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研究述评*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晓雪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1]。但是，中国的贫困治理尚未落幕，贫困具有动态性，贫困人口脱贫摘帽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工作的完结。在脱贫攻坚后时代，如何有效防止脱贫返贫、抑制新生贫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脱贫攻坚是农村发展中的单维度、阶段性目标，而乡村振兴是农村发展的多维度、长期性目标。防治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前提和基础，进一步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工作重心，本文将返贫防治问题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整体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在主体、内容上的内在耦合性，廓清返贫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新时期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评述现有研究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期推进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深入研究。

将乡村振兴与返贫防治进行结合研究，是基于现有实践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的需要，是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拓展返贫防治思路的需要，是基于农村的全面发展加强“两大战略”衔接的需要。

（一）有必要紧密结合当前返贫防治实践深入理论研究

2017年10月18日，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经历了两个阶段。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做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的有机衔接”。这个阶段学界研究主要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视为“两个阶段”，探索两者的衔接模式，旨在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此时返贫防治虽然是贫困治理的关键一环，但尚未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中协同开展。202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正式出台，再次明确要在5年脱贫攻坚过渡期期间做好有效衔接，从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返贫是难以回避的贫困治理问题，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保障脱贫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关键就在于做好返贫防治工作。以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为节点，梳理前后两个阶段的国内返贫防治研究文献，对过渡期内返贫防治整体性框架研究和返贫长效机制创新突破口探寻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有质开展提供理论基础。

（二）有必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拓展返贫防治思路

贫困治理问题始终是农业农村发展要突破的重难点，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更要注重发挥战略优势，阻断返贫。返贫人口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会削弱以往扶贫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极大挫伤贫困户继续脱贫致富的信心[2]。在脱贫攻坚后时代，如何有效消减农民贫困风险，实现中国农民群体持久富裕，防止因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及农户个体差异性因素所引发的已脱贫人口的重新返贫、普通人群因特殊情况掉入贫困陷阱，以及相对贫困问题，是农业农村现代化及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持续考验[3]。要实现脱贫攻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就需要确保已脱贫人口不返贫，并且有效满足已脱贫人口的多元化需要[4]。要发挥乡村振兴战略的突出作用，需要增强减贫实践的系统性、持续性和制度性[5]。另外，要发挥乡村振兴的战略优势，首先需要阻断返贫。而乡村战略本身又是能有效阻断返贫的重要举措。因此，阻断返贫与乡村振兴两者是能够且有必要实现有机结合的[6]。总之，要做好返贫防治工作，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来拓展防治返贫的新思路。

（三）有必要着眼于农村全面发展加强“两大战略”的衔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对于防治返贫、促进可持续脱贫和实现农村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农业农村治理范围更广，治理对象更加全面，囊括我国乡村及城镇的相对贫困人口。因此，要想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做好返贫防治工作，重点是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现阶段实现“两大战略”的衔接，首要是巩固好脱贫成果，并从战略高度防范和应对各类致贫返贫风险。乡村振兴是围绕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等领域全方面展开的，对阻断返贫、减贫脱贫具有很大意义。通过产业振兴可以解决物质上的贫困，文化振兴可以解决精神和能力贫困，两相结合有助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生态振兴和人才振兴有助于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组织振兴在一定限度上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减贫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公正问题。[5]因此，只有将返贫防治寓于乡村振兴之中，通过乡村振兴阻断返贫，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在很大限度上包含了对各类返贫致贫风险的预防和应对，能有效实现“双赢”[7]。

关于返贫防治的主要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笔者主要通过界定返贫的具体概念、阐明返贫的防治主体、对返贫风险的类型进行划分及梳理应对措施来加强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认识。

（一）返贫的概念界定

返贫是乡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经济社会现象，学界对返贫的内涵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返贫，是指所有从非贫困状态转移到贫困状态的过程[8]；
狭义的返贫，是指脱贫人口在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重新陷入贫困的现象，本质上是再生贫困[9]。导致返贫现象发生的主观因素在于脱贫户自身的脆弱性，客观因素在于各类返贫风险的冲击。因此，返贫是指在农村实施扶贫开发过程中，脱贫人口在主客观限制因素的作用下再返贫及非贫困人口沦为贫困人口的现象，具体表现为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

（二）返贫防治的主体

在发生返贫风险之后，需要返贫防治主体参与应对。我国返贫防治的主体可以细分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党组织、各级政府、社会组织、脱贫群众自身等，各个主体在返贫防治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综合推进返贫防治工作的进行。

第一，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萧鸣政和张睿超指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选优配强“两委” 班子，落实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有效发挥战斗堡垒作用[9]。党建引领是返贫防治组织下沉的关键，能有效激活包括贫困治理在内的基层治理体系的各项功能，有效落实各项返贫防治任务。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法宝，而最大限度地在返贫防治中发挥这个制度优势，就需要抓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用党建引领返贫治理。基层党组织要落实主体责任，健全约束机制，遏制腐败，惩处不作为，积极探索乡村发展道路，打造特色产业、特色农业，从遏制返贫和引导致富着手，整合资源，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第二，各级政府。政府在返贫防治过程中承担规划、布局和引导的作用，通过制度创新和宏观调控促进地区返贫防治行之有效。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主要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矫正外部效应等举措解决绝对贫困，但城乡、东西部发展的差异性导致贫困地区享受社会治理红利的窗口期有限，脱贫人口依旧面临返贫风险的威胁[10]。因此，各级政府要通过发挥自身作用，引领和吸纳各方有志之士返乡创业，提升乡村治理人才队伍的综合素养，做好队伍建设，做好人才建设。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好促进乡村发展的资源平台。

第三，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在帮助脱贫人口应对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中发挥着补充作用，通过开展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化社会帮扶等方式帮助脱贫人口应对返贫风险[11]。通过建构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能从侧面提出对贫困人口的帮扶效果，增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强化制度体系建构，从源头杜绝返贫隐患。从致贫的风险点上看，无论是因病返困、因残返困、还是因学返困，除了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引领之外，还少不了社会组织在实践中积极发挥作用。社会组织能实现精准帮扶，能根据脱贫人口的实际需要，调配和整合资源。社会组织还能通过慈善公益性质的舆论宣传去影响、号召更多的人参与返贫防治工作。

第四，脱贫群众自身。能否真正实现稳脱贫，防返贫，关键就是要提升脱贫群众自身的自我发展能力。脱贫群众和收入在贫困线附近徘徊的群众易返贫的重要原因在于可持续生计能力薄弱，难以抵抗风险。在相关政策的干预下，虽然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已经得到极大提升，但是贫困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等能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应进一步强化脱贫群众的技能培训，拓展脱贫群众的就业渠道。基层党组织和地方政府要进一步打破脱贫群众的思维定式，激发其内生动力，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将“扶志”和“扶智”相结合，持续提升脱贫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才能真正长效防治返贫。脱贫群众应注重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思维方式的转变，强化摆脱贫困、发展致富的意识。

（三）返贫风险的类型划分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一，返贫风险。返贫风险是指主客观因素导致返贫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的返贫风险，学界目前主要根据返贫风险源的不同划分为多个维度。一是结合实际发展情况，将2020年后的返贫风险源划分为四种类型：部分扶贫产业项目缺乏可持续性、部分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措施不够到位、经济下行导致扶贫资源投入增长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尚存不确定性[12]；
二是基于扶贫模式归纳出返贫的根本风险源主要有三方面，政策撤出、社保断供导致扶贫客体缺乏内生发展动力，相应制度机制约束缺乏导致扶贫主客体之间权力失衡和扶贫客体身体健康、文化科技、职业技能素质欠缺[9]；
三是从扶贫对象的立场出发，认为当前应当注意断血性返贫、失敏性返贫、转移性返贫[13]。本文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的返贫风险主要源于脱贫户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政策性扶贫供给的暂时性、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和扶贫产业后续发展乏力，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防范及应对。

第二，返贫风险的应对措施。目前关于返贫的应对研究主要集中于返贫预警机制和返贫阻断机制构建，前者注重从源头杜绝返贫，后者注重全过程防治返贫。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发挥国家扶贫开发大数据等工作平台的积极作用。政府和社会力量可以根据一定的预警标准为依据，对脱贫人口、未脱贫人口、在贫困线附近徘徊人口进行实时监控，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返贫对象进行干预，建立返贫预警模型[14]。二是从源头上掌握返贫的演化机理，阻断演化过程，及早防范返贫风险，消除返贫现象或降低后期返贫治理难度，做好返贫的先期预防[15]。三是通过设置多重标准规范贫困户退出机制、延续扶贫政策、提供多元帮扶措施、监测脱贫户动态变化、政府托底保障等举措进而构建全过程返贫阻断机制[16]。四是建立由第三方动态识别评估、市场化助推、战略联动三者构成的阻断返贫长效机制，以此有效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脱贫[6]。本文认为，在脱贫攻坚后时代，返贫阻断机制更有助于贫困治理的长效性和系统性，有助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脱贫攻坚时期，贫困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政策性、功利性贫困治理存在诸多问题，甚至存在低水平脱贫、任务性脱贫的现象，加剧了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在脱贫攻坚5年过渡期，需要修正脱贫攻坚相关政策治理偏差造成的负外部性。因此，有必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五个维度，针对性地开展返贫防治实践。

就产业维度而言，产业扶贫是贫困治理的重要举措，为贫困群体提供了增收渠道和就业岗位，为解决收入性贫困提供有效路径[17]。接下来应将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做好衔接，通过调整产业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经营进行农村产业升级，引领乡村发展[18]。乡村振兴也要在现有扶贫产业基础上，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转变，激发乡村内在发展活力[19]。农业产业链条既要注重横向联合，也要注重纵向延伸，通过振兴农村产业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已脱贫群众创造更多的致富路径和致富岗位。

就人才和文化维度而言，贫困户自身的内生发展动力尚未完全激活，农村留守劳动力职业培训意愿和职业素养较低，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流失严重。在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以后，要注重搭建乡村人才振兴长效机制。通过引进、培育和起用人才，补齐人才短板，做好人才激励和平台建设[20]。政府要号召有才之人都能返回家乡，发挥自身在科学、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共同促进乡村各方面的长远发展，带动乡村的劳动群众共同走上乡村振兴道路。同时，要重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限度[21]。

就生态维度而言，生态扶贫实际上是在贫困治理中结合生态文明理念，中国的生态扶贫包括参与生态工程建设、实施生态补偿政策、设置生态公益岗位、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开展易地生态搬迁五种模式，这些举措为农村生态振兴奠定坚实基础[22]。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存在损耗自然资源的现象，而且没有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减贫效能。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
“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23]。

就组织维度而言，脱贫攻坚工作在村“两委”的组织领导下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此过程中存在责任过度泛化的现象，在一定限度上影响了脱贫攻坚的质量。刘学武等认为驻村干部制度在一定限度上缓解了村“两委”队伍涣散的状况，可是由于监督、考核不到位，很多驻村书记并没有融入乡村治理中[24]。接下来在乡村治理中，应继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动员能力、组织能力为契机，发挥基层党组织立足于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的优势，发展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巩固乡村脱贫与振兴的基础[25]。

乡村振兴战略与返贫防治，有结合的必要性，也能够进行有机结合。这是基于政策和实践推进做出的判断，也是基于乡村振兴与返贫防治各自的内容特点与需求做出的判断。接下来，在理论与实践中，应进一步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与返贫防治的有机结合，发挥乡村振兴战略优势，促进返贫防治实践。

（一）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学界从研究价值、防治主体、返贫风险及应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理念导向和具体举措等方面做了比较集中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存在一定的不足，譬如理论研究的系统化可以进一步加强、实践经验可以进一步聚焦总结、定量研究可以更加多地应用等。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并在现有基础上深化研究，对推动返贫研究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从研究内容看，学界注重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进行针对性研究。针对防治主体，学者们大多将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党组织、各级政府、社会团体、贫困人口自身等全部囊括于研究体系中，根据他们在返贫防治中承担的不同角色和分工，有针对性地总结过往返贫防治经验，并提出接下来在返贫防治中进一步划分责任主体的建议，全程高标准监督，保证返贫防治的质量。针对返贫风险类别划分和应对，学界结合其他学科的理论知识对返贫风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得出的结论相对统一。返贫防治应注重长效应对机制的构建，但目前相对缺乏关于全过程监督机制的详细研究。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理念导向和具体举措的研究，学界也展开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分析，但是对返贫防治的分析相对分散，没有将返贫防治的分析纳入一个独立的整体分析框架中，大多糅合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体系中，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注重运用描述性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描述性研究法按照提出问题、描述现状、总结经验、提出方案的思路阐述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的返贫防治。案例分析法目前集中于多个省市、地区归纳总结经验，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差异化明显，因此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总的看来，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层面，较为缺乏定量研究和跨学科综合实践研究，接下来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从研究视角看，目前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和返贫治理的横向结合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在接下来的研究中不应拘束于仅仅采用纵向逻辑思维进行研究，应加强横向纵向研究的有机结合，厘清现有情况下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和返贫防治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提出综合性方案。当前的返贫防治研究，大多置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的大框架下，还需要进一步聚焦。

（二）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研究的展望

目前我国针对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的返贫防治还在不断开展，关于返贫防治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有广阔的空间，我们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理论层面上，应注重理论内容的创新化和多元化。其一，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返贫防治的实践出发，创新理论体系，研究重点紧跟实践步伐，破除研究滞后性。其二，推动跨学科交流。要进一步拓宽乡村振兴战略下返贫防治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针对返贫防治的多样主体、复杂成因、地域差异等特点，综合运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完善研究体系。

实践层面上，要注意返贫防治不是一蹴而就，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同频性政策调整。首先，从“人”出发，充分发挥农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建立长效返贫阻断机制。其次，充分发挥数字时代的互联网赋能，丰富返贫防治路径。同时，完善政府主导，市场、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返贫防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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