2Xit+μit+εit，
(1)
ln pgdpit=α0+α1msit/dmsit/imsit+α2Xit+μit+εit。
(2)
式(1)和式(2)中，pgdp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经济增长水平；
ms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dmsit、imsit表示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
gapit表示i地区第t年的城乡收入差距；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t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β0、α0、β1、α1、β2、α2为待估参数。
根据本文的机理分析可知，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存在直接路径，还会通过城乡收入差距这一间接传导路径作用于经济增长。为进一步分析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18]的研究方法：第一步，计算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若式(2)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则进行第二步检验，否则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第二步，依次检验式(3)和式(4)中的回归系数γ1和ρ2，若两者都显著，表明中介效应检验通过，则进行第三步；
若有一个不显著则跳转至第四步。第三步，若γ1和ρ2同号，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ρ1不显著，则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第四步，进行bootstrap检验，若检验通过，则说明存在中介效应；
若不通过，则说明中介效应不存在。中介效应模型具体设置如式(3)和式(4)所示，式中变量定义与式(1)、式(2)相同。
gapit=γ0+γ1msit/dmsit/imsit+γ2Xit+μit+εit，
(3)
ln pgdpit=ρ0+ρ1msit/dmsit/imsit+ρ2gapit+
γ3Xit+μit+εit。
(4)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ln pgdp)。为了更加真实地对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计算实际人均GDP[20]并取自然对数。
(2)核心解释变量：地方民生性支出(ms)。本文从规模和结构两个维度来衡量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一是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ms)，本文使用各省(区、市)的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
二是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dms、ims)，本文按财政部口径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dms)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ims)，通过分别计算这两项支出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
(3)中介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借鉴卜亚和余星辉[19]的研究，选用泰尔指数衡量城乡收入差距，该指标同时考虑了收入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计算方法如下：
(5)
式(5)中，i表示省(区、市)，j=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t表示年份，P表示城镇或农村地区的总人口数，R表示城镇或农村的居民总收入。
(4)控制变量：为了保证研究的可信度，参考已有文献共选取5个控制变量：金融发展水平(fin)，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21]；
外商直接投资(fdi)，采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22]；
城镇化率(ur)，采用城镇户籍人口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来衡量[23]；
技术创新(pat)，采用专利授权数的自然对数衡量[24]；
人力资本(edu)，采用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25]。
(二)数据来源
本文立足省级层面研究民生性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受数据可得性约束，为保持数据的延续性与统一性，本文选取了我国30个省(区、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作为实证检验的样本数据(不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和西藏地区的数据)。由于2010年开始国家统计局单独统计地方住房保障支出，所以本文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中不包含地方住房保障支出。文中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少量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合理性，避免伪回归问题，首先对各解释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所选变量均是平稳序列；
其次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各解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检验结果显示VIF均值为3.67且最大值小于4.5，故所选用数据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最后，使用Hausman检验选择回归模型类型，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见表2)，表2的回归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
表2中模型1是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即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增加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应将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领域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解决民生短板问题的确应该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地方财政支出的重心由经济建设支出转向民生性支出并不会因为减少投资性支出而抑制经济增长，相反，整体民生水平的提高既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又能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表2中模型2和模型3显示了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和密切相关的支出项均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为主，因此大多以教育补贴、医疗补贴、养老金等转移支付的方式支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能在支出当期减少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激励居民消费和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此类支出对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能显著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但这类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滞性，所以在支出当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二是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以民生项目建设性投资为主，如科学技术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商业服务支出等，此类支出具有投资属性，能在投入当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并由于投资的乘数效应进一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表2模型4显示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即意味着我国的贫富差距可能进一步加剧，当收入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时，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普遍而言，城镇居民收入要高于农村居民，低收入者多集中于农村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后，农村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支出受到收入减少的限制，势必会减少投入，这会导致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减少，进而使社会总需求减少，促使经济增长受到不利影响。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转由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故教育和医疗支出减少会导致农村地区人力资本质量降低，使得农村居民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收入来源减少，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表2 民生性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表2控制变量的系数正负号在各模型中一致且数值相近，以模型1为例进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系数显著为负，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较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慢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金融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能有效满足我国经济主体的实际需求，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尚不能起到促进作用。我国吸引到的外商直接投资多用于投入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转型为由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在现阶段并不能推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人力资本增加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促进技术进步；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故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发挥积极效应。
(二)中介效应检验
由上述分析可知，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两类民生性支出项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以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从实证角度对作用机理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2中的模型1～模型 3和表3所示，实证检验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3。
表2模型1显示了本文选用的中介效应检验法的第一步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总效应存在。表3模型1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表3模型2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表2模型1和表3模型1～模型2的结果表明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7.66%，即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表2模型2与表3模型3～模型4显示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12.41%。表2模型3与表3模型5～模型6显示了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影响经济增长的检验结果，得出结论为城乡收入差距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10.41%。
以上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从中介效应占比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在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最强，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的用途多为对居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的转移支付类支出，如教育补贴、医疗补贴、养老金等，这类支出能在支出当期对居民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且随着近年来对农村地区民生短板的关注，地方政府对农村地区民生性财政投入增多，扶贫力度增强，故农村地区居民增收现象明显，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表3 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三)异质性分析
1.政策环境异质性
受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我国农村发展战略进入新时期。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较大影响，因此本文借鉴黄少安[26]的研究，将样本区间分为2007—2012年和2013—2019年两个时间段，以研究不同政策环境下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较小，故重点探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2007—2012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碍作用要远大于2013—2019年，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2007—2012年我国更注重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城乡一体化发展关注较少，城市发展快于农村，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速也快于农村，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普遍扩大，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越来越重视，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更注重分好“蛋糕”，因此，2013—2019年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也越来越小。
表4 政策环境异质性回归结果
2.区域异质性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远低于东部地区，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到不同的区域可能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将30个省(区、市)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4个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回归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小，东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可能的原因为：一方面，虽然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这也导致了东部地区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要比中西部地区严重，因而东部地区的系数绝对值要大于中西部地区；
另一方面，我国东北地区尚未成功转型，样本期内东北地区仍以传统重工业和农业为主，人才外流严重，人口老龄化严重，因此东北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要远远大于同期的东、中、西部地区，故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也更大。
表5 城乡收入差距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6 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分区域回归结果
表6的回归结果体现了4个区域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用于民生财政的支出规模最大，故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处于经济下行阶段，但东北地区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出现了不降反升的迹象，东北地区通过民生性财政投入提高了居民生活的便利度和幸福感，减少了人才外流，并吸引了部分人才流入。虽然东北地区民生性财政支出的总规模低于东部地区，但就人均规模而言却高于东部地区。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上述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7和表8)。
表7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一，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用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利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中所示，检验结果排除了内生性问题对检验结果的影响，也表明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促进经济增长，且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经济增长。
第二，替换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方式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替换本文选用的泰尔指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因为替换中介变量的衡量方式对第一步总效应的检验结果没有影响，故表8模型1～模型6仅展示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结果，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以上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均与本文估计结果一致，故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和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城乡收入差距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以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1)从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来看，经济增长受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影响，扩大支出规模能促进经济增长；
(2)从支出结构来看，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
(3)从城乡收入差距发挥的中介作用来看，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的中介作用大于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但中介效应占比都不高；
(4)从本文选用的控制变量来看，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而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水平与我国经济增长负相关；
(5)从政策环境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2007—2012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碍作用要远大于2013—2019年；
(6)从区域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来看，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呈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东北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但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仍应继续保持或提高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充分发挥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和补齐民生短板方面的积极作用，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一方面，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增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地方民生性财政支出能减少居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且公共娱乐设施的建设能增加居民生活的丰富性，使得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提升。东部地区已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更应该将财政支出的重心放于“惠民生”方面，而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尚有欠缺，故应该兼顾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水平的提高。东北地区亟须通过加大民生性财政投入，减少人才外流和吸引人才回流，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
第二，地方政府在增加民生性财政支出规模的同时，必须保持支出结构的科学合理。尽管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对经济增长都存在促进作用，但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在“惠民生”方面的促进作用更大，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在“保增长”方面的促进作用更大，故地方政府应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将相对有限的支出使用在效益最大的地方。东部地区与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较为完善，因此应增加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项规模，以此来提高居民生活的幸福感。西部地区应更注重与民生相关的产业发展和项目投资，如通过完善交通运输网络来提高居民交通的便利性，因此西部地区应加大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项规模。
表8 城乡收入差距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三，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民生性财政投入，提高城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改善城乡发展的非均衡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为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地方政府应通过民生性财政支出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和改善医疗水平，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质量。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与城镇相比明显落后，故地方政府须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可以通过提高乡村教师的收入来吸引高水平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并且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真正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和“学杂费减免”的意义。我国的城乡社保体系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地区，且农村地区医疗水平低，农民缺乏医疗常识，因此地方政府应在农村地区加大医疗方面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组织低价或免费体检，帮助农村居民及时发现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聘请各科室专家前往农村地区，为农村居民提供疑难杂症的诊治，以此来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此外，政府部门应在农村地区加大开展技能培训的力度，通过提高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加大他们的就业选择面，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民生性财政投入，通过各项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在短期内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同时加大民生性项目建设来为长期“惠民生”服务。
第四，地方政府应主动与各大企事业单位合作，提高农村居民就业率，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人财物的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农村地区发展。首先，地方政府需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尤其需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针对机械化率较低的地区加大农业机械设备的引入，机械化较高的地区加大农业机械设备的升级改造。其次，地方政府因协助农民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效率，帮助种植户有效利用电商平台来开拓市场，对具有人文特色的乡村，鼓励其发展成为集旅游休闲一体化的现代乡村。最后，地方政府应积极鼓励企业招聘农村地区居民，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将厂区设立在远郊或农村地区以促使农村居民就业。
注 释：
①根据财政部口径，民生性财政支出分为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和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其中，与民生直接相关的支出包括教育支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住房保障支出5类科目；
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包括科学技术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交通运输支出、商业服务业等支出、国土海洋气象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8类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