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特点：现有研究与未来展望

方燕红 尹观海 张积家

（1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桂林 541000；
2 井冈山大学教育学院，吉安 343009）

双语者有单通道双语者 （unimodal bilinguals）和双通道双语者（bimodal bilinguals）之分，前者掌握两种口语，后者掌握一种口语和一种手语（Li et al.， 2017）。单通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通过同一感知系统（听觉）来理解，只有单一语音输出通道（声道），在语音系统上存在交叉，不能同时产生两种语言。人们对单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进行大量研究， 提出多种语言加工理论。与单通道双语者不同，双通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分别通过听觉和视觉来理解， 拥有声道和手势两套独立“发音”系统，能同时产生和理解两种语言 （Emmorey et al.， 2008；

Emmorey et al.， 2016）。这种独特能力使双通道双语者在语言加工上既与单通道双语者相似，也有自身特点。这些独特性为言语加工机制探讨提供独特机会， 为揭示双语机制提供有益启示。本文拟从跨语言激活、语言混合、 语言控制方面梳理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特点，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单通道双语者在听、说、读、写某一语言时，另一语言也被激活， 尤其是语音或正字法相似的竞争项目 （Chen et al.， 2017；

Shook ＆ Marian， 2019），表明语言信息可在相同通道内传递。

如俄-英双语者听到英语词“marker”时，非目标语（俄语）的语音相似词（marka）也引发眼动变化，表明俄语词随着英语词输入同时激活。

这种激活本质上是自下而上或前馈（feed-forward）过程，即听觉输入进入语言系统，无选择地激活两种语言在语音、正字法上交叉的词汇。

双通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语音”不交叉，两种语言的“语音”输出通道不同，如果两种语言仍然同时激活，表明语言信息可在跨通道间传递。跨语言激活并不需要以词形及语音相关为前提， 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就具有自上而下或反馈性质。

近年来研究表明，无论是在言语产生中，还是在言语理解中，双通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确实同时激活。Giezen和Emmorey（2016）利用图-词干扰范式考查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用美国手语命名图片时跨语言激活。干扰词以听觉形式呈现，分为4 类：目标手语翻译词、与目标手语翻译词语音关联的词、与目标手语翻译词语义关联的词、无关词。结果显示，目标手语翻译词和语音关联的干扰词均促进对目标手语词命名，表明不同通道的语言共同激活，激活由词汇水平扩散到语音水平。研究还发现，无论手语学习早晚，双通道双语者在单词语义决定中都不可避免地自动激活手语对译词（Villameriel et al.， 2016）；
在理解英语单词时，手语对译词也被激活（Morford et al.， 2017）。

神经成像及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也为双语跨语言激活提供了丰富证据（Meade et al.， 2017）。

双通道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同时激活表明， 语言信息容易在跨通道间传递， 即便从一种语言无法获取另一种语言的语音信息，两种语言仍可同时激活。由于手语词与英语词缺乏共同的语音和知觉表征，这两种语言词汇的相互影响应发生在词汇或语义水平。在视觉输入后，双通道双语者自动激活相应语义概念，激活反馈到手语词汇水平，激活语音相似词，语音相似词继而将激活再传递到另一词汇， 直至目标词获得选择。

即，语义表征一旦得到激活，即可反馈到两种语言的词汇水平，两种语言获得平行激活。这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

双通道双语者的跨语言激活对双语加工理论有重要启示。双语词汇识别理论，包括交互激活模型、词汇通达模型、互动网络模型均认为，单通道双语者的跨语言激活主要源于共享语音水平，即输入的语音或语音特征重叠。

为说明双通道双语者的跨语言激活，需要对这些理论模型进行修正，以允许某种特定语言的语音信息合并到独立语音层次上，从而将口语和手语两种语言的表征分别馈送到相应词汇层次，然后通过词汇表征或共享语义表征的前馈与反馈，在词汇层面达到共同激活 （Giezen et al.， 2015；

Pliatsikas，2020）。或依据语言信息流动方向，分别构建自上而下激活与自下而上激活的相互作用模型。

在说话时，双语者常将两种语言连接起来，称为“言语混合”。

发声通道限制使单通道双语者一次只能说出一种语言， 面对不同对话者时需要语码切换（Lu et al.， 2019）。

双通道双语者既可在手语和口语之间切换，也可将手语和口语的语码联合（codeblend）起来，同时产生手语和口语。

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 双通道双语者是倾向语码切换还是倾向语码联合？

Petitto 等人（2001）报道 3 名 1～4 岁法语－法国手语儿童，发现他们主要倾向语码联合（94%），语码转换少（4%）。

3 名 1～3 岁荷兰手语-荷兰语双语儿童，在大多数情况下语码联合，在少数情况下语码切换（＜10%）（Van den Bogaerd ＆ Baker， 2005）。Lillo-Martin 等（2014）发现，年幼双通道双语儿童在单一口语会话情境下独立产生语音比例约为75%，在单一手语会话情境中，独立产生手语次数少（低于25%），超过75%的会话混合使用口语和手语。

由于照顾者在教失聪儿童学习手语和口语时， 词汇和手势常同时呈现， 儿童掌握手语和口语方式也是联合式，导致其语言混合方式特殊。Emmorey 等（2008）采用叙述（narrative elicitation）和对话（conservation）任务， 探讨美国手语-英语成人使用两种语码的倾向性，发现他们在两种任务中均倾向（89%）同时产生美国手语和英语，即使面对非手语者也如此。他们基本上不会停止说话用手语表达， 也不会停止手语用口语表达。

Casey 等人（2008）发现，双通道双语者在表达时语码联合次数多，语码转换次数少，明显地倾向语码联合。

双通道双语者倾向语码联合而非语码切换，对双语言语产生模型有重要启示， 对解决双语加工理论分歧有重要意义。

（1）关于语言选择的发生阶段。大多数模型认为，双语产生时必须选择一种语言，以避免两种语言词汇混合。

但对语言选择发生在哪一阶段，不同模型有不同看法。

一些模型认为，语言选择发生在前言语阶段（La Heij， 2005）；
另一些模型认为，双语激活在 lemma 选择阶段结束， 语言选择也发生在此阶段（Hermans et al.， 1998）；
还有一些模型主张，双语激活一直持续到语音水平， 语言选择发生在言语产生晚期（Gollan ＆ Acenas， 2004）。

如果语言选择发生在前言语阶段或Lemma 阶段， 双通道双语者就应像单通道双语者一样，倾向语码切换，因为在早期必须选择一种语言来发声。如果语言选择是由于物理限制导致（不能同时产生两个口语词）， 选择发生在语音水平，双通道双语者就可自由地同时产生口语词和手语词，因为口语和手语占用不同语音通道。双通道双语者的语码联合倾向表明，双语产生系统的结构并不依赖于早期语言选择，从而支持晚期语言选择模型。

（2）关于词汇选择与词汇抑制的相对代价。在语码联合时，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都必须选择；
在语码切换时，只有一种词汇表征得到加工，必须抑制对译词表征。如果词汇选择代价高于词汇抑制代价，双通道双语者将倾向语码切换，以避免双重选择代价；
如果词汇抑制代价高于词汇选择代价， 双通道双语者将倾向语码联合，以避免词汇抑制带来更大代价。双通道双语者倾向语码联合， 说明词汇选择与词汇抑制的代价不同，词汇抑制更困难，需要占用更多认知资源（Emmorey et al.， 2012）。

当双语不可避免地共同激活后， 为减少非目标语言干扰，单通道双语者需要监控注意，对两种语言的知觉输入和语音进行细致区分， 并调动抑制、更新、转移等认知控制过程，久而久之会在语言加工及其他认知任务中表现出执行控制优势。

研究者普遍认为， 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要求不如单通道双语者高， 执行控制能力发展也不如单通道双语者强大 （Emmorey et al.， 2016；

Mercure et al.，2019）。Emmorey 等人（2008）比较了美国手语-英语双通道双语者、 单通道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在冲突任务中的表现，发现单通道双语者表现最好，美国手语-英语双通道双语者与英语单语者的成绩无显著差异，表明美国手语-英语双通道双语者在认知控制上没有单通道双语者的优势， 单通道双语者的优势源于区分两种口语的知觉和发音需求。双、单通道双语者的认知控制差异甚至在4～8 个月婴儿中就已出现。单通道双语婴儿比双通道双语婴儿更快地捕获脸部图片（注意捕捉），在脸部注视时间更长（注意维持）（Mercure et al.， 2019）。

然而，Giezen 等人（2015）研究表明，尽管双通道双语者的语音输入不存在交互， 但两种语言的表征在词汇水平上存在竞争， 解决这些竞争需要运用与单通道双语者相同的抑制控制机制。他们让27 名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同时执行视觉眼追踪和非语言空间Stroop 任务， 前者考察英语听觉词识别中非目标语言美国手语的共激活及由此带来的跨语言竞争，后者评估抑制控制能力。同时采用这两个任务还有助于分析个体的认知控制差异与跨语言竞争的关系。

结果发现， 在听觉词识别早期 （150～250ms），Stroop 效应与竞争项目的注视次数正相关。

在此时段内，Stroop 效应弱， 对非目标项目注视次数少，对非目标项目激活程度低， 表明被试用控制能力抑制非目标项目激活， 以解决词汇水平或语义水平的跨语言竞争；

有更强执行控制能力的双通道双语者遭遇的竞争更弱，他们能更快更好地处理此类竞争。在语码切换任务中，也发现双语者的抑制机制起作用，只不过单通道双语者抑制词汇表征， 双通道双语者抑制输出通道 （发声） 竞争 （Kaufmann et al.，2018）。

还有研究者认为，持续控制不同通道的语言信息， 会给双通道双语者带来通道特异 （modalityspecific）的语言认知优势（李恒，曹宇，2016）。

在涉及手语或双语加工的特定认知任务 （如跨通道监控注意力、跨通道整合信息）上，双通道双语者也表现出认知优势。

熟练双语者有更强的注意转换能力（Kushalnagar et al.， 2010）；
二语水平及通道经验可促使双语者的注意控制能力得到不同程度发展（曹宇，李恒，2016）；
口译训练后，美国手语口译学生的任务转换能力、心理灵活性、心理运动速度及协调或转换信息的工作记忆都有明显提高（MacNamara ＆ Conway， 2014）。

以上研究表明，与单通道双语者相似，双通道双语者在听觉词识别中对非语言及非目标项目也采用抑制控制机制，尽管程度上比单通道双语者弱。任何导致单通道双语者语言控制能力变化的因素， 如语言熟练程度、语言管理经验等，都能引起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控制能力变化。

舌尖现象（tip-of-the-tongue，TOT）是说话者常见的提取失误或提取不能现象。

双语者比单语者有更多的舌尖现象，表明TOT 产生机制与两个词汇系统、 两个语音系统有关。

对此现象， 语音阻断假设（phonological blocking hypothesis） 认为，TOT 是语音干扰的结果，发生在语音编码节点上，说话者错误提取了语音相关词而不是目标词。

单语者在产生言语时， 语音相关词得到激活， 并为了获得选择而竞争，从而导致TOT。由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的相关语音表征都被激活， 在语音水平上的竞争会扩展到语言间。

如此一来，双语者在产生言语时，语音阻断几率就更大， 会产生更多的TOT。

语义阻断假设（semantic blocking hypothesis） 认为，TOT 是语义干扰的结果，发生在早期提取阶段，语义相关词汇表征为了获得选择而竞争。双语者产生言语时，另一语言的对译词与目标词意义完全重叠， 成为目标词选择的障碍，就容易产生TOT。由于在双语者心理词典中对译词非常普遍，TOT 现象就非常常见。

弱连接假设（reduced-frequency account）认为，产生言语时双语之间选择不存在竞争，TOT 发生也并非由阻碍所致，而是语义和词形连接弱造成的。

相对于单语者只使用一种语言，双语者的两种语言使用频率均低，发生TOT 的目标词通常是低频词，表明TOT 发生在对频率敏感的阶段， 既可能发生在词形水平 （form level），也 可 能 发 生 在 lemma 水 平 （Emmorey et al.，2016）。

Pyers 等人（2009）比较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和英语单语者，发现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的舌尖现象频率与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相似，均显著高于单语者。

这表明，双语者的更高TOT 比率不能只归因于语音形式竞争。

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表现出中间状态， 词汇提取正确率略好于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显著差于英语单语者。

这表明，语音阻碍在TOT 产生中作用较小，提取失败更可能既发生在lemma 水平， 也发生在词形水平，大多数发生在早期提取位置 （即由语义阻断导致）。尽管如此，使用频率低仍是所有双语者TOT 产生的综合解释。TOT 反映目标词汇表征的不完全激活，导致使用频率减少。

不论是手语使用者还是口语使用者，都对两种语言使用存在频率区分，说话时的TOT比率都较高。

未来要深入理解双语加工机制， 构建普适性广的双语加工模型，仍需以双通道双语者为研究对象，并深入思考以下问题。

（1） 重视语言学习经验对双通道双语加工的影响。根据语言学习经验不同，可将双通道双语者作多种类型划分：
根据双语学习早晚区分为早期与晚期双语者，根据听力状态区分为健听与聋哑双语者，根据主体语言区分为口语为主和手语为主双语者，根据语言熟练程度区分为熟练与不熟练双语者。

语言学习经验不同，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亦不同。

双通道双语者的跨语言激活主要依赖于词汇连接与语义中介两条通路（Shook ＆ Marian，2012）。语义中介通路中，在视觉或听觉信息输入后，加工系统选择性地激活口语词汇表征，继而激活语义表征。由于双语间语义共享， 语义表征通过语言系统向下反馈激活，进而激活相应手语词表征，并激活语音相似的手语词，达到双语共同激活。

在词汇连接通路，手语和口语的对译词直接横向关联， 不需以语义为中介。

词一呈现，便直接激活心理词典中手语翻译词，引发跨通道并行激活，进而激活语音相似的手语词。语言学习经验不同的双语者， 跨语言激活路径可能不同。聋哑双语者在阅读指导和读写能力发展中，更可能在手语词和口语词的正字法表征之间直接建立牢固词汇联系， 健听双语者通常通过语音表征访问单词，手语的共同激活很可能经由语义。早期双语者通常充当聋人世界和听力世界的语言桥梁， 具有一并处理与翻译口语词和手语词的经验， 这种经验可导致词汇间的直接关联， 晚期双语者有可能走语义中介通路。

还有一种可能，在双通道双语学习早期，语义中介作用凸显，随着语言熟练程度提高，词汇连接作用愈来愈大， 最后完全取代语义中介在双语激活中的作用。

这些假设均需通过研究证实。

（2）重视双通道双语者的词汇选择与抑制机制。尽管双通道双语者可容易地通过语码联合同时产生手语和口语，但在许多语境下，双语者仍需在语言间切换，从双语联合切换到单一语言或者相反，从口语切换到手语或者相反。

语言混合为双语词汇选择与抑制机制探讨提供了平台。

Emmorey 等人（2012）发现，由单语切换到双语联合时，未产生切换代价，但从双语联合转换到单语时，切换代价明显。从美国手语切换到英语时，切换代价明显，由英语切换到美国手语时，几乎没有切换代价（Dias et al.， 2017）。

这表明， 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混合远比单通道双语者更复杂， 他们释放一种语言容易， 抑制一种语言困难；
释放手语容易，抑制口语困难。

但相对于单通道双语者， 双通道双语者任一方向的语码切换代价都更低， 切换抑制机制也不同 （Kaufmann et al.，2018）。研究发现，在字母流畅性任务中，优势语言为英语的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词汇提取量显著少于英语单语者，TOT 多于单语者。

这提示，尽管由不同声道发出， 手语和口语为获得选择也相互竞争（Giezen ＆ Emmorey， 2017）。

这些发现为走向融合的双语词汇选择与抑制机制的努力带来新挑战。

双语的特定语言选择模型和抑制模型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双通道双语者？ 语言加工系统如何选择一种语言，抑制另一语言？哪些因素在其中起作用及如何起作用？ 这些问题都应继续进行深入探讨。

（3）重视唇语对语言加工的影响。双通道双语者在产生两种语言时，发声器官涉及手和嘴唇。手语产生涉及手以外的多个发音器，身体、面部和口唇都有词汇和语法功能。

口唇除可表达形容词和副词信息外，还通过吸气、呼气、唇形和发音等特定口型来表达多种词汇。这就形成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双通道双语者一边打手语，一边用嘴无声地发音，读着词（即唇语）。

如果唇语是手语词的一部分，有助于聋人的语音表征形成， 双通道双语者的手语和口语的语音就可能会交叉。既然交叉，在知觉水平和语音水平就存在竞争，双语的共激活路径就会发生变化，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的认知控制要求也将如单通道双语者一样高，而不是当前研究者认为的控制要求低。如此一来， 唇语对双通道双语者的语言加工及认知控制将带来显著影响。

对这种影响的趋势和机制还不完全清楚。

（4）重视双通道双语者语言加工特点的普遍性。关于双通道双语者的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的知识主要来自于美国手语及英语的研究。

不同国家手语之间虽具有一定识别度和可懂度，但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手语和英语手语不仅有各自的词汇系统， 还具有不同形态；

一种手语的语音元素不一定存在于另一种手语中；

不同手语的句法独特性也很明显。

因此， 从美国手语研究得来的结果难以无差别地推广到其他手语， 美国手语-英语双语者的语言加工特点未必完全适合于其他类型双通道双语者。因此，要深入理解双语加工的机制， 未来研究还需要广泛考查其他国家手语的双通道双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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