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学术档案与隐含中的历史真实

杨乃乔

王向峰老师在辞世之际是有灵性的，他感觉到了生命与生存的约定即将到期，便以吟诗为自己的人生在世做最后的告白：“离家七十载，犹念故园亲。今日归乡土，卧听逝水音。”王老师在诗中所吟诵的“七十载”是指他20岁离开家乡辽中县南部大岔村一路走过来的人生历程。王老师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与美学家，也是诗人，他大半生都在写诗，而这已然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首五言绝句——《乡愁》。5天后，也就是2022年7月9日晚9点10分，王老师告辞了这个喧闹扰攘的世代，驾鹤西去，走得那么从容且安然。

当时，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吴玉杰老师打电话过来告诉我王老师辞世的消息，一切瞬间印证了我的一种隐约的感觉：有一段时间王老师没有把他写的新诗从微信上发过来，以分享他的心绪了，几个月来，我也曾在心里思忖近来王老师的微信怎么少了，他的诗也少了，老师还好吗？我不是那种让自己沦陷在手机诸种APP所提供的海量信息中无谓消磨时间的人，即使偶尔因工作原因看看手机，也会第一时间看一下王老师的微信，期待品读他发过来的新诗。

王老师高龄了，但依然才思敏捷。几年来，他一直勤于笔耕，以自己深厚的学养写了不少文章、散文与诗，还在给学生与后辈教授们开课通讲《老子》与《周易》，并且没有任何身体器质性的病症。后来，我听说王老师一直忙于修改他的那部讲稿《老子新读》，再后来，又听说这部书稿已经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约了。那么，我想他写诗的雅趣必然会因此暂且地搁置下来，所以我猜想他一定很好，并且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

消息来得相当突然！在电话里，我得知王老师是在沈阳自己家里辞世的，不是在医院，并且吴玉杰等多位老师（都是他的学生）一直在旁边陪守着，直到送王老师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而我远在上海，南北地域相距遥远，再加上疫情的阻隔，无法及时前来沈阳陪守自己的老师，为他做些什么，所以心里非常的愧疚！

每一个人都以生命的行走一路讲述自己的故事，在王老师辞世后的日子里，他的形象总是不可遏制地浮现于我的脑际，时时牵引出我们师生相处的太多往事，而那些过去的场景不断地叠加，成为一种经久不息的回忆。其中许多细节是非常值得珍重的，只是珍重成为了永远的告别！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王向峰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具体地讲，当时他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资深教授，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学科带头人。1991年，王老师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聘请为文艺学方向的兼职教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我很幸运，在读博期间，有两位导师给予我指导，即王向峰老师与童庆炳老师。

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童庆炳老师家里，王老师与童老师是学术上相互欣赏且相互尊重的朋友。我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后的一段时间，王老师到北京开会，同时来拜访童老师，也认识一下在他的名义下招收的博士生。不同于往日，现下的博士生一路都是囿限于校园的一方空间从本科与硕士追读上来的，他们求学的步伐相当密集而单调，而这必然导致他们涉世未深，虽聪慧但稚气。人文学术研究是需要深度参与社会的，创伤与沧桑是人文学者一笔难得的财富，而那些青年研究生在这方面则是相当贫乏的。那时，我已是37岁的大龄博士生了，一路从坎坷中走过来，所以特别珍惜在两位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对两位老师的敬重是由衷的，谨慎地坐在两位老师的身边听他们谈聊文艺学界正在发生的那些前沿学术信息，其中更有正在发生的那些事与介入其中的那些人。

我1972年参加工作，是从社会底层以产业工人的身份一路跋涉过来的，由于在20年的工作阅历中经历了太多的是非曲直，还有多次国家重大历史事件的转折，所以本然地对两位老师关于学界与学术的聊谈特别地关注。

从质性上讲，那些人与那些事才是学术发展史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组接历史的逻辑链条。而学界在书写学术发展史时，大都是从学者的过往研究文章与著作中集纳出抽象的学理观点，以组码拼贴为一部纸质版的学术发展史，干瘪瘪的，没有血肉。实际上，那些人与那些事才是构成学术发展史的活动事件与行为主体，鲜活且充溢着生命感，但大都因没有文字的记录而被忘却了。令人遗憾！确然，倘若缺失了那些人与那些事，无论怎样书写的学术发展史也是苍白的。

多年来，王老师始终是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形象与气质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从未改变过。王老师是东北人，依照北方人的习俗，戴了一顶礼帽，他个头不高，衣着素朴，说话沉稳，略带一点东北方言的口音，嗓音有一些沙哑而略显沧桑。从王老师身上透露出的个人气质与修养，让我第一眼就可以感受到他持重的内涵，还有一种没有距离的随和。当时，我私下思忖，这就是我的导师，一种让人可依赖的父辈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也正是这样一种感觉，让我对“老师”这个称呼收获了更为切近的体验，他就是我的老师，如果把王老师敬称为“先生”，反而让我觉得疏远了。30年来，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心里，我一直称呼他为“王老师”或“老师”，从未隔着一层地称呼他为“王先生”或“先生”。起初这是一种亲切，后来则是一种亲近，再后来则更是一种亲情了。

若干年来，我自己的博士及相关后学曾多次好奇地问过我：为什么会有两位导师同时指导我攻读博士学位？其实，这正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不应该被忘却的学案，但是，它已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北京师范大学的文艺学博士点是1983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建立的，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当时的学科带头人是著名文艺理论家与美学家黄药眠先生。童庆炳老师是黄药眠先生的助手，一直在协助黄药眠先生从事这个文艺学专业及博士点的学科建设。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高校申请博士点与博士生导师资格均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因此，在一所大学的诸多院系，其中一个专业研究方向能够申请下来一个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资格，那是一件相当重大且值得庆赞的学科建设行为，标志着这个专业及获有“博导”身份的教授在学界的荣誉及学术地位。我记得清清楚楚，“博导”就是从那时起成为一个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汉语专有名词，象征着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荣誉。当然，欧美大学没有这个概念，讲师也可以指导博士生，因为教育体制不一样。

在我看来，学术从来就不是学者孤独于书斋而颐情养性的个人行为，任何学术行为及其背后所策动的心态、立场、观点、思想、理论或大到一脉学案事件的形成，其底层的缘由都隐匿于学者人际交往，或是在历史动荡的暗流中若隐若现，人们所看到的表象只是在一种高雅的修辞上被称为“学术”而已。事实上，在知识分子为了诸种利益而交往构成的学术江湖，水，深得很。说到底，知识分子从来就是隐蔽于学术政治的策略及通权达变下见其人格的高贵与鄙俗的，且无一例外！

在“八五新潮”人文精神高涨及向20世纪90年代弥漫的那段历史时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曾在中国人文学界产生过思潮干预性的重大学术影响，培养了一批具有思想介入性与批判性的优秀学者，他们是当代中国新时期最早的一批文艺学博士。1987年，黄药眠先生辞世后，这个学科点的博士生导师就产生了空位。

历史的转型往往是让知识分子猝不及防的。

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还有那些声名鹊起的作家，都曾激奋地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表达自己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他们从众般地集结于第二次启蒙的名义下，以思潮式的言说和书写掀动着对人性及自由的思考，其态势可谓如火如荼。直到现下，80年代的那种人文盛况依然不间断地闪回在我的记忆中，40年来未尝磨灭。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然而思想协同激情的燃烧无论怎样声势浩大，却骤然终结于一场历史也不曾预测的意外之中。由于种种原因，童庆炳老师没有增补上博士生导师。

学术档案是研究学术发展史及学者贡献的重要文献。中国学界大都知晓法国的那所以培养政治家与思想家而著名的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但几乎没有学者了解长久以来在历史上与其平分秋色的巴黎国立文献学院（ 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法国学界看重文献档案的研究是从路易十八（Louis XVIII）时期即保持下来的学术传统，并且这一学术传统对欧洲的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术档案是研究学术发展史重要的文献，其中就包括序跋、通信、手稿与回忆录等多种副文本。我在此提及法国学界这些专业知识信息是为了回答多位后学出于好奇曾对我提出的疑问，同时，也是在告诉他们学术档案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阅读王向峰老师于2020年6月12日所书写的一篇回忆录：《我是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的过渡人——纪念童庆炳逝世五周年》。这篇回忆性短文就是一份重要的学术档案。从这篇回忆性短文中，我们可以提取王老师的这样一段陈述：“我与庆炳相交多年。1990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批直接评定为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此时，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唯一的导师黄药眠先生去世已两年，因而未能继续招生。按国家当时规定，一个博士点两年不招生即取消博士点。这时庆炳对我热诚相邀，我成了北师文艺学专业当时唯一的导师，李春青和杨乃乔成了我首次在北师指导的博士生。之后我又招收了赵炎秋和李建盛等四名博士生。”这篇回忆录现下依然能够在互联网上查阅到。可以说，王向峰老师在这段仅有166个汉字的陈述中所浓缩的学术背景，其历史的信息含量是相当宏大且丰富的，并且非常准确。我们从中可以引出很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又可以联缀出多篇学术档案，以丰富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史的书写。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童庆炳老师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聘请王向峰老师为兼职教授，跨校成为这个学科点的博导。因此，王向峰老师也成为“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的过渡人”。

当下的学者在行为动向上特别愿意为自己刷贴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其实大都因此存活得更加焦虑且相当实际，所以反而缺失了真正的思想公共性。现下依然生存着的“30后”“40后”与“50后”的学者大都是背负着历史在前行，他们曾经历过共和国的“十七年”与“文革”十年，更体验过从20世纪70年代末历经“八五新潮”向90年代转型的那段新时期历史，一切无法不刻骨铭心。而对于当下年轻一代的公知来说，他们匮乏历史感，也不需要背负着历史前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当下或一眼看得见的未来不惜代价追求的轻装上阵者。我不是说他们不愿意背负历史，不愿意被刚刚逝去的历史或逝去已久的历史所羁绊，而是说他们更在意慧心巧思地抓取眼前稍纵即逝的任何达向目的的机遇，否则他们将会被这个充满生存紧张的世代所遗弃。这不完全是他们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学界的普遍性问题。一个事件发生后，人们在网络上议论三五天，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个缺失记忆也缺失回忆的世代。我们的确应该书写与记忆一些刚刚逝去不久的历史，将之封存为学术档案，也作为学术发展史的备忘录，以启示后来的学者。

在20世纪从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的转型期，中国高校一共有三个文艺学博士点，除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艺学博士点之外，还设立了以蒋孔阳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与以周来祥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可谓是三足鼎立。那个时代中国的博士点与博士生导师并不多，招生人数也是很少的，但是从导师到博士生，其双向互动的学术质量是很高的。可以说，这三个博士点在那个时代所培养的研究生，几乎都成为当下这个时代高校的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及优秀的文艺学学者。而现下全国高校布满了博士点，真是星罗棋布，更有甚者一个学科点的一位博士生导师一年招生人数可以多达七八名，结果便是有的导师对自己的学生连名字都叫不出，更不要说在毕业季一次要指导七八部平均至少20万字以上的博士论文了。学术水平的优质与低劣也就如此地显现了出来。

然而，我在这里想陈述的往事还不是如此平淡与简单！

王向峰老师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即到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一直专注于文艺学研究，从未间断过。他对在学界谋取一官半职、假借行政职务经营学术名声不感兴趣，他始终认为学者就要实事求是地做好学术研究，这是学者做人的本分。的确，这个时代的学术官僚太多了，让学术名声注满了行政水分。

王老师的才情与知识结构均好，所以在中西文艺理论两个维度有着厚重的学养积淀，很早就在国内文艺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王老师在那个时代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辽宁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因为他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90年，在王向峰老师的带领下，辽宁大学中文系申报了文艺学的博士点，从总盘来看，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因为当时辽宁大学中文系在博士点的建设上还处在零的状态，申报工作直接推动了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学科发展。

确然，在那个时代，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申报一个博士点是一项工程重大的学术事件，校方一定是给予全力支持的。从理论上讲，申报博士点应该是一件相当纯粹的学术行为，但是具体的申报过程往往会因为牵扯太多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结果其性质难免不蜕变为一场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

按照学界已然认同的常规技术性操作，申报博士点一般是以一个专业教研室既有的学者成员梯队为主体，可以集结院系相关专业教研室具有研究共同点的学者加盟，以形成一个总体梯队。这样既可以展现出一所大学及其院系的学术实力，并且先后进入梯队的学者又都可以受益。多年来，这也成为申请博士点的一种常规做法，学界也给予了普遍认同。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政治社会学视域透视王向峰老师，他是一位具有卡力斯玛（Charisma）人格力量的学者，他也正是如此遵循常规且如此勉力行为的。当时，他为辽宁大学中文系申报文艺学博士点的学科建设工作，曾在国内学界产生很好的学术影响。

然而事态的发展则完全出乎一般常人的意料。

当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专家组一行来到辽宁大学进行评估时，面临即将收缘结果的欣喜，梯队内部个别成员产生了心理波动，也因此从参与者瞬间转变为异见者。异见者所持有的反对意见很简单，那就是梯队成员不都是来自于文艺学教研室的，而是从相关专业“拼凑”而来的，有不实之嫌疑。在学科梯队建设的过程中，相关优秀学者的强强组合是一种具有合理性及有效性的策略，然而在修辞的意义上“强强组合”被“拼凑”的过度诠释意义所替换了。文人往往擅于在一个关键点表现得智谋且机巧。

过往的细节也不必再去追究了。

于是一个简单且保险的解决方法实施了：既然有异见，那就搁置争议不办，因为“不办”要比“办”更加稳妥。所以1990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申报文艺学博士点的事就被搁置下来了，没有通过审批。

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大都傲慢得很，在骨子里瞧不起商人。在我看来，商人在思想的苍白下还有商业契约可以遵守，而文人则在多了一点思想的装饰下，便以济世苍生为己任，乍眼看上去精神气象灿烂得很，其实，精神契约是文人见利善变时最不值钱的空中楼阁了。与文人切不要多谈契约精神什么的！有思想的文人在质地上远不如那些思想苍白的商人容易相处。我这里言指的文人当然就是知识分子。

但知识分子毕竟不是一众庸常之辈。

历史证明，在一定的或然率程度上，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众不可以与之合作的涣散群体。对知识分子群体而言，在初始的合作期，对未来的结果还处在一无所知的阶段时，大家似乎都能以期待收获的眼光尽全力地走到一起去，如蝇袭膻，因为尽管一切渺茫无比但幻象已然存在；
而一旦面临收获时，则往往因猜想中一丁点可能无法收割的利益就产生心理波动而瞬间翻脸，世俗得很！可能一个起步很灿烂的愿望会终结于一场祸起萧墙的无谓纷争。钱理群教授曾把知识分子描述为精致的利已主义者，其实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哪里有什么精致可言，为了个人的一丁点私利即可以僭越公共利益而瞬间翻脸，粗俗到连一点颜面的装饰性都不愿顾忌。知识分子在本质上是粗俗的利已主义者，基本没有相互配合的公共性，他们只是以个体的名义极端崇尚自由的行为者。当然，我谈的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或然率。

当时学界尽人皆知，王向峰老师为推动辽宁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的学科建设可谓是心贯白日，其梯队的实力及研究方向的分布，王老师作为学科带头人在科研成果上的丰厚积累，此三个方面均得到了评审专家组的认同。即便如此，关于这个文艺学博士点的评审还是因异见而被搁置了。但是评审专家组还是非常公允与正义的，尽管文艺学博士点的评审被搁置，他们还是绕开异见直接把王向峰老师评定为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以此铸成了当时国内学界一个令人遗憾又传为佳话的学案。一所大学院系的专业在申报博士学位点的过程中被搁置，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了一位博士生导师：即没有博士点却增列了博士生导师。这在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学案了。无疑，王向峰老师收获了他应该得到的一份肯定和荣誉，学界也可以见出王老师当时在中国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及学术地位。

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先后两次去沈阳接受王老师的指导，这对我撰写博士论文及后来的学术研究等是非常受益的。我两次去沈阳都是在隆冬季节，北方的冬季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气候的寒冷与天空的高远。当时我住在王老师家里，王老师及师母的关爱给我带来了亲人般的温暖，在撰写博士论文的那个特殊时段，这种温暖的浸灌是那样的醇厚绵长，让我怀揣在感恩的心里一直珍重到现下，从未忘却过。

在接受王老师的指导时，我们聊谈了很多，其中我也谨慎地向他问及过这件事情的原委。王老师回答得非常平静，波澜不惊，一句抱怨都没有，更不要说有什么负面的话了，从其口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异见者保留了尊重。大意是他此次申报文艺学博士点，是为了辽宁大学及中文系做学科建设而努力的，不是为自己，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带博士生很好。

什么是学术发展史？或怎样书写学术发展史？我一直在思考这两个互相贯通的问题，我也多次试图以记忆之网去打捞构成学术发展史深层的生命体验及其中的那些人与那些事。我在精力与记忆力最好的时段，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向90年代转型的人文学术大潮，事隔20多年后，也曾阅读过书写那个时代学术发展史之人物与事件的相关文章和著作，可我总觉得其中除了作者主观抽象概述的瘦骨嶙峋之外，大都缺失人物与事件本然丰润的血肉和脉动的生命节律。学者书写学术发展史，倘若隔膜于历史事件的本体，仅仅是诉求于自己抽象的主观价值判断，必然导致历史的鲜活本体湮散得无影无踪，所以我认为这样书写的历史几乎都不是信史，结果便成了一切历史都是瘦骨嶙峋的文人抽象史。正是如此，我想应该把这段学案如实且血肉丰满地著录下来，作为学术档案，以备后学真正了解王向峰老师。

其实，我不必多言王向峰老师一生写了多少篇文章与多少部著作，也不必论述他曾经提出过怎样的学术观点等等，学界仅从这个学案就可以见出他在学术上的优秀及影响。此时，我们再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聘请王向峰老师为文艺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之往事，以回答后学好奇地问我为什么有两位导师，如此他们也就知晓了事情的原委与王老师作为“过渡人”的学术份量所在，也就理解了王老师在《我是北师大文艺学博士点的过渡人——纪念童庆炳逝世五周年》中，于修辞的细处所给出的隐含性表达：“1990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批直接评定为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请注意，王老师在此句陈述中使用的一个副词性状语——“直接”，其修辞的全部历史涵义即在于此，更多的，他已无须再说了。

提到王向峰老师在那个年代中国文艺学领域的影响，学界都有着普遍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也在申报文艺学博士点。80年代末，南京大学中文系曾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聘请著名画家、文艺理论家与美学家高尔泰先生加盟，参与博士点学科梯队的建设。当时，高尔泰先生与他的夫人浦小雨老师已到南京大学生活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因历史不可预测的转型，最终离开了。其具体细节，高尔泰先生曾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寻找家园》中有详细的载录。《寻找家园》是一部记录在苦难中行走、透见人性刚毅顽强品质的回忆录，也是一部秉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学术档案。其首版于2004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推出，2011年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再版，后学们可以自己去阅读。

时值90年代中期，南京大学中文系申报文艺学博士点时，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赵宪章教授曾邀请王向峰老师加盟他们的梯队建设，这也可以见出王老师在中国文艺学界的地位与影响。而后来的年轻一代文艺学学者大概都不会知晓这一学案了，其背后又是一份关于文艺学学科建设且内涵丰富的学术档案，并且涉及了那个时代多位文艺学前辈学者在学术上协作的事迹。

2022年7月10日11时43分，我曾在微信上推发一份缅怀王老师的唁文：“2022年7月9日晚9时10分，辽宁大学中文系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王向峰教授离世，享年91岁。先生一生勤勉朴素，成果卓著，是我最为敬重的导师。老师，您一路走好！”我在发这段唁文时，特别注意到赵宪章教授已在我前面推出了他对王老师的追念，微信具体记录的时间是2022年7月10日7时58分，至今还可以在他的微信上阅读：“90年代中期，我为南大申报文艺学博士点四处奔波，曾经考虑调王向峰先生来南大，两次去沈阳他家，终于被我说动了，同意调来南大，后因其他缘故未成。故人已逝，悲痛不已，王先生千古！”事隔近30年了，赵宪章教授依然记忆得清清楚楚，真是有情有义！

后来王向峰老师还是没有成行南京大学。我也曾问过王老师这件事情：“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校，很好，您为什么没有去呢？”他说：“那是一所很好的大学，主要我是北方人，到南方生活不一定习惯，年龄也大了，想生活稳定一些。”“想生活稳定一些”，这个理由听上去真的也就是常然百姓的基本生活要求了。其实，王老师就是这样一面常然地生活，一面写写文章、散文与诗歌，还有上课等，特别是在他退休以后。他生活得相当常然且本色，没什么功利性，也没有透支生命和刻意运作在学界的名声什么的，写作只是他自己本然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王老师的资质很高，所以他写文章从不勉强，因此也不累。常然的百姓生活对常然的心理与健康一定是有所回报的，王老师高寿无疾而终，寿满天年，这是他人生修得的福泽。

王老师是我们的学术导师，更是一位温良宽厚的长者。他对后辈学者的关爱与提携，是让我们大家非常感动的。

2014年，王向峰老师修订再版他的著作《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修订工作完成后，他提出由我来给他的这部著作写一个序言，当时我犹豫再三，不知应该怎样动笔，但还是写了，其中有一段表述，我现摘录如下：“前几日，王老师打电话与发电邮过来，说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个序，诚恳地讲，我心里颇有些意外。学生给老师的专著撰序，这不是我的辈分及学识可以允许的。多年来，我在学界的行走及所遇也使我养成了自知之明。我与王老师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从不假于礼节般的客气，我推脱了，但他依然坚持，其实我知道，这是源于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提携。”［1］这也是一份学术档案。这篇序言的标题是“理论繁华后的朴素与提纲简约中的通贯——《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序”。在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关照下，文章之蕴自然是学人性格的充积和流露，王老师在待人接物上就是这样一位朴素与简约的人。

2018年中秋（25日、26日、27日），我曾去沈阳看望王老师，这也是我第三次住在王老师家里。我本来是想住在宾馆里，不再打扰他了，因为王老师已是86岁高龄了，但是王老师依然坚持要我住在他家里。那种回家的亲情感受又把我拉回了近30年前的温馨场景，王老师那里一直是我人生温暖的家园。我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保留我在学术生活中的电邮等以存档，其实这也是一笔丰富的学术档案。以下是我去沈阳前写给王老师的一封电邮：

王老师：

您好!

多年来，我一直想去沈阳看望您，只是诸种事务繁多一直没有完整的时间，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现我已经定好去沈阳的时间了，2018年9月24日，乘坐高铁G1224次，下午18：26到达沈阳北。我将在你这里停留三天（25日、26日、27日），9月28日上午我从沈阳桃仙机场乘12：20的飞机返回上海。

王老师与我情同父子，那我就住在您家里，我们师徒俩好好聊天。很期待能够见到您。望保重身体！

祝好！

乃乔上

2018年8月29日

其实，人世间有一种最为遗憾且难以重来的情感，每天都在发生着。孩子对父母怀有一份情感，后辈对长辈怀有一份情感，无论有着怎样深挚的眷恋，只是听到他们还好，健康还可以，或能打电话问候一下，就稍感安慰，然后又沉落于自己无休无止的繁务中去了，一面打拼着人生，一面心里还不时惦念着找机会什么时候放下手里工作，常回家看看。后来，常回家看看，最终只能成为对父母及长辈的一种持久的念想在心里时隐时现，一晃之间，那么多年就过去了，直到老人真的逝去了，蓦然发现一直念想的常回家看看竟落空了。本来放下手里的工作就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和长辈的，却成为一种永远不可成行的奢望了。人生就是如此，谁都知道这个道理，但一个代际一个代际还是在重复着这样一种遗憾！事实上，还有一个简单无比的道理：不做，就无事可做；
要做，就会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失去的一旦失去，就永远不可复还了。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迭矩重规的轮回，人，要学会放下是非常困难的！

我于2018年9月25日至27日去看望王老师，而这个念想早在六七年前就很迫切了，但就是这样一直拖延了下来。说到底，我还是一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寻常百姓。以下是我从沈阳返回上海后写给王老师的一封电邮：

王老师：

您好！

此次去沈阳看您是我多年的一个愿望，感谢您对我的培养与帮助，让我有了今天在学术上的收获与成功。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念您。

二十多年来，我调换了两所大学，从首都师范大学到复旦大学，我一直都在做学科建设，消耗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是自己依然在学术研究方面没有放松。去沈阳看您的想法已形成了六七年，但一直没有成行，我心里总是感到内疚。

此次到沈阳看您，看到您的身体与精神都非常好，真是为您高兴。您已有86岁的高龄，但无论是在行动上还是在思考发言方面，都非常年轻。您的思路非常敏捷，知识结构非常厚重，所以您的发言很见您一生沉淀下来的功底。您在辽宁与沈阳的学术辈分很高，大家都特别尊重您，这真是令人欣慰！

此次到沈阳，我就是想与您在中秋节团圆且一起生活三天，本来想照顾一下您，结果您还照顾我，为我做饭，我真是心里不好意思，但我也为您的健康而高兴。其实，多年来我的日常生活也极为简单。

刘萱老师、吴玉杰老师也反复说她们会尽可能地照顾您的，祝您每天都高兴，祝您身体健康！

祝好！

乃乔上

2018年9月30日

这依然是一份学术档案。我此次去沈阳看望王老师，一路在想一定要好好照顾王老师几天，如帮助他做饭干点家务活什么的，结果他说：“你不熟悉家里的环境，还是我来做。”王老师做饭时，我只好在旁边看着，不知所措地递一些东西尽可能地帮忙什么的，心里非常愧疚。这时突然一个电话打过来，对方邀请王老师去参加一个活动马上来车接他，他拿着电话不经意地回答说：“我学生来了，我要做饭，不去了。”一句话让我泪流满面。那年，我63岁，王老师86岁，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在骨子里是很刚硬的人，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但内心世界更多存留着寻常之人被人情世故易于触动的柔软处。因此，我特别懂得感恩，王向峰老师是我的恩师！

在离开王老师返沪时，我在沈阳桃仙机场给王老师发了一个微信：“王老师好，我已经到达机场了，飞机的航班一变再变，搞得我也无所适从。这次我到沈阳来陪你生活三天，度过一个中秋，心里真的非常高兴，但我知道也给你带来生活上的麻烦。看到您的身体这么健康，精神头这么好，我们做学生的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原本以为您的生活可能会比较寂寞，但是我发现您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因为您几乎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去做，而且有着很丰富的社会活动，这对您来讲，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状态。您在辽宁有着非常高的学术辈分和学术地位，大家都对您非常尊重，真是令人高兴！希望王老师多多保重身体，祝您长寿安康！”我在沈阳三天，王老师带我参加了多次学术活动与社会活动，可以见出他在沈阳及辽宁的学术辈分很高，并且非常受人尊重。他的每次发言都是即兴的，但思维流畅且表述具有逻辑力量，思路与心态非常年轻。

我再摘录《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序”中的一段文字如下：“我拿到王老师这部修订后显得更为厚重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时，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感动：一是敬重于老师多年来对学术的执着，二是感佩于老师身心的健硕。不容易，即使对于一位中青年学者来说，撰写与修订这样一部厚重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也不是几年可以完成的。尤其是修订一部专著，业内学者都知道，修订一部专著需要多年的沉淀，更需要葆有对这一命题持之以恒的学术激情。我拜读完这部专著时所收获的第一感觉，那就是王老师的学术心理是年轻的。”［2］王向峰老师依然年轻的学术心理让他高龄时段在学术上举重若轻，且葆有一种学术思考的激情。在我看来，这很难得。这不仅得益于他在中西学养上的长久沉淀，更在于他的生活境遇的平淡与安然。一位学者的发言与书写，在质性上是其学养和学术心理的呈现，学养及状态一眼即可以见出，所有一切那是临时刻意装不出来的。我在获取博士学位后，王老师曾把他的著作《现实主义的美学思考》赠送给我，并且在扉页提写了老子《道德经》“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句，取其意而用之。我想此句不仅是王老师的生存之道，也是对我的教诲。

学术研究需要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神圣的平淡状态，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学会放弃，至于学会放弃什么，我想真正的学者都懂的。很多文人搅在学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既无心思读书也因心力磨损而失去健康，其实，最后流失的是自己的学术生命。学术官僚大都在学术上无所成就，别看他们拥有权力与经费，其实他们在学术上积贫积弱得很。听说，还有一种知识分子倘若不当官就会失落到有损于身心健康，这也算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品相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始终记忆至今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博士后的科研工作，妻子也同时被借调到北京大学审计处工作，一个月只有几百元的临时工资，而我的工资也高不了多少，并且还要交房费、水电费与煤气费等，较之于北京这座城市的高消费生活水平，我们一家三口生活的清苦与窘迫是可想而知了，并且那两年，我买了不少书，而书又很贵。当时我住在北大承泽园30平米的博士后公寓里，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地感受到什么叫做环堵萧然，连房子里面的几件简单家具也是公家的，全家的财产也就是铺盖卷和书。

当时我的孩子在北大附小读书。一次学校组织全年级的同学乘大巴到远郊秋游，我们作父母的因为没有能力交这笔几十元的费用，没有让孩子参加。看到其他小朋友兴致勃勃地集体出去秋游，而自己孩子却孤独地坐在院子里，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丝苦涩。更为难受的是，小朋友们秋游回来后，语文老师的命题作文就是记这次秋游，孩子放学回来后，天真地问：“爸爸，我没有去，怎样写呢？”孩子的一句话无意间把大人问得不知所措，只能在心里流泪。

当时承泽园旁边有一个早市大菜场，那里的蔬菜肉类等较便宜，但扒手特别多。一天，我妻子一大早去那里买菜，突然发疯般地哭着跑回来连续叫道：“我的钱包被偷了！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赶忙安慰她，问丢了多少钱，她哭着说：“200多块！”老天啊，那是她近一个月的工资啊！现在的白领就是丢了两万元，也不至于这样。当然，更不要说那些贪官污吏了。无奈，当时的青年求学者家境真的就是这样清苦与寒酸，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和我的那些求学同学身边发生了很多，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1996年初夏，王老师从沈阳来北京开会，顺道来承泽园我家里看看，他了解了我和我们这代青年学者漂在北京求学的艰辛时，也是非常感慨的，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临走时他给我留下了200元钱，说：“你先用着。”王老师的这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其实，当下的博士生、博士后及青年教师所处的生存状态，因不可更改的体制性要求也是非常艰难的，对此我当然是有切肤入骨的同感的。

因为家庭与历史的原因，我这一生行走得非常坎坷，很少有机会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也正是如此，别人能给予我的一点点恩惠都会让我感激不尽，更不要说王老师对我的大爱了。

2022年，注定是惊心动魄的一年。一场疫情牵动了一个国家，而在此期间，我也先后失去两位恩师。2022年8月6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严绍璗老师也辞世了。严老师也是我的恩师，如同王老师一样，他曾给予我太多的帮助，让我一直感恩在心从未忘却。我一直想，我一定要为他写些什么。是的，我在缅怀王向峰老师的书写过程中，在心绪情感上也时时牵动我对严绍璗老师的思念。

我不敢说我是一位在学术上还不错的学者，但我敢说我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爱憎分明是我的人格本色，我这一生经历得太多，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事都遭遇过，有让我感恩铭记的人，也有那种你曾倾注无私帮助改变其人生命运而后来对方却忘恩负义的人。

人世间就是如此，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善恶之别，此事古难全。愿逝者得到安息，愿生者懂得珍惜！

注释：

［1］［2］杨乃乔：《理论繁华后的朴素与提纲简约中的通贯——〈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序》，王向峰：《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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