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如清贡使纪行诗文中的凭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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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鲜，王晓军
（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2.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公元975年至公元1885年（除1407—1427年外），在中越宗藩关系存续的近千年里，中越两国使节往返不断。作为藩属国，安南①（越南古名）按期遣使赴中国朝贡。尽管安南贡使在中国境内的行经路线有过多次变化[1]，但凭祥皆是必经之地。凭祥不仅是安南贡使赴中国朝贡的必经之地，而且是安南贡使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和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站，贡使来程时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和回程时对中国的总结印象，都在凭祥获得了叠加。这种印象的叠加，使凭祥在安南贡使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突出。
镇南关（现称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西南中越边境。关于镇南关的历史渊源，学术界有不同的表述，大多学者认为其始建于汉代，部分学者认为始建于明初。镇南关是安南如清贡使入境中国的第一站。对异国的好奇，促使安南贡使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不停打量中国这一边陲雄关，并通过笔端留下了他们的镇南关印象。安南贡使的镇南关书写，形式众多，内容丰富，以写景抒怀为主。
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安南名儒黎贵惇以翰林院侍读充如清甲副使身份出使中国。黎贵惇（1726—1784年），字允厚，号桂堂，安南后黎朝“政绩卓越的政治家”[2]和“最杰出的学者”[3]，著述极丰，在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天文学、农学、地理学等领域造诣深厚，被越南学者称为“越南封建社会时代最大的博学家”“唯一掌握了十八世纪越南社会可能有的各种知识的学者”[4]。黎贵惇对镇南关的书写，平和而理性，时人吴时任评价其是“以文章冠世，三元及第，名重两国，卓然为斯文领袖”②。初抵镇南关，黎贵惇即为镇南关的雄姿所震撼，赋诗《驻镇南关》一首，诗云：“远徼拱皇京，崎岖亦砥平。两山分半壁，一径列重城。秉礼通圭币，求章弭甲兵。陪臣惟敬顺，万里有前程。”[5]129该诗不仅描写了镇南关的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通好两国、消弭战争是使节的重任所在。对于凭祥的山川印象，黎贵惇在《次俭堂奉旨迎使臣纪事四章》一诗中表达得非常明白，“两地山川分畛域，一源洙泗共流波”[5]51一句即是明证。在黎贵惇看来，中越边境地区的山水尽管分属两国，但却紧紧相连在一起，恰似中越两国同信孔子、共浸儒家文化一般。
镇南关是中国旅程的第一站，武辉珽、胡士栋、武辉瑨、阮嘉吉、阮攸、潘辉注等安南如清贡使亦有书写。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武辉珽以甲副使身份出使中国，曾作《南关晓渡》一诗，称从镇南关开始，即是“中州驿路扬鞭始”[6]254。乾隆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1777—1779年），胡士栋以副使身份出使中国，回程抵达镇南关时，作《回程过关》一诗，该诗“封疆在望忽开颜，北往南回此一关”[7]42-43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镇南关暨凭祥在中越交流中的地位。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辉珽的儿子武辉瑨第一次出使中国。初抵镇南关时，武辉瑨作《南关午进》一诗，首句即言“镇南关里即中州，异样风光入广诹”[7]303，点明镇南关暨凭祥在中越交通上的地位；
继以“华辔远程今一蹴，严轺旧路此重由”[7]303，进一步阐明镇南关是在华行程的开端。嘉庆七年至八年（1802—1803年），阮嘉吉以请封乙副使身份出使中国，在出使期间撰就诗集《华程诗集》。《华程诗集》中载有长诗《过关纪实》，对中方在镇南关的迎接仪式作了描述，其中“从此向北上，水旱万里程”[8]154-155一句，直接反映了镇南关是从安南进入中国的第一站。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攸以正使身份率27人北使中国。在《镇南关》一诗中，阮攸以“两国平分孤垒面，一关雄镇万山心”[9]14-15的诗句形象地描述了镇南关的地位与形势。道光六年（1826年），潘辉注出使中国，抵达镇南关时曾说：“山川封域之殊，自有截然界限。镇南关为南北分界，两边峰峦紧抱，中通一路，隘关横列，二台相对照，应山势拱回，实系天然造设。”[10]7可见，比起其他贡使的诗化表达，潘辉注的游记体散文表达更容易使读者体会到镇南关的雄姿以及凭祥在中越交通上的地位。
纪实书写是安南贡使镇南关书写的又一重要形式。纪实书写主要是关于安南贡使过关程序与仪式，武辉珽、李文馥、裴柜、阮辉、阮嘉吉等人都有相关书写，尤以李文馥最为详细，李文馥在《使程志略草》中写道：
“初十日，同候命官、谅按官进至关上仰德台之左右廊少歇。先是谅省官循例，将使部人数霜〔箱〕数，咨知内地太平府员，内地亦将护接员数，开由交谅省知会。至是，内地官员于关上昭德台会齐，各委出通事，两相通帖问好，订以午时启钥。昼〔届〕时，内地官设祭关门之神，放炮开关，使部并候命官、谅按官，各具大朝品服，奉迎国书，扈随龙亭，至昭德台庭前龙亭止，正候命官跪捧国书加额，太平府官接捧，安于台之正中龙亭，内地官员分班侍立，仪卫整肃。使部与候命官、谅省官趋亭行三跪九叩礼（内地通事赞：排班，班齐，跪，叩首凡三，兴，跪，叩首凡三，跪，叩首凡三，兴，分班），礼成，退回仰德台，各换乌袍角带礼服，候命官、谅省官，具贽见送好礼（牛、羊、猪、米酒、银、绢、扇、桂、象尾、蜡瓶等项），再同使部过关，参见内地官员。内地官延坐款茶，殷勤慰答，只领蜡瓶、象尾等项，余皆璧谢。顷之告退，复回仰德台，更换官服，各具由缮疏并咨部公文，转交谅省发递，遂与候命官、谅省官作揖为别，率行随人员，饬扒箱台〔抬〕过关，内地换扒辋夫、抬夫进行，放炮过关。初抵关时，两国官兵各于关傍山上，张旗执两相对，凡三四百夫，关既开，各虚放鸟枪为别，例也。时南北民人，观者如堵，其从来未见象形者，尤聚观焉。是役也，内地官员主其事，兼护左江兵备道署太平府李闲，接护则太平分府王济、馗纛营昭武都尉马国庆、武略骑都尉钟广仁、镇南关武略骑都尉李忠沛，长送则太平府正堂景鲲、义宁协镇都尉都督府熊宗贵、候补政厅朱服，通事则李郁文、农太体。”[11]11-14
过关仪式是镇南关作为国门要关地位的重要体现，承载着丰富的邦交信息。透过李文馥等人的书写，中越宗藩体制下，双方在镇南关的交接仪式得以清晰、形象地呈现出来。
凭祥作为中国边陲要地，安南如清贡使的纪行诗文中留下了诸多状如实录的凭祥社会众相书写。
（一）交通状况
地处中国边陲的凭祥，重峦叠嶂，人烟稀少，交通非常不便。嘉庆十五年（1810年）前后，吴时位北使中国，作《太平道中》一诗，“田似谅山偏沃衍，路从幕府步嶙峋”[8]260，道出了凭祥山道之难行。嘉庆十八年（1813年），阮攸《幕府即事》一诗有“山麓积泥深没马，溪泉伏怪老成精”[9]15-16，也将凭祥道路的泥泞展示无余。
道光五年（1825年），潘辉注第一次出使中国，在《早程记见》一诗中，描绘了凭祥道路之险峻。该诗的序中，潘辉注写道：“过关后，二日陆行，山路险峻”[9]193，“轿夫登涉艰劳，时于树阴处憩息”[9]194；
在诗中，潘氏则以“无限岗峦曲屈中，竹篱茅舍路西东。地连关塞多山脚，民杂耕桑见土风”[9]194诗句呈现凭祥道路状况。潘辉注北使行程，不仅有诗，亦有文。在《轩丛书》一书中，潘氏详细地描写了凭祥的山路，“南关以内数十里，山路崎岖”[10]7，镇南关至受降城40余千米间，“山峦登陟”[10]8，极为难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阮朝派使臣赴清朝，告以国孝事（即明命帝去世的消息），李文馥以正使身份奉命出使中国。此行，李氏著有《使程志略草》《周原杂咏草》《使程遗录》等以纪其事。入关之后，李文馥发现凭祥“连山错落，行路崎岖”[11]14。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文超出使中国，返国后向阮翼宗进呈奏章20篇，其中重点介绍中越交界地区的相关情况。雍正三年（1725年），广西巡抚李绂重修镇南关，镇南关呈现出新的面貌，在《南关山路》一文中，阮文超对重修后的镇南关及其邻近地区作了详细的描述。阮氏写道：“北以凭祥、南以文渊为界，东沿土山，西沿石山，横砌城长百丈有零，及山半中为门两片对锁门。土上起楼，两边有台，以迎接国书，曰昭德曰仰德，平日关报文书，由油村隘，南北有遣使，乃由关。当关一路外，四面严崖盘亘，一望弥天。自我者台廨修道涂治，自北者台址荒凉，纡涂灌莽，乱石偃仰。过关十里抵幕府，瘴雾岚云，埋山接地。又百十里抵明江，东西山势回环而去，中间凭祥土州、上石西州，山阪上下，隔水成湖，溪壑洞深，松林引路，直接宁明州城。”[12]可见凭祥交通之不便。
（二）经济状况
位于中越边境地区的凭祥，因自然条件的局限，在自然经济时代下，社会发展较为落后。这种落后，透过安南贡使的他者视野得到了清晰的呈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吴时任在《受降城》一诗中，有“水车转轴雷喧岸”一语。在该诗句的注释中，吴时任写道：“道旁水车灌水，山田辔车不绝”[13]。显然，吴时任在《受降城》一诗中，为读者描绘了凭祥自然经济状况下的生产工具使用情况。道光五年（1825年），潘辉注第一次出使中国时途经凭祥，发现凭祥境内“夹岸民居，皆茅茨朴野，时见田畴栽植”[9]193-194，为此，他在《早程记见》一诗中以“地连关塞多山脚，民杂耕桑见土风”[9]194语句来表达他对凭祥自然经济的印象。由此可见，19世纪初期的凭祥，显然是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时期。
凭祥地当中越孔道，不仅是中越使节往来必经之地，也是中越民间经济往来的重要桥梁。凭祥的中越民间经济往来情况，通过安南贡使的他者视野，也得到了印证。嘉庆七年至八年（1802—1803年），郑怀德以正使身份北使中国。此次是阮朝首次派出使团使华。该使团与其他使团的行走路线有所不同，不循陆路进关，而是从海路出发，返程时，从陆路经镇南关出关。经镇南关返回安南时，郑怀德作《使部出南关回国口占》一诗并序。其诗云：“南关无事乐情多，中外民夷系壤歌。昭德风清闲幕府，同登尘怗静梅坡。侬人夜发通行辇，粤客朝乘互市骡。寄语瘴岚今似昔，飞鸢跕跕墜洪波。”[14]342其序曰：“关南十里同登大庯，为南北互市所”[14]342。从郑氏诗可以看出，凭祥已然成为中越两国民众经济往来的重要通道，安南同登大庯也是中越南北互市的重要场所。两国边境的民众不分白天与黑夜地往来交易，“侬人夜发通行辇”即是其真实写照。长袖善舞的中国粤商，也早早乘坐骡马出关，前往安南参加互市，这些都反映了中越民间经济往来的实况。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文馥以正使身份出使中国。在途经凭祥、宁明时，李文馥发现，从镇南关起到宁明州止，安南“铅钱尚可通用，自此以往不复用”[11]16。可见，当时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往来频繁，中越两国的货币也可互相通用。
（三）民生情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包括凭祥在内的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酿成了此起彼伏的“民变”事件，时局动荡不已。
同治七年（1868年），安南阮朝派黎峻、阮思僩、黄并等人赴北京朝贡。阮思僩等人一进入镇南关，看到经历兵火后的凭祥州，“处处残破，官房民舍，以至诸塘汛，坏者未修，废者未复，殊觉满目荒凉”[15]。阮思僩在《凭祥道中即事》一诗中，面对“前路闻猿何处宿，几家归燕旧巢空”[16]25的凄凉情象，不禁发出“大军早晚歌三箭，雨境无尘九谷风”[16]25的感慨，希望能有薛仁贵那样“三箭定天山”[16]25、武艺高强、声威服人的大将来挽救生民于水火中。在《留泊书》一诗中，阮思僩面对“民物杂侬汉，兵戈惊岁年”[16]28的情景，发出“恶嚣终未得，相送益茫然”[16]28的感慨。经过受降城时，荒凉的景象促使阮思僩作下《受降城》一诗，诗云：“受降城在千山里，烟火萧条绝四邻。瘴盛白茅花遍地，夜寒苍儿语如人。岩接谷饮犹苗俗，屋破垣荒剩战尘。遥望关前明月好，还家应及早阳春。”[16]184该诗将战乱的影响刻画入里，尤其是“屋破垣荒剩战尘”一句，更是入木三分。在《宿南关上》一诗中，阮氏一句“人烟何莽莽，百里尽荒山”[16]184-185，读来令人倍感凄切。
同治九年（1870年），范熙亮以甲副使身份出使中国，途经凭祥时，作有《凭祥道中》《受降城》二诗。《凭祥道中》诗云：“早趋幕府宿凭祥，馗纛骎骎继日忙。屈曲蹊山蒙暗草，零余邑里露空墙。旧新虎儿邻为壑，谁识边城圉卒荒。回前南关总萧索，嗷嗷宾雁度斜阳。”[17]15《受降城》诗云：“锡名非驾美，城者可无讴。遗基石犹在，蔓草出墙隅。”[17]15两首诗道尽了凭祥战后的惨状，使人读后倍感哀伤。
（四）民俗风情
中越边境地区两侧为壮、瑶、苗等跨境民族聚居区，民俗风情大同小异。对此，途经凭祥的安南如清贡使亦有察觉。道光五年（1825年），潘辉注第一次出使中国时发现，镇南关以内数十里，凭祥居民的风俗习惯与越南谅山无异，潘辉注在《轩丛书》中写道：“竹篱茅舍杂见于苍崖绿树中，土人草鞋蓝服，拥簇观看，林野之状可掬，沿边山峒，习俗大抵南北皆然。”[10]7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文馥出使中国途经凭祥时也发现，从镇南关到宁明州，“土人言语衣服，略与谅山省同”[11]16。
（五）中越关系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中国边境地区民众对越南民众友好相待。凭祥民众的这种友善，在安南如清贡使的纪行诗文中多有反映。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潘辉湜以副使身份出使中国。途经凭祥时，潘氏发现凭祥民众对安南贡使的到来非常欢迎，不仅有官方性质的鸣锣开道、夹道迎送，而且普通老百姓也纷纷站在道旁笑脸相迎，非常友善。对此友好之情，潘氏非常感动，不禁在《幕府道中》一诗中留下“鸣锣塘卒齐迎迓，椎道村童共笑看”[9]112诗句，以志其情。
潘辉湜在凭祥所遇到的友好情景并非个例。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丁翔甫北使中国途经凭祥时，作《过关》一诗，“天涯何处逢知己，赢得喧阗夹道看”[9]128，可见，使团受到凭祥民众的热烈欢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李文馥以正使身份北使中国时，在镇南关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南北民人，观者如堵，其从来未见像象形者，尤聚观焉”[11]13。可见场面之热闹。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阮文超以乙副使身份出使中国，途经凭祥时，凭祥屏山书院的生员具贴请阮文超题赠。凭祥民众的友好态度，令阮氏深受感动，写下了《凭祥屏山书院学生帖请且愿题赠》一诗，诗云：“岩溪一路出凭祥，日午东街骤雨凉。书院足文宜驻节，屏山当坐好称觞。地居绝塞番风古，士识官师礼意长。铜柱可能诗并树，皇华初发粤西香。”[18]
凭祥自然风光秀妍可亲，是大多数安南如清贡使的共同印象。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760—1762年），黎贵惇出使中国途经凭祥时，作有《经凭祥》一诗，“石山老树共槎芽，樊圃平畦数百家。船上不知春早晚，村前才放半桃花”[5]257，给读者勾勒了一幅唯美的画面。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辉瑨在《自幕府至宁明州城途中兴述》一诗中，以“山呈图画相迎送”[7]304“但觉风光到处饶”[7]304等诗句，对凭祥秀丽的风光大加赞叹。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1791—1794年）间，佚名安南贡使者在《过关即事》一诗中写道：“江山入画供酬送”[14]21-22，大加赞美凭祥的风光。嘉庆九年（1804年），武希苏以使部录事身份出使中国，在《自受降城至宁明道中》一诗中，对凭祥的秀美赞叹道：“受降城外著行鞭，大地风光媚眼前。山势迭迎铺画轴，塘军款接具橐鞬。”[8]195-196道光五年（1825年），潘辉注在《受降城志古》一诗中写道：“镇南关内五十里，夹道连山簇苍翠”[9]194-196，生动地展现了凭祥的青翠山峦。同年一道北使的使部低级职员黄碧山，其《度南关作》一诗，亦可谓咏叹凭祥风光的佳作。该诗云：“满天春色秀林峦，万里鹏程北过关。烟簇楼台交两国，云高旗盖度重山。缤纷北语青衫里，隐约红花绿树间。自信帝州能几到，缠辉闪烁使星闲。”[10]263
有清一代，安南贡使纪行诗文对凭祥的书写，不仅为后世了解清代中越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域外史料，也为后世了解清代中越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挖掘安南如清贡使纪行诗文对中越边境地区书写的内涵，阐发其价值，对于固边、稳边、睦边的意义不容小觑。
注释：
①越南，自10世纪后叶成为自主国家之后，历经多个朝代，对于这些王朝，中国史籍一般称之为“交趾”“安南”“越南”等，其中，以“安南”为多。为叙述方便，本文将自10世纪后叶开始的越南历代封建王朝统一称为“安南”。
②引自黎贵惇《抚边杂录》一书，跋，第1页。该书为越南国家图书馆藏书，编号：R.1605-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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