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结构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高雪姮 郭丛斌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放缓了人口增长速度，也带来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衡等问题。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单独二孩政策，规定夫妻双方至少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政策实施后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即在以往“二孩”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所有夫妇无论城乡、区域与民族都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从政策实施后全国新增出生人口的统计数据来看，“单独二孩”政策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1]；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有明显的短期效应，农村“二孩”生育率由2015年的0.82上升到 2017年的1.17，城镇“二孩”生育率由2015年的0.47上升到2017年的0.88。[2]这两项政策的实施使我国人口在短期内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增加。2021年，中国生育政策又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全面二孩”政策转变为“三孩”政策，这为追求和实现适度生育率、调整人口数量和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提供了空间。[3]

子女数量增多，父母会增加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入，使家庭文化教育支出上升，家庭中原有的资源分配方式也势必会发生改变。依据布雷克(Blake J)的资源稀释理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兄弟姐妹数量增加意味着平分到每个孩子身上的资源量变少。[4]尽管该理论得到国外实证研究的验证[5]，然而中国的实证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有研究表明，我国家庭中子女数量对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支出有负向的影响[6]，但也有研究认为，子女数量与家庭教育支出之间的关系不显著，[7]甚至呈现正向关系。[8]与此同时，生育二胎的家庭也往往存在一定特点，因此简单将多子女家庭与独生子女家庭作比较，会由于样本选择偏差而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想要分析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只有将生育二胎的家庭与拥有强烈的生育意愿但是受到政策限制不能生育二胎的家庭的教育支出进行对比，才能对子女数量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做出准确的估计。

除了子女数量，生育间隔也可能会影响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投入。陈寅欢通过对我国某省农村27个出生于1965—1975年的父母进行访谈，发现当家庭的生育间隔拉长后，“一孩”和“二孩”之间争夺资源的现象会减弱。[9]还有研究表明，如果父母较为重视教育，就可能为了提高子女质量而有意拉开生育间隔，因此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投入也可能更高。[10]这为我们提供了新思路：生育间隔缓解了资源稀释效应。然而，也有研究表明，高社会经济背景的父母更倾向于减少生育间隔，以避免在职业生涯中有太多的中断，但是子女获得的教育投入也较高。[11]当前对以上两种解释并没有定论，因此生育间隔是否会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也有待探索。

中国在教育的公共支出上存在总量不足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家庭教育支出弥补了公共教育支出，中国教育取得的成就与家庭承担的高教育成本有关。[12]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家庭财政调查的数据，我国中小学每生每年的家庭教育支出超过1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 16%。[13]近年来甚至呈现子女越低龄，教育支出越多的发展态势。2010—2016年间，我国3～5岁幼儿的家庭平均每年花费3200.99元于幼儿园教育。[14]因此，从微观上深入分析子女结构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细致刻画我国家庭教育投资状况，不仅有助于了解当前居民的教育需求和教育负担现状，而且能夯实鼓励生育政策的家庭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核心理论

安娜斯塔西(Anastasi A)最早在1956的研究中提出，每个孩子从家庭得到的教育资源投入，将会因孩子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家庭规模越大，每个孩子能得到有利于他们智力发展的经济或非经济资源就越少。[15]此后布雷克(Blake J)在大量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稀释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兄弟姐妹之间存在竞争，子女数量与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数量之间呈负向关系。[16]唐尼(Downey D B)进一步提出父母的资源是有限的，新增同胞会减少原有孩子得到的资源，尤其是不可共享的资源，如教育储蓄。由于家庭对孩子教育资源的投入被认为是影响孩子教育发展的直接原因，因此兄弟姐妹的增多通过降低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最终降低孩子的教育成就。[17]有研究将生育间隔纳入资源稀释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发现出生间隔较大意味着第一个孩子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独自使用家庭资源，因此大生育间隔对年长的孩子有利。[18]与资源稀释理论相对立的规模效应理论，该理论认为生育间隔越短，多抚养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会降低，因此对两个孩子都有好处。[19]然而，规模效应理论中的家庭资源通常指可共享资源，如书籍、玩具等。当研究对象是不可共享资源时，资源稀释理论的解释力度更强。

除了资源稀释理论，数量与质量(Q-Q)替代理论也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该理论由贝克尔(Becker G S)提出，他认为家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不会无限制增加对孩子的需求，在家庭收入一定时，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孩子的数量可能会随着收入提高而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很少，甚至会为负。[20]贝克尔的理论也被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国外有研究运用中国的数据研究孩子质量与数量的替代关系，证实了这一关系确实存在，并且在农村地区更加明显。[21]然而，Q-Q替代理论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谷宏伟和杨秋平对中国的数据进行测算发现，两个孩子的家庭与一个孩子的家庭相比，每年在每名子女上的教育花费要多7097元。[22]这同“数量—质量替代”模型的预测结果不一致，对贝克尔的Q-Q替代理论提出了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家庭教育投入(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的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家庭教育投入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形式，即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费用不只是满足暂时的需要，而是子女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技能和健康等人力资本，[23]从而在远期提高家庭的未来收益，因此家庭教育投入不仅包含教育支出、物质投入等货币性资源，而且包括教育观念、抚养时间与精力等非货币性资源。本文采用狭义的界定，使用家庭教育支出(Family Educational Expenditure)，即购买教育的全部支出的货币表现，代表家庭对子女教育资源投入情况。

(二)实证综述

1.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

国内外学界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因素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提拉克(Tilak J BG)把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大类，客观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如性别)、家庭特征(如家庭收入)、地区特征(如地区经济状况)以及学校特征和政府教育支出等，主观因素包括家庭教育观念等。[24]本文对过往研究中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因素进行梳理，总结出以下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若干主要因素。

(1)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水平可以正向影响对家庭教育支出。[25]从投资结构看，我国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规模普遍较低，其教育支出负担率高于高收入阶层。[26]高收入家庭是投资校外教育资源的主力军，其子女教育支出受收入波动影响较小，这是由于富裕家庭倾向利用储蓄来减缓冲击，而贫困家庭则倾向于依赖公共转移支付来减缓冲击。[27]

(2)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拥有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等。大多数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教育支出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是受过高中或大学教育的母亲，其家庭的教育支出比母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的教育支出高60%。[28]刘保中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收入水平衡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现家庭的社会地位对家庭教育投入存在正向的积极作用。[29]然而，也有研究认为父母拥有更高的政治权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子女的择校费用，[30]丁小浩和翁秋怡认为，这是由于教育制度不完善，存在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力寻租，因而，拥有较高职业权力的家庭有机会通过较少的教育投资得到物美价廉的教育机会。[31]

(3)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如果子女属于不同教育层次，那么其教育支出存在差异，教育层次越高，教育支出就越大，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以及教育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率也越大。[32]尤其在高中阶段，由于学习竞争激烈，父母往往投入重金助力子女升学，因此高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较高，也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3]

(4)家庭城乡属性和所在地区。涂瑞珍与林荣日的一份研究采用单个城市的数据考察了城乡家庭教育支出差异，结果表明中心城区家庭教育支出分别是城镇和农村的1.56倍和1.95倍。[34]有研究显示，由于增长率的巨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35]

(5)性别。贫穷家庭对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要远远大于富裕家庭，然而这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会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善。[36]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研究发现城市地区男孩和女孩平等地享有家庭的教育资源，甚至女孩略高于男孩，而在农村，这一情况刚好相反。[37]

2.家庭子女结构与家庭教育支出

家庭子女结构包含子女数量、生育间隔、出生次序、子女性别等因素，其中的子女数量和生育间隔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国外有很多学者论述了子女数量与子女教育资源之间的负向关系。[38]裘克梅恩(Choukhmane T)等对比了独生子女家庭和双胞胎家庭，发现尽管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人均教育支出比双胞胎家庭孩子的人均教育支出高2.6%，但双胞胎家庭的总教育支出要比独生子女家庭的高6%。[39]然而，国内的学者发现，子女数量增加并不一定导致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支出减少。李旻对河北省的农村家庭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子女个数及子女性别对家庭教育投资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其调查的家庭中，子女间的年龄差距一般在5岁左右。[40]楚红丽发现，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对农村家庭来说，子女数变量对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城市家庭来说，由于子女数量增加导致的教育支出变化则不明显。[41]

生育间隔也对家庭教育支出有着重要影响，子女数量和出生次序的相关文献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未能考虑兄弟姐妹之间年龄间隔的影响。[42]基得维尔(Kidwell J S)指出，如果多子女家庭中的长子(女)和弟妹之前的生育间隔较大(大于5年)，那么其成长经历更类似于独生子女，但是现有模型往往将其与生育间隔较小的家庭中的孩子归为一类，这会导致模型估计结果的不准确。[43]国内学者在研究家庭教育支出时，很少将生育间隔纳入实证模型，李旻调查的家庭中生育间隔大多数在5岁左右，属于大生育间隔(Spaced Apart)，这可能是导致其结论与资源稀释理论相左的原因。

3. 现有研究局限及本文创新点

家庭的子女结构受到生育行为的影响，而生育行为是家庭经济特征、人口结构、父母特征等多因素共同决定的。生育多子女的家庭往往存在固有特征，因而难以将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剥离分析。梳理已有文献发现，以往国内讨论生育问题面临的一大困难，是由于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难以解决。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开启了将更多的生育决策交由家庭的历程。自此，我国人口生育政策逐步趋向宽松。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表明人口生育政策依据我国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变化不断调整的发展方向。在生育政策逐步过渡的进程中，原本在生育选择上受限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生育选择权，这为研究家庭子女结构的相关议题提供了外生冲击，因此本研究将利用追踪数据的可回溯性，借助政策约束的时间差，对同一时期拥有强烈生育意愿的家庭进行分类，匹配合理对照组，检验资源稀释理论。

与此同时，当前关于家庭子女结构与子女教育支出水平的研究，则多集中于子女数量的讨论，没有将生育间隔对资源稀释效应的剥离出来。基得维尔认为，生育间隔是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44]这一点在国内的研究中更是如此。将生育间隔这一特征纳入相关讨论模型，再对家庭教育支出做深入研究，可以增强原有的资源稀释理论对中国现象的解释力度，也有利于该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单独二孩”政策于2014在全国各省份依次推进，至当年6月在全国全面执行，而“全面二孩”政策是从2016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因此不能通过常用的区域划分，分离出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和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但是，两次政策的目标家庭类型不同，“单独二孩”政策允许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二孩(以前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才能生育“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作用于全部家庭，但是前有“单独二孩”政策，因此“全面二孩”政策更多作用于夫妇双方均不是独生子女的非独家庭。本研究参考已有研究，根据政策直接指向的家庭特征，将“单独二孩”政策的目标家庭定义为“单独家庭”，“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家庭定义为“非独家庭”。[45]尽管二孩政策调整可能带动整体生育意愿的提高，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可能对非目标家庭也起到激励作用，但这种影响不具有直接性，也难以量化。因此，本文只考虑该政策对目标家庭的直接影响。

由于孕育孩子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考虑到从政策颁布到孩子出生，中间存在将近1年的时间差，因此进行如下设定：(1)将“单独二孩”的政策冲击年份设定为2014年，将全样本设定为所有2013年子女数量为1、2015年子女数量为2的家庭，将其划分为实验组。(2)将“全面二孩”的政策冲击年份设定为2016年，将全样本设定为所有2015年子女数量为1、2017年子女数量为2的家庭，将其划分为对照组。对照组和实验组对政策反应都较为灵敏，在政策实施的第二年就发生了生育行为，因此可以认为对照组和实验组都有强烈的生育意愿，将两者作比较合理且有价值。本研究的子女结构将包括子女数量和生育间隔两方面内容，利用追踪家户ID的可回溯性，可以得到对照组在2015年的家庭教育支出情况，将其与2015年的实验组进行对比，即可剥离出子女结构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

此外，研究实验组家庭进行了进一步处理，对于现有政策目标家庭：(1)去除位于少数民族聚集地的家庭；
(2)去除属于“在政策实施前一个家庭即可生育两个孩子”地区(村/社区)的家庭；
(3)去除属于“一孩为女孩，可生育第二个孩子”地区(村/社区)的家庭；
(4)政策前孩子数量不为1，政策后孩子数量大于2的样本；
(5)去除妇女年龄超过55岁的家庭；
(6)去除双胞胎家庭。通过上述处理，可以保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家庭的生育行为在“二孩”政策实施前受到管控。

本文认为，“二孩”政策的实施本质是放开原本生育受管控的家庭。以“单独二孩”政策为例，政策实施后，单独家庭获得了“二孩”生育的自由选择权，对于“双独家庭”而言，其本就已获得这项权利。对于非独家庭而言，其“二孩”生育权利依旧受到管控，因此单独家庭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直接作用群体。结合政策要求，本研究将以二胎家庭作为多子女家庭中的代表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子女结构的家庭的教育支出差异，以家庭为分析单元，分析子女数量和生育间隔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本研究将对经典的资源稀释理论进行验证，对比未生育二胎家庭和生育二胎家庭中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和平均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支出(尽管家庭教育支出不一定会在两个孩子之间平均分配，但是为了简化分析，本文使用平均教育支出这一概念来表示资源稀释效应的多少，下文简称“平均教育支出”)。由此提出假设1：子女数量可以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子女数量增加会使家庭教育支出的总量上升，同时存在资源稀释效应，即二胎家庭中平均教育支出小于独生子女家庭中平均教育支出。

既有研究表明，在二胎家庭中，生育间隔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因素，平均教育支出可能会受到生育间隔的影响。这是因为随着第二个孩子的诞生，家庭育儿消费支出增多，在收入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父母可能会“勒紧裤腰带”，尽量减少其他类型的消费，从而对第一个孩子的教育支出产生挤占效应。[46]如果生育间隔拉大，意味着父母推迟生育二胎的时间，这可能包含了父母不愿意降低第一个孩子的培养质量的考虑，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收入增加，也可以减少资源稀释带来的影响。据此提出假设2：在二胎家庭中，生育间隔可以影响平均家庭教育支出，生育间隔大的家庭中，孩子获得的教育支出更多。

(一)变量说明

本研究将使用西南财经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了尽可能分离出干净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本研究选取了CHFS数据库中2013年、2015年和2017年3期的相关数据。2013年的调查样本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5年和2017年的调查分别对上一轮调查进行了追踪，并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样本量。

本研究选取的因变量家庭教育支出来自问卷中“您家在教育培训上一共支出了多少钱”这一题项，该题项中的教育培训包括上学、上兴趣班、留学等。核心自变量为家庭生育结构，包括在2015年是否生育二胎和生育间隔，其中生育间隔的定义为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差。控制变量选取了以下变量：(1)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水平，即样本期内的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家庭的收入状况；
(2)家庭总资产，由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组成，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社保账户余额、股票基金等，非金融资产包括各种经营资产、土地资产、房产、车辆等；
(3)母亲年龄，家庭调查时母亲的实际年龄；
(4)父母受教育水平，考虑到通常情况下父亲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而母亲在子女教养过程中拥有更多参与度和话语权，本研究将同时保留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程度；
(5)雇主属性，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家庭，父亲或者母亲中的一方在体制内即为“体制内”家庭；
(6)一孩性别；
(7)一孩所处教育阶段；
(8)家庭城乡属性，分为非农户口和农业户口家庭；
(9)家庭区域属性，设置处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分类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

根据前文中的设定，最终“单独二孩”政策样本共筛选出271个观测值，“全面二孩”政策样本共筛选出492个观测值。通过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样本总体在家庭教育开支、家庭人口特征和家庭所在地等维度上的分布情况。尽管受到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干预的家庭的总资产和年收入，都少于受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干预的家庭，但是前者的家庭教育经费平均为每年4030.65元，多于后者的3622元。这一方面是因为2015年在生育二胎时，受到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干预的家庭中的“一胎”子女已经开始上小学，开支相对增加。另一方面，受到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干预的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父母至少有一方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占比也更高，并且有更多的家庭来源于城镇和东、中部地区。

如前文所述，本研究的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在2014年的“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的“全面二孩”政策颁布后的第二年生育二胎。因此，本研究对2015年和2017年二胎家庭教育支出和生育间隔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在2015年这一时间节点，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比未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家庭多大约400元；
在2017年这一时间节点，对照组和实验组的家庭均已生育二胎，而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家庭的教育支出多于受“单独二孩”政策影响的家庭。另外，两组家庭的生育间隔较为类似，均为7年左右。

(一)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1.子女数量对家庭中教育支出总量与平均教育支出的影响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使用OLS模型估计子女数量对家庭的教育支出的影响。本文设置虚拟变量λi为组间虚拟变量，用来表示家庭是否受到政策影响从而生育，对于在2014年受到“单独二孩”政策影响从而生育二胎的实验组样本取1，对于在2016年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并回溯至2015年的对照组样本取0。建立如下模型来分析影响教育支出的因素:

Yi+α+β1·λi+β2·Xi+εi

公式左边Yi为被解释变量，即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和平均家庭教育支出。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为平摊给每个孩子的教育支出，由于实验组家庭中的子女数量为2，因此实验组家庭中平均子女教育支出为家庭教育支出总量的二分之一。除政策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家庭的生育行为，因此本文选取了一组控制变量Xi，分别包括了家庭经济特征(家庭平均年收入、家庭总资产)、家庭个体特征(母亲年龄、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工作性质)、孩子特征(一孩性别、一孩所处教育阶段)及区域特征(东中西区域、城镇/农村家庭)。ε为残差值。

研究表明，家庭子女数量增加使家庭教育支出的总量增加，相比于对照组，生育二胎的家庭教育支出增加839元。但是，家庭的平均教育支出下降，意味着每个孩子可以获得的教育投入减少了1297元，存在资源稀释效应。其可能的原因在于，生育二胎使家庭育儿消费支出增多，从而减少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以及近年来早教、学前教育市场的蓬勃发展为家长提供了数量繁多的产品，对一孩的教育支出产生了挤压。在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经济因素中，家庭总资产数量的多少比家庭收入水平有更加显著的影响，家庭总资产增加1%，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加近500元。这是因为由于孩子将来的生活、教育等各方面的经济投入会大幅增加，因此家庭资产较少的家庭会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加储蓄[47]，从而抑制了家庭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均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正向影响，文化程度高的教育代际传递有助于提升教育投资效率，激励家庭有更高的教育投入水平，这一点对家庭教育支出的总量和均值都是如此。在所有影响因素中，子女所处的教育阶段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最大，当子女进入更高一层级的教育阶段后，家庭教育支出的总量和平均家庭教育支出分别增加1475元和1144元。

2.不同收入家庭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家庭年收入的高低，将样本中家庭三等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家庭。结果显示，低收入家庭中，子女数量增加对家庭教育支出影响不显著，其余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教育支出随子女受教育阶段的变动最为明显。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随着子女进入下一个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和平均家庭教育支出分别增加2058元和1385元。与之相对应的是，随着子女数量增加，高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增加的数量最大，是中低收入家庭的三到四倍，但是仍然存在资源稀释效应，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家庭中原有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较高，因此即便教育支出的总量增加，平均到单个孩子的教育支出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减少。中等收入家庭中平均教育支出对子女数量最为敏感，生育二胎使每个孩子获得的教育支出都减少了1761元。可见，中等收入阶层最为重视教育，因此收入增加带来的教育支出增加数量最大，但与此同时资源稀释效应也最为明显。由此可以推断，中等收入家庭中的教育消费水平主要是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

(二)生育间隔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两组样本在生育间隔这一变量上的数据分布较为类似，因此本研究将对照组和实验组合并，讨论生育间隔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两组在2017年的子女数量相同，因此平均家庭教育支出为家庭教育支出总量的二分之一。研究将使用OLS模型，因变量为平均家庭教育支出，自变量生育间隔为连续变量，控制变量不变。模型的具体设置方式与前文中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由回归结果可知，生育间隔拉大的确可以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的总量，生育间隔每增加一年，家庭教育支出总量增加164元。这可能是由于生育间隔大的家庭父母较为重视子女质量，有重视子女教育的理念，因此主观拉开两个孩子的生育间隔。另外一种解释是当生育间隔较大时，家庭资源较为充沛，资源稀释效应减弱，因此可以同时为两个孩子提供更充沛的教育投入，而当生育间隔较小时，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较重，因此平均给每个孩子教育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考虑到生育间隔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研究将生育间隔的二次项纳入回归模型。结果表明，生育间隔与家庭教育支出存在“U”型关系，拐点为6年左右。即当生育间隔小于6年时，家庭教育支出随着生育间隔的增大而减小，在拐点右侧，家庭教育支出随着生育间隔的增加而增加。以往国外的文献中往往将4年作为大生育间隔与小生育间隔的分界点，考虑到样本中的子女数量均为2个，因此资源稀释的边际效应更明显，可以认为6年这一拐点是合理的。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3期数据，本研究验证了资源稀释理论，实证分析了家庭子女数量和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将生育间隔纳入研究，确定了生育间隔是影响资源稀释效应的重要因素。本研究试图通过量化分析方法研究家庭子女结构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并对当前中国家庭是否存在最优生育方案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二胎”家庭中的教育支出总量多于独生子女家庭，但是其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少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由此可以推断家庭中的子女数量增多，每个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变少。在二胎家庭中，子女之间的生育间隔越大，单个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会增多。这个结果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不足。首先，使用平均家庭教育支出来衡量资源稀释效应可能存在不准确的问题，因为家庭中对于两个孩子的教育资源分配未必是完全相同的。其次，在现实中，家庭生育行为会受到多方面影响。如，一些家庭虽然选择生育二胎，但是由于生育能力或者经济实力限制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导致无法短期内实现生育，因此“二孩”政策的效果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最后，受到研究设计的限制，样本数量较少，这也可能会影响结论的说服力。在当下，受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是广受关注的社会性问题，关注在“二胎”家庭中资源稀释程度的性别差异，有利于从微观层面刻画我国家庭的生育和教育决策行为，进而为推动教育机会的性别平等提供现实建议。在此基础上，还可以讨论长子(女)在工作后对原生家庭的“反哺”现象，这些都是本研究在未来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生育间隔作为一种政策手段已退出历史舞台， 但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恰当的生育间隔对母婴健康的益处， 应当倡导间隔生育 (Birth Spacing) 和适当的生育间隔。[48]本文佐证了这一观点。政府应当从微观上深入分析生育间隔如何影响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的相关问题，并通过了解当前公民的教育需求、教育负担和教育公平现状，建立一个既公平又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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