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民主人士与1948年“反美扶日”运动

秦立海

（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不但坚决反对美国援蒋内战，也坚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简称“反美扶日”），并为此组织领导青年学生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在此过程中，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称“党外民主人士”）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立场，坚决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和行动，积极参加和支持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充分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在当时不但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共同谱写了一段多党合作史上的光辉篇章。

战后初期，美国为根除日本的军事威胁，曾一度对日本实行比较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但是，随着美苏冷战和中国内战的爆发，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其在远东抗苏反共的堡垒，迅速改变了对日限制和改造政策，转为大力扶植日本战后复兴。这不但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也引起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忧虑和不安，并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灵敏反应。

1946年下半年，以长期关注日本问题而著称的《大公报》总编辑、无党派民主人士王芸生，就已敏锐地觉察到美国对日政策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于7月8日以《大公报》“社评”的形式，作出了美国对日政策“已由管制进入保护阶段”的准确判断，并表达了日本侵略“会不会卷土重来”的深切忧虑［1］。三个月后，面对美国日趋明显的扶日政策，王芸生又于10月7日通过《大公报》“社评”率先发出了明确的反对之声，“美国在帮助我们的敌人，甚至在培养其重行侵略的可能，这是中国人民认为万万不可的”［2］。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作为中国赴日记者团成员，对战后日本进行了实地考察和采访，回国后在《大公报》连续发表了12篇题为《日本半月》的系列文章，认为美国正在扶植日本走向一条“暗淡险巇的前路”［3］。王芸生根据其在日本的所见所闻，明显感觉到，“盟国管制日本的措施，或隐或显，像似意存掩护日本，让它再成为一个能争能战的力量。我有眼睛，我看见了这情形；
我有我的爱国心，我不能无一丝为国的忧虑”［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王芸生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始终持反对态度，并亲自为《大公报》撰写了许多“反美扶日”的社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芸生的“反美扶日”态度，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王芸生和《大公报》的强烈不满。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称，自1947年3月开始，“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是他首先在大公报发表文章指责麦克阿瑟将军扶植日本，必将利用日本军队到中国来一面攻苏，一面剿匪，是他继续不断响应共匪新华社的广播，为共产国际策动的反美扶日运动努力”［5］。在此，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将 “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主要归咎于王芸生所主持的《大公报》的“煽动”，显然“言过其实”，却也反映了王芸生对“反美扶日”运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中共方面则对王芸生和《大公报》在“反美扶日”问题上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指出，“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自日本归来，曾先后发表好些文章，介绍美国对日政策和日本现状，曾引起上层阶级知识分子普遍的不安。此后讨论日本问题的文章就增多了”，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关注和共鸣。在王芸生主持下，《大公报》亦是“一贯表明反美扶日的态度”［6］，成了舆论媒体界的一面光辉旗帜。

除王芸生及其主持的《大公报》外，其他党外民主人士也都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并开始自觉地组织起来，通过联名发表“意见”“主张”“宣言”等各种方式发出了“反美扶日”的强烈呼声。

1947年7月，在上海的九三学社领导人褚辅成召集孟宪章、孙荪荃、笪移今、王造时、吴藻溪等人专门发起成立了“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由褚辅成领衔，王造时、孟宪章、臧克家等1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指出：“日本在美国独占管制与积极援助下，不到两年的期间内，经济势力，迅速复兴，法西余孽，日渐抬头，而日本帝国主义一旦死灰复燃，势必仍以中国为主要侵略对象。”这已引起“我国人民普遍的不满美国对日政策的情绪”。因此，“希望美国政府，特别是麦帅”，“勒马悬崖，幡然改变现行对日政策”［7］12-16。该 “意见”认为，美国的扶日政策已经“致使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重行抬头”，这对中国是严重威胁，自当坚决反对。

紧接着，针对中、美、苏、英四大国在对日和约预备会议程序，特别是四强否决权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褚辅成、孟宪章、李世璋等18人又于1947年9月10日联名发表了《我们关于对日和约的主张》，坚决要求保留四强否决权，并提出，“为有效的预防日本再侵略起见，应拆毁其现有一切军需工业及海陆空军基地；
永远废除其海陆空军与兵役制度；
限制其警察数量与使用重武器并作军事演习；
取缔过去军人潜向警察转业，禁止实施军训及对军器之研究”。为此，我们应“集中力量，一致对外，严重抗议美国现行对日错误政策，并尽早建立全国性的人民外交机构，作有计划有组织之长期奋斗”［7］18-21。同年12月28日，褚辅成、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等52人又联名发表了《我们对召开对日和约预备会议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在对日问题上，中苏利害一致，而与积极扶植日本反动势力之美国现行政策，却出入颇大”。鉴于此，我国应“坚持之保留四强否决权与不参加苏联除外之和会等正确的立场”，“对美国现行扶植日本反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再行抬头之政策，尤应发挥国民外交力量，向美政府及盟军总部抗议”［7］23-24。在此，党外民主人士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片面召开对日和会，明确要求中苏保持一致，坚决保留四强否决权，这与中国共产党在对日和约问题上“应与苏联一致”的主张是完全相同的。

1948年春，随着美国扶日行动的加速推进，褚辅成、孟宪章等人组织的“对日问题座谈会”，决定“进一步扩大范围，并一变开始时的温和态度，改采积极的尖锐的斗争姿态”。虽然自1947年11月民盟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后，各民主党派在国统区的活动已处于“非法”状态，但各民主党派成员毫不畏惧，仍积极参与“反美扶日”活动，每次所发“宣言”都广泛征求签名，“在反扶日大旗之下，实际已形成了当时蒋管区的一个无形的统一战线”［7］26-27。例如，1948年4月1日，褚辅成（1948年3月29日在上海病逝，此系生前签名）、许德珩、陈叔通、胡厥文、包达三、马寅初、许广平、杨卫玉、徐铸成、张志让、孟宪章、顾执中等平津沪各界民主人士137人联名在《大公报》发表宣言指出，“美国积极扶植日本帝国主义余孽的政策，实足导引世界走上另一战争”。“目前中华民族，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关头。必需集合全国各界爱国人士，迅速展开一个纠正美国对日错误政策，制止日本法西斯余孽抬头，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运动。”［7］27-30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这一强烈呼吁，与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的“五一”口号，共同构成了稍后爆发的青年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前导和先声。

此外，九三学社成员、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教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多次公开撰文为“反美扶日”大声疾呼。例如，1947年7月，孟宪章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急管哀絃愈逼愈紧的日本问题》一文，获得褚辅成先生高度赞赏，促成了“对日问题座谈会”的成立。1948年2月13日，孟宪章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论美国助日复兴》一文，指出：美国“希图利用日本为远东防苏前哨堡垒”，为此竟把日本“化敌为友，并且认为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误，而且是一个大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一旦死灰复燃，当然不会首先打美国，更不会向苏联的硬处碰，结果仍是先向抵抗力最弱的中国进攻”。“为了我们不变成法兰西第二，为了我们本身乃至后世子孙的安全幸福，对于美国积极援助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复兴，我们当然要反对！”［7］36-40这无疑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必须反对美国助日复兴！

1948年5-7月，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全国爆发后，党外民主人士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影响，应邀积极参加了青年学生组织的各种“反美扶日”活动，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反美扶日”运动的坚定支持。

1948年5月4日，孟宪章教授一天之内应邀到多所学校演讲，“下午二时到江湾音乐专校讲演，七时到虹口上海法学院讲演，讲毕即由民治新专同学数人邀往徐家汇交大讲演”［7］45。其中，孟宪章在交大的演讲，通过列举大量事实，有力揭露了美国扶日复兴的真相，激起现场1.5万多名大中学生的极大愤慨。5月17日，马寅初先生应邀到上海工商学院发表“反美扶日”演讲，指摘麦克阿瑟管制日本的不当。5月26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日本问题座谈会”，汪瑄教授应邀宣讲“美国扶日政策”，王铁崖教授应邀宣讲“我对日本问题的看法”［8］。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亦对记者表示：“我们必须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之复兴，凡有血气之中国人民都要起来，这些上海学生的行动，正是中国民气之表现，希望各地的中国青年，都应起来响应这一表现民气的运动。”［9］这对青年学生无疑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进一步推动了“反美扶日”运动的蓬勃发展。

此外，许多党外民主人士还应邀参加了在交通大学举行的“反美扶日”座谈会和公断会，公开发出了正义的集体呼声。1948年6月3日晚，交大学生自治会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在学校体育馆举行“反美扶日”座谈会，民建成员、交大校友张絅伯，九三学社成员、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九三学社成员、复旦教授卢于道，农工党成员、复旦教授周谷城，无党派民主人士、复旦教授张孟闻，民建成员、民族工业家沈子槎等应邀出席。由于国民党当局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公开为美国扶日政策辩护，引起与会者强烈不满，成为众矢之的。张絅伯指出：
“有人说美国扶日不该反对，又说要反对的都是共党，好家伙，这帽子我是早就该戴上了的，但是即使刀搁在我颈子枪对准我的胸膛，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就是要反美扶日。”周谷城指出：“有人说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目的在反苏，……反苏而反到中国来，真是世界奇谈，现在日本又说反苏，但到中国来捕鱼，来倾销日货，这种‘反苏’要我们牺牲民族，牺牲国家，我们没有这雅量。”张孟闻则针对吴国桢关于吃了美国八十万一担的米就不应该“反美扶日”的说法，指出,“如果我们吃了八十万一担米而要做奴隶的话，那我们宁可再饿一点不要吃它，我们今天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就是要活下去并且要抬起头来做人”①。吴国桢成为当晚整个座谈会的靶子，被各位民主人士批得体无完肤，沦为了历史的笑柄。

紧接着，1948年6月26日晚，各位民主人士又应邀出席了在交大举行的“反美扶日”公断会，围绕吴国桢对交大学生“七询八质”“公开传讯”的所谓“神经战”再次集中开火。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工业家陈叔通指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扶日我是同情的，这是爱国的是正确的，至于说少数操纵，今日的热烈表现，哪里是‘少数’，哪里能 ‘操纵’？”民建成员施复亮指出：“反扶日是百分之百对的，吴国桢说少数人操纵，今天会场里许多人，操纵者在哪里？……卖国才有操纵，从未闻爱国有人操纵？爱国都要人操纵，这个国家早该亡了。”民进成员、鲁迅夫人许广平表示：“这许多人的爱国运动，谁能操纵？”“反扶日是绝对对的，许多社会人士的言语文章，就是民意。”民盟成员、著名律师史良指出：“反扶日运动应不应该展开，我说十二万分的应该，同时更要抱定吃官司的精神来展开，人人都吃过日本人的亏，如果这官司输了，我律师不挂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济学家马寅初指出：“我可以告诉诸位，吴国桢的神经战已失败了，他题目就找错了，找了‘反扶日’的题目，这是包死的，真是傻瓜。你们不要怕，你们的立场坚固得很，我个人很佩服你们，跟你们走，全国的百姓都在做你们的后盾。”无党派民主人士、《正言报》主笔鲁莽表示：“听了各位法官公平的判断，我已很清楚今天原告没有来，结论还是有的，就是被告不错，原告错了，我要冒充首席法官的地位对原告作缺席裁判，我的判定是‘原告驳回’。”①吴国桢再次被各位民主人士批得体无完肤，不得不就此偃旗息鼓。

在公断会之前，著名民主人士、交大老校长唐文治和张元济曾于1948年6月21日公开致信吴国桢，指出，“查美之扶植日本，在军事与经济各方面，实属危害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此为举国所忧愤”。“学生以纯洁爱国心，欲藉游行为表示，亦尚未出校门，各校佥同，不独交大一校，工商各界亦先后响应，足见人心之未死。阁下正宜善为利导，并以言全善类，免致滋生事端，勿再传讯。”①在这场吴国桢对交大学生的所谓“神经战”中，各位民主人士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民心向背，一目了然。

中国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迅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和警觉。1948年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书面声明，公开为美国的扶日政策和行动辩护，声称“反美扶日”运动“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并威胁青年学生“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结果”［10］。司徒雷登的狂妄声明，不但进一步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示威游行，也引发了党外民主人士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1948年6月7日，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救国会领导人李章达，民促领导人蔡廷锴，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发表了抗议司徒雷登声明的“反美扶日”宣言，认为美帝扶植日本复兴，“认敌作友，借刀杀人，暴戾如狂，举世共见。今我全国爱国青年及文化界工商界人士，已一致奋起，极力反对。乃美帝不自反省，竟由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荒谬绝顶之声明，强为扶日措施作辩护，并以狂妄言辞恫胁我爱国学生。昔时暴日之所不敢为者，今美帝竟悍然为之而毫无顾忌。此实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除出卖国家，甘为傀儡之败类外，凡有血气，断难忍受。同人等素以国家独立，民族平等，世界和平为职志，美帝政策，向所反对。今更受此侮蔑，誓愿与全国同胞再接再厉，以自卫答复侵略。一切后果，应由美帝自任之”［11］。这表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已经认清了美国助日复兴的“庐山真面目”，公开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明确表达了“反美扶日”的坚定立场和态度。

除上述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外，1948年6月11日，包达三、张絅伯、朱绍文、胡厥文、陈叔通、江问渔、盛丕华、吴耀宗等14名主要来自民建的著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致司徒雷登抗议书，指出，“美国的对日政策，今天已发展到了一面经济扶日，一面开始再武装日本的阶段。事实俱在，断非任何巧辩所可掩饰”。“司徒大使以美国外交官的身份，竟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含有极严重浓厚威胁恐吓意味的声明，这不仅为外交礼貌上的失态，简直是蔑视了中国的国格和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的人格。”“我们为维护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起见，不能不有此抗议。”［7］71-72与此同时，王造时、孟宪章、卢于道、顾执中等19人亦联名致信司徒雷登，指出，“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半世纪以上的迫害，并才经过八年抗战的惨痛经验，中国人并非木石，对贵国当局扶植日本，自然感觉不安、忧虑与愤慨，因而有一种普遍的舆论与广泛运动的形成。这种舆论与运动绝非任何党派或个人所能策动操纵”［7］74-75。沈体兰、李正文、马寅初、张志让等14人亦联名指出，对于司徒雷登声明，“无论就其全文主旨，为美国政策辩护各点，以及所取态度，都不能赞同”［7］75。这些抗议和声明，不但是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有力声援，而且进一步扩大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影响。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8年6月初，王造时、包达三、周谷城、胡厥文、徐铸成、孟宪章、费孝通、巴金等中国文化工商界人士282人联名发表了《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从前还偏重在经济上扶植日本，现在却赤裸裸地从军事上再武装日本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威胁十分严重。我们特对独占对日管制大权的美政府，提出严重的抗议。”［7］31-32，34该 “抗议” 引起了美国驻日政治顾问的特别关注，并于6月15日通过其发言人做了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的辩护，自称“对日本的占领工作，系按照盟国政策而加以坚定公正的实施者”，结果又再次引起中国文化工商界人士的强烈不满和抗议。

1948年7月2日，王造时、孟宪章、施复亮、吴羹梅、甘祠森、李世璋、沈子槎等中国文化工商界人士390人联名发表《纠正美国驻日政治顾问的声明》，指出，“事实昭示，过去美国对日管制，完全系独断专行，不仅从未遵守波茨坦宣言，且对远东委员会关于肃清日本军国主义，解除武装，解散财阀，改革土地制度各项指令，也是视若无睹，或半途怠工”。“除非美政府忠实履行波茨坦宣言，立即纠正其变管制为扶植的对日政策，并迅速召开和会，协议公正并彻底处置日本问题，中国人民将决不终止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复兴’的运动。”［12］此外，孟宪章还单独于6月27日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事实胜于雄辩——评美驻日政治顾问的声明》，通过列举一系列具体事实，驳斥了美驻日政治顾问带有诸多“强辩与避重就轻之处”的声明，“美国既想把日本建筑成一座远东堡垒与工厂，自然要在经济上扶植，在军事上再武装，何必多用外交辞令辩护？”“反美扶日，并非中国一国的偏见，而为全世界特别是远东各国的公论”［13］。因此，无论从事实还是逻辑来看，美国方面的一切“扶日”辩护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而各位党外民主人士的抗议和驳斥都是正义的爱国行动。

中国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虽然未能改变美国当局的扶日政策和行动，却使党外民主人士进一步认清了美国助日复兴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严重危害，从而彻底抛弃了对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加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反美扶日”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与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在国统区的最后一次携手合作，共同谱写了多党合作史上的光辉篇章。“反美扶日”运动结束后，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并在中共有关人员精心护送下，相继从国统区、香港乃至海外到达解放区，最后汇聚北平城，参与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携手掀开了多党合作史上的崭新一页。

注释：

①《激怒的铁流——反美扶日运动在交大》（交大学生自治会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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