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文献综述
时间：2023-02-16 12:4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恒玉 苏蕊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00)
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表明,消费需求仍然较低，且消费率已远远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将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进而有效激活居民消费蓝海，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因此消费的扩容提质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随着我国市场主要消费群体和消费偏好的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向发展和享受转变。不确定性的存在，例如不完善的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制度，增强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得居民的消费并不是平滑的。不确定性环境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但总体来说，消费升级趋势已然势不可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与市场的结合变得越来越紧密。以城镇居民理性预期与不确定性为核心的城镇居民消费品与服务市场特征形成了对我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有力的挑战，因此研究城镇居民理性预期与不确定性视角下的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是我国国民经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1.1 西方消费理论逻辑体系的构建
20世纪30年代以前，国外学者关于消费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Alfred Marshall的需求理论展开。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国外学者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势头，提出了一系列消费函数理论，这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了消费理论的研究内容，标志着西方消费理论的研究日益成熟。
绝对收入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及生命周期理论都是基于确定性的假设与前提，且持久收入理论与生命周期理论属于前瞻性消费理论，因为它们都考虑到了预期收入，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所处的环境是不确定或有风险的。RobertE.Hall首次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他认为在持久收入假说和理性预期的条件下，消费可以演变为随机游走。但之后Campbell和 Markiw检验发现，消费具有“过度敏感性”。
1.2 消费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对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视角：
(1)资产财富视角。20世纪30年代，Arthur Cecil Pigou提出了资产的财富效应概念，财富持有的形式会对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几乎所有家庭都持有安全的金融资产，但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比例较低，所有资产类别的拥有率通常随财富和收入增加[1]。要研究住房家庭的消费行为，必须承认住房既是耐用消费品，又是家庭投资组合中的投资品的双重作用，住房在家庭消费中的双重作用填补了住房消费研究的空白。
(2)社会保障视角。社会保障制度对消费的作用是不确定的，所得结论不甚相同或完全相反，不同的研究方法其结果也存在差异。社会保障激励会影响居民的退休决策，代理人在退休前会减少消费，社会福利预期的增加也会减少消费，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动机[2]。当人们考虑到退休时，消费驼峰会出现，而且社会保障和死亡风险不会改变消费驼峰的时间点，即在短期规划中，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很小[3]。
(3)文化视角。一个国家的消费水平体现着其经济发展程度和文明程度，不同的经济体制、对全球化进程的不同反应、历史传统等都会导致文化消费的差异。阶层关系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消费，从底层阶级到高层阶级，消费从仅满足生存到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凸显了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4]。
(4)可持续性消费视角。发展更具可持续性的消费，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参与“绿色”消费行为的意愿，涉及消费价值理论和消费者的可持续消费观两大方面。人们的消费行为受习惯的影响，所以消费者参与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倾向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和信仰。近年来，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表明，正念能够促进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所以有助于形成更可持续的消费模式[5]。
(5)金融视角。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影响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关键因素是可支配收入和借款利率[6]。有学者研究不同国家储蓄率之间的差异，例如与美国相比，日本的储蓄率很高，但对于导致美国和日本储蓄率差异的原因，学者并没有达成共识。伴随着收入差异的扩大，低收入消费群体会产生更多的消费信贷泡沫，影响金融稳定。
(6)税率视角。消费跨期替代弹性(EIS)通常被用来探索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内在规律，是消费者选择现期消费还是进行储蓄。税收政策和税率对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影响很大。增值税率的提高对整个家庭消费对跨期价格变动敏感，但不可持续，仅限于预期价格变化前后的几个月，所以单靠支出不足以刺激总需求[7]。作为一个有效的税率，消费税的隐含税率很少有人研究。
(7)人口视角。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人口红利”的概念，短时间内生育率的降低会形成“人口红利”，从而允许更高的消费。然而，从长远来看，更高的老年依赖性可以抵消这种影响[8]。代表人口年龄结构的抚养比通常被认为更能恰当地反映人口变化的总体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当中年人口比例增加时，总消费会减少。
1.3 消费结构研究方法创新
继Ernst Engel(1857)提出了恩格尔系数，Edward(1868)提出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线性支出系统(LES)、扩展性支出系统(ELES)、Rotterdam模型(Barten，1968)、近似理想的消费需求系统等定量分析模型陆续被提出，并尝试结合时间数据和截面数据研究消费结构，以期使消费结构的研究结果更加令人信服，标志着国外学者对消费结构的研究进入崭新的阶段。
2.1 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理论研究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肯定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高度关注消费的伦理属性和人本属性。马克思的消费思想对我们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完善分配制度扩大消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适应消费升级的要求有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继承与发展。因此，重视预期管理，扩大内需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消费领域的重要讨论话题。
2.2 环境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
2.2.1 宏观经济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宏观经济波动可能是由于经济不确定性、金融冲击、劳动供给冲击、投资专有冲击等引发。在研究宏观经济波动或经济周期时，大部分学者都会在模型中引入消费习惯形成，因为以这种方式扩充模型可以使模型复制消费、产出、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键动态相关性，达到标准模型无法达到的程度[9]。消费习惯形成是否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学者还未达成一致，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助于加强公众的合理预期，维持经济稳定。关于货币政策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研究较少，但是讨论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水平的较多，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预期与房价波动、消费预期、储蓄等方面。
2.2.2 税收政策调整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改革财税制度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通常用消费者福利水平衡量消费者满意度，较高的福利水平能够提高居民信心、改善居民预期，从而减少由于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
宏观方面，学者主要研究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通常借助拉弗曲线研究国家是否应该降低宏观税率[10]。微观方面，学者对税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集中在间接税，即消费税和增值税。长期来看，我国的消费税政策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逐渐显现，促进了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有学者发现，增值税减税通过居民收入和政府支出两个中介变量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升级，但是存在时滞效应[11]。关于间接税与消费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尚存在完善之处。
2.2.3 收入不确定性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收入不确定性增强了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学者主要从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等方面研究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状况。
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受当地经济状况的影响，消费低迷和消费结构性失衡是由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降低收入差距可以促进消费升级[12]。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影响程度不同，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未预期到的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个人消费水平，家庭收入结构的优化可以促进消费升级和消费价格升级[13]，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进民生福祉，提高居民长期的消费预期。
2.2.4 老龄化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升，医疗技术的进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关于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是否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学者并未达成一致。老年人口的消费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但退休会导致消费支出的减少和储蓄的增加，这是由不确定性造成的，退休之后面临的未来医疗支出是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学者在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门槛效应领域的研究尚不充分。宋锋华、聂蕊(2022)研究发现，高等教育投入的增加有助于老龄化程度对消费升级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14]。臧旭恒、李晓飞(2020)以养老保险为门槛变量，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非线性影响[15]。
2.2.5 社会保障制度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社会保障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一方面，社会保障调节了居民的收入，促进了社会公平。另一方面，社会保障降低了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居民预期。
关于社会保障与城镇居民消费升级，主要集中在基本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商业健康保险、社会福利、基本养老保险等方面。
商业保险减少了预防性储蓄，改善了居民消费结构[16]。基本养老保险能够促进居民的消费升级，但其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17]。个人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即个人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会对不同的收入群体产生不同的消费升级影响[18]，个人社会保障支出挤占了对高档品的消费，阻碍了消费升级[19]。
2.2.6 互联网消费金融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互联网金融被认为是发展普惠金融最具影响力的工具，因为它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金融服务的可用性，优化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推动互联网消费信贷深化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在挖掘城镇居民消费潜力时，消费信贷市场的扩大是一捷径，但是不同的收入群体对信贷的反映不同。有学者认为，消费信贷容易使居民存在跨期消费行为和不理性消费行为，长久来看，负债的增加会抑制消费[20]。
2.2.7 房价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房价上涨等外生冲击会导致消费分化和消费分层，因为其会对有房者和无房者的预算约束线产生不同影响。不同地区住房价格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不同，房价上涨对消费升级的挤出效应主要通过消费者预期实现，而房价上涨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财富再分配效应和替代效应体现。
我国城镇居民表现出来了“两栖性”消费特点，例如消费者为了实现长期消费目标(住房、汽车等)而牺牲短期消费目标，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消费模式转变的必经阶段，但是目前我国学者对“两栖性”消费的研究较少。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升，我国正在经历由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过渡，和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的转变。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发现：第一，在资产财富方面，国外学者的分歧较大，对房价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第二，关于间接税与消费升级的关系及消费驼峰的研究较少。第三，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城镇居民的消费不可持续，说明并没有固定的消费模式可以遵循。第四，我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一直很高，在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过程中，平衡好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第五，学者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定义没有进行统一界定。第六，将消费升级作为研究背景或影响因素的文章相对较多，从城镇居民消费品与服务市场的理性预期特征与不确定性特征出发，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进行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
前述几种观点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中国消费升级缓慢的现象，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也为本文的综述提供了较大的框架。然而，就目前的研究文献来看，要想从微观层次上理解中国消费升级缓慢的形成机制，仍非常困难。
第一，从理论层面来看，需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消费升级理论。消费升级是中国特有术语，国外并不常用。国外对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系统而深入，西方消费函数理论，特别是生命周期模型和永久收入模型是研究消费行为的主要分析工具。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消费经济学，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学[21]，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消费经济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因此，为了顺应消费升级的趋势，建设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研究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时，需构建符合中国实践的消费升级理论。
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需统一定义消费升级的概念。学者应系统地完善消费升级的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消费升级状况。大多数学者将消费升级等同于消费结构升级，但是绿色消费、公平消费、消费者权益等都应包含在消费升级指标内。
第三，从研究思路来看，需要跳出现有的思维框架。大部分文章主要以“生存-发展-享受”或“物质-服务”框架分析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升级情况，且以第一种思维框架为主。党的二十大之后，中国经济踏上新征程。消费升级不应该仅体现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环境、消费公平、消费者信心、绿色消费理念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消费趋势都应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所以消费升级分析框架也应体现中国特色的消费特点。
第四，从研究方向来看，需补充以往研究的薄弱点。增值税改革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吗？消费驼峰的影响因素及消费驼峰出现的时间点。新发展阶段，在不确定性的影响下，总结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升级显现出的崭新特征；
双碳视角下的居民消费升级研究；
数字经济背景下居民消费升级的特点及趋势研究。围绕做好“六稳”工作，科学判断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崭新特征的基础上，如何提升预期管理水平，精准施策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应出台何种更加有力的引领城镇居民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市场理性需求、拓展和创造城镇居民消费产品与服务消费市场需求空间的政策调控体系与政策支撑体系,更好地满足居民健康、安全的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