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

李 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是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前的一项亟须阐释清楚的时代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就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新文明类型”为主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从“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这三个视角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尝试界定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剖析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阐明现代化新道路蕴含的辩证逻辑，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影响。那么，要想持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研究，就应当从问题意识出发，在世界历史视野中进一步回应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此，从世界历史视野出发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是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与创新性的理论基础，更是论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何以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世界贡献的前提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成功开辟了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从而开启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就现实历史而言，它是一部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人类文明史，更是一部确定资本主义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发展史。马克思正是立足于包含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世界历史视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症结中揭露了西方式现代化的困境，并从中孕育出发展现代化新形态的现实条件。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呈现了现代化的发展史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时代特征的确认，是通过对现实的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总体揭示和内在批判来完成的，其反映的经验事实既是物质生活状况本身，也是现代化的发展史。

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意识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历史观。从“头脚倒置”来看，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1]。从“人与现实的关系”来看，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2]。在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只是在“观念的历史”中兜圈子。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从“观念的历史”向“现实的历史”的转变是他们确立科学唯物史观的第一步，因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3]。

二是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现实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将物质生活状况具体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中捕捉到现代化的本质维度。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资本主义逐渐成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跨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世界历史的开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从狭隘意义上来说，现代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展开样式。我们不是在宽泛的或者含糊的意义上将现代化界定为如同任何其他进步的历史变迁，而是界定为一个由历史决定的进程。[5]其中，生产方式的变更对推动现代化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甚至说，“‘现代’这个概念是以大生产力形态作为世界历史发展坐标的主轴对这个新时代的新定位。”[6]在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现代化的历史是一部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历史，一切的历史冲突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是一个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和“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自身的否定”的运动过程。这一自然过程表现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与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是一种相反的运动。即是说，资本主义制造的繁荣景象和资本的文明作用的彰显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人(无产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将现代化一方面看成世界历史内在规律的现实化过程，另一方面又直接指出，这一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7]揭露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正是进一步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中必然会遇到的一个历史难题。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依照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前提下破局

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中进行的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一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在恩格斯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中被表述为：“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
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8]作为世界历史结果的共产主义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解体。在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下，中国要想开创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新道路，就应当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就应当将之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之上。

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呈现了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一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化始终不能解决其内在困境，始终具有发展的暂时性特征；
二是“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9]。实现现代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必经之路。世界历史开辟的历史结果之一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确立，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否认其发展形态和实现形式的特殊性。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就不会只有一种。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10]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展开，应当以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作为出发点。基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的现代化道路就要进一步回答：它何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世界历史中破局，何以更好地在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推进中实现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历史主体能动作用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出发，尝试解决资本主体与人民主体的现实悖论，从中开创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形态，续写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世界历史在其运动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一条主线，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或资本与人民的关系①。这一关系在《资本论》中被表述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1]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表述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2]的哲学话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运用历史辩证法来破解资本主体与人民主体的现实悖论，其方法论原则可以归结为遵循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

(一)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原则是为资本运动和发展划定界限

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是其无法为资本的运动和发展划定界限。在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现代社会中，劳动者被限定在作为资本增殖的物的地位上，资本的增殖即为劳动的消耗，二者呈现激烈的对抗关系。这一对抗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财富的积累与贫困的积累。

那么，何谓财富？财富仅仅是一个从属于分配领域的概念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到，杜林对财富下了一个错误的定义，即它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13]。在恩格斯看来，这一财富的概念遮蔽了人与物的地位不平等关系，因为对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
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废除。[14]财富本身并不先天执行对人的支配，它只是一种物的象征。将人与物共同裹挟进财富概念之中，杜林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将导致两极分化的原因仅仅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公。在恩格斯看来，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入手比仅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来说更加具有革命意义，因为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财富增长和资本积累。这里出现的怪象是，“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5]。在某种意义上，财富一旦通过雇佣劳动追求价值增值，它就成了资本。两极分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式现代化的典型表现，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说到底就是其无法为资本的运动和发展划定界限，特别是随着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发展，这个资本主义创造出的资本主体反而成为摧毁资本主义自身并推动社会形态向更高阶段发展的革命力量。

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症结，解决西方式现代化困境的基本思路是从资本和劳动这对基本关系出发，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从财富积累的表象中剥离出来，充分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而为资本运动划定界限。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的发展逻辑战胜了资本的增值逻辑，实现了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性超越。如前所述，西方式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通过自我运动不断打破与自己不相适应的界限，这些不相适应的界限是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这些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马克思所言之“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即人与物(资本是物的集中体现)的颠倒关系。就此而言，解决人与资本颠倒的方式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就世界历史的走向来说，以物的发展作为衡量时代进步的标准，其目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6]。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症结是资本主体对人民主体的遮蔽，是人的贬值与物的增值成正比，因为一旦当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甚至政治权力时，人的发展将退居于物的发展之后。

在此，“以资本为主体”还是“以人民为主体”呈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取向。西方式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只是遵循了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即对经济必然性规律的演绎。但现代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下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效果。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来看，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中国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始终致力于破解人与资本的颠倒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应该也不能拒绝资本，在认识资本的基础上占有资本和利用资本是不断开拓中国道路的重要前提和路径。因而，资本逻辑与中国道路的“纠缠”也就不可避免。[17]中国道路在与资本的“纠缠”中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色就是“社会主义”，其价值属性不是资本主体，而是人民主体。社会主义生产逻辑不是以利润为目的，而是以人为本；
其生活逻辑不是以消费为中心，而是以遵循人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的美好生活逻辑为本。这些决定了它与现代资本文明对资源的无止境需求是完全不同的。[18]这一不同的价值取向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就是，资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可以被规范和引导的，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的目的是使资本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全面关系的培养。

(三)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物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马克思强调，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不是遵循理性论证的应然逻辑，而是依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实然逻辑。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人与物关系的辩证统一。在发展问题上，以人民为中心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相互否定的，而是辩证统一的。[19]从根本目的而言，现代化的本质是通过物的现代化实现人的现代化。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物的辩证统一关系可以转化为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中曾经提到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原则，即“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0]。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财富积累不够，意味着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民正当的、合理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相一致。另外，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习近平指出：“虽然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21]西方式现代化道路遵循的是单线式的资本运动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作为现代化实践的现实原则，与西方式现代化划定了原则性界限。

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在社会制度框架下的人的现代化。有学者提出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关系，或者根本就没有关联”[22]的错误认知，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更是制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构起历史规律与主体价值内在统一的制度逻辑。正是在这一制度逻辑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成功经验，丰富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辩证特性

世界历史是由东西方民族构成的一个整体。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马克思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始终着眼于西方发达国家与东方落后国家的整体性互动之中，特别是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物来研究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应该如何走的问题。

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是马克思晚年思考东方国家社会道路选择的理论成果，其一方面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非线性特征。特别是对落后民族和国家而言，找寻现代化之路就要不得不考虑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资本逻辑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逻辑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勾连符合其自身利益，即“通过其所掌握的已经建立起来的以国家机器为基础的统治权来进一步促进其经济目标”[23]。现代社会创造了一种以资本为主的高效剥削方式，创造了生产和交往的全面性，世界范围内的落后民族和国家被迫成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链条中的一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世界发展的中介或环节，民族之间的交往活动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调节和重构运动。[24]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资本主体的绝对统治成为现代化的根本特征。资本越在全球范围内到处游走，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内在文化及其价值观就越有被同化的风险。在这一情形下，外来因素会对一个后发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产生重要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扩张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在落后民族和国家的萌芽与发展。

正是现代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辩证特性，列宁将当时俄国所处的位置称为帝国主义链条当中的“薄弱的一环”。“薄弱的一环”蕴藏着摆脱西方式现代化，获得经济和政治独立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体现了落后民族和国家主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亨廷顿就曾在反思西方文明模式时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25]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生产方式与民族交往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现代化发展路径势必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恰恰是民族和国家内部文化、历史等上层建筑因素对经济基础影响的直接反映。这表明，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具有选择现代化模式的自主性，进一步论证了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多样性。

(二)发展现代化的出路在于坚持独立自主

现代化是由西方国家所主导的，然而并不为西方国家所专属。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可逆转，但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历史阶段性转换中，在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机遇中，选择适合本民族和本国的现代化路径，而不是一味地顺从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逻辑，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时代课题。

坚持独立自主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现代化的基本遵循。解决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出路问题，就是要从根本上思考民族独立性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曾指出：“所谓一代比一代前进，至少有一个标志就是民族独立问题，在独立的前提下来发展现代化。”[26]这个“独立问题”亦可理解为国家的自主性问题。这种自主性立足于社会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事物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态及历史生成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国家的路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特色和文化烙印。正如习近平所言：“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27]归根结底，就是要确立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意识。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步履维艰，拉美国家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其原因大致是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自我”，是在发展的一定时期陷入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而没有依照本国历史文化的特色进行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制度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离不开主体性，现代化应是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同样地，这种现代化离不开民族性，民族性又不能脱离世界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利于现代化的发展的，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并将其融入人类文明成果，致力于确立一种与世界大变局相适应的新文明是全世界的明智选择。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改变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定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的现代化经验。对中国而言，“走自己的路”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庄严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28]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条民族独立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的道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深受外来因素的影响，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任务，逐步在政策目标上提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进入新时代以来，这一顶层设计的“现代化”与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新的结合，这种新的结合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方向。通过“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整体推进方式和更具自主性、原创性的发展及治理模式，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破解了相对落后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为民族谋复兴”和“为世界谋大同”的“两大使命”。“两个使命”致力于解决国家自主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的不协调问题。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进步。现代化的成功之处，首要的是将生产力发展水平扩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29]而且，从物质文明到生态文明，各个文明形态都是围绕着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而自然生发出来的。[30]“两大使命”的深层价值意蕴在于，以原子化个人和私人利益为中心的思想正在逐渐转向人类本位意识，突出人类的整体利益成为大势所趋，因为民族利益与世界利益的问题从狭隘的范围上说也是个人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克服世界与民族、个人与社会的抽象性关系，就必须超越人的利己主义倾向，确立与人类生存状况相适应的类主体意识，以天下关怀重塑世界秩序，发展更具包容性和普惠性的新文明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目标的现实运动，它在世界历史进路中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彰显了“中国特色”的文明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进路表明，现代化的发展形态是历史规律、主体价值和社会制度相互作用与内在融合的结果，蕴含着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和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逻辑。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开启，其世界历史意义正在逐步彰显。

注释：

① 资本主体与劳动主体地位的颠倒，即是说，尽管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形式服从于资本。这种颠倒，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就是资本主体与人民主体地位的颠倒。为了后面阐述的方便，本文统一采用资本主体与人民主体的关系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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