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要件

程 芳

回望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统一战线始终作为重要法宝发挥了巨大作用。统一战线是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盟，领导权问题始终是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马克思深刻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联盟中保持理论清醒、思想独立、政治坚定的必要性以及在联盟中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是统一战线的本质特点，也是统一战线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并发挥作用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1]总结百年统战史可以发现，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主要包括以下核心要件。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2]因此，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政治主体把控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及其运作的效果[3]，关乎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发挥政治领导力，就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重大措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人民群众明确奋斗目标和当前任务。换言之，政治领导力的核心要义是引领导向，带领大家前进。政治领导力是衡量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力的重要尺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优势所在，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所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任务，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党还解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性质与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党构建统一战线，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在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重大决策上的领导。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由此奏响全面抗战的雄浑序曲。随着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逐步成熟，党坚决否定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掌握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导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共同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斗争中，党发展和完善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纲领和政策，争取和团结了原本对“第三条道路”抱有幻想的中间力量，领导和壮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在党的领导下，爱国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指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新时代统一战线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党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统一战线各方面和全过程”[4]。同时，党中央从事关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的高度，深刻认识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召开一系列重大会议，出台一系列重大文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完善统一战线领域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统一战线正确的政治方向，新时代统一战线呈现出格局更大、根基更深、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等特点。

近代以来，为挽救民族危机，无数志士仁人进行各式各样的救亡图存探索，但大都以失败告终，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找到科学的理论，无法用先进的思想武器把民众武装起来，去寻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了，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5]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还指明了共产党人根本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和“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的博大胸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6]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其本身也在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党保持清醒的历史自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解决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先后创立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取得巨大成就。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原因，也奠定了党的领导的根基。

统一战线经历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及爱国统一战线等不同历史形态，为完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作出巨大贡献。始终以正确的理论来指导统战实践，巩固统战成员对共同政治目标的认知，达成广泛的政治共识，是百年统战史的重要经验。当然，党对统一战线的思想引领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双向的思想交流沟通。组织统战成员开展教育培训、考察调研，与统战成员谈心谈话、平等协商，支持统战成员履职尽责，认真听取统战成员意见、接受监督，运用新媒体手段加强理论宣传等，都是党进行思想引领的有效方式。在此过程中，统战成员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认同。

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
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7]领导权是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但领导权的取得和领导地位的巩固，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丰富的经验、多方面的工作以及卓越的才能”[8]。作为统一战线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为目标，以团结、统一为取向，坚持民主集中制，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各项建设，努力成为具有远大理想、崇高使命、严密组织、过硬作风、严明纪律、高度主体理性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以自身模范行动形成强大的示范带动效应，凝聚统一战线的强大力量。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例，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以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先后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率先举起武装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并以深远见识、博大胸怀和高超智慧，妥善处理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广泛联系国民党爱国将领、爱国民主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爱国华侨，积极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和开展国统区民主运动，汇聚抗日救国合力。在战场上，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有力地牵制了侵华日军。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逐年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主战场。在根据地，党在建设“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的同时，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从领导人到普通士兵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展示出的蓬勃生命力，使延安成为无数进步知识分子向往的革命圣地，使外国记者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独特的力量是中华民族的兴国之光，也使海外侨团领袖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达到268万余人，并建立起陕甘宁等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中国共产党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赢得了国内外越来越广泛的信任和支持。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将潜在的伟力转化为现实力量，否则依然是一盘散沙的状态。因此，重视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主体作用的发挥创造平台、拓展舞台，是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鲜明体现，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要求。

从党的二大提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奠定国共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到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大革命、推进北伐；
从《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推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拉开中国近代以来规模空前的民族革命战争帷幕；
从发布“五一口号”，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创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统一战线积极投身三大运动；
从一大批科学家纷纷冲破阻挠、回国建设，到改革开放后兴起港澳台海外人士回乡投资热、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潮[9]……中国共产党发挥群众优势和群众工作本领，通过群众组织力的开发不断壮大统一战线范围，汇聚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扎实做好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的团结引导工作，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在政党关系中，着眼于坚持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性质定位和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角色定位出发，注重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发挥。中共同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政党协商，支持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开展民主监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民族关系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各项民族工作，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增强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宗教关系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坚持以“导”的态度对待宗教，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在阶层关系中，按照“组织起来、发挥作用”的思路，积极探索新形式、新方法，通过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等统战组织，加强思想引导和联系沟通，鼓励支持他们积极建言献策、投身社会服务。通过发挥工商联及所属商会的作用，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在海内外同胞关系中，把贯彻“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作为首要任务，重视发挥统战工作优势，广泛联系团结港澳台侨代表人士和归国留学人员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伟业。与此同时，不断完善各项统战工作机制，为提升党对统一战线的群众动员力提供了保障。

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党对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各方力量的号召能力，这种号召能力具体体现为影响能力、动员能力、引导能力和凝聚能力等。[10]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指向，也是检验统一战线是否巩固、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的重要标准。

顺应时代要求提出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增强社会号召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党的二大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推动大革命浪潮奔涌向前。面对日寇侵略，中国共产党号召团结一心构筑起全民族抗战的钢铁长城。为争取早日实现民主，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人士的纷纷响应。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奋斗。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形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推动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最大限度地把各方面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以脱贫攻坚为例，自2015年启动“万企帮万村”行动以来，全国已有近11万家民营企业精准帮扶12.71万个村，带动和惠及1500余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2]在山东，全省统一战线于2016年启动“同心扶贫攻坚行动”，聚全省广大统战成员和各级统战部门之力，实施企业帮村、教育扶贫、科技扶贫、健康扶贫、助老扶贫、捐赠扶贫等六大工程，助力千村万户在三年内走上富裕之路。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考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党的社会动员能力、社会号召能力也经受住了考验。

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增强社会号召力的第二个重要途径。马克思说：“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13]统一战线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政治联盟，必然存在着同盟者具体利益的多样性。统一战线只有较好地处理共同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才具有发展的坚实根基。抗战期间，为动员地主阶级参与抗日，党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在根据地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促进了全民族抗战热情的高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改革开放初期，党在统一战线领域全面拨乱反正，改正错划右派，落实原工商业者政策，落实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和侨务工作拨乱反正。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重视、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统一战线在照顾统战成员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加关注统一战线成员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需求，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积极为统战成员发挥作用搭建舞台、拓展空间，为其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思想引领和政策保障，尊重、维护、照顾他们的政治利益。

实现党对统一战线工作集中统一领导需要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保证。回顾百年统战史，统一战线工作是伴随着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而不断发展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将统一战线的主张付诸实施，并逐步形成政治策略。但由于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不足，无论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还是工农民主统一战线，都曾在错误政策的干扰下遭受挫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启了统一战线由主张、策略向制度化转变的过程。相关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抗日根据地统一战线政策的不断完善，推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华侨团结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制度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基本制度上确立了统一战线的地位和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明确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性为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二是常态化召开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根据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制定统一战线工作方针。三是制定统一战线各领域的规范性文件，引领统一战线工作的制度化发展。[14]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水平从两个维度推进：在有关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上，通过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引领和推进，如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
在统一战线具体工作领域，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指导和规范，如多党合作领域《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陆续颁布。[15]

党的十八大以来，统一战线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涉及统一战线工作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统一战线工作进行规范，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行动遵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党领导统一战线工作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也更加完善和规范，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在工作责任上，强调地方党委对本级本地统战工作负主体责任，其他部门、单位的党委（党组）履行相应职责，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同时，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落实情况作为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内容，纳入目标管理和考核体系，纳入政治巡视巡察、监督执纪问责范围。在工作机构和工作队伍上，进一步明确了党委统战部的性质、定位、职责和职能，并对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和统战干部队伍建设作出规定。同时，对中央以及省、市两级党委派出机关，高校、大型国企、科研院所党委，乡（镇、街道）党组织的统战机构设置和统战工作力量配置也作出了具体规定，力求形成上下联动、纵横交叉、广泛覆盖、多维推动的统战工作网络。在工作格局上，强调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既要发挥统战部门职能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党政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统战工作的良好局面，确保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保证统一战线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总结实践经验，不难看出，在实现人民民主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统一战线工作在制度上更加成熟，政策上更加规范，程序上更加科学，提升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效能。同时，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模范带动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又通过制度的设计和体制机制的保障不断得到增强，从而更好地将各方面力量团结凝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巩固统一战线“众星拱月”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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