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的关系：自我接纳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张珊明，周佳，罗匡，杨元花

(1.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创新创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3.湖南警察学院 学工处，湖南 长沙 410138)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体验，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迟缓、精力下降等。大学生处于由青少年晚期向成人早期过渡的阶段，面临着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诸多变化，有着更高的抑郁风险。有研究对近十年文献进行荟萃分析发现，我国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4.71%[1]，显著高于普通人群的检出率。长期的抑郁情绪不仅影响大学生的注意力、记忆力及其学业表现，还是大学生自杀意念和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为提升抑郁防治的工作成效，降低学生抑郁的风险，国家各部委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多项政策文件，以探索开展抑郁防治的方法和策略，如：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提出要加大抑郁症防治工作力度；
2021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指出，要了解学生是否存在早期心理创伤，提高心理危机事件干预处置能力，大力构建家校协同干预机制。因此，当前继续深入探讨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防治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童年期虐待是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童年期虐待包括照顾者对儿童身体的忽视和虐待、情感的忽视和虐待以及其他不作为的行为[2]。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类型的虐待都与成年期临床抑郁症状存在密切联系，有儿童期虐待经历的个体患精神疾病的风险更大，尤其是抑郁症[3]。一项针对184篇研究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经历过任何形式童年虐待的成年人患抑郁症的几率是正常人的2.81倍[4]。因此，童年虐待经历被普遍认为是大学生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此外，国内外已有较多研究从认知和情绪视角探讨了儿童期虐待作用于抑郁的具体机制。一些研究探讨了压力知觉、认知思维方式或重复性消极思维等因素在儿童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作用[5]，另有研究揭示了情绪调节、情绪接纳、羞耻感等因素在童年期虐待和抑郁情绪或症状之间的效应[6-7]，较少有研究聚焦于自我意识，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童年虐待对抑郁的影响机制。自我意识在童年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发挥何种作用，则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问题。

自我意识也可以称之为自我，是个体对自己的心理、行为活动或能力等多方面的感受、态度和评价。根据贝克的理论，对自我的消极信念不仅是抑郁的症状，而且在抑郁症病因中起着关键作用。贝克还指出，抑郁症患者有着特异性的消极自我图式，这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负性经历有关，因为负性经历会导致个体形成自我否定的功能失调性假设，并以负性自动想法的形式表现出来[8]。因此，本文以1 056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在探索儿童期虐待经历对抑郁的影响的基础上，引入自我接纳和自尊两个变量揭示从童年期虐待到抑郁的发生机制，尝试为防治大学生抑郁提供更为精准的心理教育和干预方向。

2.1 自我接纳及其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是基于自我意识中的自我评价而形成的态度，是个体对自我的形象、信仰、所处环境等的接受与适应，是衡量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9]。受虐待儿童常常处于一种高危环境中，长期被冷落、被忽视的经历容易使儿童形成较低的自我评价与自我接纳。有研究显示，早期受虐待较多的女性更有可能将过错归因于自己，并因此产生自责[10]。那些童年期遭受心理虐待的个体，常常会感知到更多来自父母的非正性反馈；
而父母的消极反馈与儿童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密切相关，受虐儿童会倾向于将父母的消极反馈作为自我感知标准的一部分，并导致其低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11]。与此同时，受虐待儿童不断累积的消极反馈会内化形成消极的自我概念，影响其对自身的态度以及心理和行为动向[12]。此外，有研究证实自我接纳是影响抑郁情绪的重要内部心理因素，自我接纳水平高的个体较少体验到情绪困扰[13]。在一项对创伤性截肢患者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患者的自我接纳水平越高，其抑郁程度就越低[14]。因此，童年期有过虐待经历的大学生，可能有更为负面的自我评价，对自我的接纳水平也更低，从而更易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研究假设H1：自我接纳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2.2 自尊及其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

自尊是自我意识中自我体验的最主要方面，是个体基于自我评价产生和形成的与自我价值感相关的情感体验。根据贝克的抑郁认知理论，个体在早期成长经历中的负面经历不仅会导致个体产生对世界的消极认知，还会使其产生对自我的消极认知，从而削弱其自尊水平[15]。根据抑郁的易感性模型(the vulnerability model)，低自尊会导致抑郁，在该模型中低自尊被视为一种使人易于抑郁的人格因素[16]。已有研究证实，自尊在童年期虐待和抑郁之间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情感虐待不仅直接影响初一学生的抑郁症状，还通过自尊间接作用于抑郁[17]。在以新兵为调查对象的研究中，自尊在其虐待经历和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18]。在医学生群体中也得到了相同的研究结论[19]。因此，根据已有理论和研究结果可知，童年期虐待同样会导致大学生在成长经历中形成低自我价值感或自尊体验，并可能使其发展成为抑郁的高风险人群。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H2：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自我接纳与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

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内涵上有些相似，而概念的内核又有所不同。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节三个方面。自我接纳与自我认识中的自我评价相关，但自我接纳意味着在自我评价之外无条件地接纳自己；
自尊则是基于对自身进行总体性评价后产生的自我价值感，是个体的自我体验之一。因此，在理论上自我接纳是达到自尊的基础条件[20]。有调查研究证实，大学生的自我接纳和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自我接纳是自尊的有效预测因素，自我接纳的程度越高，自尊水平也会越高，反之亦然[21]。在实验研究中也发现了自我接纳对自尊的促进作用：启动无条件的自我接纳将引起高水平的自尊体验；
启动有条件的自我接纳后，自尊水平显著降低[22]。自我接纳和自尊都被发现与多种心理健康因素有关，较多研究将自我接纳和自尊均作为抑郁的前因变量，区别在于自我接纳与总体的心理健康相关更强，而自尊与特定心理健康的关联更强，如抑郁[23]。因此，儿童期虐待可能通过影响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接纳水平，继而影响其自尊体验，最终对其抑郁情绪产生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研究假设H3：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根据研究假设H1、H2和H3，构建总体假设模型图(见图1)。根据假设模型，儿童期虐待不仅对大学生抑郁有直接的影响(儿童期虐待→抑郁)，还通过三条路径间接影响抑郁。其一，被虐待的儿童会感受到他人的拒绝和不接纳，并将这种消极反馈作为自我认识的重要指标，从而产生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和不接纳，这可能引发未来的抑郁情绪(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抑郁)；
其二，儿童期虐待会导致个体产生“我不够好、我不值得”的低自尊体验，这种低自尊体验是未来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儿童期虐待→自尊→抑郁)；
其三，如前所述，儿童期虐待是自我接纳和自尊的前因变量，自我接纳和自尊均是抑郁的前因变量，而自我接纳是自尊的重要预测因子，因此可以推测，儿童期虐待促使儿童形成低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度，并因此削弱自尊水平，而低自尊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会持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抑郁)。

图1 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与抑郁关系的假设模型

3.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抽取湖南省本科院校在校大学生共1 100人，年级跨度从大一至大四，施测方式为集体填写问卷，现场指导与回收。回收问卷1 088份，剔除重要个人信息缺乏、条目回答有误或未作答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 056份，有效回收率为96.00%。其中，大一332人，大二408人，大三233人，大四83人；
男生409人，女生647人；
有留守经历432人，无留守经历624人；
年龄区间16～23岁，平均年龄19.69±1.12岁(16岁1人，17岁21人，18岁114人，19岁325人，20岁370人，21岁166人，22岁52人，23岁7人)。

3.2 变量测量

研究的自变量为大学生儿童期虐待经历，因变量为大学生的抑郁情绪，中介变量1为自我接纳，中介变量2为自尊，控制变量为性别、留守经历和年龄。

自变量采用儿童创伤问卷简化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Form, CTQ-SF)进行测量。该量表由赵幸福等人翻译并修订[24]，为被试自我报告其儿童期受虐经历的回顾性自评问卷。共有28个条目，包括25个临床条目与3个效度条目，含五个维度：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总分越高表示受虐待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躯体虐待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9，其余4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76～0.88之间，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本研究采用问卷总分进行统计分析。

因变量采用流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CES-D)测量。该量表由Radloff编制，主要用于评定非抑郁症群体的抑郁情绪以及过去一周的抑郁症状[25]。共有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0分(很少或没有时间)到3分(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评分越高表明抑郁情绪越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

中介变量1采用自我接纳问卷(Self-Acceptance Questionnaire, SAQ)测评。该问卷由国内学者丛中和高文凤编制[26]，包括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包含8个条目，共有16个条目。得分越高，自我接纳水平越好。本研究中，总量表、自我接纳分量表和自我评价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6、0.94和0.91。

中介变量2采用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测量。该量表由 Rosenberg 等人编制[27]，共有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从1分(非常符合)到4分(很不符合)，得分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7。

3.3 研究程序

根据知情同意和自愿原则，以班级为单位采用纸笔方式在自习时间进行集体施测，填写问卷时间为15分钟左右。回收问卷后，采用SPSS 20.0录入有效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采用SPSS宏程序PROCESS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上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6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6.94%，低于Podsakoff等人提出的40%的判断标准，因此本研究受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大。

4.2 描述统计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控制性别、留守经历和年龄三个人口学变量，对四个主要变量进行相关分析。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抑郁得分与儿童期虐待呈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接纳自尊呈显著负相关。儿童期虐待与自我接纳和自尊显著负相关，自我接纳与自尊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n=1 056)

4.3 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Hays开发的PROCESS程序的模型6来检验自我接纳和自尊在儿童期虐待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结果显示，性别、留守经历和年龄可能是各变量的影响因子之一，因此在分析中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并将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和抑郁四个变量的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检验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抑郁、显著负向预测自我接纳和自尊。当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和自尊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三者对于抑郁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具体见表2。

表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n=1 056)

(2)未标准化回归系数(B)及其标准误(SE)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到。

采用Bootstrap进行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儿童期虐待对抑郁的总效应为0.418；
儿童期虐待会通过自我接纳和自尊对抑郁产生影响，总的中介效应为0.118，占儿童期虐待对抑郁总效应的28.23%。具体而言，中介效应可以分为：通过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抑郁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0.033)、通过儿童期虐待→自尊→抑郁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0.052)以及通过儿童期虐待→自我接纳→自尊→抑郁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0.033)。如表3 所示，总的间接效应和三个分间接效应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值，三个中介效应都显著。

表3 中介效应分析(n=1 056)

5.1 结果讨论

研究发现：童年期虐待总分与抑郁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即大学生在童年期受虐待程度越深，其抑郁的可能性越大；
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28]，再次支持了有受虐经历的童年可能会增加成年期抑郁风险的观点。早期受虐待个体在成年以后对于压力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敏感性更强，其适应性、自信水平和自我效能感都较低。在身心发展的关键阶段，儿童不管遭受的是情感上的虐待和忽视，还是躯体上的虐待和忽视，这些不良经历都可能会损害其认知、情感和行为发展，并致使其成为抑郁的高风险群体[29]。

研究还从自我意识视角进一步揭示了儿童期虐待影响大学生抑郁的内在机制，具体存在以下路径，即自我接纳和自尊的独立中介路径，以及自我接纳—自尊的链式中介路径。

首先，研究发现了自我接纳在儿童期虐待和大学生抑郁之间存在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1。根据贝克有关抑郁的认知模型，人们从童年时代开始就会根据生活经验构建自己对自我和世界的假设，早期的负性经历会导致个体形成对自我否定的核心信念，并在认知、情感、动机和行为方面表现出抑郁倾向或症状[8]。长期暴露于被虐待与忽视的成长环境，会影响儿童身心正常发展，破坏其建立自我感知能力[30]，这不仅使受虐个体形成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较低的自我接纳水平，还易于引发其自责、内疚、胆怯、憎恨等负性情绪，久而久之导致受虐者产生抑郁情绪或使抑郁情绪更加严重。

其次，假设2也得到验证，即自尊在儿童期虐待和大学生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类似研究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已有横向研究发现，自尊在童年期情感虐待和成年后的精神症状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童年期的情感虐待、抚养者苛责控制的教养方式和低质量的亲子关系会损害个体的自尊，从而导致成年后的各种精神症状，如人际敏感和负性情绪等[31]。低自尊可能是虐待后遗症之一，是各种内化心理障碍潜在的心理敏感性因素[32]。在低自尊状态下，虐待会对内化心理障碍的发展产生影响，部分原因是低自尊与消极的自我表现和认知方式有关，而这种消极的认知方式会对个体解释应激生活事件产生负面影响[33]，它容易在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引发个体抑郁，因此低自尊是抑郁的重要易感因素之一，此结果支持了抑郁的易感性模型[18]。

最后，研究还发现在儿童期虐待经历和抑郁之间，存在着自我接纳和自尊的链式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儿童期虐待会影响受虐者对自我的接纳程度，进而对其自尊产生消极效应，最终影响其抑郁情绪。无条件自我接纳能够消除自我贬低。自我贬低包含了一种个体不能全面评估自我价值的习惯性功能失调[34]，它与抑郁症状紧密相关，而自我贬低通常表现为低自尊[35]。根据库珀史密斯的观点，个体对自我的认识和评价决定了个体的自尊感受，自尊是在自我认识和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36]。并且，自我接纳对自尊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基于自我评价但又摒弃自我评价无条件接纳自我，其本质是对自我价值感的认同，是高自尊的体验。而个体在遭受虐待以后，认知归因偏差让其产生自我否定、自罪自责和自我拒斥，进而产生低自我价值和低自尊体验，成为抑郁的高风险人群。

5.2 实践启示

研究结果对抑郁的“防”和“治”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防”方面，可以围绕矫正早期不良教育中的虐待、促进儿童自我接纳、培养儿童自尊展开；
在“治”方面，则可以聚焦提升抑郁大学生的自我接纳和自尊水平。

第一，以实施早期预防作为基础性策略。童年虐待经历能够预测大学生的抑郁情绪，故可以通过提升早期教育质量，减少儿童虐待事件的发生，以降低儿童、青少年当前及其成年之后患抑郁症的概率。基础性策略的核心任务在于培养儿童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包括促使儿童在认识自我时积极接纳自我并获得自尊体验。具体可以从家庭、学校及政府和社区三方着手。在家庭方面，家长需要主动开展家庭教育反思，优化教育模式，为孩子营造温馨的早期发展环境，做孩子稳定的支持性客体，构建健康亲密的亲子关系。孩子对自我和对世界的感知最早来源于对父母的感知，当父母的态度温暖、接纳和抱持时，孩子会形成对自我的积极认识、评价和体验，并以积极的方式与自我和他人相处；
而当父母的态度是冷漠、拒绝且忽视时，孩子会形成消极的自我认识、评价和体验，不被他人接纳的同时也不接纳自己，被他人拒绝时否定自己的价值。因此，促进早期教养质量、减少儿童虐待对儿童的自我接纳和自尊发展极为重要。在学校方面，托幼、中小学可以尝试为父母提供早期家庭教育的相关课程，如开展 “和孩子一起认识自我”“做温暖的父母”“培养孩子的自信”等主题讲座，以提升家长的素养和养育技能。此外，各级政府及社区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干预机制和保护机制，发动灵活的宣传机制，并督促家长对早期教养的重视和对教养方式的反思，以减少对儿童的虐待。

第二，以实施心理干预作为补偿性策略。童年虐待经历通过削弱自我接纳和自尊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据此可以通过自我心理干预和学校心理干预两种途径提高有童年虐待经历大学生的自我接纳程度和自尊水平，以弥补早期教育缺陷，达到缓解其抑郁情绪的目的。在自我心理干预方面，虐待经历会让个体的大脑产生自我负性偏见，并时刻自动进行“表现不好、做得不够、做得不对”等自我评判和自我贬低，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是抑郁、焦虑和压力感的根源，而通过科学的正念练习可以让他们产生对自我的慈悲和关怀，去掉自我厌恶的眼镜，接纳自我，认可自己的价值，最终从消极的自我评判中解脱出来，并缓解或消除由自我贬低带来的沮丧、压力和抑郁。在学校心理干预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提升自我意识的相关课程，引导大学生重视自我意识的作用，全面深入认识自我接纳、自尊及其与抑郁的关系，尝试处理儿童期虐待经历对自己的负面影响，关注自我的资源和力量，提升自我接纳度和自尊感。另一方面学校可以提供专业的个体或团体心理辅导，帮助有虐待经历和抑郁情绪的大学生处理与虐待经历相关的羞耻、内疚和自责情绪，并对创伤经历造成的负性认知进行合理再归因，促进自我悦纳和自尊体验。此外，还可以借助家校合力提高心理干预的实效性。如学校面向家庭开展家庭心理辅导，改善家庭沟通模式和家庭动力，引导家长改变漠视或控制入侵的教养方式，提升自我觉察和共情能力，修复复合型创伤给孩子带来的自我贬低和伤害。

5.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研究的主要局限在于采用横向设计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调查，而非对儿童期创伤、自我接纳、自尊和抑郁进行纵向追踪，因而只能从统计分析层面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推论。因此未来可以采用纵向研究的范式，从动态视角深入探讨儿童期创伤对抑郁的影响及其相关机制。第二个局限在于本研究采用的儿童创伤问卷简化版是通过让参与者回忆儿童时期的情况来填写的，虽然该问卷在国内外各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但参与者填写的内容很容易受到记忆的影响，可能夸大或者弱化所经历的各类创伤的严重程度，故未来研究或许可以结合访谈家长等多维评定工具以更准确地了解个体儿童期情感虐待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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