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
时间：2023-02-16 15:20: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邱新有， 邹菲琼， 王丽华
(江西师范大学 1.新闻与传播学院；
2.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利益冲突和利益受损都是不可避免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组织)之间、群体(组织)与群体(组织)之间利益冲突更是随处可见。而利益冲突大概率导致单方的利益受损，因此，利益受损一方要么因势力单薄保持“沉默”，要么因实力雄厚而实施“暴力维权”。沉默不能解决问题，暴力更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只有合理合法地进行利益表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此信息时代民众如何合理合法地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话题。
对民众利益表达的宏观理解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埃米尔·迪尔海姆、阿历克西·托克维尔和卡尔·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思想。20世纪70年代，在曼瑟尔·奥尔森“搭便车理论”[1](p76-77)推动下，资源动员理论发展成为美国的主流。查尔斯·蒂利对成功的集体利益表达的论述被称为民众利益表达的“动员模型”[2](p56)。此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根据民众利益表达的时代特征，研究得出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在信息技术不发达，传播权力中心化的前信息时代，查尔斯·蒂利从制度内外的视角出发，将抗争划分为“有节制的斗争”和“逾越界限的斗争”[3](p56)；
詹姆斯·斯科特将底层民众利益表达的各种行为概括为无权群体的日常武器，并称之为弱者的武器[4](p7-8)。而自李连江教授从中国农民利益表达合法性的角度首次提出“依法抗争”[5](p2-3)概念后，学界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概念，主要有于建嵘的“以法抗争”[6]和从利益表达具体模式视角出发的“以气抗争”[7]“以身抗争”[8]以及“依势抗争”[9]等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
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新媒体时代，民众利益表达的信息化特征愈发明显——利益表达信息的流动性不断提高；
人们在信息时代的利益表达与网络和新型媒介深度捆绑。民众在信息时代的利益表达更多围绕个人利益或一家一户之内的利益，以群体的名义进行利益表达在信息网络平台较为少见。正如郑雯在《媒介化抗争：变迁、机理与挑战》中所说“在中国现有的宏观政治文化体制中，大部分‘抗争’是基于个人利益，不反意识形态，不上街，大多数不会酿成现实生活中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但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引发舆论热议、影响政府决策、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10](p1-15)。而这种利益表达“个体化”的时代特征与西方抗争政治中“集体行动”理论所依托的社会环境有所不同。因此，在利益表达“个体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和“以气抗争”等以“农民群体抗争”案例为基础而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理论解释力的时代局限。根据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的新特点，有学者认为“民间新闻发布会”[11]体现了民众利用媒介进行利益表达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而吕德文通过展现“宜黄事件中钉子户的日常抵抗或个体抵抗是如何经过网络群体性事件转化成为专业社会运动的”，论述了“媒介动员”对利益表达的重要作用[12]。“‘媒介化抗争’则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将整个媒介生态变化对抗争的影响看作动态、历时的过程”[10](p15)。这些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对民众利益表达方式时代特性的敏锐觉察和高度概括。在“‘人人都能生产信息’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互联网技术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以传者为中心的线性传播模式，构建了一个以网民和链接关系为根本元素的网络传播结构”[13]，却鲜有学者从信息的传播方向这一视角出发，去分析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信息流动规律，并从这种规律过程中寻求实现民众利益表达目标的最佳路径。
本文将引用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对“利益表达”这一概念的阐述——“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14](p199)，以信息传播为视角，将利益表达路径界定为：主体进行利益表达时的信息传播渠道。依据信息传播渠道中信息的流动方向，将民众利益表达路径分为横向路径与纵向路径两种。
具体而言，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指的是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的“水平传播渠道”。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地进行水平传播，不断扩展信息在水平方向的传播面积。民众利益表达信息通过广泛的水平传播，产生较大影响力，以实现利益表达主体的利益诉求，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微博维权和网络维权等。
同理，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指的是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的“垂直传播渠道”。在这一路径中，民众利益表达信息或“自下而上”逆流，或“自上而下”顺流。由于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通常被内置于“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司法体系和政策体系中，比如民众口中常说的“找领导”、“打官司”、“报警”和 “信访”等，因此，对于大多数没有足够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普通民众来说，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的信息总是艰难地“自下而上”逆流。这就意味着信息流动的速度较慢，从而导致民众利益表达的时间成本较高，利益表达效果较有限。
本文将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的流动方向为研究视角，将民众利益表达分为横向路径与纵向路径，试图建构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路径新的解释框架。在详细阐述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信息传播结构与民众利益表达横向、纵向路径信息互动的基础上，深入探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信息传播的动力机制，以寻求民众利益表达的最佳路径。
在新媒体时代，根据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我们发现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信息传播过程，通常会出现三个功能圈：首先是信息扩散圈；
其次是信息沸腾圈；
最后则是舆论监督圈。这三个功能圈会出现在“突发性事件”后，并以“突发性事件”为中心不断发展。虽然这三个功能圈在具体作用上存在区别，但并非完全区隔，而是三者相互作用，互为影响，呈现出“涟漪效应”。下面将具体分析民众利益表达信息是如何在水平方向上由近及远地传播扩散的，即利益表达信息从信息扩散圈发展到信息沸腾圈，再到舆论监督圈这一详细发展路径。
(一)信息扩散圈
信息扩散圈，作为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最接近中心事件的功能圈，其主要功能在于扩大信息的传播面积，提高信息的知名度和信息的可见度。信息扩散圈的半径越长，面积越大，横向路径未来的发展空间和汇聚的能量则越多，也越有可能使民众利益表达信息从私域流量池不断走向公域，从而实现民众利益诉求。相反，信息扩散圈的半径越短，面积越小，信息传播至第二功能圈——信息沸腾圈的可能性就越小，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的横向传播则越可能“中断”，从而难以实现主体的利益表达诉求。
在信息扩散圈，信息传递的主体主要是与事件当事人以及和事件本身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在此阶段，主要依靠民众既有的社会关系进行传播，如利益诉求者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等。信息在此阶段的传播，既需要利用强关系，又需要激活弱关系。虽然此圈层的信息只是在私域流量池内传播，但依旧需要一定的传播技巧来为信息的持续远距离扩散“推波助澜”。如利益表达主体需要提供足够丰富的视觉信息、听觉信息和文字信息来唤醒社会关系中的情绪，让用户产生扩散信息的意愿，并使他们通过点赞、转发和分享等连接性行为不断扩大信息的水平传播面积，从而构建起横向路径的第一大功能圈——信息扩散圈。
如在“阿里巴巴女员工维权”事件中，阿里巴巴女员工周某因遭公司高管男员工王某文性侵，先是报警，因案情复杂，调查取证要等较长时间，于是又将事情反映到公司。周某得知公司对王某文的处理决定后不满，便在阿里工作群里发布“吃瓜”预告，并在阿里西溪园区维权——戴着口罩，手拿喇叭，高声叫喊：“阿里男高管强奸女下属，公司无人管……。”周某还在阿里内网发布长文，自述被王某文强迫出差、灌酒和性侵，引爆阿里巴巴内网和微博舆论。此时，周某在微博上获得了大多数网友的同情和舆论支持。之后，阿里CEO张勇在内部回应此事，表示“震惊、气愤、羞愧”，并登上微博热搜，但却得到舆论的嘲讽。后来，阿里紧急公关，辞退了王某文，并且表示永不录用。其他相关工作人员也得到阿里内部严厉的惩罚。
此过程说明，民众利益表达在纵向路径失败后，可采取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周某先是报警，紧接着又将事情反映到公司。周某得知处理结果不满意后，先是用文字信息在公司内部工作群吸引其他员工的注意力，后又在阿里巴巴西溪园区食堂内进行抗争剧目的展演。展演过程被阿里巴巴的员工录制成短视频进行传播。这些短视频属于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信息，便于激活内部社交关系网络，进行快速横向传播。随后周某又在阿里巴巴内网发布长文，自述事件的详细过程。这些文字信息充满了矛盾冲突点，如“女下属”与“男上司”所体现的两性冲突，“酒桌文化”与“互联网文化”体现的文化特质冲突。这些文字引起了阿里巴巴内部网络的大面积转发传播。至此，阿里巴巴女员工周某，通过丰富的视觉、听觉和文字信息，成功促使此事件的信息传播，完成了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信息扩散圈”的构建。
(二)信息沸腾圈
信息沸腾圈，顾名思义，信息在这个功能圈内的状态呈现出“沸水现象”。围绕事件的信息像沸腾着的水一般，充满了活力。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发展到信息沸腾圈，便意味着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已经突破了私域流量池的范围，进入“公共竞技场”[15]。有学者在研究媒介化社会中环境维权事件时，指出“维权事件试图进入主流媒体和大众舆论视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这些事件进入‘公共竞技场’核心位置的过程”[16]。
当事件进入“公共竞技场”后，信息的生产主体与传播者已经由“当事人”和“利益相关方”拓展至“网络新型意见领袖”和网络普通用户。当民众的利益表达信息进入意见领袖的视野范围，或许由于信息本身给新型意见领袖带来的“道德震撼”，又或许因其本人的信息需求，部分意见领袖会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信息进行再解读、再创作和再阐释。通过对热点事件的讨论，意见领袖能获得其自身所需要的流量，同时又能帮助利益表达者传播利益表达信息。
信息到达并停留在信息沸腾圈的时间，是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发展过程中最受关注的时间段，也是民众力量聚集和联结的关键阶段。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汇聚的能量大小取决于信息的活跃与沸腾程度。此功能圈中意见表达频率越高，意见碰撞和争论就越多，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所吸引的关注度越高，汇聚的资源和力量越多，也越能推动利益诉求的实现。反之亦然。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观点相互碰撞，更多后续信息的持续补充，使信息在横向路径中呈现出“沸腾”、“活跃”的特征。在这个阶段，伴随事实信息和描述性信息传播的，是公众对该事件的意见信息和价值评判信息。事实上，意见信息并非天然偏向利益表达者。如若在横向传播的过程中，利益表达者被发现捏造虚假信息、滥用“弱者身份”博取“道义支持”和诬告、诽谤他人的话，同样会遭到舆论的反噬。
在“阿里巴巴女员工维权”这一案例中，当文字信息、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从信息扩散圈发展至信息沸腾圈后，女员工周某起初基本获得了全网的同情与支持，也把事件中的其他当事人和阿里巴巴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承受着全网的凝视、围观与道德审判。事实上此阶段，周某的利益诉求已部分实现，即阿里巴巴企业开除涉事的男员工——王某文。而这期间，质疑周某是“仙人跳”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后续警方就此事件发布的通报也表明，周某所提供的信息并非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周某后来也遭到了舆论的批判。
(三)舆论监督圈
舆论监督圈是横向路径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信息传播主体包含两大类：一类是作为舆论监督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账号；
另一类是作为被监督者的、代表政府各单位的各类政务新媒体。政务新媒体对相关事件的回应表明利益表达信息在横向和纵向路径上的“闭环”贯通。
各级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账号对民众利益表达事件的报道，一方面可以减少意见沸腾圈产生的负面影响，如网络暴力与舆论极化；
另一方面也可以凭借自身独特的政治资源和体制资源，使横向路径从线上扩展至线下，实现线上、线下双扩展。虽然新媒体平台中涌现了大量的“新型意见领袖”，但是传统媒体仍然是新媒体平台意见领袖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传统媒体的优势还在于对关键人物的影响。他们虽然不能抢先发声，但通过影响关键性的节点人物，使其能在二次舆论的意见市场中扮演重要作用。在民众利益表达过程中，这些关键性的节点人物，一般是制度内既掌握权力，又关注社会舆情的人。传统主流媒体通过对这些关键人物的影响，去推进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在纵向路径中的进程。这也能实现横向路径对纵向路径“逆转”的作用——通过吸引关键领导人物的关注和重视，使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在纵向路径中实现“自上而下”的传播，从而大大加快民众诉求的实现。如2021年8月8日晚，《人民日报》旗下“踏浪青年”发文评“阿里巴巴女员工维权”，称“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更要把资本关进笼子里”，并表示“在反垄断成为既定国策的当下，如果有人还想通过公关手段删文章、压热搜，那么注定聪明反被聪明误”。此评论也为阿里巴巴女员工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顺利发展“保驾护航”，并最终助推其实现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完整构建。
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政府的推进，许多部门也相继开通了政务新媒体，包括具体单位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这些政务新媒体在民众利益表达时，充当起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作为权力部门的代表，其自然被当作被监督者而包含在舆论监督圈内。而一旦相关的政务新媒体对横向路径中的相关信息和疑问进行了回应，便表明民众的利益表达信息通过横向路径进入了纵向路径，信息实现了横纵向的“闭环”流通。
“阿里巴巴女员工维权”事件发生后，2021年8月7日登上微博热搜榜，激烈而沸腾的舆情信息一时间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同时也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关注。8月8日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在微博上发布《情况通报》，表示案件正在调查取证。警方侦办结果，将及时向社会通报。此后多次在政务新媒体上进行《警情通报》，向社会公众颁布调查的阶段性成果，接受媒体和社会大众的监督。
在民众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利益表达信息分别在横向路径和纵向路径中流动。但民众利益诉求的实现，离不开二者的有效互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能够对纵向路径产生重要影响。同样，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对横向路径也会产生影响。下面将详细阐述二者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以全面立体地把握民众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信息流动规律。
(一)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对纵向路径的影响
1.给纵向路径增加信息容量
在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利益表达信息往往由下至上流动。由于纵向路径中同时存在诸多其他事务信息，因此纵向路径的信息申报，只能将信息精简，只能描述事件的核心与关键信息。所以在民众利益表达纵向信息通道中，民众的核心利益诉求和事件的全貌可能被遮掩。这表明由于纵向路径的信息容量有限，不仅使得民众利益表达信息不能完整呈现，甚至可能被遮掩和歪曲，导致信息失真。这也是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效果有限的重要原因。
而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发展，使得民众利益表达及相关的信息变成公开明确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网络上处于随用随取，毫无限制和遮蔽的状态，使体制内的决策者能够了解到更丰富、更完整、更真实的信息。增加信息量也能够使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的负责人与利益表达者进行更通畅的沟通，促使其更高效率地处理事件。另外信息横向扩散也能够使纵向路径中的信息处理人员更审慎地处理和对待利益表达者的申诉信息，从而减少纵向信息通道中的信息失真和增加信息流通量。
2.使纵向路径增加信息通道
一般情况下，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的信息通道是固定的、常态的。信息的流动速度也是稳定而缓慢的。通常除了民众利益表达的信息外，其间还充满了大量日常的工作信息和其他紧急事务。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只能与其他众多日常事务信息，在有限的纵向信息通道中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由于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对于纵向信息通道而言属于较为“陌生”和“敏感”的信息，因此需要经过更多的审批和检查，导致其向上流通的速度更慢。这也是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在利益表达中出现时间久、成本高、见效慢的重要原因。
然而，如果利益表达信息已经发展出了完整的横向路径，纵向路径中的相关方便不得不对民众的信息做出反应。若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诉求信息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政府及相关权力部门便有可能成立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全权负责相关事件的调查、处理，以此回应民众关切、与民众沟通对话。这些临时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置身于组织和体制内，属于纵向路径，但又只负责民众利益诉求的特定事务，因此相当于为民众利益表达信息专门搭建了一条新的纵向通道。这就大大增加了信息在纵向路径中的流动速度，提高了纵向路径的办事效率。如徐州“铁链女”事件，在徐州市层面没有回应民众质疑时，江苏省政府便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全权负责调查“铁链女”事件。该调查委员会还需回应其中当事人涉嫌违法犯罪、相关官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一系列民众质疑。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事件真相快速明朗，民众的合理质疑得到一一回应。这体现了横向路径与纵向路径之间信息的顺畅沟通。由此可看出横向路径能够增加纵向路径中的信息通道，从而使信息在纵向信息通道中快速向上流动，民众的利益表达得到更合理、更公正的对待和回应。
3.改变纵向路径中的信息流动方向
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不仅可以使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增加信息通道，还可以“逆转”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的信息流动方向，即让信息从“自下而上”流动变为“自上而下”流动，这时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由逆流而上的申报性质变为顺流而下的指令性质。
在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相关人员的资源、业绩评定和晋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上层或上级的评价和推荐。因此，在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信息“自上而下”顺流比信息“自下而上”逆流更通畅，更能得到重视、回应与落实。这也是老百姓如此重视“托关系”或者冒险采取“越级上访”的原因，其目的便在于使信息能在纵向路径中逆转传播方向，使利益表达信息“自上而下”流动。
而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则不需要通过“托关系”和“越级上访”等传统方法，便能实现“逆转”信息流向的重大效果。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信息的大规模横向流通，尤其是进入第二、第三功能圈后，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度与聚焦效应。这些具有明显社会抗争性质的信息流和舆情能直接反馈给制度内的舆情监测部门或者纵向路径中的上层人士。一旦上层注意到了并要求下级处理相关事件，民众利益表达信息便实现了“自上而下”的传递。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便使信息在纵向路径中实现了“逆转”的效果，从而达到了与“越级上访”相同甚至更好的效果。
(二)纵向路径对横向路径的影响
在民众利益表达路径中，横向路径虽然更具活力，信息传播速度更快，也能够对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纵向路径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它同样也可以对横向路径施加影响。
1.成为横向路径发展的助推器
在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信息流动的不通畅是民众发起横向路径的重要原因。信息在纵向路径中的流通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横向路径的发起、信息流动与扩张速度以及舆论强度。
如果民众能直接通过纵向路径较快速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横向路径便没有了发展的源动力。只有民众在采取纵向路径后，感到利益表达目标难以实现，民众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才有了发展的源动力。利益表达信息在纵向路径中的不同流通情况，会带来状态不同的横向路径发展模式。若诉求信息能正常地进入纵向路径，其中各种程序和信息的申报和审批都按规章制度进行，但只是流通速度较为缓慢，那么此时横向路径的发展则会相对缓慢；
若利益表达信息不能正常地进入纵向路径中，或者在纵向路径中受到重重阻挠，甚至是恶意阻拦时，则会使横向路径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横向路径的完整构建。
2.截断横向路径中发展进程
对于纵向路径而言，横向路径显然带有更强的不可控性。因此，不乏有人会想方设法地阻止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发展，以减少信息的横向扩散带来的压力。
在现实生活中，纵向路径作为一个个有组织、成规模的庞大体系，它所能聚集的社会资源是作为利益表达者的个体所不能企及的。因此，纵向路径中的相关方会试图利用各种方法来截断横向路径的完整发展。其中可采取的手段不乏利用金钱截断、技术截断和权力截断等。
实际上，并非所有横向路径都能够完整建构。现实中，仍有不少当事人，因为在现实环境中遭受到难以抵挡的诱惑和压力，而“主动”终止利益表达信息的横向传播。当然，截断诉求信息并非纵向路径应对横向路径的最佳选择。若截断不成功，便会引发更强烈的、更迅速的横向路径发展。因此截断诉求信息应当成为纵向路径相关方慎之又慎的选择。
3.平息横向路径的争论
所谓“平息”指的是纵向路径通过对横向路径中信息的妥当回应，使横向路径处于相对静止或消弭的状态。民众利益表达的横向路径形成之后，并非无目的地持续扩大和蔓延，而是目标明确地希望纵向路径做出有效的回应和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在众多案例中，我们发现横向路径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但也并非群氓。只要纵向路径有所回应，横向路径便会平息一段时间，不再剧烈发展，给予纵向路径充分的时间调查和处理利益表达者的诉求。一般来说，只要纵向路径的回应与处理结果符合事实、维护法律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民众便会感到满意。横向路径中的各中意见和争论也会因此平息和消弭。
因此，平息应当算是横向路径与纵向路径中相互作用中最为合适的一种。因为合理合法地处理事件、及时回应利益诉求者及普通人民群众的合理关切，不仅可以平息持续发展的横向信息传播，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组织形象，重塑组织权威。同时纵向路径中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将之视为与群众沟通对话的一次宝贵机会。
虽然相较于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信息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的水平传播更容易，更少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横向路径每次都能实现利益表达诉求。信息的水平流动和向外扩散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实现利益表达诉求才是信息水平流动，扩大信息传播面积的最终目的和归宿。而要实现这个最终目的，离不开技术、情感和权力这三大要素。
(一)技术
计算机的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能力通过现代通信网络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和交流的空间——信息空间。这个技术搭建的空间，并非由原子物质建构而成，它是一种非实体的存在，可以进行无限的延伸。而正是由于信息空间的虚拟性、流动性和参与性这些特点，使得利益表达者可以摆脱在“原子空间”中阻碍信息横向传播的各种现实情境的干扰，使得民众可以更大胆、更自由地传递信息、发表意见。另一方面，信息空间较之现实空间来说，面临更少的“把关”机制，因此，信息在此空间中可以比现实空间传播得更快更广。
在横向路径中，技术除了搭建信息传播的新空间，也能够实实在在地推动信息向外扩散与传播。“流量至上”是当今“算法推荐”的基本准则。这就意味着，只要信息在传播到一定量级之后，算法将进一步加大该信息的“流量扶持”。后期的信息扩散与传播，便能够借由“算法”的助力，无限地向信息空间扩散。从横向路径的发展来说，信息如果能够在第一功能圈就获得足够多的关注，那么后续的传播将搭上算法的“便车”，更省时省力地传播到第二、第三功能圈。
(二)情感
除了技术外，情感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算法技术助力信息扩散之前的信息横向传播与扩散，依然以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中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为主，尤其是在信息扩散圈形成之时。而影响人们接触到利益表达信息之后，是否继续点赞、评论和转发的因素之一，便是信息本身能够带给人们多大的震撼。这些“震撼”来自信息的反差性。信息的反差性越强意味着新信息与人们头脑中已有的信息之间的差距越大，越能颠覆人们原有的认知，给人带来越强烈的震撼。当这些震撼足够大时，人们便可能传播信息。“阿里巴巴女员工维权”一事之所以传播得如此迅速，是因为这一事件与阿里巴巴企业长期营销的“尊重女性”的企业形象形成强烈的反差；
“南通城管哄抢老人甘蔗”一事传遍网络的原因，也在于这种“土匪”行为与人们脑海里预设的“文明执法”理念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
人们在发表意见的时候，是强烈的情感在支撑和催促着他们发声。一般而言，这些情感包括同情心、道德感和正义感。正是这些情感，使得人们在知悉和面对“不公”与“黑暗”之时，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弱者或“相对无权者”发声。一个事件的情感色彩越浓烈，越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或愤慨之心，普通网友和新型意见领袖们也就越积极发声。意见表达圈的信息流动效率和频次也就越高。但是情感也反向引导利益表达者越来越追求一种“戏剧化”的表达方式，采用游行、标语，甚至流血等方式将抗争内容具象化、冲突化、剧目化，如“西安女车主坐在奔驰引擎盖上维权”。虽然这样可以吸引更多人参与到抗争中，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稀释了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给社会利益表达氛围带来负面影响。
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人的乐群性本能驱动着人们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利他行为，以满足自己情感需求。然而现实社会中各种可见、可感知的环境因素常会限制人们进行利他行为。即使人们看见了“城管哄抢老人甘蔗”，但是迫于“城管”的权威，也只能“敢怒不敢言”。而网络利他行为发生在网络空间中，现实情境的模糊性、旁观者效应及现实环境因素的影响减弱，网络空间营造的虚拟环境更有利于利他行为的产生。网络为个体情感、群体心理和社会心态的表达提供了渠道和场域[17]。在横向路径中，人们的每一次转发、点赞，都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利他行为，这不仅帮助利益表达者进行信息扩散，同时也满足了助人者“伸张正义”的情感需求和自我满足。
(三)权力
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非官方的。因此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产生的权力是有限的、非正式的。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无论信息传播蔓延得多远，影响范围有多大，至多只能进行道德审判，而不能进行司法审判。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所联结的力量只能通过作用于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去推动制度内的程序，来实现利益表达目的。
网络社会的信息技术，引发了人与人连接方式的革命，使社会资源分配、权力格局、关系模式呈现出迥异于以往社会形态的特征。人们越来越被嵌套在社交媒体建构的关系网络中，而个体的力量在无限联结中不断聚合、放大爆发为社会中相对无权者赋予话语权和行动权[18]。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利益表达者联结了支持者的所有个体、新型意见领袖和官方媒体的力量、资源，成为这种暂时性“众筹权力”的使用者，为其推动纵向路径中信息向上流动提供了权力和能量。
在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中，如果没有官方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的介入，利益表达效果将大打折扣。因为传统媒体掌握着重要的舆论监督权力。事实上，不管第一、第二功能圈的范围和影响力有多大，只要“官媒”没有“点名批评”，那么公共部门和企业组织对利益表达主体的重视程度都不一定提高。但只要“被官媒点名”，大概率意味着公共部门和企业组织必须公开事件的进展和处理过程，以平息沸腾的舆论。虽然“传统媒体式微”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在代表民意与政府和企业沟通这方面，传统媒体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另外，在舆论监督上，除了处理事件的执行部门倍感压力之外，整个权力部门和企业组织都处于民众的“凝视”与“舆论监督”之中。这些上级、上上级通过命令、指导的方式，要求执行部门妥善处理，这就意味着，舆论监督的力量引起了民众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并且这些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具有更高的权威，足以使执行部门认真、严肃和积极地处理民众的利益表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信息时代我国民众的利益表达特点和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利益表达合法性出发，现代民众所采取的横向路径，是通过信息的水平扩散来助力利益诉求的实现，其合法性来源于表达的自由权与媒介接触权。同时，横向路径体现了民众愈发注重个人权利使用和民众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而这明显区别于“依法抗争”中“利用中央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这种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的思路[6]。另外，“以法抗争”与“草根动员”[19]主要在于解释一定范围内农民群体的集体利益所采取的抗争方式。然而，新媒体时代，民众利益表达越来越多地围绕个人利益，民众利益表达的主要渠道也从以线下为主转变为线上线下相结合，因此，“以法抗争”与“草根动员”对新媒体时代“个体化”利益表达特征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解释力。而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则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建构了当代民众利用网络传播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新解释框架，很好地弥补了这种不足。虽然詹姆斯·斯科特所提出的“日常抵抗”体现了作为个体进行东南亚农民能够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抗争，但新媒体时代个体的利益表达越来越大胆、公开，甚至敢将自己置身于全社会的关注之下，这与詹姆斯·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中那种通过隐藏的话语进行维权的形式亦有较大差别。
本研究发现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信息扩散和演变过程需要从“信息扩散圈”发展到“意见沸腾圈”再到“舆论监督圈”。“信息扩散圈”是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起点，最接近事件的中心，其主要功能在于扩大信息的传播面积，提高信息的知名度和信息的可见度。当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发展到“信息沸腾圈”阶段，信息在这个圈内的状态就像沸腾着的水一般，充满了活力。舆论监督圈是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发展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功能特点就是要实现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在横向和纵向路径上的“闭环”贯通，实现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对纵向路径的影响，从而有效推进民众利益表达事项的进展。
文章通过对信息时代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在横向路径和纵向路径中的互动关系分析，从理论上阐明了“网络维权”有效性和高效性的原因。民众利益表达信息在横向路径中快速而广泛地发展和传播，能够引起社会各圈层的高度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利益表达信息在纵向路径中的流通量。如果民众的利益表达产生了巨大的舆情，对相关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权力部门一旦成立专门的事件处理委员会，则表明横向路径促使纵向路径增设了临时信息通道；
抑或横向路径中的信息引起了科层制体制中高层的注意，则能够实现纵向路径中信息的“逆流”。通过权力本身，促使纵向路径提高民众利益表达信息的流通速度和调查效率，更快实现民众利益诉求目标。而纵向路径亦可以对横向路径产生多种影响。如利益表达纵向路径中的低效率、不公平、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和低满意度都是横向路径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纵向路径亦能利用自己的制度化和结构化资源，“截断”横向路径；
但“截断”并非当前组织机构或政府或追求“善治”目标的理想手段，及时地回应和合理合法的处理才是“平息”横向路径继续发展的合适方法。
最后，横向路径中信息扩散需要借助信息时代的先进技术、用户的情感以及社会新型连接模式产生的新型权力这三种因素。建构在先进信息通信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空间，是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扩展和延续的基础条件。没有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构建的空间，横向路径的发展和理想建构将失去物质支撑和空间载体。同时用户的情感在助推横向路径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网络通过将平时分散在个体中的表达权和监督权进行联结，实现民众“联结的权力”。这种权力能使宪法和法律赋予民众个体的权力发挥切实的效力，真正实现民众对政府和其他组织部门的监督。
正是由于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的发展，民众利益表达的信息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而更好地达到利益表达的目的；
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克服了以往纵向利益表达路径速度慢、效率低的缺点，能够实现官方和民众的高效沟通，适应了信息时代社会民众快节奏办事的心理；
同时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也规避了暴力抗争的极端行为，民众能够合理合法借助网络传播，为己所用，这对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更有意义。此外，民众利益表达横向路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对社会舆情的感知能力和回应能力，及时回应有助于消弭一些矛盾和猜忌，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