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列传》破体论

张媚东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破体，可视为天才文学家在文体选择过程中的伟大尝试。司马迁《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终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1]2735，全书体例环环相扣，纵横交集，篇目与篇目之间通常互相陪衬、互相牵连、互相照应。至于特殊位置的特殊篇目，更是关涉主旨，暗藏深意，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奇异功效。其中，作为七十列传首篇的《伯夷列传》便是如此。司马迁并非单人单传，似论、似传、似序等破体现象尤其明显。不仅如此，《伯夷列传》结构淋漓错综，异彩纷呈。前后文字无论是行文构思，还是语言措辞，都明显区别中间部分的传主实事，“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2]2-3。因为奇绝，故有意突破，文体互参、体裁开放、结构多姿。全文既如千年古树枝干交错，相击云端，又似异域珍宝光彩耀眼，奇香四溢，令人神迷。

“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常用概念。“体”之体裁属于文体含义的第一层次①。一方面，文学创作要求不失体裁，合乎体制；
另一方面，人们又反对过度死板、绝对、僵化的“八股作品”。故曰：“定体则无，大体须有。”[3]142如此看来，作家创作需结合实际情况，允许在遵守基本体裁规范的前提下圆活变通，求新求异。章学诚从文体论角度评价《史记》《汉书》：“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4]9《史记》之圆，圆在不囿成法，灵活多变，而列传首篇之《伯夷列传》，正是司马迁打破史书常体，丰富艺术体裁的独立标杆。

从文学体裁角度看，《伯夷列传》玄之又玄，引人注意。真德秀《文章正宗》评曰：“太史公列传七十，独取《伯夷》《屈原》二传者，以其变体也。”[5]537《伯夷列传》笔法奇妙，错综难解，明显已见破体痕迹。

首先，《史记》为通史，全书叙事涉猎广博，贯通古今，“上计轩辕，下至于兹”[6]3319。西周以前重要人物、突出事迹众多，司马迁本人于本纪第一《五帝本纪》、世家第一《吴太伯世家》已多次提及。可为何列传部分关于周前及周初人物仅作《伯夷列传》，且将该篇置于列传之首？故刘知几批评司马迁有云：“又子长著《史记》也，驰骛穷古今，上下数千载。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尤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5]534不仅如此，夷、齐事迹还有真假难辨、不足为道之嫌。黄震有曰：“载伯夷父死不葬之语，与武王十一年伐纣事背驰。”[5]537吴德旋亦云：“伯夷、叔齐无饿死首阳事，宋王介甫始言之，至我朝刘才甫而益畅其说。”[5]545正所谓无风不起浪，若是夷、齐事迹毫无争议，后代评论家怎会对此大放厥词、大发议论？

其次，作为纪传体史书，著者列事需“录人臣之行状”[5]158，叙述人物也尽可能详细具体、生动形象。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情，不同事件的不同场合，良史都需巧妙运用细微动作、人物对话、内心独白、面部神情等细节描写将其精致刻画，一一道出。然而《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事迹寥寥3件，仅占全文三分之一，笔墨甚少。一是让国以逃；
二是追随西伯昌不成，遂叩马谏文王；
三是不食周粟而死。相比七十列传之其他篇目，如《张耳陈余列传》《张仪列传》《魏公子列传》等，该篇不仅省去大段人物自白、互动语言、心理词汇，就连对传主现有事迹中的诸多细节也是点到为止，耐人寻味。司马迁似乎无法解释孤竹君晚年欲立叔齐的具体原因，叔齐让位的详细经过，武王伐纣的所见所闻，二人隐居首阳山的日常生活，因此只好采取依次使用“欲立”“及”“让”“逃”“谏”“耻”“义”“隐”“歌”等行为动词串联人物故事的叙述方式简略记录，匆匆作结。这种情况《史记》全书仅此一例，可以断定为司马迁写作该篇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之举。

关于《伯夷列传》体裁之奇，陈仁锡指出：“颇似论，不似传，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亦极变体之文。”[5]540吴见思认同陈说，并称该手法为“议论咏叹”[2]2，至于“伯夷实事，只在中间一顿序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2]2。牛运震不满陈、吴观点，认为“篇中明明有‘其传曰’三字，则中间自成传体，前后散文，似序似赞，叙中带断，而传体自在也。谓之传之变格则可，以为似论体者失之”[7]373。

依笔者浅见，《伯夷列传》破体说确可成立。至于所破为何种体裁，则还需要多方考察，谨慎定义。文本解读追求浑成“活法”，规矩之中而又出于规矩之外，体裁辨识亦当如此。对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文体，倘若执意冠以某项体裁之名，反而容易消解富含多元形态的文体之实。如此一来，文学体裁便容易偏离“定体则无，大体则有”“卷舒灭现，无定有形”的开放状态，陷入了无生趣、僵化死板的封闭怪圈。

从单篇文章角度看，《伯夷列传》明显只有中间一段自成传体，前后文本重在议论。中国古代议论文体源于先秦散文，《孟子》《荀子》《韩非》诸篇便夹杂不少政论文字。至于记载战国策士游说之辞的《国语》《战国策》等，纵横捭阖、危言耸听的议论风气已蔚为大观。汉初贾谊《过秦论》揭示秦代过失，全文说理层层推进，情志跌宕，波澜起伏，颇存战国遗风。《史记》创作距离汉初时代未远，加之司马迁本人才华横溢、孤独浪漫的诗人气质，《伯夷列传》呈现出咏叹赞美，“回环跌宕，一片文情”[2]2的议论手法实在不难理解。《伯夷列传》以天道不公，非常俶傥人物不得善终为论点，以夷、齐三事为事实论据，以发自肺腑、亦歌亦赞亦怨为咏叹论证。司马迁首先用“其传曰”三字区分上文内容，正面摆出夷、齐论据，随后戛然停止，“掉转一笔，接着‘怨’字下发议论”[2]2。一怨天道不公，积累仁德、品性高洁的善良君子反遭惨死；
二怨苍天无眼，谦逊好学、穷居陋巷、安分守己的贤良弟子不幸早夭；
三怨苍天无报，残忍暴戾、放纵凶狠的杀人盗贼反可安享天年。议论部分满腹骚怨，错综震荡。写到“若至近世”[6]2125，勾结私党、触犯法律之人终身逸乐；
不仕昏君、谨慎言行之人遇遭灾祸时，司马迁情绪激动，无法自已，破口问出心中疑惑：“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6]2124随后司马迁呼应“怨希”“求仁”两句，引用孔子、贾子语录再度议论闾巷之人唯有依附青云之士方可“砥行立名”、扬名万世的悲哀。由此观之，《伯夷列传》非传乃论，议论部分赞美、怨愤融为一体，语气哽咽，动之以情，已完美继承先秦作家势不可犯、滔滔不绝的绝妙文风，是《史记》列传之一大破体。

从七十列传整体角度看，《伯夷列传》居于首篇，还可视为六十九篇列传之前的文章总序。关于序文，王应麟《辞学指南》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8]287徐师增《文体明辨》谓序者，绪也，亦写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9]42。序，即交代写作缘由、基本体例、著作内容的说明性文字。先秦时期未见序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乃序文体的正式开端。序中司马迁首先交代自身史官家世与成长经历，进而说明“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6]3300的修史动机，并“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6]3300，依次概括各篇主旨大意，最后表达“藏之名山……俟后世圣人君子”[6]3320的殷切期盼。这篇序文统领《史记》全书，且兼备自传性质，本质上是以序带传。《伯夷列传》虽有列传之名，但实际情况与《太史公自序》类似。该文首先交代虞、夏二朝文字虽缺，相关人物却依然可见的历史背景，随后讲述上古三代帝王让国事迹，由此过渡至本篇传主伯夷、叔齐。但司马迁不满足于此，其以“由此观之，怨邪非邪”[6]2123八字快速结束传体，发表议论。论述主题围绕“天道无亲，常与善人”[6]2124之说孰真孰假展开，揭示从古至今善人无报的荒唐历史。若将七十列传的其他篇目与之对读，可以看到这些篇目所涉及的人物，如伍尚救父归死，伍员谏君自刎，屈子自沉汨罗，贾生自伤失职，豫让伏剑自杀，田光拔剑自刭，樊於期献上头函，荆轲慷慨赴死，李广悲壮自尽，燕将自刃聊城等，他们皆是心存至义却下场惨烈的悲剧性人物。打个比方，《伯夷列传》类似龙头，六十九列传便如龙身，龙头大震，龙身紧随，整体龙姿勇猛威严，气势非凡。故章学诚评价说：“太史《伯夷传》，盖为七十列传作叙例……传虽以伯夷名篇，而文实兼七十篇之发凡起例，亦非好为是叙议之夹行也。”[5]545《伯夷列传》领引列传部分其余六十九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巨大功效，亦属于以序带传。不同的是，《自序》以记叙性质为主，《伯夷列传》偏重议论，后者与刘向《战国策序》类似，北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也是受此影响。换言之，若转变阅读视角，所谓《伯夷列传》非传乃论的观点，实际上也可视作序中带论，情理兼长。

“附论”一词自“附传”出。附传，即人物传记中事有涉及却内容较少，不可单独作传或多人合传，只可附录在单传事迹之中的特殊文字。如《吕不韦列传》之嫪毐附传、《魏公子列传》之侯嬴附传、《春申君列传》之李园附传、《萧相国世家》之召平附传等。附论一枝一节、附之以行的结构功能与附传相类，却又因插入主体的用意为议论事件，而非叙述故事，故改“传”为“论”，名曰附论。

上文已谈，从单篇文章角度看，《伯夷列传》中间段落自成传体，前后文本重在议论。美国文艺批评家韦勒克认为，文体创造如同肌质之生成，“如果把所有一切与美学没有什么关系的因素称为‘材料’，而把一切需要美学效果的因素称为‘结构’，可能要好一些”，“材料的意义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结构才是‘积极的美学因素’，才能产生美学效果”[10]277。现笔者尝试撇开夷、齐小传，详细解读该文前后附论曲折多变、摇曳生姿，“横纵变化，全不费手”[2]3的特殊结构。

区别于传统论体文逻辑推证、切中要害的议论模式，《伯夷列传》前半部分以“让国”事件领起，“纡徐委蛇，闪侧脱卸”[7]374，先后带出尧、舜、禹、许由、卞随、务光、吴太伯等7位历史人物。其中，尧让虞舜、尧让许由二事简略，“盖庄周寓言，眇为天下不足道”[5]537；
卞随、务光二人事迹似“空寓言，无事实，学者所共知”[5]535；
吴太伯事虽可互见《吴太伯世家》，却发现世家所记仅太伯奔蛮，文身断发，建立吴国一事，共121字。一方面，此7人历史与中心传主伯夷、叔齐一般，存在事迹无多、扑朔迷离的史料“硬伤”；
另一方面，他们有的语出二三，有的一笔带过，笔意游衍，描写笔墨共占全文三分之一，在篇幅安排上与后文夷、齐小传大致等同。依据《史记论文》所评，司马迁之用意在于小处落墨、大处烘托、顿挫含蓄、陪衬主角。夷、齐事迹之一为不受王位，让国以逃。文章开篇交代上古三朝历史背景：“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6]2121此笔“闲闲引起”[2]1，暗指伯夷、叔齐有传、有诗，“志在神农、虞夏”[2]1。随后著者附带插入尧让于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6]2121，尧让许由，夏有卞随、务光等种种说法，从时间层面对接传主，步步逼近，以此6人“为伯夷衬贴”2[1]。至于余下“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6]2121一句，司马迁已有抛弃前者，推重后者的微妙意图。故吴见思说：“许由事不实，说杀只作疑词，下便可撇入本传，主客乃分，不然便是许由合传矣。”[2]1要之，写伯夷传记，著者本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今却无端附录他人事迹，拖出一段长长尾巴。开篇议论初读闲散，似乎难寻任何要紧地方，设难发问更是疑有疑无。结合下文考察方知，此乃太史公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番慎重徬徨”“缭绕多姿，澹荡入神”[7]374之笔。

再看后半部分的附论结构。司马迁从“由此观之，怨邪非邪”[6]2123写起，整体“以孔子作主”[2]3，围绕孔子弟子、孔子言论两度展开，“组织贯密，照映前后，极其奇肆又极其纯密，是史公得意之笔”[2]3。以孔子为主，与太史公本人尊敬孔子，推崇孔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1[42]，“君子义以为质”[11]187，“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1]184的仁义精神相关。尽管相较孟子“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12]172“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
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12]304等行为论断，孔子之义相对泛化，大多局限在形而上之思想层面，但我们依旧无法否认《史记》全书对“至圣”孔子的重视和接受。司马迁多处征引《论语》，且善于将孔子语录熔铸成自己的文章。结合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尊称孔子为“尼山大圣”“至圣”，又撰《仲尼弟子列传》，发扬孔子仁义学说，彰显后代，“累世不绝”[6]305等变体行为，加之其在《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表明自己追随孔子“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6]3299的著史志向，今太史公于《伯夷列传》附论孔言，穿插孔子事迹配合传主的破体之举实属情理之中。

全文以孔子带出弟子颜渊“糟糠不厌，而卒早夭”[6]2124之事，上接夷、齐，下入盗跖，“另起议论，波澜横生”[7]375。两处一正一反，先是正面呼应传主“积仁洁行”却“命之衰矣”，后又与盗跖作反面对比，最后拉回近世，反诘清平治世为何还有奸诈恶人富贵一生、寿终正寝的荒唐奇事。“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6]2125，这是司马迁不得其解的苦闷之辞，也是其作为一代良史对抗不公、批判现实的实录观念。

文末两段再次引用孔子语录发表议论。孔子所言：“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6]2126等，皆回应善人面对不义之财舍利就义，坚守本心的俶傥之举。结合《报任安书》中“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者，不可胜纪”[1]2735一句，司马迁“表微显幽”[7]376、以史言志、自负高远之意已不言自明。孔子之后又引贾子，“烈士”一句主指夷、齐，“云从龙，风从虎”[6]2127句点出颜渊，指明三人虽为贤者，却只有依附夫子方可彰显德行、身后留名。司马迁本人亦在学术方面胸怀猛志，今却“深藏于岩穴”[1]2736，无人可期，唯有发愤著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6]3320。

《伯夷列传》体裁灵活，结构独特，实乃太史公笔下之破体奇文。考察该文破体动机，可结合吴承学《辨体与破体》中所说：“破体，往往是一种创造，不同文体的相互融合，时时给文体带来新的生命力。”[13]62破体带来创新。这种创新不仅表现为各类文体在形态、语体、风格、审美等形式层面的艺术改造，还有可能深入思想层面，起到强化主题，甚至产生新义的独特效果。

《伯夷列传》打破常体，实与司马迁遭遇腐刑后“舍死就义”、发愤著史、“扶义俶傥”[6]3319的创作动机直接相关。结合《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开创列传体例的动机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3319。就《伯夷列传》而言，司马迁也明确提出：“末世争利，维彼奔义；
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6]3312这样看来，无论是七十列传整体思想，还是《伯夷列传》单篇用意，司马迁似乎都有意褒扬“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6]3297，发扬其思义、扶义、行义、慕义、奔义、厉义、争义、主义、廉义等“尚义”精神。

“尚义”，这既与司马迁本人因李陵事件“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1]2730的个人经历有关，也是《伯夷列传》位居篇首、区别他传的破体目的。汉代士人讲究气节，遭受凌辱者多选择自裁伏法。司马迁之所以冤遭宫刑却隐忍苟活，是因为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2735的《史记》草创未成，“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1]3259的心愿迟迟未尽。在“羞恶之心，义之端也”[12]80与“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12]2733的矛盾撕扯下，他最终忍痛抉择，放弃自杀，“舍死就义”。这种行为看似违背孟子舍生取义、舍小求贤的主体精神，实则二者形异质同、貌离神合。一方面，“乡党戮笑”“污辱先人”“虽累百世，垢弥甚耳”[1]2736的孤独心境促使司马迁首创列传体例以记世间刺客、游侠、酷吏、货殖等不入主流、“几于无谓”[5]159，却又满身正气、大义凛然的无畏之士。另一方面，对于七十列传的首篇，司马迁理应慎重思考、更加重视。故其从商周之际挑选最具“大仁”“大义”“大烈”性质之“非常俶傥”人物统领列传诸篇。伯夷、叔齐事迹文辞虽少，且有痴儿痴说、瑕罅不可信之嫌，却是《史记》“尚义”思想的最佳选择。全书不惜解构传记之体，追求“尚义”之实。以《伯夷列传》为第一，正有标榜这类仁人志士宁死扶义、慷慨赴义的特殊目的。自《伯夷列传》之后，列传部分还有《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春申君列传》《屈原贾生列传》《刺客列传》《田叔列传》《游侠列传》等篇。文中，司马迁或褒扬仲尼弟子崇尚仁德，为人仁义，振兴孔师伟业；
或感慨“孟子困齐梁，荀卿谗于齐，废于楚”[5]588的悲惨遭遇；
或称誉黄歇“以身殉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6]3314；
或同情屈、贾“忠义博雅”[5]615，俱遭贬斥，生不逢时；
或痛惜“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悲壮刺客；
或赞美“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6]3316的田叔……以上人物厉义、明义、争义、廉义、不为二心之义等“尚义”之举皆从首篇《伯夷列传》滋生蔓延。文中“由、光义至高”“此义人也，扶而去之”“(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6]2123等议论性文字恰如六十九列传中“见义”“好义”“扶义”“尚义”者的探路明灯，七十列传由“义”起笔，又以“义”作结。

再则，“尚义”精神与“好利”行为相对。伟大人物直面历史，以史为镜，“末世争利”的商周之际与“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6]3256的大汉王朝竟奇迹般相似，荒诞扭曲的社会价值观给司马迁本人带来巨大的现实困惑。“尚义”精神是否适用当世？面对人生抉择，世人是选择“奔义”还是追求“奔利”？这些问题都曾多次萦绕其内心，挥之不去。

现实生活中，好利者位处卑贱却贪慕荣华，善于利用不堪手段巴结官僚、结交权贵，最终抛弃家族、摆脱寒门，走向利益金字塔的顶端。与之相反，尚义者不卑不亢、洁身自好，反而遭遇误解、身陷窘境，甚至危及生命。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成为闺阁之臣，又因“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1]2730而深幽囹圄，与吏为伍。一富一贫、一安一危两种极端处境最终导致其心有不解，“谁可告愬”，故只好继《春秋》以作史，“述往事，思来者”[1]2735，求索心中至理，“思垂空文以自见”[1]2735。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曰：“《春秋》以道义。”[6]3297这样一来，以《春秋》思想为创作标准的《史记》自然应当秉承刚直不阿、正气凛然的“尚义”精神，《伯夷列传》中伯夷、叔齐“惟彼奔义”“积仁洁行”“义不食周粟”[6]2123等事迹无疑是司马迁极度肯定的。然而尚义之人却不得善终，“饿死于首阳山”[6]2123，暴戾之辈“以暴易暴”[6]2123，或天下宗之，获得显赫声名，或“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6]2125。伯夷、叔齐困惑于此，采薇首阳山，献出宝贵生命。

司马迁记述历史，反思现实，心中同样不得其解。《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司马迁以古观今，“察其守封”[6]877，通过追述古之人臣封赏五品制，考察汉代功臣侯者“枝叶稍陵夷衰微也”[6]877的根本原因。高祖时期，功臣侯者百有余人，大侯封邑不过万家，小侯封邑五六百户。迨至武帝，百年之间，诸侯存者仅有5人，“余皆坐法殒命亡国”[6]878。作为开济汉业之功高老臣，不仅诸侯本人不得善终，身死名辱，就连其苗裔也牵连受刑，命丧黄泉。司马迁追思功臣，感慨其时其命，亦叹其富厚家族“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莫大悲哀。其心中郁结，困惑难解，只得明言三代帝王“笃于仁义以安勋旧”[5]398之道，微讽当世“任法刻削，不同于古，帝王殊礼异务，各以自就其功绪……用一切之法以侵夺群下，而成其南诛北伐之功也”[5]398之实。武帝时期，赋家笔下华美铺张、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巨丽外表终难掩饰汉统治者玩弄手段、暗刀杀人、刻薄寡恩、无情无义的真实面目。司马迁生于汉朝，先后听闻飞将军李广难封含怨自杀、李陵矢竭请降后遭灭族、好友任安以“怀诈”之罪入狱腰斩等悲惨结局。加之统治者本人求神君、宠李少君、建太一祠、饲白鹿、招王夫人魂，痴迷仙道，醉生梦死，“羁縻不绝，翼遇其直”[6]1404的荒谬行为，古今善人负屈衔冤之不公遭遇共同促使其破体作传，不平则鸣，四次发怨，“怨以暴之易暴，怨虞、夏之不作，怨适归之无从，怨周土之薇之不可食，遂含怨而饿死”[5]539。伯夷、叔齐生前大义，“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6]2124，颜回贤良好学，“糟糠不厌，而卒早夭”[6]2124。“末世争利”、善人无报的乱世光景与太平盛世耳闻目睹的现实情况竟奇迹般相似。司马迁不解，天道无亲、眷顾善者的千年至理究竟是否真实？其突破常体，立伯夷、叔齐为历史标杆的私心在于以古鉴今、以古讽今、以古否今，渴望解答千百年来古今善人心中的疑惑。

关于文学作品与文体选择之间的关系，童庆炳曾说：“任何一个作家在他动笔之前，都面临着两次选择：第一次选择是写什么，第二次选择是怎么写。……真正的作家是语言大师，他们能够运用语言的工具，创造出富于魅力的文体来，让文学史为之惊奇。”[10]2《史记》之体便是如此。本文所谈《伯夷列传》，若与《汉书》相比，班固断代为史，宣扬汉功，因此不录前代人物，自然也就舍弃夷、齐二君。若拿二书皆录篇目进行比较，也会发现《汉书》体例严谨、章法单一的写作特色。至于《史记》，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网格叙事皆由司马迁本人首创，然其却自破文体，笔法多变，似无规矩可循，《项羽本纪》《吕后本纪》《陈涉世家》等篇便是明证。由此可知，司马迁在体裁、风格、结构、字句等方面所下的功夫都比班固多。这是由司马迁发愤著书、“扶义”“尚义”的写作动机，以及《史记》追求实录的通史性质所决定的，可视为司马迁突破文体意识之显著标志。

注释：

①关于文体层次的划分，学者存在不同意见。本文采取童庆炳观点，认为文体的第一层次为体裁的规范(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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