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特征、演进和设计规则,*

叶成城

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CHA）在社会科学中拥有悠久的历史，无论是马克思、托克维尔，还是韦伯等学术巨匠都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比较历史分析依靠丰富的史料和精巧的案例比较研究，架起了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桥梁，诸如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历史政治学等交叉学科都需要借助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也是质性方法中相对较为成熟和成体系的研究方法。过去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文章主要集中于介绍脉络或者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析，本文则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总结具体的步骤，从而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一研究方法。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四个主要特征。第二部分从思想渊源出发，介绍了三代比较历史分析的实证分析和方法论的发展与演进。第三部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设计的基本步骤。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顾名思义，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是一门讨论如何对历史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历史”和“比较”意味着还存在时空两个方面的约束：一个是在时间上，研究的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而非当前正在进行的事件；
另一个是在空间上，需要存在基于空间维度的比较。而纯粹基于时间维度的比较分析，例如把德国巴登州地区的纳粹时代同战后时代进行比较，通常不被看作比较历史分析；
而将其同相邻阿尔萨斯进行比较，则可以看成是社会的比较。1[德]哈特穆特·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赵进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6～7 页。比较历史研究的重镇美国西北大学政治系的官网上对它的定义是，关注因果分析，强调以时间为导向的分析，并使用系统的、基于案例的比较研究。2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einberg College of Arts & Science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ttps://polisci.northwestern.edu/research/subfield-specialties/comparative-historical-studies.html. 最后浏览日期：2022 年4 月20 日。由于历史传统和自身研究的特性，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标志性特点。

第一，比较历史分析主要采取宏观以及部分中观的视角，其研究对象也是以国家、社会或次国家行为体为主。因而，一些学者将其等同于宏观历史比较，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观点来自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和凯瑟琳·西伦（Kathleen Thelen），他们定义了比较历史分析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在宏观问题导向下试图解释大规模的政治经济结果（国家建设、民主转型、不平等的社会模式、战争与和平等等），关注基于案例的研究，重视以时间为导向的分析和政治过程。3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5.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同样强调在特定的情景下，关注那些宏大的社会问题，对塑造时代的大结构和大进程进行具体的历史比较分析，即所谓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4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pp.10-15.比较历史分析范例的作品都是从结构角度出发，探索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过程，国家、社会运动、阶级、经济、宗教和其他宏观社会学概念一直是比较历史分析的重点。5Matthew Lange, Comparative-Historical Methods, London: Sage, 2013, p.5.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民族国家，但也包括政治运动、次国家行为体、帝国，在少数情况下，甚至包括整个文明和世界体系，许多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都指出了系统性特征，在这些特征中，结构变量、大规模过程或组织特征通过塑造个体行为体的利益发挥了关键的因果作用。1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5-7.比较历史研究作品关注的主题非常广泛，但都致力于为大规模和实质性的重要结果提供历史性解释，早期先驱者们使用这一方法，提出了关于现代世界的基本轮廓和演变的问题，就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划时代转型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2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7.

第二，比较历史分析的目标是通过比较历史案例来进行因果解释，具体而言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尝试提供一种普遍性解释，可以理解为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所说的“作为理论平行展示的比较历史”，即将理论用于一系列相关历史轨迹时，仍然可以反复展示其有效性，但历史学家往往较为排斥这种普遍性解释。第二种类型是基于历史情境给出特殊性解释，斯考切波称之为“作为情境对比的比较历史”，它通过比较历史来讨论每个案例的独特之处，分析这些独特之处如何影响社会进程。3Theda Skocpol and Margaret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2, no.2, 1980, pp.174-197.第三种类型是通过历史比较来研究特定案例，即在研究案例A 时，研究者也可以通过与它相似的案例B 进行比较来检验理论（尽管研究者只关心对案例A 的解释）。例如有观点认为市民对贵族价值观的接纳导致了20 世纪初德国出现自由主义危机，但发现类似情况也出现英国，却没有发生自由主义危机，就可以证伪上述观点。4[德]哈特穆特·凯博：《历史比较研究导论》，赵进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9～30 页。第四种类型则是介于追求普遍性理论和个案解释之间，通过选取特定的背景与情境，比较案例之间的同异之处，对宏观的结构和过程进行因果解释，获得一个带有约束条件的宏观结论。这类演进往往通过较为严格的研究设计，采取求同法和求异法中的一种或两种的组合进行比较历史分析，解释不同社会的演进方式、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并且随着科学方法的发展，开始成为比较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趋势。

第三，在方法论层面，比较历史研究主要采取少案例比较或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由于研究方法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样本量的约束，而比较历史分析基于宏观视野，以国家或次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对象，尤其是在早期现代世界的分析中，样本数量往往只有数个或数十个，因而经常无法使用回归分析等以大样本为基础的定量方法。以中小样本为基础的研究主要依靠布尔逻辑来进行因果推断，布尔逻辑在方法上根据样本量的差异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5叶成城：《社会科学中的因果解释：逻辑、样本与方法的权衡》，《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 年第6 期。在少案例研究中（约2～10 个案例），最为常用和根本的方法是求异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控制最大相似性来进行案例研究，即寻找那些只有极少数差异的案例，并且认为这些差异就是导致结果不同的原因。在具体案例设计过程中，求异法也时常与求同法共同使用，最常见的模型是以2×2 表构建的双变量模型：自变量A 和B分别为因变量的Y 的必要条件，而两者同时存在时则成为Y 的充分条件。在中等样本研究中（约10～30 个案例），通常采取QCA 来进行研究，因为中等样本已经很难通过对类型学的观察来发现充分或必要条件，而是要通过软件来计算哪些因素的组合可以成为布尔代数意义上的充分或必要条件。1Charles Ragin, Fuzzy-Set Soci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arles Ragin,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Fuzzy Sets and Beyo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第四，在认识层面，比较历史分析强调时间性和因果机制，并通过过程追踪来增加理论的内部效度。比较历史分析往往也会因样本量过小而遭诟病，认为试图从小样本中获得一个普遍性的理论本身是错误的。为了弥补上述问题，比较历史研究更加重视内部效度的获取，即通过因果叙事和过程追踪来增加理论解释力，其中涉及如下关键概念。首先，比较历史研究对于时间性的重视源于时序在因果解释中的重要作用，梳理出时间维度上的差异所导致的结果差异。2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2 期。一方面，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机之下，有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存在/ 不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时，国家面临反对派的挑战，其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即便其他因素相近，当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存在差异时，可能会导致国家发展的轨迹截然不同。其次，在时机和时序导致的结果是制度时，比较历史分析会涉及经典的路径依赖模式：因果过程对发生在整个历史序列的早期阶段的事件高度敏感，偶然发生的早期历史事件会对作为结果的制度产生惯性，并一直延续下去，诱导政治社会向特定方向发展，最终产生不可逆转的结果。3参见James Mahoney,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9, no.4, 2000, pp.507-548.再次，比较历史分析重视对关键节点的分析。关键节点指的是在较短时间内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特定时刻。4John Hogan, Remoulding the Critical Junctures Approach,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9, no.3, 2006,pp.657-679; Peter Bearman, Robert Faris and James Moody, Blocking the Future: New Solutions for Old Problems in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23, no.4, 1999, pp.507-508.乔凡尼· 卡波奇（Giovanni Capoccia）等人给出了两个衡量关键节点的指标，分别是“概率跳跃”（probability jump）和“时间杠杆”（temporal leverage）：前者指的是关键时刻结束时的结果概率相对于关键时刻之前的最低点的概率越大，则该时刻越为“关键”；
后者衡量的是关键节点产生影响的持续时间相对于其本身持续时间的比率，这一指标越高，关键时刻就越“关键”。5Giovanni Capoccia and R. Daniel Kelemen,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vol.59, no.3, 2007, pp.341-369.有学者则进一步提出了衡量关键节点的四个标准，分别是需要重视比较思维，能对关键节点上“能动性”进行分析并包含必要的反事实思考，重视路径依赖在叙事上的权重，避免以事件描述代替过程追踪。1曹航、马天航：《“关键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历史常识还是理论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 期。

在界定了比较历史研究的基本特征之后，需要进一步审视其发展和研究历程。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一是那些使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研究著作，其二是研究方法本身的不断改进，但是两者的时间总体上仍然是重合的。如表1 所示，除了追溯到早期思想渊源之外，大致可以沿着时间线根据实证和方法的演进分为三代理论。

表1. 比较历史分析的实证研究与方法论的演进

比较历史分析理论可以追溯到早期政治思想家对于不同国家/社会产生差异的思考。自启蒙时代开始，这些思想家们就开始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来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因果解释，早期的著作并不严格区分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界线，通常偏向大理论并提出了许多后世广为流传的观点/范式。例如孟德斯鸠通过考察气候的差别来分析各国习俗和法律之间的差异，托克维尔比较了新大陆和旧欧洲之间的制度和道德观，认为美国平等的价值观和欧洲的贵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价值观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2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4 年。马克思·韦伯（Max Weber）通过比较基督教和基督教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差异，认为新教伦理对于早期欧洲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参见[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隐含了比较历史分析的传统，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663～774 页。马克思通过法国与英德政治或明或暗的对照，展示了阶级政治与国家自主性两条线索之间的张力。3应星：《经典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分析——一个批判性的考察》，《社会学研究》2021 年第2 期，第49 页。《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同样是一篇经典的比较历史分析论著，恩格斯比较了法国革命、普鲁士革命和奥地利革命，通过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65～662 页。而在方法层面，早期的思想家们也开始思考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韦伯提出了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观点，认为需要区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通过将研究问题的一部分特征加以抽象综合，从而根据理想类型使其易于理解，而历史研究则是通过个案来区分它与理想类型的差异大小。5参见[德]马克思·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45～60 页。约翰·密尔（John Mill）的《逻辑体系》则给出了著名的“密尔五法”，分别是求异法、求同法、求同求异法、共变法和求余法，为此后的案例比较研究方法奠定基础。6John Mill,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 Being a 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Evidence 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98, pp.478-537.

比较历史研究真正成为受关注的一门学科则是从1970 年前后开始，出现了第一代从宏观结构视角来比较国家社会发展的著作。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并将其用于比较历史分析中，从地主、农民以及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基于农业商品化的视角提出了他的现代化理论，以此为基础比较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走向不同现代化模式的原因。7参见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王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年。斯考切波从政府崩溃和农民反抗这两个视角出发，比较了法国、俄国、中国、普鲁士、俄罗斯、英国等国社会革命发生/不发生的原因，并分析了中、法、俄三国社会革命的后果。8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查尔斯·蒂利借助强制和资本两个视角进行长时段分析，讨论和比较了近千年来战争如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欧洲国家建设，并给出了“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制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的著名论断。9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73-74;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2, pp.14-15.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人通过比较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四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发现，具有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经济增长前景更优。10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在方法论层面，不少学者在密尔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最大相似性原则和最大差异化的原则。最大差异原则就是选取只有一个条件相同而其他条件完全不同的案例，从而认为导致结果相同的相似性即为原因；
而最大相似性原则，则是在其他条件一致时，认为导致结果不同的差异即为原因。1Arend Lijphart,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65, no.3,1971, pp.682-693; Theodore W. Meckstroth, “Most Different Systems” and “Most Similar Systems”: A Study in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Inquir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8, no.2, 1975, pp.132-157; 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Interscience, 1970, pp.31-35.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讨论，但是仍然没有涉及更为深层次的内容，例如时空情境的一致性、概念的可比性等。因而虽然产生了诸多经典的比较历史分析著作，但相当一部分作品（诺斯可能是个例外）的时间跨度过长，时空情境差异较大，因此后来的方法论改进时常建立在对其反思之上。2尤其是对斯考切波等人案例选择方法存在诸多的争议，例如Barbara Geddes,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no.2, 1990, pp.131-150; 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8, no.4, 2004, pp.657-662.

第二代理论则是在1990 年前后到2005 年左右，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带有历史制度主义特色的著作。首先，这时期出现了许多基于类型学的比较历史研究著作，例如布莱恩·唐宁（Brian Downning）用战争和动员程度两个变量分析了普鲁士和法国为何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官僚绝对主义；
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视角比较分析了早期现代世界崩溃的原因。3参见[美]杰克·戈德斯通：《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章延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
[美]布莱恩·唐宁：《军事革命与政治变革：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主与专制之起源》，赵信敏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年。其次，出现了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路径的分析，强调时机和时序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认为高强度国际竞争和较强的基础性能力的出现顺序差异影响到了此后国家的制度安排。4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图利亚·法莱蒂（Tulia Falleti）在考察拉美国家制度变迁时发现，拉美国家对于政治、财政和行政权力进行分权也会导致最终政府组织形式的差异。5Tulia G. Falleti, A Sequential Theory of Decentralization: Latin American Cas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3, 2005, pp. 327-346.再次，以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探讨了东西方之间的“大分流难题”，比较中国和欧洲在18 世纪之后为何出现巨大的发展差异。6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化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尽管关于“大分流”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一定缺陷，但是这一问题仍然是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议题。7对大分流问题的讨论和批评参见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学术月刊》2014 年第7 期。

在方法论层面，这一时期的比较历史分析同样强调时间性。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系统性地强调了时间性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其著作《时间中的政治》（Politics in Time: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一书中，皮尔逊阐述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种从简单的“快照”（snapshot）逐渐转向为“影像”（moving picture）的过程。1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与此同时，在同定量学派的辩论中，比较历史研究逐渐明晰了自身的定位。在加里·金（Gary King）等人的方法论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发表之后，2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许多质性研究学者参与了对其著作的商榷，从而在著名的“两种文化之争”中阐明了历史比较分析等质性方法相对定量分析的独特作用，表明其操作规则和定量方法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3这部分争论内容参见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eds.), 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 Diverse Tools, Shared Standard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Gary Goertz and James Mahoney, A Tale of Two Cultures: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马奥尼等人编写了《社会科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从比较历史分析的具体研究的知识积累、分析工具和方法议题等视角，系统性地介绍当时比较历史分析的主要成果和观点。4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二代理论的议题仍然偏于宏观，但由于更多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等方式来进行比较，开始逐渐倾向于中长时段的分析，出现部分中层理论，这与其对时间性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第三代理论是从2005 年开始至今，主要特色是研究问题更为专业化并偏向中层理论，发展出更多方法细节，并将其用于比较案例研究。丹尼尔·齐勃拉特（Daniel Ziblatt）比较分析了19 世纪后期欧洲各国的国家建设，发现只有兼具强基础性能力和强联邦主义意识的国家最终建立了联邦制，没有兼备两者则会成为单一制国家。5Daniel Ziblatt, Structuring the State: The Formation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the Puzzle of Federalis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丹·斯雷特（Dan Slater）从抗争政治的视角比较分析了东南亚国家不同的基础性能力，认为在国家形成之初，那些经历激烈斗争的国家会塑造对精英的集体行动能力以强化统治，从而带来强国家的支配型发展道路，反之则会走弱国家的发展道路。6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乔瓦尼·卡波奇分析比较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极端主义挑战的欧洲民主国家的不同命运，一些能够团结边缘政党的国家得以“捍卫民主”，反之则经历了民主崩溃。7Giovanni Capoccia, Defending Democracy: Reactions to Extremism in Interwar Europe, Baltu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isty Press, 2005.托马斯·比宾斯基（Thomas Pepinsky）比较了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东南亚国家，认为政治联盟和应对危机时经济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印尼和马来西亚政权的不同命运。8Thomas Pepinsky,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在方法论层面，2005 年之后的方法研究更为精细化，并且逐渐增加对因果机制的重视。马奥尼和凯瑟琳·西伦主编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的进展》（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收录了大部分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代表性人物，这本文集也成为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复兴的重要标志。1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三代理论开始延伸到了对比较分析的具体问题而非进行原则性讨论，从而出现了处理具体问题的方法论细节，并给出一些操作细节。埃文·利伯曼（Evan Lieberman）提出了嵌套分析（Nested Analysis）的混合方法，介绍了两种不同情况下如何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2Evan Lieberman, Nested Analysis as a Mixed-Method Strategy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9, no.3, 2005, pp.435-452.在少案例研究中，约翰·格林（John Gerring）根据案例的特征和作用将其总结为九种类型，包括典型案例、多样性案例、极端案例、影响性案例、异常案例、路径案例、关键案例、最大相似案例、最大差异案例，并给出了更接近于准实验状态的“动态比较”的策略；
斯雷特和齐勃拉特提出了控制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的理念，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提出了配对比较（Paired Comparison）的策略，介绍了如何增强小样本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效度。3John Gerring,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Dan Slater and Daniel Ziblatt, 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6,no.10, 2013, pp.1301-1327; Sidney Tarrow, The Strategy of Paired Comparison: Toward a Theory of Practi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2, 2010, pp.230-259.在关于时间性的讨论中，斯雷特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关键先期条件的类型，并给出了具体的处理建议；
安娜·格齐马拉—布瑟（Anna Grzymala-Busse）在“皮尔逊的时间”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时间性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的运用，阐述了“节奏”这一时间概念在案例研究中的意义。4Dan Slater and Erica Simmons,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3, no.7, 2010, pp.889-891; Anna Grzymala-Busse,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no.9, 2011, pp.1267-1297.总体而言，第三代理论在方法和研究设计上都更为精致，往往注重控制时空情境，因而以中短时段比较为主，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中层理论，并且无论在实证还是方法论层面都更加重视过程追踪和因果机制，并发展出了相应的操作流程。5David Collier,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44, no.4, 2011, pp.823-830; James Mahoney, 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41, no.4, 2012,pp.574-583; 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 Process-Tracing Methods: 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3.这些都是比较历史分析研究逐渐趋于成熟的表现。

在讨论了比较历史分析的主要概念、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之后，要更好地理解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就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思考其主要研究设计步骤。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比较历史分析著作中也时常会使用混合方法，本文主要讨论基于案例研究的比较历史分析，具体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选择因变量（Y）。对于因变量的选择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对议题的选择和对案例的选择。一方面，研究者需要首先选择一个有意义的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议题，否则要么研究设计与这一领域相关度较弱，要么研究问题并不重要。这类议题通常无法脱离“国家的兴衰”与“战争与和平”此类宏大目标：国家兴衰的议题可以细分为国家形成、国家建设、国家/社会的崩溃、民主化与政体转型、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福利与社会治理、公民社会与利益集团，等等；
战争与和平的议题则包括战争与联盟、社会运动与革命、内战与族群冲突、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等等。1参见黄杰：《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1 期；
曹航、马天航：《“关键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历史常识还是理论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3 期。

另一方面，对于因变量的选取还需要明确研究对象的时空范围，因为仅仅确定研究议题（如西欧现代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确立研究的时空边界与情境（如1700—1789 年期间的法国与西班牙的现代化比较分析）。这就涉及了比较历史案例选择的方法，可以总结为三个原则。第一，无偏性原则。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需要避免只选择正面结果的做法，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曾经批评了这类基于正面结果的截断，认为这种剪裁会造成错误的因果推断。2Barbara Geddes, 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 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Political Analysis, no.2, 1990, pp.131-150.比较历史分析需要进行正负面案例对比，这意味着不能仅仅选择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那些结果没有出现的案例同样重要（例如为何西班牙没有发生革命）。第二，情境一致原则。比较历史分析只有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之下去思考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机制才有意义，才能够捕捉不同历史结果背后的规律和原理。因为即便是相同的机制，在不同时空情境下，其涵义和结果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3Tulia G. Falleti and Julia F. Lynch, 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2, no.9, 2009, pp.1143-1166; Jørgen Møller, Composite and Loose Concepts, Historical Analogies, and the Logic of Control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vol.45, no.4, 2016, pp.651-677.前文已经提到，求异法是比较历史分析中最为基础的方法，求异法成立的前提是严格的准实验状态，否则就可能因为无法消除竞争性解释而降低理论的可信度。4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assachusetts:MIT Press, 2005, p.165.如果历史情境迥异则会大幅削弱因果解释的可信度，因此最为简单有效的做法是，选取相同时空的案例进行比较历史分析，从而保障求异法的“最大相似性”前提，并在文章开篇即声明案例选择的时间和空间。第三，可能性原则。比较历史分析中的负面案例选择更加考验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剧烈的政治社会变化是容易观察到的。马奥尼用“可能性原则”阐述了要避免选择那些结果完全没有可能出现的案例，例如在前文提及的双变量模型中，X1 和X2 同时为0 的案例，在这种情况下Y 几乎不可能为1。1James Mahoney and Gary Goertz, The Possibility Principle: Choosing Negative Cas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8, no.4, 2004, pp.653-669.在比较历史分析中，需要选择那些非常接近成功却最终失败的“半负面案例”。例如，在研究国家发展时，应当选取那些一度发展较好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非那些前现代国家；
研究社会崩溃时，应当选取那些暗流涌动或者临近动乱的国家，而非完全风平浪静的国家。

2.自变量（X）的选取和理论构建。选择解释变量并没有过多的操作规则，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思路。首先是来自过去的文献，包含前人对研究问题的解释，或者是在其他情境中类似问题的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论构建往往需要考虑部分结构性因素，例如阶级、经济发展、精英联盟、基础性能力等，这些因素可以作为其中的一个变量或者竞争性解释而存在。其次是依靠对情境的理解，即历史事件发生的大背景，例如在比较早期西欧国家现代化时，就需要考虑是否参与大西洋贸易这一要素，因为这是大航海时代最重要的特征。2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1 期；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The Rise of Europe: Atlantic Trade,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5, no.3, 2005, pp.546-579.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史料的理解，研究者需要在不同历史事件中察觉其中的差异或共性，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变化，提炼出具有理论价值而非单纯经验过程的解释变量。

在确定自变量之后，就需要构建大致的理论框架，完整的理论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哪些因素组合影响结果、这些因素组合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结果（例如画出带箭头的机制图）。实证分析部分则分别围绕外部效度和内部效度展开。基于因素的讨论更加偏向因果推断，通过讨论原因的影响（effect of cause）来获得外部效度；
基于机制的讨论更偏向因果解释，通过讨论结果的原因（cause of effect）来获得内部效度。3James Mahoney, After KKV: 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World Politics, vol.62, no.1, 2010,pp.120-147.因此，对理论的实证研究和假设检验也围绕上述两部分展开。

3.外部效度与基于因素的假设检验。在确定了基本理论假设之后，比较历史分析需要在因素层面实现外部效度，即布尔代数层面的理论自洽。讨论原因的影响并非定量研究的专利，比较历史分析同样需要以此来构建理论，主要通过布尔逻辑或类型学方法（可以看作少变量情况下布尔代数的特殊情况）来展现因素或因素组合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历史分析通常做法是根据变量或者案例来进行分类。前者采用2～3 个变量Xi解释多个Y，即设定一个2×2 或者2×2×2 表，通常在2～3 个变量时可以清晰表达出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但缺点是变量更多时处理起来会过于复杂，例如埃特曼的《利维坦的诞生》（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就是采取这种分类方法。根据案例来进行分类则是用多个变量来描述案例的属性，优点是在变量较多而案例较少时更为直观，缺点是无法直观体现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以一个三变量模型为例，假设X0、X1和X2同时为1 是Y=1 的充分条件，而X0=1 是Y>0 的必要条件。

表2 采用基于变量的类型学区分，可以相对直观地看出上述类型的布尔代数解。同时可以发现X0更像一个情境变量，X0=0 的案例可以视作不可能案例，从而可以将部分类型进行合并。1关于如何合并类型参见Colin Elman, Explanatory Typologie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9, no.2, 2005, pp.293-326.相比之下，表3 则可以直观地描述案例特征，如果案例需要更多描述而非简单的类型学定义，这种方法则更具优势，例如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和斯雷特的《调动权力》（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in Southeast Asia）就采取了这种分类方法。2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Dan Slater, Ordering Power: Contentious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Leviathans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无论使用何种方法，只有通过不断假设检验和理论修正，而且所选择的多数案例都可以在类型学上符合理论预期，如果存在异常案例也能够被合理解释，才算总体完成因素层面的比较历史分析。在少案例研究中，需要尽可能地让案例形成不同的类型，例如更为“均匀”地分布到表格的不同单元中，因为类型的差异是运用密尔方法的前提，否则就只能使用反事实分析等方法来获得类型的变化。

表2. 基于变量的类型学区分

表3. 基于案例的类型学区分

4.内部效度与基于机制的假设检验。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因素分析属于建立在小样本之上的相关性研究。不同于大样本的定量分析，小样本相关性分析的外部效度是不够的，故而需要通过过程追踪和检验机制等方式来获取内部效度，增强理论的可信度。检验机制更为复杂且更体现出质性研究的特色，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是在外部效度的基础上研究包含完整因果路径的正面案例。通过对这类案例进行过程追踪，研究者可以察看到因果机制在具体的历史案例中如何展开。表4 是最简单的仅有一个中间阶段的模型，正面案例完整考察了因果机制不同阶段的标志性变化，这里涉及两个关键节点的因果过程观察值，即Y 如何从0 到0.5 以及如何从0.5 到1。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需要通过过程追踪来寻找证据以说明Y 的关键性变化，并且分析自变量组合在上述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从而将因素和机制结合在一起，并展现一个完整的因果过程。

其二是寻找半负面案例进一步检验机制。半负面案例不同于机制完全未出现的传统负面案例，同正面案例相比，在半负面案例中因果机制被抑制而不能被完整地观察到。1周亦奇、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与机制辨别：北约与华约的命运为何不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2 期。但将这两类案例进行对比是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关键步骤。研究者需要察看具有相似中间因果过程观察值的案例，通过观察机制因为各种原因被抑制或中断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最终结果，就可以判断特定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而不是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对于两者进行对比的做法兼备了两个方面的思路：一个是基于动态比较的策略，查看Y 被干预前后的差异；
另一个是最大可能地接近于准实验状态，将半负面案例作为正面案例的反事实对照，查看机制表达/被抑制之间对于结果的影响。如果能识别出在两种不同结果中运行相同的机制，一个出现正面结果而另外一个出现“半负面”结果，就可以更加确信所讨论的机制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两个不同的结果之间，潜在的机制是相同的。1叶成城、唐世平：《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10 期。在表4 中，半负面案例和正面案例都具有相同的中间阶段Y=0.5，但在半负面案例的最终阶段，机制因为特定因素或因素组合的影响而没有得到完全的表达，最终Y 呈现了负面的结果。

表4. 基于因果机制的假设检验

基于因果机制的比较历史分析的难点是需要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阶段对于正负案例进行“平行”比较，只有获得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正面案例和半负面案例在中间阶段的趋同，同时在最终阶段的趋异时，才能通过基于机制的假设检验。然而，史料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半负面案例的史料往往更难寻找，因为史料会更多地记录重大变化，而不是那些发生到一半而最终却没有出现剧烈变化的事件。

5.在进行了内外部效度的检验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思考理论的外延和适用性问题。如前文所述，在比较历史分析中，案例的时空环境相对集中，在实证研究之后还会引申出一个问题：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否具有更强的普遍性意义，还是仅仅用于某个相对狭窄时空内的因果解释，因为如果仅限于前者，就会削弱研究本身的意义。例如托克维尔发现了路易十六的改革过程中存在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奇特机制（时常被称为吊诡或悖论），包括繁荣和对制度弊端的改进如何加速了社会不满与革命，这些机制可以加深对不同时期社会崩溃事件的理解。2参见[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2013 年。同样地，斯科特对东南亚村庄研究的意义也并非仅限于案例本身，而是尝试发现更具普遍意义的新机制，即在暴力反抗之外，很多人会使用低姿态、不对等且不留痕迹的“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3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

过去错误的做法是最初就选择一个庞大的时空范围，并选取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例子”来证明理论的有效性。更好的做法是通过有限时空范围内的严格比较，获得足够令人信服的结论，再查看这些结论中是否具有“代表性的类型变化”，然后尝试将这些结论推广到其他的时空范围之中。4参见Dan Slater and Daniel Ziblatt, 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46, no.10, 2013, pp.1301-1327。例如比宾斯基在研究20 世纪遭受过经济危机的威权政体时，首先选择将时空范围控制在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面临挑战的国家，发现经济危机中开放资本账户的国家更容易崩溃时，他进一步用更大的样本分析推广理论的时空范围，从而在强内部效度的基础上增强其外部效度。5Thomas Pepinsky,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比较历史分析架起了历史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桥梁，不同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比较历史分析具有如下的特征：第一，采取宏观或中观视角来研究多个国家、社会或次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同异；
第二，主要目标是通过比较历史案例进行因果解释；
第三，方法上采取少案例比较或QCA 进行案例研究；
第四，强调时间性和因果机制，重视过程追踪在因果解释中的重要性。比较历史分析的主要思想古已有之，但是逐步科学化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后。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议题从“大历史、大过程、大比较”逐渐转向中短时间段比较，研究目标从追求普遍性解释到历史制度主义和机制性解释，研究方法也从最初相对简单地应用密尔方法发展出更为复杂和精细的方法细节，包括时间性分析、混合方法和寻找因果机制等。

比较历史研究在西方复兴的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大量关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文章，这些文章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西方比较历史分析的综述性文章，介绍了比较历史分析的基本方法、脉络和基本议题，以及国内外研究的部分趋势。1参见花勇：《比较历史分析的学术演进和经典议题— —因果关系的过程分析》，《国外社会科学》2017 年第4 期；
释启鹏：《方法论视野下的比较历史分析：应用逻辑与国内进展》，《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5 期；
费海汀：《政治科学中的历史方法：以比较历史分析为例》，《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 年第2 期；
黄杰：《当政治遇上历史：比较历史分析方法（CHA）介绍》，《政治学研究》2020 年第1 期。第二类是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对特定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尽管国内较少有学者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比较历史分析，但这些研究的议题和方法都展现了比较历史研究的特征。例如张宇燕、高程等学者对早期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比较分析；
2参见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16 年；
高程：《非中性产权制度与大国兴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
叶成城、唐世平：《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机制”的新解释》，《开放时代》2015 年第1 期；
叶成城：《第一波半现代化之“帝国的胎动”——18 世纪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崛起之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5 期。孙砚菲对前现代帝国宗教政策的比较分析；
3参见孙砚菲：《零和扩张思维与前现代帝国的宗教政策——一个以政教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19 年第2 期。包刚升对于民主国家崩溃原因的比较分析；
4参见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 年。唐睿对东亚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比较研究；
5参见唐睿：《体制性吸纳与东亚国家政治转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 年；
唐睿、唐世平：《历史遗产与原苏东国家的民主转型——基于26 个国家的模糊集与多值QCA 的双重检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2 期。陈玮等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兴衰比较，6参见陈玮、耿曙：《发展型国家的兴与衰：国家能力、产业政策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 年第2 期。等等。第三类则是在国内外的方法论研究基础上，试图在方法层面提出一些新的观点、见解以及具体操作规则。左才探讨了政治科学实证方法的权衡观以及它存在的主要争论、共识和发展。7参见左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权衡和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郝诗楠等进一步发展了“皮尔逊时间”在比较历史分析中的应用；
曹航等提出了关于比较历史分析中关键节点的具体测量标准。8参见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和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2 期；
曹航、马天航：《“关键节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历史常识还是理论创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3 期。

比较历史分析有助于研究者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深度审视跨国性的历史问题，因而将有助于推动中国问题研究的创新，一些知名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发展思路。应星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可重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平台，有助于推进中国革命史研究。1参见应星：《从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到微观比较历史分析——拓展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18 年第3 期。杨光斌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并重建政治社会理论，比较历史分析是对中国人最有用的路径，因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再到现代的冯友兰，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书写历史，善于以史为鉴，从而鉴别理论的真假和优劣。2参见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54 页。总体来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较历史分析无论是研究中国悠久的历史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也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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