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融合发展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时间：2023-02-10 13:2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程风雨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410）
在新发展格局中，数字经济及数字化被赋予重要地位。数字经济改变社会，重塑治理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趋势不可逆转。随着数据资源的引领性、功能性、关键性要素价值不断凸显，作为国内一线城市的广州，全面推进其城市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
从现有研究来看，围绕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融合发展的研究文献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主要关注的是数字经济的测度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相对较短，无论是业界还是学界对其规模或发展状况的定量衡量还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Georgiadi 等（2013）[1]将数字经济的属性定性为以数字化的形式传递的动态经济，具体而言是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渗透而实现的一种经济行为。Oecd（2014）[2]从赋权社会、创新能力、智能化基础设施和ICT 促进经济（就业）等四个维度构建衡量指标，进一步量化评估和对比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国内学者从数字经济的不同内容入手，构建不同的有所差异的数字经济衡量指标体系，如刘方和孟棋（2019）[3]通过汇总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两部分构建量化模型，进而评估数字经济发展规模；
万晓榆等（2019）[4]基于经济学领域的投入产出法构建一整套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
许宪春和张美慧（2020）[5]从国际比较的视角，通过数字化赋权基础设施、数字化媒体、交易和数字经济交易产品等四个维度设计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
单志广等（2020）[6]从三元空间理论出发，相应地对人类社会空间、信息网络空间和实体物理空间设置指数并赋予权重，量化评价数字经济发展。
第二，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而展开。赵西三（2017）[7]认为，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应该是制造业，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要以软件化、平台化、共享化和生态化为发展方向而展开；
昌忠泽和孟倩（2018）[8]同样认为信息技术有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且存在区域异质性；
张于喆（2018）[9]认为，数字经济会对产业发展内涵、空间和领域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并成为产业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及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徐伟呈和范爱军（2018）[10]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发现，互联网可以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但是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
许家云（2019）[11]研究发现，互联网对东中西部及国有化水平低地区的工业结构升级效应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工业结构升级作用有限。
通过对以往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数字经济的衡量标准并不一致，没有得到较多公认，且对于广州的研究较为鲜见；
第二，对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主要是以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为主，研究其相关性，但是很少有文献实证探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基于此，本文以广州为研究对象，首先，结合发展现实，阐述广州推进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融合发展的基础条件；
其次，基于文本分析的方法，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编制的历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中爬取数字经济细分数据；
再次，以此为基础，构建广州数字经济与地区产业结构评价指标系统，进而采用熵值法将各个细分指标赋予权重；
最后，通过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广州2018—2021 年期间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实现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互相促进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
（一）数字产业化稳步发展
广州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起步迅速，龙头企业集聚态势明显，细分行业发展突出，在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语言识别、无人机、智能家居、图像识别等领域产业技术水平国内领先。广州已有人工智能、大数据入库企业567 家，先后有30 余家企业被评为广东省人工智能、大数据骨干企业，培育出云从科技、小马智行、佳都科技、极飞科技等多家细分领域头部企业。广州试验区琶洲核心区作为广东省首个大数据方向的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引入了腾讯、唯品会等一批行业引领企业建设区域以上总部。广州是全国8 家中国软件名城之一，2020 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总规模接近5 000 亿元；
是国家首批信息产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广州在新型显示领域拥有全省唯一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粤芯填补了全省芯片制造环节的空白；
已形成信创全产业链，国家通用软硬件适配测试中心正式挂牌运营，在黄埔、增城、天河等区布局建设信创产业园，中国软件CBD初步形成产业资源集聚。
（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
广州已形成6 个产值超千亿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6 个增加值超千亿元的服务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突破30%；
作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五个国家顶级节点之一，目前已有33 个二级节点接入顶级节点，标识注册量超57 亿个，数量均居全国前列。获联合国工发组织颁发全球首批“定制之都”称号；
牵头联合深圳、佛山、东莞打造万亿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已完成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决赛，成绩居全国前列。率先发展智能网联汽车，积极创建国家车联网先导区，规划建设智能网联汽车电子系统集成产业综合基地、广汽新丰（8 500 亩）封闭测试场、环大湾区车路协同试验网，颁发43 张自动驾驶测试牌照，成功打造广东全省唯一一个国家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凭借千年商都的资源禀赋，培育出全国第三大电商平台唯品会，以及汇量科技、有米科技、找塑料网等一批移动营销优秀企业。
（三）数字化治理不断提升
全面推动“智慧广州”建设，在政府公共服务、教育、医疗、交通等多个领域成效显著。获评“2019亚太区领军智慧城市”和“2019 年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广州特色信息共享模式获评国家2018—2019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典型优秀案例；
以“一网统管、全城统管”为目标，建设“穗智管”城市运行管理中枢，打造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广州健康通”，构建以“一个中心（指挥中心）、八大系统”为核心的较稳定的智慧交通体系，有效融合应急管理、城市管理、营商环境、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城市运行管理要素；
打造“穗好办”APP，广州11 个区的31 类服务事项、近600 项个人和企业高频服务事项已上线“穗好办”，同时融合接入紧贴民生的社会第三方服务。
（四）数据价值化方兴未艾
2012 年，率先出台《广州市政府信息共享管理规定》（穗府75 号令），其为全国首部规范政府信息共享的政府规章，并在2019 年修订印发《广州市政务信息共享管理规定》（穗府165 号令）；
紧抓“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加快研究完善《广州市政务数据管理规定》《广州市“数字政府”数据治理规划》等数据资源顶层制度；
在全国率先建立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并以全市公共数据普查工作为契机，摸清我市政务数据资源家底；
作为试点城市，推进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试点，选取典型业务场景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利用试点，先行试点区和单位推动应用场景落地并充分发挥效用，同时，强化数据资源管理组织保障，研究建立上下贯通的首席数据官队伍，形成职责清晰、运转高效的数据资源管理组织体系，在组织体系、资源管理、技术支撑、安全保障等方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逐步扩大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融合应用领域。
（一）实证研究设计
1.指标构建。遵循一般原则，结合现有的对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评价的指标研究，本文爬取了以2018—2021 年广州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城市服务、城市治理及产业融合等四个维度的数据来确定广州数字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具体而言，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二级指标涵盖固网宽带应用渗透率、移动网络应用渗透率、城市云平台等细分指标；
城市服务二级指标涵盖覆盖民生领域的政策数量、民生领域的数字化政策项目、教育数字化等细分指标；
城市治理二级指标涵盖覆盖治理领域的数量、治理领域数字化项目的数量数等细分指标；
产业融合二级指标涵盖数字产业化驱动产业、数字产业化主体产业、农业等细分指标。对于产业结构细分数据，则采用一产增加值占GDP 比重、二产增加值占GDP 比重及三产增加值占GDP 比重等3 个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广州数字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广州数字经济及产业结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2.数据说明。自2018 年以来，紫光股份旗下新华三集团数字经济研究院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和大数据研究所每年连续出版《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蓝皮书》，其研究数据较为可靠。基于研究方法及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爬取2018—2021年上述蓝皮书报告中广州数字经济相关数据，同时基于2018—2021 年广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产业结构的研究数据。
3.耦合函数的构建。本文基于物理学“容量耦合”原理，构建如下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耦合度系数模型，其具体形式如下：
式（1）中：A 表示数字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序参量，B 表示产业结构系统的综合序参量。C 为耦合度，其取值范围处于0 与1 之间，其极端取值的具体含义为，当取值为0 时，表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度极小，两者之间没有关联，整体表现为无序的结构。当取值为1 时，表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度最大，两者之间实现共振关联，整体向为有序状态升级。此外，根据耦合度数值大小可以将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耦合发展水平分为5 个阶段：当C 大于等于0.8 时，为高耦合阶段；
当C 大于等于0.6 且小于0.8 时，为良好耦合阶段；
当C 大于等于0.4 且小于0.6 时，为磨合阶段；
当C 大于等于0.2 且小于0.4 时，为拮抗阶段；
当C 小于0.2 时，为低度耦合阶段。
4.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前文构建的耦合度模型能够反映出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个系统之间耦合程度，但是却无法全面反映出两个系统发展水平对耦合度的影响情况，比如当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个系统的综合序参量均较小时，即两者发展水平都处于低水平阶段，此时根据式（1）所构建的耦合度模型测度出来耦合值依然较高，因此单纯依靠耦合度模型可能会对两个系统联动发展做出误判。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期科学准确地反映两个系统的发展水平既协调作用。其具体函数形式如下：
式（2）中：T 和D 分别为两系统的综合协调和耦合协调度指数；
a 和b 为待定系数，数值大小反映出不同子系统的重要性，按照研究惯例我们将其分别设定为0.5。T 和D 的数值也是取值为0～1 之间，同理本文按照耦合协调度指数D 的大小，将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为5 个阶段，其具体分类及涵义如表2 所示。
表2 两系统耦合协调等级及内涵特征
（二）实证结果与结论
根据前文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系统耦合度模型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2018—2021 年广州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计算出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系统的耦合度C 值、综合发展水平指数T 值以及耦合协调度D 值。表3 报告了以此进行耦合协调发展类型的划分的数值结果。
表3 两系统耦合类别值
根据表3，本文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系统之间存在耦合作用。从研究样本的均值来看，其耦合度C的均值为0.81，除2020 年其值低于均值，为良好耦合阶段外，其余研究年份内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系统之间均处于高度协调阶段。
第二，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较为稳定，其均值为0.75，表明在研究年份内，两系统均处于良好协调，能够良好互动，数字经济能够得到有效支撑，产业结构也能相应升级的飞跃。
进一步测算可知，从三次产业来看，广州数字经济与三产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存在较大差距。其中广州数字经济与第三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其样本期内耦合协调度均值约为0.98，这表明广州数字经济与服务业两系统互动协调呈现螺旋上升发展态势，交互共同向新的有序度方向演进。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利用2018—2021 年广州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爬虫技术获取数字经济细分数据进而构建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广州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两系统的耦合度值及耦合协调度值。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优化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的几点建议。
（一）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为契机共建基础设施。依托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重点围绕数字技术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与湾区内城市开展共建。二是深化应用场景，提升数字经济嵌入度。加快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拓展公交、机场、港口、医院、学校等不同应用场景的智能互联，试点基于5G 的车联网和无人驾驶，持续提升“人、车、路、云”融合协同能力，在广州智慧城市群建设中形成新的突破。三是深度拓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量子通信骨干网络、卫星互联网等未来网络构建，共同提升数据存储、传输、交换和计算能力。发挥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和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优势，积极引导湾区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信息通信企业等参与共建广州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广州工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协同发展。
（二）推动数字产业链关联协同化
广州要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必须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优势，积极推动区域数字产业链的关联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基础雄厚、战略新兴产业发达，湾区内城市产业发展各有长处和特色，可以为广州数字产业建设提供较为完备的发展要素。一是围绕战略性行业或产业，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量子信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数字核心产业为建设方向，引导和扶持其龙头企业布局广州，重点开展智能传感器、集成电路等核心元器件及关键软件的研发生产，辐射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联手打造国际一流的数字经济生态圈。二是加快全生命周期实现数字化赋能和升级。以数字化服务提供商面向传统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推广数字化应用为导向，共建工业互联网平台、行业数字公共服务平台、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协同开发建设“上云用数赋智”等运营模式，促进企业从研发设计、生产流通到消费服务等全生命周期各个环节全面实现数字化赋能和升级。三是立足广州优势融入区域加快协同建设国家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国家工信部开展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为契机，发挥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科学城、南沙自贸试验片区先行示范优势，积极引进国际及港澳的头部数字创新企业，共建灵活开放的数字经济创新园区，加快打造数字经济空间增长极。
（三）共建数字要素大市场
构建相对统一高效的数字要素大市场是推动广州数字产业链关联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是参与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市场的执法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推动形成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自主有序流动、高效公平配置的高标准体化区域数字要素市场，促进区域市场信息互通共享。二是明确数据的标准化要求、流通交易规则和公平竞争机制，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机制的有序有效有机运作。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共建数字市场的规则体系，完善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数据高速传输一体化网络建设，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交易中心。三是促进数字要素多方位深度共享。牵头制定数据开放共享方案，探索推动数据开放共享规范，鼓励开放共享工业、贸易、金融、电商、搜索、社交等数据，促进政府部门间开放共享政务数据，鼓励学校、医院等机构开放共享公共服务数据，科学做大广州数字资源总量规模，为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供数据支撑。
（四）打造数字新技术新业态策源地
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优势，面向世界数字技术前沿、面向数字业态趋向、面向数字经济主战场、面向数字中国发展需求，推动构建完善的区域数字创新发展共同体，携手共建国际数字新技术新业态策源地。聚焦数字关键技术和核心产业，鼓励广州科研院所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共同组建一批数字技术国家实验室、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共同布局建设一批国家重大数字科技项目，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研院所资源整合优化与开放合作，共建数字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广州高成长性的数字高科技中小企业成长为数字新技术新业态的发起者和驱动者，着力在大湾区范围内形成数字产业链融通创新的大格局。引导数字企业跨城共建行业创新平台、共性技术平台、创新服务平台，搭建紧密连接的创新合作网络。加强与深圳等湾区城市合作，共同举办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新技术和数字新业态高层论坛、发布会和展览会，发挥数字创新风向标作用。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创新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共同优化数字经济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协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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