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对中国共产党的报道

邵 雍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

《申报》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报纸，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时，回看《申报》对中共的报道是很有意义的。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建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保密的原因，没有一家报纸及时予以报道，包括神通广大的《申报》。但是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关键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申报》早有关注。1919年初夏，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传单被捕，各地抗议声援电文不断。6月25日《申报》刊出6月23日中华工业协会致北京电，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1920年10月3日新渔阳里6号刚开过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10月16日《申报》发表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告北洋政府电，称“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直接建立妇女组织较为困难，于是决定改造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开展妇女工作，改造筹备员有黄宗汉、王剑虹(时在该会做临时文字工作)、高君曼(陈独秀夫人)、王会悟等23人。1921年11月10日《申报》第15版在《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制定十大纲领》的标题下也全文刊登了该会的改造宣言与纲领。《改造宣言》称：“世界上近五百年的历史，可以说完全是解放要求的历史；
我们女子解放，正是这解放历史中底重要部分。……但是我们觉悟我们要完成此责任，以前的理想及组织方法都不足应时代要求，因为时代精神天天迫着我们中华女界联合会有改造的必要。”当然，《申报》编辑部对于中共策划改组女界联合会的内幕还是一无所知。不过这也反映了该报对五四新文化新风潮的开放接纳态度。1919年8月31日，《申报》增辟《星期增刊》副刊，译载世界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工商和学术等论著，其中有介绍苏俄劳农和各国工运的情形。从1921年1月至1922年1月，《申报》共采用苏俄创办的华俄通讯社[注]自1921年5月7日起改称上海华俄通讯社，实际上是华俄通讯社的上海分社。各类稿件近70篇，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影响。[1]

1922年是《申报》创办五十周年。总经理史量才邀请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撰写《五十年来世界劳工运动》。李大钊感到这个题目太大，因之缩小范围改作《五十年来世界工人的国际运动》，后因工作太忙，没有按题写成，仅撰写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2]，介绍并论述了巴黎公社发生的背景、经过和伟大意义。

在孙中山倡导、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中，从1924年11月27日至1925年3月9日《申报》在有关报道中，多次提及了宣中华、俞秀松、林钧、刘清扬、恽代英、向警予等人的名字及其活动。

1924年11月27日《申报》刊文《国民会议促成会之筹备会》，其中写道：“经众讨论，一致通过，特先设立筹备会，以便进行。推定陈广海、宣中华、李诚、俞秀松、郭景仁、沈尚平、干翔青七人为筹备委员，筹备一切进行事宜……互推陈广海、郭景仁为总务委员，宣中华、俞秀松为文牍委员”。

12月15日刊出的 《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志》报道中，写道：“起草委员俞秀松说明内容。略云，大会宣言，须简单明白，故须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分二部：(一)普通全体国民的；
(二)上海独有的。”

12月18日，《申报》发文《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会成立》，写道：“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业已成立。昨日下午三时，该会正式委员会，……分配委员职务，结果，……俞秀松、冷隽、林钧、王信吾、韩觉民担任宣传科”。

12月26日，《申报》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为题对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报道，称俞秀松主席：“宣布开会，并将最近国内政治情形，作简略之报告。证明任何军阀专政，皆不足以解决国是，只有真正国民这奋起自决，此更足证明我人民自身责任之重大，及此次国民会议促成会之重要”。

12月29日《申报》刊发《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消息》说：“林钧、李成、沈尚平、俞秀松等人对于善后会议之表示：‘一、电中山先生坚持预备会议，明白表示反对善后会议；
二、通电全国一致力争预备会议，主张取消善后会议。三、再电各省征求对于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之意见。’”

1925年1月30日《申报》发表《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会议纪 决定代表大会重要提案五件》的报道，说俞秀松在会上“提议全国总会组织意见案：(1)代表特别处及省会促成会，应派十人至十五人，其他派五人至十人；
(2)时间应在二月以内成立。(3)刘清扬谓有女界促成会处代表数，应与男界同，如无此办法，则将来促成会派代表时，至少应有一女代表。议决，照俞刘二提议通过，交代表大会决定；
(4)俞秀松提出拥护孙先生对善后会议意见案”。

2月1日《申报》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纪》为题报道，会议主席俞秀松首先报告会务经过概况，会议推定“郭景仁、刘一清、恽代英三君为代表，即日北上”。

2月13日《两国民会议促成会之欢送会》称，会议公推向警予为主席，俞秀松发表演说，“希望北上代表之努力奋斗”“希望此后本会各团体更能团结一致，与军阀奋斗，必达根本消灭之目的”。

3月1日，《申报》以《国民会议促成会常会纪》为题报道了2月29日俞秀松出席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会的情况。

3月9日，《申报》发表《四团体联席会议记》，记录了3月8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邀请上海各妇女团体召开联席会议，“首由俞秀松报告开会宗旨，略谓，国民会议，为中国前途极有希望之举，何等重要，乃法制院所拟国民会议条例草案，其极大弊端……次俞秀松亦提议三条办法：(一)电致段执政，声明反对草案之理由。(二)通电全国，指摘草案，请一致主张。(三)电致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会，请共同力争，并即请由该会起草国民会议条例，提交执政府采用”。

另外，在《申报》关于1925年初上海工人运动的报道中，也多有共产党员的身影。1925年2月13日《申报》发表《两国民会议促成会之欢送会》，文中透露，此次会议公推向警予为主席，会上：“有沪西工人俱乐部代表报告小沙渡内外棉纱厂罢工风潮，经过情形甚详。当时各团体代表议决援助办法如下：(一)由两促成会联合发表宣言，说明该工人受压迫罢工之形；
(二)推代表四人持函向奉军司令部及警察厅，请其不得禁止工人开会，即推定朱企民、陈广海、蒋自权、向警予为代表；
(三)由两促成会召集各团体开联合会，组织后援会，定下星期日(十五日)下午二时，即借勤业女师校开会；
(四)由到会各团体，以各团体名义，表示同情与援助；
(五)募集特别捐，为经济上之援助，当场即捐有三十七元。”

2月22日，《申报》发文《日纱厂罢工之昨讯 警厅方面之表示》，写道：“2月21日沈尚平、俞秀松、钟文前往警厅，声明‘(一)此次罢工，纯由工人自动，本会起而援助，实本于民族及博爱之精神，工人是否有轨外行动，无从担保，惟极愿劝导工人力守秩序；
被捕工人皆系因公受累，为贫苦之民，故愿警厅早日开释，以平工人之气，使工潮易于解决；
(二)现在工人所提条件，已一再让步，惟日本资本家，仍出种种手段，毫无诚心，故愿上海各界能起而警告日资本家，尤望警厅负保民卫国之责，对工人公平待遇，对日人万勿示弱。’”

1925年2月25日《申报》又发《日纱厂罢工之昨讯 后援会昨日开会》，称俞秀松在会上报告：“(一)募捐三日之情形；
(二)与警厅两度接洽之情形；
(三)工人方面之现在。次即由主席提出各项议案，经团议决：(一)派代表接洽联络出任调停之各团体，使趋一致；
(二)派代表与华商纱厂联合会及博益纱厂接洽，请求援助；
(三)应内外棉厂工会之请求，派代表前往演讲，劝其坚固组织，严守秩序；
(四)向有力各团体募款；
(五)设法救济被捕工人，以缓和工人方面之空气。”

紧接着在上海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申报》对五卅运动也多有正面报道。五卅惨案第二天，《申报》就刊出了经共产党员侯绍裘定稿的传单《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说：“列位：你们觉得生活困苦吗？你们知道为什么比从前要苦吗？”接着历数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侵略、压迫中国的罪行，号召广大同胞为救死而斗争：“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活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自然遭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抵制与破坏。1925年8月22日，周仲华、龙襄三指挥流氓暴徒五六十人手持手枪、铁棒、长刀、斧头、木棒等强行闯入上海总工会，两天之后《申报》在报纸中缝刊出了上海总工会启示，揭露流氓暴徒在上海总工会打伤9人，重伤5人，“会内各项粗细杂物，捣毁一空，并劫去现洋及票洋426元，……打杀约15分钟”的暴行[4]。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通过《申报》这一有影响的媒体发出了自己的愤怒的抗议声，这本身同时也可视为《申报》对站在五卅运动潮头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同情与支持。

总体而论，国民革命时期，《申报》对于共产党员的活动报道比较客观、真实，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线索。

1927年春，蒋介石利用青洪帮流氓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屡见报端，尤其是杜月笙从此之后成了《申报》也就是上海滩的闻人。

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自党的八七会议后，全国各地多次举行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与革命根据地。上海周边也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活动。1927年11月11日《申报》发表《会剿崇明土匪余闻》，其中援引崇明县政府的请兵呈文，内称：“前有著匪黄廷相，在西乡煽惑农愚，啸聚抗租，近复勾结共产帮匪，持有犀利枪械约期起事。”这里所说的“共产帮匪”大多是指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共在八七会议上已经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自1927年至1930年，上海郊县的松江、嘉定、青浦、奉贤、崇明、南汇等县发生了多次农民暴动，他们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口号，吸引广大农民参加暴动”[5]。

1927年后，《申报》对苏南各地共产党暴动多有报道，其中不少称共产党焚烧房屋、“掳掠财物枪毙人民”[6]。这些报道不完全出自捏造，只是记者出于敌对阶级利益或阵营的考虑，夸大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某些行为，以达到打击之目的。

《申报》记载中共“焚烧房屋”确实有可能，但也如实说明他们“并不要抢物，志在焚烧绅富住宅，扰乱地方治安而已”，而且是有组织、有计划的[6]。为了对抗土豪劣绅的惩办风，中共采取这一做法自有其道理，并且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时有乡人推测：“若辈恐非真共党，或系盗匪或系难民，故意头缠红布，冒充共党，以便其行劫也。”[7]但“盗匪”罪名却使原本就处于悲惨境地的革命变得更为艰难，“一时城乡风声鹤唳，大有草木皆兵之概”[7]。

1929年12月31日《申报》载：“如皋境内土匪与共产党结合，聚众三千余人，抗纳捐税，民间自卫枪弹，悉被缴劫，势焰甚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第67期引用了这段报道，并加以评述，“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大本营附近，又发生了流氓、土匪、地痞，……的武装行动，反对派真要气死了！”

在胜利斗争的形势下,有些土匪也想找共产党谋求出路。苏北沿海以潘开渠、沈雨亭为首的海盗,千余人,五十多条船,六七百支好枪。“他们曾几次派人找红军联系，承认共产党的法子比他们好，声明‘服从共产主义’，情愿改编自己的队伍，并自称‘中国共产党红军水军第一大队’。”1929年冬，江苏省委对于潘开渠土匪部队问题有过指示，提出要积极影响他们、注意争取他们的群众的策略。但由于种种原因，党组织最终未能同他们建立起联系。[8]《申报》对1927年至1931年的江苏沿海潘氏兄弟[注]潘氏兄弟中比较有名的有潘开道、潘开邦、潘开渠、潘开务，其他还有：潘开发、潘开叶、潘开国、潘开吕、潘开夫、潘开昭、潘开万、潘开会、潘开世、潘开芸、潘开凤、潘开明、潘开党、潘开杰等，人数如此众多，估计为结拜兄弟。参见《潘匪残股窜扰江北沿海》，《申报》1929年9月16日。带领的海匪集团有过报道[注]例如：《海陆军会剿崇明等处土匪》，《申报》1927年11月4日；
《会剿崇明土匪余闻》，《申报》1927年11月11日。，1929年9月16日《申报》发表的《潘匪残股窜扰江北沿海》就提到了潘氏兄弟中比较著名的18人：潘开道、潘开邦、潘开渠、潘开务以及潘开发、潘开叶、潘开国、潘开吕、潘开夫、潘开昭、潘开万、潘开会、潘开世、潘开芸、潘开凤、潘开明、潘开党、潘开杰等，他们掠劫烧杀，百姓深受其苦。由于潘姓“开”字辈如此之多，估计为结拜兄弟。有理由相信，中共党组织在考虑是否接纳潘氏兄弟集团时参考过《申报》的报道。

1931年11月29日，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12月20日，《申报》以极大的勇气刊登了《宋庆龄之宣言》，公开谴责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指出：“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坚苦卓绝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其中的关键词是，揭露国民党党魁“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

1932年元旦，《申报·自由谈》发表了陶行知撰写的杂文《新年三问三答》，他满含悲愤地写道：“这些年来，青年人是像萝卜头样一篓一篓的砍，砍下的头可以砌成一座山，山上坐着几个伟人，正在那儿喝酒团拜咧。我今启奏阿斗陛下，从今以后，不可许政府杀人，尤其是杀青年人。” 文章揭露与谴责了国民党当局滥杀共产党人与爱国进步青年的罪行，指出：“大概政府要杀的人有两种：一是为饥寒所迫之盗匪；
二是抱有不同信仰之政敌。”

1月8日，《申报·自由谈》又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杂文《颠倒的逻辑》：“蒋君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君哲生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二君相反：‘安内必先御外；
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二君……或者要说我是把真理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章乃器则在《申报》上发了《安内必先攘外》，从标题即可看出是与蒋介石唱反调的。

1932年，国民党当局为了分化瓦解中国共产党，诬陷中共领导核心人物周恩来，在2月中旬指使《时报》《新闻报》几乎同时刊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2月21日《申报》在国民党当局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刊出上述启事后，史量才与陶行知、马荫良、戈公振等商议，决定在第二天即2月22日《申报》上刊出广告部复函：“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3月4日，《申报》又刊载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君是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登报如左。”这两则广告告诉广大读者，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完全是“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为此有一名姓周的先生来登报辟谣；
因此《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应是伪作。这两则广告也表明，当时共产党已经有了与《申报》及时沟通的有效渠道。

是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对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大活动，《申报》有过令人瞩目的报道。《申报》总编辑陈彬穌是上海分会的9名执行委员之一，曾主持过分会的会议，参与了1933年对廖承志等的营救，当选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委员。同年，丁玲和潘梓年被捕时，蔡元培、杨杏佛、陈彬穌等38人发出漾电，要求国民政府放人。

1933年3月廖承志被捕，《申报》有关报道中借律师吴凯声的辩言，公开为中国共产党声辩，对国民党当局滥捕滥杀共产党人的行径提出质疑：“苏俄为共产党专政，已与之通好，苏俄人民系共党，设此辈来华，我国亦可罪之耶？总之共党各国皆有，不能以系共党即欲科罪、共党而有图谋颠覆政府之行为者，始得置之于法也。”[9]

1931年7月到9月相继发生了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在风雷激荡的关头，《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提醒政府和民众注意日军的侵略动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陶行知与史量才长谈，还与宋庆龄、黄炎培、杨杏佛等人晤谈。受此影响，《申报》社论为之一变，多数由总编辑陈彬穌负责，除了有公开的《申报》社论委员会委员黄炎培和李组绅等参与意见，陈彬穌还以私人立场特约了陶行知、章乃器、杨辛之、邹韬奋、沈钧儒、胡风、艾思奇、高语罕、沈兹九等人代笔。《申报》的时评和杂文也明确主张抗日、反对妥协。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陶行知连续撰写《敬告国民》和《国民的军队》两篇时评，在1月30日、31日的《申报》上发表，号召全国的军队起来，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造成国民的武力，收复已失国土。

同年6月，蒋介石踌躇满志，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实行第四次“围剿”。陶行知、宋庆龄、杨杏佛、史量才在史量才家深夜长谈后，由陶行知根据集体讨论意见执笔写成三篇时评，以“不除庭草介夫”的笔名在《申报》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首先明确，“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奋死求生，人之常情，政治黑暗，生计穷蹙，民不为‘匪’，更有何路？”当局“枪口不以对外，而以之剿杀因政治经济两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正如杨杏佛氏所言‘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之日军，既委曲求全，礼让言和，请其撤退。’独对于国内铤而走险之人民竟动员大军，大张挞伐，此诚为吾人所不解者也。”[10]《再论剿匪与造匪》说：“政治黑暗如此，……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11]指出了真正应剿灭的“是则今日勒种鸦片、公卖鸦片、勒收苛捐、搜刮民财者，其所为无一不积极造匪。匪而应剿，则此辈造匪者，固独不应先为剿灭乎？！”《三论剿匪与造匪》从蒋介石剿共要实行所谓“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说起，认为“既然讲政治，则要澄清政治”。今日“澄清政治其最先之要着，即为彻底肃清贪官污吏，建设廉洁政治，杀一贪官污吏，实胜于动员一师剿匪军队，……盖今日之事，与其积极剿匪，毋宁消极不造匪。而惩治贪污，整饬军纪，正即所以杜绝匪之来源也。”“政治如不改革，民生如不安定，则虽无共党煽惑，紊乱终不可免。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12]这三篇矛头直指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时评使蒋介石极为恼火，手令“《申报》禁止邮递”，要求上海警备司令部派员到邮局监督执行，除上海租界外，全国各地所订《申报》全部被扣压，前后长达35天。《申报》损失巨大，但史量才不为所屈，在解禁后继续坚持独立办报原则。在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申报》这三篇时评有着巨大的影响。

史量才及《申报》编辑部同仁尽管并不一定知道共产党的组织机密(包括外围组织)，但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实际有共产党背景的抗日救亡团体还是为其刊出启示，予以支持。1932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简称“民联”)成立。5月29日，《申报》刊出“民联”为援助东北义勇军募捐的启事，称“东北义勇军之英勇抗日，于兹已数月矣。……惟义勇军枪支军饷多属缺乏，因此欲逞其志而夺回东北失地已云难矣，特此本会发起募捐，作经济上之援助”。

蒋介石为了维护其高于一切的“领袖”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对《申报》及总经理史量才不断施压(包括一度禁邮《申报》)，逼迫其就范。在当局强大的压力之下，《申报》对于共产党的报道有时也会按照国民党的统一口径，使用“共匪”蔑称，哪怕它报道中的共产党军队正在抗日的最前线。1934年10月20日《申报》《共产党袭击一面坡》的报道就是其中一例：

哈尔滨：十九日拂晓，中东路东部方面之一面坡南方三英里朝鲜农民部落为大青川一带，忽被赵尚志率领共匪大队约千人来袭，劫抢殆尽之后，肆行放火而去。现尚未悉其详情。

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记者对于赵尚志的抗日武装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情况知道得很清楚，但出于自保，仍按官方规定称其为“共匪大队”。

但1936年申报馆特种发行部出版的《申报年鉴》A18页，在《东北义勇军》栏目中，详细记载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珲春、盘石、珠河、密山、虎林等地的活动情况、各军军长和领导人的名单，其中就有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一军军长杨靖宇、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第六军军长谢文东，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和副司令孔宪成均在名单之中，大名鼎鼎，威风凛凛，堂堂正正，与“共匪大队”的宣传口径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同情抗日救亡，对南京国民政府屡加谴责，为蒋介石所不容。在一切软硬兼施均告失败后，蒋介石指使国民党特务于1934年11月13日在沪杭公路暗杀史量才。沈醉撰写的《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一文透露了史量才先生被暗杀的原因：“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13]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则回忆说：“《申报》的史量才为了抗日也举办了一些进步的文化事业，聘请进步的知识分子主持其事。”史量才在纪念《申报》创刊六十周年时创办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同时创办《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及《申报》流通图书馆。李公朴受聘担任校长和馆长。这些都是史量才生前举办的进步文化事业。

1934年11月史量才逝世后，《申报》因暗杀事件被迫转向，李公朴与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研究，决定将图书馆、业余补习学校上的《申报》，改为“量才”，一则表示纪念，二则从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完全脱离《申报》，以免受《申报》转向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中国军队给了日本侵略军沉重打击，11月中旬上海华界陷落。《申报》转移到汉口、香港发行。1938年10月10日《申报》沪版复刊。复刊号面貌一新，刊载了《共产党领袖周恩来之谈话》《八路军队威胁下，华北日军窘态》《江南的游击队》等3篇涉及共产党的消息和通讯，特别突出了周恩来强调的“共产党必与国民党继续合作”“妥协主义悲观论调，必须打倒”。《申报》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消息来源，多方与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一份合法报纸《新华日报》取得联系，除经常转载《新华日报》的消息和社论外，还陆续发表了《周恩来视察东战场，布置浙东防务》《周恩来与新闻记者之谈话》《叶剑英对记者的谈话》等通讯，还连续刊登毛泽东的《论新阶段》、项英的《新四军一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等重要文章。中共领导人对抗战形势与战争前途的精辟分析，对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游击队对敌斗争的胜利消息的报道，通过《申报》进入长期身居“孤岛”的上海人民和大后方民众的视野，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决心与信心。

1938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去皖南慰劳新四军。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顾执中担任团长，美国进步记者杰克·贝尔登同行。12月慰劳团到达皖南云岭章家渡新四军驻地时，受到项英、袁国平、张云逸、邓子恢、赖传珠、李一氓、傅秋涛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慰劳团返回上海后，以各种形式向上海各群众团体介绍新四军，宣传新四军的英勇斗争事迹。《申报》则及时刊登了杰克·贝尔登提供的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和照片。[14]

1940年1月1日《申报》元旦增刊发表任重的《江南游击区杂写(粟裕将军会见记)》一文，介绍粟裕在江南游击战中的英勇事迹，以及他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见解。文章说粟裕强调在军事上，游击队主要的作用是扰乱后方，虽不能即刻把日军整个消灭，但已相当地削弱了他们，使他们的作战情绪日益低落，战斗力逐步减弱。粟裕认为，要帮助友军及地方政府去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引导群众斗争至最高阶段，发动群众武装斗争，人人参加抗战。1月21日《申报·星期增刊》又发表江荻写的《活跃在江南战场的陈毅将军》，文章介绍了陈毅的战斗经历、学识和诗作，认为“这位新四军第一支队的司令官，真不愧是一位潇洒的儒将”。

《申报》对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对抗战形势与战争前途的精辟分析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游击队抗日斗争的胜利消息的报道，对于长期身居“孤岛”的上海人民和大后方民众，无疑是巨大的鼓舞。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申报》对共产党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虽然也引用外报报道了周恩来为悼念新四军死难烈士的挽联和题词，但是大量报道的是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活动和言论，而且还发表了《新四军的解散》社评，强调“军委会的调防令已下，而新四军虚与委蛇，抗不奉命，更以种种迹象，不得不归解散”，还说“中央对于此事，最初如何委曲求全”“忍无可忍”，以后才被迫下此决心。社评还进而引申说“此事决非所谓国共分裂的初步，而是共产党内部对于接受三民主义与拥护抗战建国政策是否继续的分裂初步”。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后，围绕着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申报》基本上是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刊发的新闻报道、社论时评全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攻击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国民党公开组建地主还乡团，配合进犯解放区，进行反攻倒算，《申报》对此密切配合，8月14日刊登一则逃亡地主致周恩来的联名函，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目前流亡在外之百万人，一旦愤起组织还乡队伍，抱必死求生之心也。师行所至，宁不可扫荡其仇？”[15]《申报》还为国民党转嫁还乡团的罪行，抹黑共产党。9月17日发表的一篇通讯称：“共匪完全藉恐怖政策来维持他的残酷统治。不仅如此，据若干饱受共匪蹂躏的老百姓告诉我，由于子弹在共匪过于名贵，轻易不使用。所以对于处决死刑，向来不采枪决办法。当然，这在另一方面也正是要加强恐怖，使人民知所服，因此他的刑法是多到书不胜书，‘反省汤’，‘拉电线’，‘点天灯’，‘倒栽葱’等。”[16]

解放战争时期《申报》的反共立场也同样反映在国际形势述评方面。1947年8月22日该报发表《韩共野心益形露骨》：

中央社纽约二十日电：《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赫尔斯顷自汉城发电称：此东方多事之地，已充满恐惧共产大规模煽动革命暴发之情绪。……苏联军队在此间采取之初步行动，……训练与装备韩北军队，据估计，该处受训之军队约十五万人，最近可能已增至五十万人。此间传约有此等军队八万人，正在中国东北作战之中国共军中接受作战训练。

这则新闻的要点不是近邻朝鲜，而在“有此等军队八万人，正在中国东北作战之中国共军中接受作战训练”一语，尽管这还是未经认定的传说。

次日，即8月23日《申报》又发了另一美国记者的报道《苏联统治亚洲计划》：

中央社纽约二十一日电：……《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辛姆斯于报道中，论及苏联统治中之亚洲计划，……关于苏联占领下之北韩，与东北中共之密切关系事，辛姆斯谓，东北谷米已运往北韩，韩兵加入中共作战者数以万千计，东北中共受国军压迫时，即往北韩躲避。

本篇报道初步揭示了苏联、朝鲜与我国东北地区中共三者之间相互支持，在经济、军事方面高度配合的真相。当然辛姆斯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其消息来源还是很有限的。无可奈何的《申报》对此也只好点到为止，无从深论。

1948年6月28日，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作出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简称《决议》)，对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6月30日，《申报》登载了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所载《决议》内容摘要[17]。7月1日，《申报》发表社论《从柏林危机说到狄托之变》，讨论了柏林危机、苏南冲突两事件对于冷战格局的影响，并就后一事件不点名地攻击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此一事件虽不能谓西方的胜利，但已给世人一个宝贵的启示，就是共产国际的思想，终究与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能同时并存的，即使因为一时的错觉，误入歧途，但终泯灭不了民族国家意识的存在。南共及其首脑均有此自觉，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7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对苏南冲突进行了回应。这一决议由中共方面的电台于7月11日进行广播[18]。7月18日的《申报》刊登题为《中共将分裂？》的消息，妄称华北官方认为“受南国抗拒共产情报局鼓励，关内中共可能脱离毛泽东派”，制造了“中国关内之共党，获得南斯拉夫反抗全球共产主义之立场成功之鼓励后，可能与毛泽东及其中央委员会分裂及试探与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的谣言。不过，次日，《申报》再刊《对中共将分裂说，京政界人士反应》一文，称南京政界人士承认目前“尚无分裂匪党之力量”，宣称“剿匪戡乱”不可能停止，“所谓‘联合政府’……无从加以考虑也”。

8月13日，《申报》发表国民党炮制下的《“八一三”十一周年上海市文化界纪念宣言》，就苏南冲突及中共反应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它告诉一切有爱国思想的人们说，共产主义不能容许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它告诉一切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说：‘人民阵线’‘联合政府’等等，都是才被用过而即要丢弃的破鞋。”[19]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了序幕，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开始了，辽沈战役历时52天，至11月2日结束时东北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大大缩短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10月23日正当解放军对长春、锦州发动凌厉攻势之际，《申报》刊发社论《从南韩看亚洲的危机》，就南朝鲜丽水警察三千多人暴动，一举占领丽水、顺天两城，并号召全韩人民推翻成立不久的韩国政府发表长篇评论。社论宣称：“目前英美的视线，正集中在欧洲，为了柏林封锁事件，正欲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苏联封锁的行为足以威胁世界和平，企图与苏联实行摊牌。因此，苏联便乘英美忽视亚洲的机会在南亚和东北亚各国发动攻势，以与中国境内之共匪叛乱相策应。……北亚共产国际，早已在外蒙组织成立，其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朝鲜、蒙古，和我们的东北，组成一个‘亲苏的缓冲地带’。这一项的工作，刻正在积极进行之中。南韩这次发生叛变，正东北共匪发动对长春、锦州攻势之际，相互呼应，就是它们执行任务的一个步骤。……要之，共党势力既已侵入东南亚各国，现又在东北亚发动攻势，再加以我中国共匪叛乱的扩大，十足显示亚洲危机的深刻与严重。”该文作者站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戡乱”立场上，将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称为“中国共匪叛乱”，但也被迫承认“叛乱的扩大”。由于消息来源有限，所以文中所谓“早已在外蒙组织成立”的“北亚共产国际”完全是子虚乌有。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共产国际的名义从来就没有恢复过。1947年9月由苏联共产党主导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成员只有欧洲九国的共产党、工人党，中国、朝鲜、蒙古国的共产党并不在其中。不过，文章作者对于社会主义在东南亚各国、东北亚地区的发展趋势的预判还是准确的。

在该文发表7个月后，上海于1949年5月27日获得解放。当天，有着70多年历史的《申报》停刊，黯然退场。停刊的原因当然与该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反共立场有关。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张大报，《申报》同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斗争历程。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有变化的，这既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政策策略与实际斗争有关，与外国势力(特别是日本势力)有关，更与该报的实际掌控团队的政治立场有关。对于历史研究而言，《申报》在史量才任总经理时段的表现最为出彩，言论最引人瞩目，目前对其背后民主人士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沈钧儒等人的表现、作用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但是对于共产党人究竟是怎样影响《申报》的，还有不少有待探索的空间，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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