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企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研究——以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为例
时间：2023-02-16 20:3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郑 棣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巩固提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建立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服务体系，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1〕。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农村集体经济作为我国公有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2〕。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程逐渐加快，但是与其相对应的政策与制度仍需健全〔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机制创新必要性越发凸显。现实地看，我国广袤地域和数千年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层次多元的区域经济特征〔4〕，探究农村集体经济创新的具体路径，不能忽视地域、文化、经济特征的多样性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特征也与农民集体自身拥有的资源状况密切相关〔5〕，其发展也因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模式和侧重点不同、区域资源禀赋与市场发达程度各异而形成了一定差距。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还相对薄弱〔6〕。立足西部地区，探寻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机制既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7〕，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一个先富带动后富的长期历史过程〔8〕。本文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与现实状况，在考察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以下简称“寿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实践模式和发展机制。寿安因地制宜构建企业与农村集体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互利共赢的利益关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共创共建、共享共富、共生共荣的创富共同体——“共富企业”，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企业发展与农民致富相融合，“共富企业”追求以自身发展的“小循环”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大循环”的创新，引领产业兴旺，促进农民增收，为推进共同富裕贡献力量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1.“共富企业”——农村集体经济与现代化企业结合的创新产物
回顾我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演变历程，最初主要是依靠龙头企业带动发展，将农户转换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部单元，实现产业化经营〔9〕。随后，农业经营与企业发展相融合的趋势主要是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具体表现形式为“公司+农户”〔10-11〕。再后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由龙头企业带动型向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演化，逐渐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和“龙头企业+大户+农户”等新形态〔12〕。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类经济主体，创新的基础在于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的多元发展。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的路径，可借鉴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特征，立足特色地域黏性资源，因地制宜拓宽业务领域〔13〕，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有研究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八种模式:资源依托型、产业带动型、综合服务型、物业管理型、村企合作型、社会治理型、金融扶贫型、合作社带动型〔14〕。
本文尝试将现代化企业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理念与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机制相融合，提出可将“共富企业”作为农村集体资产与社会资本和国有资本共同整合形成的新型经济体，“共富企业”是依照现代化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体系催生出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是农业经济体系演变发展的现代化产物。这种创新模式有利于推动社会资本实现经济价值，促进政府和国有资本提升社会责任，扶助农村、农民增收，形成三位一体“共创共建、共享共富、共生共荣”的创富共同体。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2.“共富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效应
传统经济学认为，集体经济和市场效率是不相容的〔15〕，但在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进程中，以振兴乡村、共同富裕为目标，将政府资源、社会资本和农村集体经济要素规范、有效地整合，形成新的经济模式——“共富企业”能有效消除上述“二律背反”现象。但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类经济主体，获取资本的途径相对有限〔16〕。因此，对农村集体要素资源进行整合，引入国有和社会资本共同组建“共富企业”，是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振兴乡村，追求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有益探索，有助于多方形成良好共生关系，从而缓解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中面临的融资约束，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能力〔17〕。
首先，无论是对于一般企业还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存在着高投入、长周期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等问题。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争取外部融资以获取创新资金已是一种更有效的行动。当前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仍然不够完善，一方面，单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缺少人才、技术和先进理念作为支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倾向于将资金投放给有政府背书的创新项目来有效控制自身信贷风险。基于此，在农村集体经济、民营企业和国有资本统一整合后，三者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以农村集体资产为社会资本提供担保，传递出企业获得政府背书的信号。这样形成的“共富企业”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创新产物，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有效降低融资成本。
其次，民营企业通过注资农村集体资产和引入国有资本，一方面，有利于形成与村镇和上级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在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有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政府支持。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垂直管理税收征管体制为政策调整提供了一定的空间〔18〕，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意愿降低入股农村集体资产和民营企业的税负〔19〕，从而为社会资本与农村集体形成的“共富企业”积累创新资源提供支持。不仅如此，各级地方政府在促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引领下，将优先供给重要的基础设施资源以鼓励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模式〔20〕，从而有效缓解“共富企业”的融资约束。
此外，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受制于创新和实践不足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21〕，缺少突破式创新项目。突破式创新项目的高知识需求和高风险承担特性易使农村集体经济陷入财务困境，而以社会资本为主的民营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也会面临金融机构有效资金供给不足的问题〔22〕。基于此，农村集体经济引入社会资本，并与国有资本和地方政府在现代化治理体系思想的引领下，形成共创、共建、共享的“共富企业”模式，可以缓解单一农村集体资产或者民营企业可能面临的高额融资约束。不仅如此，即使“共富企业”因为突破式创新项目的实施而陷入了财务困境，也会因为与国有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利益而获得强有力的外部支持，从而为“共富企业”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降低风险。
图2 “共富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3.“共富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的异质性影响
“共富企业”虽然对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但是资金来源与股权结构差异也使其影响作用存在异质性，较高的国有资本占比可能削弱“共富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作用。制度同构理论表明〔23〕，虽然企业引入国有资本会与政府形成共生关系，有助于缓解制度空缺时企业难以获取创新资源的困境〔24〕，但国有产权本身存在较为复杂的代理问题〔25〕，可能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另外，不同区域市场环境差异也可能给“共富企业”带来异质性影响。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融资渠道更为畅通〔26〕，“共富企业”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也会不同。
图3 “共富企业”对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能力提升的异质性分析
西部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来说还较薄弱，如何创新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辖10个村(社区)，159个居民小组，辖区面积48.1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43305人。近年，寿安积极挖掘当地资源特点与发展利弊，有机结合农村集体经济典型发展模式，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一方面，以推动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为战略引领，依托自身区位优势与地理资源，支持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以农村集体资产结合国有资金吸引社会资本，以多业态创新发展为主线，立足产业转型升级，以“共创、共建、共享”为宗旨构建“共富企业”，形成三方共生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此外，温江区农业农村局也在助力乡村振兴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方面给予了政策和资金项目的大力支持。经过不断发展，寿安先后获得全国优美小城镇、全国小康建设明星乡镇、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四川省综合经济实力百强镇、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先进镇等殊荣。
1.“共富企业”寿安实践的主要做法
(1)持续推动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产业发展。一是促进农村集体土地要素释放活力，吸引项目投建。积极引进“淼兮帐篷客”“九坊宿墅”等项目，为农村集体资产引入社会资本培育载体、形成示范。二是创新联合经营模式，优化分配形式、增加农民收入。寿安农村集体经济由早期的“土地入股”结合“前店后厂”，逐步发展为政、企、民三方联营的“共富企业”模式。具体来说，“土地入股”模式是引导有意愿的农户把土地流转或租赁给投资方用于产业化项目，每年定期分红、获取租金，增加群众财产性收益。“前店后厂”主要是农户与社会资本合作，由农户负责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搭建平台，负责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带动群众就业、促进农民增收。“共富企业”即创新“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公司”合作模式，完善农户、农民集体、投资企业三方利益分配机制，推动农户实现从单一的传统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拓展到财产、股份分红、工资、经营等多种收入，通过“联股联业、联股联责、联股联心”，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2)助力整合现代技术平台，促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培育打造多个农文旅康养产业生态圈，以精致化的有机农业为基础，探索创新经营模式，培育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田园新型产业新区。二是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探索通过网络销售平台、花木交易中心，举办花木产品展览、展销会等，畅通产品流通渠道。三是促进区块链、数字化技术在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管理体系、股权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应用，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动能。
(3)凸显地域文化，促进地域优势产业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寿安是川派花木盆景发源地，全镇花木种植面积约5万亩，占温江区花木种植面积的35%。“共富企业”立足寿安花木文化，贯通文旅要素和田园民宿，突破传统“家庭作坊”，积极采用“种植大户+经纪人”和“公司+合作社+经纪人”的经营模式，形成规模效益。同时加强对经营户生产技术知识的培训，使栽培技术从依赖经验转变为依靠科学，联合农业科研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培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特优品种，突破市场同质化竞争对花木产业发展的制约。
2.“共富企业”寿安探索的创新价值
(1)创新了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城乡融合既是城乡之间资源要素均衡配置、经济良性互动发展、居民共享高品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有机统一，亦是乡村走向自主发展、最终实现城市和乡村共同富裕与繁荣的过程。首先，制度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寿安实践中“共富企业”凭借自身的资本、信息、技术与人才等要素优势，紧密联合村集体、社会资本、政府和国有资本，促进城乡要素融合。其次，产业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依托，“共富企业”成功促进乡村不同产业延伸、交叉、渗透发展，促进产业链横向延伸、纵向拓展等，将传统产业链条延长，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支撑和依托。再次，空间融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载体，“共富企业”成功推动优化城乡空间结构与功能，促使城乡社会形成功能互补与互惠共生的发展空间格局，进而让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资源异质性转化为比较优势，以城乡生产、生活与生态的融合发展引领共同富裕。
(2)完善了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寿安“共富企业”不断突破村域、镇域限制，促进周边地区利用各自优势资源，加速农村集体资产、社会资本与国有资本相融合，共同搭建资源共享和人才平台，通过资源和人才互融互联，构建人才连片精准对接机制。同时，“共富企业”促进区域共建联席会议机制，着力以人才带动乡村发展，积极打造花木、编艺、文创和民宿等文旅联合创新项目，推行跨区域协同发展。
(3)创新构建生态发展长效机制。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创新构建多元化生态产业模式，将本地特色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借助网络平台和流量经济，为“互联网+”“生态+”“花木+”和“旅游+”等综合业态持续赋能，激发乡镇活力。同时，持续推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创新，提升消费者体验，打造田园艺术新体验，推进千亩编艺公园、川派盆景园、桂花园等旅游示范场景建设，加快推进生态价值转化。
寿安创新推进的“共富企业”实践，有效整合政府、社会资本、村集体多方优势要素，从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提升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有力地提升了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能力，成功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农民、企业、政府携手共进的三赢局面。然而，寿安“共富企业”在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现实问题，部分农民可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信任，参与项目共谋发展的积极性不够高，生态价值考评机制和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等，仍然需要在继续创新实践中应对。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寿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形式，推动“农村集体资产+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的“共富企业”实践，通过对城乡融合机制、区域协同、生态发展长效制度等方面的创新，有效地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基础薄弱、生产方式落后、农民收入较低等局面，成功将政府、社会和农村集体三方的经济要素有效整合，探索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是新时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方向，具备认真研究和积极推广的理论和现实价值。然而，“共富企业”模式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还必须意识到“共富企业”的寿安实践本身有其独特之处，同类地区在借鉴寿安“共富企业”实践经验中，需要充分结合各地实际，继续创新“共富企业”形式。未来，寿安“共富企业”实践本身，仍需要创新探索如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如何提升农民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信任度和参与项目共谋发展的积极性，如何使农民自身的价值在“共富企业”中更好体现，如何使社会资本在“共富企业”得到更好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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