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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旷野的呼喊》与象征主义

    时间:2023-01-25 11:5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赵晴[香港大学,香港 999077]

    《旷野的呼喊》是萧红的短篇小说,创作于1939 年,首刊于1939 年4 月17 日至5 月7 日的 《星岛日报·星座》(香港)第252 至272 号,署名萧红。在以往的萧红研究中,《旷野的呼喊》得到的关注较少,且评价普遍不高。比如葛浩文在《萧红传》中非常严厉地指出《旷野的呼喊》“这种硬填、凑篇幅、拖泥带水式的长篇大论实在无法捉住读者们的心,让读者一页一页地读下去”①。葛浩文所提出的《旷野的呼喊》有一定的阅读困难的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因此而否认这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却是有失谨慎的。小说围绕着儿子的失踪、拿到儿子为日本人修铁路的报酬、得知儿子因有意损毁日本铁路而被捕的情节展开,突出表现了陈公公和陈姑妈的心理和行为变化。故事中陈公公和陈姑妈的行为表现出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缺乏民族正义感。但同时,他们对儿子充满了真挚而深厚的关爱和牵挂。萧红对待陈公公和陈姑妈的态度是很复杂的,既不是单纯的批判,也不是一味的同情,而是尽力以一种客观冷静的视角深入人物内心,表现出一种抗战文学未曾触及的真实。小说中表现出的象征主义使得这篇作品具备思想上与艺术上双重的独特价值。

    尽管在萧红的代表作如《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痕迹,但萧红实际上对象征主义做了尝试,《旷野的呼喊》就是其中的代表。象征主义在近代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现代诗歌的革新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文学界展开了对于象征主义的多种论述和辩证,对象征主义理论内涵产生了十分丰富和深入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萧红接触到象征主义是十分顺其自然的事。

    在象征主义文学中,人与环境之间的紧密关系是一个表现的重点,有时甚至构成作品的本质内容。杰克·伦敦的小说就十分重视自然环境,这一特点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人与自然的相通是通过“通感”达到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通感”与中国的“寓情于景”和“赋比兴”中的“兴”的手法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却并不完全相同。在萧红大部分作品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息息相关更类似中国传统的诗歌造境手法②,而在《旷野的呼喊》中则更偏向于西方现代派的象征主义手法。相比而言,象征主义更强调自然的力量,自然环境不仅烘托气氛和表现情感,更影响人的情感和行为。而这种自然的力量难以肃清源头,也难以明了其起作用的具体机制,所以具有神秘性,有接近神话的意味,而神秘性正是象征主义文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在《旷野的呼喊》中,“风”就是这样一种具有神秘力量的自然物。

    所谓“旷野的呼喊”其实就是“风的呼喊”,“呼喊”意味着一种召唤的力量。在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中,北方原始森林中有一种力量呼唤着主角从一条温顺的狗变成一匹野性的狼。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曾描写过“召唤”的力量,在《过客》中,客受到不知名的力量召唤向西行进。“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③尽管在鲁迅的《过客》中,这种召唤的力量不是自然环境,但其“召唤——应召前行”的结构突出了这个“声音”的力量和神秘性,具有极强的隐喻意义。

    在《旷野的呼喊》中,从头到尾都贯穿着“风”的召唤的神秘力量。一开篇就展现出一个“风”的世界:

    风撒欢了。在旷野,在远方,在看也看不见的地方,在听也听不见的地方……狗毛在起着一个一个的圆穴,鸡和鸭子们被刮得要站也站不住……而那些零乱的纸片,刮在椽头上时,却呜呜地也赋着生命似的叫喊。④

    在全篇对于风的描写中,不知源头的“风”仿佛具有主宰世界的力量,它控制着植物、动物、人和天地,它有动作、有声音、有情绪、有方向,仿佛是有生命的,尽管它不是“神”,但却已经接近“神力”。这种“力”是超出陈公公、陈姑妈甚至是儿子和日本人的控制的,但它又不是完全独立于故事之外的,而是与故事中的人物命运息息相关的。一切短暂的事物和人的突如其来的命运都发生在仿佛是永恒的风中,它无形却有力,考验着世间一切渺小的人。

    正如前文所述的葛浩文对《旷野的呼喊》的评价,也有其他学者提出这篇小说与萧红其他作品如《呼兰河传》等相比显得缺乏趣味,甚至会造成阅读困难。“萧红反复运用了诸多如‘而后’‘混同着’‘又’等连接词,对事物进行了穷尽式的陈列,但又没有一个有规律的追踪观察视点,使得这段环境呈现显得颇为‘杂乱’。”⑤从表面上看,《旷野的呼喊》中大部分的自然环境描写并不似萧红一贯擅长的景物描写那样优美、细腻、充满灵动的生机。⑥在《旷野的呼喊》中,风把自然中的一切景物搅扰得混乱不清,失去了原本的形态。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无序、重复、夸张的景物已经超越了故事背景的作用,而成为前台上的主角。这正像是象征派的绘画,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描绘和表现自然,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通感表现出人的内心及其狂暴的力。这种表现手法使得整个故事仿如梦境,人的各个方面的感官感受和情感在其中得到了最大化的表现。

    在《旷野的呼喊》中,有很多类似于梦境的画面描写:

    陈公公一推开房门,刚把头探出来,他的帽子就被大风卷跑了……它还扑扑拉拉的不让陈公公追上它;
    陈公公向前冲着时,有一团谷草好像整捆地滚在他的脚前,障碍了他。他用了全身的力量,想要把那谷草踢地远一点,然而实在不能够做到……他把脚跟抬起来,把全身的力量都站在他的脚尖上。

    这些描写就像是陈公公的梦境,在这些梦境中,陈公公和大风对抗着,但却完全处于下风。他追不上被风吹跑的帽子、踢不走风吹来的谷草、看不清风中跑来的马、抓不住脸上的鸡毛……而他的动作又是夸张的、吃力的,甚至是滑稽的。陈姑妈同样也处于一种仿佛不真实的境界中。

    锅里的汤连响边都不响边,汤水丝毫没有滚动声,她非常着急……她打开锅盖吹着气看看,那面片和死的小白鱼似的,一动也不动地飘在水皮上;
    她一连用手背揩了三次眼睛,可是仍旧不能看见香炉碗里的三柱香火;
    陈姑妈围绕着火,好像六月里的太阳围绕着菜园……火是红的,可是陈姑妈的脸也是红的。正像六月太阳是金黄的,六月的菜花也是金黄的一样。

    陈姑妈的行为是慌张的、混乱的、破碎的,以往熟悉不过的家务也无法完成了。事情仿佛是不按正常逻辑发生的一样,细节中透露出反常。颜色异常的突出,感觉十分强烈……这些梦境的特点使得陈姑妈带有一丝可怀疑的性质,这种梦幻般的神秘感正是象征主义的重要特征。马拉美在给象征主义诗歌下定义时曾说:“诗写出来原就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这就是这种神秘性的完美的应用,象征就是由这种神秘性构成的,一点一点地把对象暗示出来,用以表现一种心灵状态。”⑦而这种梦境般的颠倒、变形必然使得读者的阅读变得困难,有时感到难以理解。这从根本上是因为这些描写背后所象征和暗示的内容的深刻复杂所导致的,它赋予了陈公公和陈姑妈的情感以真正的形式,这种形式是理解意义的关键,也是意义本身,它的目的不是描述观察到的现实,而是暗示感觉到的现实。

    “音乐性”是《旷野的呼喊》另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也是象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魏尔伦在《诗艺》开篇的一句统领性名言是:“音乐先于一切。”⑧音乐性是象征主义诗歌追求的最高理念和目标。在这里,音乐性不仅指声音和韵律,不仅限于听觉,它更是一种由通感所达成的音乐精神,表现出一种物我契合的境界。其根本目的是达到一种生命与宇宙自然的共同律动,通过感性认识到永恒的真理。

    在《旷野的呼喊》中,“风”创造了一首万物的生命交响曲。整篇小说以“风”的动线可以分为四个乐章。第一个乐章,风从远处渐强,席卷万物。在这样的大风中,一切都被搅乱了。

    风沙遮住了一切,西方和东方一样,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样,混混溶溶的,黄的色素遮迷过眼睛所能看到的旷野,除非有山或者有海会把这大风遮住,不然它就永远要没有止境地刮过去似的。

    陈公公在大风中费力而又徒劳地想要拿掉脸上的毛,陈姑妈的声音也被淹没了。而面对儿子的失踪,他们是迷茫地、无力地,找不到一个方向。

    第二个乐章,风的巨大力量静穆了一切,不仅仅是没有生命的物体,而且是一切有生命的都臣服了。

    这活的村庄变成了刚刚被掘出土地的化石村庄了。一切活动着的都停止了,一切响叫着的都哑默了,一切歌唱着的都在叹息了,一切发光的都变成混浊的了,一切颜色都变成没有颜色了。

    不仅是听觉,大风让触觉、视觉、味觉都陷入混沌之中。陈公公和陈姑妈也失去了理智,陷入了梦一般的混乱里。紧接着第二乐章的是一段休止——风停了。随着风的停歇,世界进入一种暂时的舒缓、平静之中,狂乱的和暴躁的完全停息了,停息得那么断然,像是在远方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这种瞬间的、突然的平静抹去了风的肆虐痕迹,仿佛如永恒。在这样的静默中,陈姑妈逝去的青春故事被点点滴滴地展现出来,营造出一种感伤而又怀旧的情绪氛围。

    在这段休止过后,第三乐章由一些较轻快的音符开始——村庄中生命和生活再次活跃起来。

    外边的风一停下来,空气宁静得连针尖都不敢触上去。充满着人们的感觉的都是极脆弱又极完整的东西。村庄又恢复了它原来的生命。脱落了草的房脊静静地在那里躺着。几乎被拔走了的小树垂着头在休息。鸭子呱呱地在叫,相同喜欢大笑的人遇到了一起……也许两条平日一见到非咬架不可的狗,风一静下来,它们都前村后村地跑在一起。

    在这一段中,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感觉混杂在一起,形成一段欢快活泼的音乐。村庄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它由各种包容在内的生命组成。房屋、小树、鸭子、人、狗与宁静的空气如同一个个错落有致的音符,组合为一段生命乐章。而在这一乐章中,儿子带着野鸡回来了,也带回了新的希望。儿子的回来,引起了陈公公和陈姑妈对儿子幼年的回忆。在这样暂时的轻松氛围中,陈公公甚至因为儿子的成长和拥有了自己的秘密而起了忌妒的心情。

    随着大风的再次到来,打破了一切的美好,第四乐章开始了。在轻快的第三乐章之后,第四乐章显得更加狂暴、激烈和肆虐。如果说一二乐章的风还是自然的力的话,那第四乐章的风就变得更加神秘不可测、带着命运般的力量。

    浩浩荡荡的,滚滚旋旋的,使一切都吼叫起来,而那些吼叫又淹灭在大风里……天空好像一张土黄色的大牛皮,被大风鼓着,荡着,撕着,扯着,来回地拉着……天地刚好吹倒转了个儿。

    这段描写更凸显出风带有的恐怖神秘力量。风不仅卷起村庄中的一切,更是改变了天地。它使得人和动物都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一切都成为风的仆从。这种力量不知从何而来,也不知为何开始,但却让一切都无法抵抗和逃避。休止段的平和舒缓和第三乐章的快乐生机在瞬间荡然无存。在这一乐章,陈公公得知了儿子捣坏日本人铁路而被捕的消息,开始慌乱和惊恐。

    紧接着迎来了最终章,陈公公拿着仅有的积蓄在黑夜中漫无目的地奔跑着。他在黑暗中几次跌倒又爬起,这只野兽已经鲜血淋漓、伤痕累累:

    风在四周捆绑着他,风在大道上毫无倦意的吹啸,树在摇摆,连根拔起来,摔在路旁。地平线在混沌里完全消融,风便做了一切的主宰。

    在乐曲的最终章,风完全成了主宰,但在这主调之中,却还有一些不和谐的顽强的音符。陈公公倒下,但不屈服。正是这个不和谐的却会始终存在的音符赋予了这个乐章以真正的高贵精神——发自本能的爱与生存尊严。

    “风”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与“雷”一样带有毁灭性的隐喻意义和恐怖气氛。“风”无形无影,难以琢磨,比其他萧红惯用的自然物比如阳光、彩霞等更加抽象、神秘。“风”给人带来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也是最大的,它不仅仅有着“雷”的巨响,还能将万物舞动起来,组成交响。同时,它也影响着人的视觉、触觉甚至嗅觉。“风”的象征性从各个方面看都是极其突出和强烈的。《旷野的呼喊》语言的晦涩难读、氛围的神秘梦幻、内容上对惯常逻辑的突破和以“风”为最主要象征物形成的音乐性和音乐精神,都表明这是一篇在艺术上十分偏向象征主义的作品。同时,它所表现的抗战内容和情感又是现实主义的,是一篇优秀的现实的象征主义作品。

    象征主义赋予了思想以具体的形式,它既表达意义,也是意义本身。象征主义文学的目的既包括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又力图将其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所以,可以说象征主义文学是思想与综合艺术相辅相成的结果。以西方哲学为底色的象征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兴”文化相呼应,使得象征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超过了技术层面而达到思想层面。鲁迅所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可以说是中国对象征主义接受的最典型代表,表现出对象征主义的艺术探索和对现实关注的一种调和。从这个角度而言,萧红的《旷野的呼喊》是其作品序列中非常重要的一笔,也是“苦闷的象征”的重要表达。法国象征主义在传入中国后主要在诗歌领域引起革新,以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和其理论发言人梁宗岱为代表的 20 世纪 20 年代象征诗派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然而相比于理论的发展,象征主义文学创作的成果却显得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萧红在小说领域的象征主义创作的尝试是继鲁迅之后十分重要的象征主义中国化的文学成果。

    ①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 页。

    ② 比如在《生死场》中写到老王婆要送自己的马进屠宰场时的景物描写:“大树林子里有黄叶回旋着,那是些呼叫着的黄叶。望向林子的那端,全林的树棵,仿佛是关落下来的大伞。凄沉的阳光,晒着所有的秃树。田间望遍了远近的人家。深秋的田地好像没有感觉的光了毛的皮带,远近平铺着……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
    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萧红:《生死场》,见林贤治主编:《萧红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页。

    ③鲁迅: 《过客》,《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7页。

    ④ 萧红:《旷野的呼喊》,《萧红文集》,济南出版社2019年版,第126—154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唐小林: 《论萧红小说中的日常经验书写——从〈旷野的呼喊〉〈呼兰河传〉到〈马伯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1期,第99—108页。

    ⑥ 比如在《王阿嫂的死》中的描写:“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的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雾气像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些生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萧红:《王阿嫂的死》,见林贤治:《萧红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⑦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年版,第262页。

    ⑧ 转引自高佳华,潘虹:《魏尔伦诗歌中的音乐象征》,《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58—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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