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视域下《琵琶行》英译的人物形象建构
时间：2023-02-13 12:50: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余静良
（江苏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徐州 221116）
《琵琶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一篇古体长篇叙事诗。该诗拥有诸多英译本，其中广为人知的则属许渊冲的译本。许译本强调最大程度上遵循“信、达、雅”的翻译准则，以追寻原文的韵美。本研究以《琵琶行》许译本为例，以期探寻互文性视域下《琵琶行》英译本与原诗中人物形象的建构。该诗通过对琵琶女精妙绝伦的弹奏进行描写，采用动静结合、比喻等手法，塑造出了余音袅袅、荡气回肠的音乐形象。同时，对琵琶女自述生平进行叙事，结合对琵琶声的刻画，进而从正面突出了孤寂、凄凉与可怜的琵琶女形象。此外，通过对诗人彼时境况的描绘，从侧面烘托出了诗人寂寥与怀才不遇的悲伤之情。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互文性视域出发，对《琵琶行》许译本中人物形象的建构与琵琶女和诗人形象的塑造进行深度剖析，阐明互文性理论对英译诗歌人物形象建构的启示意义，为中国诗歌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互文性理论的阐释
互文性是保加利亚裔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翻译巴赫金（Bakhtin Michael）的作品时，从其“复调理论”以及“文学的狂欢节化”中得到启发提出的[1]。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理论的目的即为阐释和修正巴赫金先前提出的对话理论。
事实上，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率先提出，但在巴赫金著作中的字里行间能推断出此术语。他表示，文学的狂欢节化在复调小说中得以彰显，而这种文学的狂欢节化实际上就是互文性理论。罗兰·巴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2]P16。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与创新。
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并非某一类特定文本的特征，也非具备某些相似特征的文本，而是一切文本所具有的最基本特征。互文性意味着一个其他文本的语料在当前文本中可能会被重置、打乱及重新组合。
然而，目前人们的基本共识即为，互文本指的是一个吸收其他文本的文本。毕竟，相较于大多数人，这一概念较易掌握。互文性实际上是指一个文本把其他文本吸收为己用的客观现象；
互文性也同样是某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间产生某种关系的特性。而这种关系可在文本的写作中，利用明引、拼帖、暗引、模仿与戏拟等互文写作手法来加以廓清，也可在阅读文本时，通过研究人员的实证研究与互文分析等互文阅读方法来加以建立。上文中提到的其他类似文本既可以是前人的文学佳作与文学遗产，也可以是后人的文学作品，还可泛指各类社会及历史文本。
互文性通常分为广义互文性与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指的是用互文性理论来对文学或文学性进行定义。广义互文性意味着将互文性当作一切文本的普遍原则与基本特征。因此，在这里，广义互文性一般意味着文学作品和社会、历史文本的相互作用；
狭义互文性即为用互文性指代某一文本和其他文本间的关系，尤其是指某些以文本为依据的引用、影射、套用及重写等关系。
概言之，互文性又称“文本间性”，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旨在强调任何文本都是在先前文本的基础上阐释、转化与创新而来。互文性着力聚焦文本内容，尤其是文本内涵、文化以及艺术层面上的相互作用。
（二）互文性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克里斯蒂娃首次提出“互文性”的概念。事实上，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不仅要归功于克里斯蒂娃，还应归功于罗兰·巴特（R.Barthes）、热拉尔·热奈特（G.Genette）、里法泰尔（M.Riffaterre）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此外，伽达默尔（Gadamer）及翻译学界的哈蒂姆（Hatim）、梅森（Mason）等理论家的深度解读与拓展同样也功不可没。作为一种多元开放、时空交错的动态思维方法与策略，互文性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3]。
由此可见，从互文性理论视域出发进行翻译研究，不仅有助于从宏观上认识翻译活动，还可使其成为一种微观分析的应用方法。互文性不仅可以作为翻译研究的全新视野与范式，还可为翻译研究提供解读文本的新的批评与鉴赏方法。概言之，以互文性理论贯穿全文，能助力学者拓宽研究视角，运用多元与开放的思维模式进行翻译研究，进而从更广的维度解读文本，为中国诗歌文化“走出去”提供全新的研究范式与路径。
诗人和作家进行创作时，通常会借助对偶、动静结合等手法，以期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从而真实传递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思想情感。本研究基于互文性视域，利用《琵琶行》原文与许译本，从文学形式、文化意象与神话传说三个层面对诗歌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和结果进行探析，以期廓清互文性对诗歌人物形象建构的借鉴意义，从而探寻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范式。
（一）文学形式层面的人物形象
就语言形式而言，英语和汉语诗歌都重视诗歌的文学形式，而诗歌的格律构成了诗歌的重要特征。汉语中的字数、平仄与押韵等特征共同构成了诗歌中的格律；
而英语中也重视格律，对格律也有一定的要求。由是观之，汉语和英语中格律的共同规律也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互文。此外，对偶等修辞手法也是文学形式层面的重要特征，对于建构人物形象和抒发诗歌主人公与诗人的情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节奏
例（1）：
原文：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4]P284
译文：The thick strings loudly thrummed like the pettering rain;
The fine strings softly tinkled in a murmuring strain.[4]P127
汉语中诗歌以五言和七言为主。从《琵琶行》原诗与许译本来看，整篇诗歌为七言诗。而英语诗歌也寻求节奏和韵律之美。因此，许渊冲将该句诗译为上下字数相等、平仄相同、结构神似的两句英译诗歌。虽英译诗歌字数并未和原诗保持一致，做到七言，但译诗上下两句诗字数相同、对仗工整，且与原诗在结构上大体保持了一致。
同时，译文通过使用“thick”“loudly thrummed”“pettering”“fine”“softly tinkled”“murmuring”等词，与原文中的“大”“嘈嘈”“急”“小”“切切”“私”等词形成较为完美的互文。
此外，通过对原文的吸收与转化，进而产生与原文节奏相类似的译文，与原文很好地实现了互文互动。译者通过使用一系列节奏感较强的词汇，与原文形成对照。同时，琵琶声时而惊心动魄，时而心旷神怡，突出强调了琵琶声的抑扬顿挫之美。诗人与译者通过对此起彼伏琵琶声的描绘，也为后文琵琶女自叙从“今年欢笑复明年”的无忧无虑到“梦啼妆泪红阑干”悲惨身世的戏剧性转变以及诗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自我感慨埋下了伏笔，进而从侧面烘托出凄凉、孤寂、苦楚与被侮辱的琵琶女形象，也为后续建构诗人自身形象奠定了基础。
2.对偶
例（2）：
原文：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4]P284
译文：Suddenly we heard water burst a silver jar，And the clash of spears and sabres come from afar.[4]P127
通过分析发现，译文字数虽未和原诗一样形成对偶，但译文仍做到了押尾韵。与此同时，译文通过倒叙翻译，使用“water burst”与“clash of spears”和原文中的“银瓶、水浆迸”、“铁骑、刀枪鸣”形成倒叙对偶。此外，原诗上下句之间的“银瓶”“乍破”“水浆迸”与“铁骑”“突出”“刀枪鸣”本身就是一种对偶，而译文也采用了与原诗对偶的手法，因此也是一种互文，同样是对原文选择性地吸收与创造性地转化。
此外，译者通过使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使得译文与原诗形成鲜明对仗，与原诗形成互文，从而达到激活读者互文性记忆的目的。下一句诗为“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所以此处对琵琶声的描写已达高潮，逐渐从“起”转向“伏”，似乎冥冥之中也暗示着诗中琵琶女的身世甚至诗人的仕途也是逐渐由盛转向衰，从而于侧面衬托出悲伤、孤寂与被抛弃的琵琶女形象。
由此可见，原诗上下句之间以及与译文之间的对偶即为互文。而借助该互文性理论，反过来又能为探析原文与译文使用的修辞手法、所传递的人物形象提供借鉴意义，从而廓清诗歌人物形象的建构过程与诗人、主人公所表达的情感，进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走得深”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二）文化意象层面的人物形象
自古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而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其文化往往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从而形成固有的基督教文化。由是观之，同一词在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内，可能会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因而，同一词所代表的文化意象也就可能天差地别。
例（3）：
原文：老大嫁作商人妇。[4]P285
译文：I married a smug merchant when my prime was oer.[4]P128
原文中“商人”一词在中西方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着不同的文化意象。正如《论语·里仁》所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在儒家思想中，只有小人才注重利益，君子往往更重视道义、恩义与忠义，更关注国家等层面的整体利益。然而，商人自古以来往往以盈利为主，加之中国自古以来便重农抑商，由是观之，商人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而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渐发达，加之西方历来保护私人利益，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升。
可见，在中西方文化中，“商人”所代表的文化意象有所不同。原诗中使用“商人”一词，旨在强调琵琶女本是“京城女”，家境富裕，谁料现已破败不堪。于是，只好嫁给重利而非重情的商人。因此，译文借助互文性理论，运用“smug”及“prime”等词，对原文中“商人”与“琵琶女”意象进行再现，前后句与原文形成互文，从而映射出商人唯利是图、自命不凡的形象，也从侧面映衬出凄凉、苦楚与被抛弃的琵琶女形象。互文性视角下的翻译能够实现译语文本文化意象的互文性[5]。的确，从互文性视域出发进行翻译研究能助推中华文化意象及文化价值观的建构、译介和传播，从而更好促进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三）神话传说层面的人物形象
神话传说中的意象的翻译往往是翻译的难点所在。通过解读原诗与译本发现，译者在翻译时，可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策略翻译原文，从而既做到了与原诗的互文互动、保留了原诗神话传说的意象，又传递出互文性视域下原诗与译文建构的人物形象。
例（4）：
原文：杜鹃啼血猿哀鸣。[4]P285
译文：But gibbons cry and cuckoo" s homeward-going call?[4]P129
原诗中的神话传说为“杜鹃啼血”，而“猿哀鸣”则为诗歌中常见的文化意象。“杜鹃啼血”意为传说杜鹃会彻夜悲鸣，直至咳出血。此后，人们常用该典故来形容悲痛至极。同样，“猿哀鸣”也象征着哀伤的情感。
可见，诗人利用“杜鹃啼血”的神话传说与“猿哀鸣”的悲伤意象，旨在表达平日不曾听闻管弦之优雅乐声，只能听到杜鹃啼血这类哀鸣，因而，也从侧面映衬出此时诗人凄凉、孤寂与同病相怜的心境。因此，译文选择了保留“杜鹃啼血”的神话和“猿哀鸣”的意象，将其先后译为“gibbons cry”和“cuckoos homeward-going call”，实际上是考虑到了英文的句法结构以及押尾韵，因而采用倒叙的翻译方法，与原诗形成互文。通过使用“cry”与“homewardgoing call”两个表达法，将原诗中杜鹃与猿悲伤和凄凉的哀鸣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因此，互文性理论的确对原文与译文之间形成互文关联有所裨益，能将二者有效衔接起来。通过描写萧瑟的环境，从侧面衬托出悲凉、孤寂与怀才不遇的诗人形象。
本研究表明：利用互文性视域，从文学形式、文化意象与神话传说层面对《琵琶行》许译本进行探析发现，诗人和译者对上述三个层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叙述，从侧面烘托出凄凉、可怜与被抛弃的歌女形象，进而为后文塑造出寂寥、怀才不遇的诗人形象奠定了基础。此外，诗句与译文间的互文能有效助推琵琶女与诗人形象的建构。译者在翻译原诗时，可从互文性视域出发，采用异化与归化相结合、加注等翻译策略与方法，破解原诗中文化意象等的“不可译”现象，从而为译入语读者理解原诗提供有益帮助，为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新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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