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益先生学术述略*

刘 思 文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土文献及近代文书研究中心）

提 要 李运益先生是当代 知名的 语言学家、辞书学家。

先生近6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致力于传统小学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和普通话推广等，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与赞誉，为赓续学脉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里从李先生 学术生平、治学成就、学术思想、治学方略与特点及学术传承等几个方面作一梳理，以期为当下学人治学提供一些启发与借鉴。

李运益先生（1924-2014），重庆铜梁人，当代知名语言学家、辞书学家，19岁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该校文科研究所，师从语言文字学家赵少咸先生（1884-1966）攻读研究生。赵先生以陈澧《切韵考》为参考书，编制《古今切语表》《广韵谐声表》，帮助其掌握反切，分析声、韵、调，并指导先生校勘了《韵镜》 《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等，为其日后治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先生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任教，开启了其43年的从教生涯。1963年，先生被学校聘为副教授；
1983年，聘为教授。1984年，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次年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如吴泽顺、吴福祥、汪启明、顾之川、李岗、周继琛、王洪麟、钱光、严志君、金传富、李廷勇、吴平潮、郦千明、赵变亲等一批学生。1991年，先生被四川省教委评为“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其间，先生还兼任了西南师范学院文科学术委员、学位委员，四川省高等学校教师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审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常务理事，四川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1994年8月，先生退休。

先生治学成果颇丰，著述如《汉语大字典》（副主编），先后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中国图书奖”等；
《论语词典》（主编），获重庆市政府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还有《汉语比喻大辞典》（主编）、《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编著）、《春秋谷梁传注译》（合著）等。论文有《关于〈说文〉说解水名的体例问题》 《论“形训”》《杨慎的古韵学》等20余篇。

先生终其一生都扑在了学术上。“我进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既而 在高等学校从事所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直到退休，度过了50多个春秋。退休以后，仍随时翻阅有关专业书籍，求获新知。有时发现一些很有意义而又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还对相关资料泛滥浏览。”（李运益，2003：1）本文就先生 治学成就、思想、方略、特点与学术传承等作一梳理。

1.1 传统小学研究

音韵研究方面，先生提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观点。如《关于汉语古音的拟测》中，先生认为，“记录汉语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尽管有极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可资考证；
但不能直接提供汉字字音的音值”，先生提出按汉字声、韵、调拟测古音，“即分别拟测字首辅音、介音、主要元音、韵尾元音和韵尾辅音以及声调”；
强调“从音位的角度看问题，不能把音位变体的各个细节都拟测出来”，“对语音系统中各个成分的拟测，应有内部的一致性和区别于其他成分的对立性”，并列举了上古、中古汉语古音 拟测的方法与步骤，以考察与阐释“汉语语音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运益，1988:71-79），为后人研究古音系统提供了新途径，引发了学界对古音拟测的关注。

先生还结合顾炎武对《转注古音略》的看法，考察了杨慎《转注古音略》《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附录》《古音余》《奇字韵》《古音略例》等7种古韵著述，提出它们可分韵读、韵例和韵理三大类，彼此互相发明，自成系统；
并认为顾炎武古韵学成就主要依托杨慎著述“寻其端委”，“顾氏只说《古音表》为自作，则其余为述，皆有所承，七种对五书，或者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杨慎虽未系统整理古音，归纳韵部，但“杨氏在古韵学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功绩不可磨灭。杨氏在古韵研究上的作用，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研究古韵的指导思想正确，在研究中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对后来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李运益，1990:83-88），基本厘清了顾、杨二人古韵学之关系。

术语考辨方面，先生从分析戴震《转语二十章》序文入手，指出《声类表》是一本综合“转语”学说的音韵学著作，《转语》“是在音韵学分析‘声’‘韵’的基础上把‘声’按其演变的‘自然节限’安排在一定的位置，使它公式化、格式化”的韵学专著，两书“虽不见得就是同一著作，但二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揭示出“转语”是“由于语声转变而分化成的同源方言词”，且具有“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之特点，归纳出“转语”说“在定名上的谬误”“在制表上的拘泥”“在审音上的疏漏”等三大不足，并提出“戴氏的理论，在他自己的科学实践中，就早已贯彻不下去了”（李运益，1979:80-90）之独到观点，帮助学者进一步认识了“转语”学说。

此外，先生对形训功能、原则和条例亦作了细致梳理与归纳。先生发现，“有关训诂的著作，都不能不涉及形训问题，但在一般的这类著作中，或语焉不详，或异说纷纭”，先生希望“经过综合整理，得出一个能会通全面的看法”。《论形训》中，先生开宗明义提出，形训是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来推求字的本义的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它具有推求字义、明辨本假、考证音读、审定异体和诠释典籍等8种功能，继以“食”“打”二字的形体分析为例指出，形训所依据的应是“最能反映造字意图”的形体，且“必须以推求字的本义为目的”，总结出“从形本义例”“从形引申例”“从形比喻例”“从形递转例”“从形假借例”“重形例”“变形例”“省形例”“借形例”等9种形训条例 （李运益，1982:75-89），为理解和应用形训提供了新视角，推动了训诂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1.2 古籍整理

先生不仅是汉语史学者，还是一位古籍整理专家。先生曾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第二届委员，多次参与高校古籍整理项目。先生提出，古籍考证需重视对材料的全面把握，若“没有把有关的材料进行全面的分析，而把一些现象从相互联系着的一系列现象中孤立出来加以解释”（李运益等，1959:33），就容易产生矛盾，并强调出版部门“翻印古书，对其作者，宜慎加审核，以免在读者中造成混乱”（李运益，1988:64），编者应“根据从语言运用的可靠材料”（李运益，1979:21）分析文本，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些观点于当下古籍整理仍有指导意义。具体实践方面，先生曾在《古籍整理研究论文集》《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等 古籍整理类刊物或专辑上发表了如《关于〈说文〉说解水名的体例问题》《戴震的〈方言疏证〉与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等韵门法通释》《〈古音略例〉校后记》 《新印郭璞著〈尔雅音图〉质疑》等论文，阐释了《说文》说解水名之体例、比较了《方言疏证》《方言疏证补》之异同，并对《等韵》中各种门法作了详细阐释，指出了中国书店本《尔雅音图》新题著者之讹混，解决了古籍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推动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发展。

1.3 辞书编纂与研究

辞书编纂是先生学术生涯中的一项重要事业。先生自1975年参与《汉语大字典》编纂，到1990年8卷出版完成，前后历时16年之久。1979年11月，根据组织的安排，徐中舒任《汉语大字典》主编，赵振铎与李格非任常务副主编，先生与冉有侨、朱祖延、晏炎吾等4人任副主编。先生主要负责四川编写组书稿的审稿工作。在字典编纂期间，先生理论联系实践，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理论成果上，先生结合编纂实践，撰写了系列学术文章，如《谈谈字典的典范性》（《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汉语大字典〉的释义》［《词典研究丛刊》（8），1987年］、《谈谈〈汉语大字典〉的音义配合问题》（《汉语大字典论文集》，1990年）、《字典对所引书证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词典研究丛刊》（12），1991年）和《专书词典是提高大型语文辞书质量的基础》（《辞书研究》，1998年）等。实践成果上，先生在编纂《汉语大字典》之余，又将其副产品编成《汉语比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和《论语词典》（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4 普通话推广及应用

本职工作外，先生还有一项事业惠及千秋，那就是普通话推广应用。先生认为，普通话就是民族共同语，但“民族共同语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还在民族形成以前的时期里逐渐创造出来的”，由于早期社会成员散处在各地，人与人之间往来不多，“所以各地人说的话就带有许多地方的特点”。伴随社会发展，原有的地区界限被打破，人们交往日益密切，“需要都说一种彼此懂得的话”，以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了社会的需要而必然逐渐产生”（李运益，1956:1-2）。先生结合所长，相继编著了《重庆人怎样学习标准音》和《四川人怎样学习普通话》两部著作，帮助方言区人们学习标准音。

一是解析方言与标准音对应规律，阐述标准音发音步骤与方法。1956年4月，为满足推广普通话训练班的教学需要，先生编著了 《 重庆人怎样学习标准音》。全书从“发音的基本知识”“声母讨论”“韵母讨论”“声调讨论”“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等5个方面介绍了标准音发音步骤与方法。先生认为，“方言与普通话的差异主要是语音，其次是词汇。语法上的差异是很小的”，学会标准音“是第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消除方言区人们的畏难情绪，先生列出了学标准音的具体步骤，即“作好思想上的准备”“训练好耳朵”“训练好嘴巴”，并强调要加以反复练习，“这对我国的文字改革还有特别的意义，因为统一语音是文字拼音化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李运益，1956:3-5）。

二是立足方言区普通话学习需要，针对区域差异展开识字正音。先生在编完《重庆人怎样学习标准音》后，考虑书中“所介绍的语音基本知识和对应规律的讨论部分，恐一般读者不易接受，为了更能适应一般需要”（李运益，1956:1），于1956年5月，与苏运中合编了 《四川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该书为“做到凡是学过注音字母，具有高小文化水平的人都能看懂”，从四川一般语音入手，分“初步学习——掌握标准音的声调”“进一步学习——丢掉乡音”“更进一步的学习——记清应分别的音”“达到完善的境地”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普通话知识与学习步骤。先生指出，“四川人学习标准音，应该学会自己没有的声，丢掉自己特有的声”，“也应该学会自己没有的韵，丢掉自己特有的韵”（李运益，1956:3-4），这样才能快速掌握普通话的声韵规律。

三是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编排内容，提高普通话标准音的学习效果。为帮助不同地区人们丢掉乡音，掌握普通话的标准音，先生在书中设计了多样且灵活的内容。考虑到重庆方音特点，先生专门编写了“转入标准音‘去声’的古‘入声’字表”“标准音转入‘阴平’和‘上声’的‘入声’字表”和“古‘平声’转古‘入声’”知识树、“标准音‘阳平’转标准音‘去声’”知识树等有针对性的内容（李运益，1956:75-80）。为帮助四川方言区人“纠正个别字音”，先生从声、韵两方面分别制作了62个、35个四川方音字所对应的标准音表，并单独列出“儿化变音”和“轻声变音”中的特殊变音例，这样方言区人们“学习普通话时，能随时留意，自可掌握”，“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会把普通话学得很正确”（李运益，1956:48-54）。

在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有近30年的时间从事辞书编纂与古 籍整理，其学术思想也大多反映在这些工作与著述中。

2.1 信而有征，善于裁断

先生治辞书非常重视事实证据，并提倡综合语言材料进行裁断，以如实反映文字形音义演变情况。如其在谈到工具书典型性时提出，“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重证据；
二是善裁断”，证据包括“语言文字的事实，即字典中引用的‘例证’”和“前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即字典中引用的‘书证’”，编纂人员要善于裁断，“才能做到字典的内容信而有征”。具体编纂中，遇到有不同反切的古字，“作为一般的语文性工具书而非汇集汉字反切的专著，尽管是大型的，也不必全部收录”，编纂者可根据“是否具有代表性和能否反映形、音、义的关系及其演变两个方面来考虑”。先生认为，“不能如实地反映汉字本身的形、音、义关系及其演变情况，也就谈不上什么典范性了”（李运益，1981:123-126）。

2.2 实事求是，择善而从

考辨古籍材料时，先生常强调要实事求是，择善而从。先生认为，“书证中对字义的解释情况极为复杂，常有同义异释或同释异义的现象”，释义和书证“不都是一对一的关系，或书证的同一解释，应与释义的几个词语相当，或释义的词语需概括书证的不同解释”，义项应如实反映这些情况。“在每个字的每个义项下，一般除释义外，都尽可能引据书证和例证”。针对“同一用例中有不同的解释”“因误解或讹误造成不同的解释”“不同解释不能断定谁是谁非”“找不到实际用例与之参证”“无从考知其准确含义与释义由来”等实际问题时，先生又提出，可采用“两义兼收”“择善而从”“存‘一说’以备考”“保留义项”（李运益，1991:29-35）等具体方法进行筛选。

2.3 旁搜博采，力求全备

先 生治学还讲究旁搜博采，力求全备。先生在编《汉语大字典》前，曾“做了3000种以上典籍的资料卡片”，因这些卡片“多是选择性的”，很难根据它们来概括义项、列举例证和“断定所建义项是否完备”，故先生提出，“专书词典应将该书所有词的出现次数加以全面统计，穷尽性地列出每个词每次出现于其中的文句”，并把专书词典和大型语文辞书相对照，就“容易发现大型语文辞书的义项是否完备，举证是否选到首见例”（李运益，1998:88-89）。如《论语词典》中，先生按上古、中古、现代三段对《论语》进行标音，统计每个词总频率，计算每个义项分频率，并列出释例的全部用例，以确保所收词项准确、全面。

受赵少咸先生 影响，先生治学始终以小学为根柢，注重形音义贯通，提倡语言考证与古籍整理相结合，并重视从文学、史料、民族、民俗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考释经典，方法综合多样。

3.1 以小学为根柢，形音义贯通

先生治学皆以小学为根 柢，抉隐发微，不囿成说。从青年时《关于〈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事实解释的问题——对吕叔湘先生研究语法的观点方法的探讨》《与汪惠迪先生商榷“把”字的处理问题》到晚年的《谈谈〈汉语大字 典〉的音义配合问题》《杨慎的古韵学》 等成果均立足于小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传统。先生认为，“字或词的音、义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是有条件的，因而对它们的认识，既不能简单化，也不能绝对化”（李运益，1979:90），考证字词形音义“ 必须根据从语言运用的可靠材料中取得的直接证据来确定”（李运益，1979:21），才能更好地理解经典中的语言。

具体研究中，先生反对“只从表面现象上去观察分析，不去研究这些字实际使用的发展情况”（李运益，1978b:105），主张将汉字形、音、义贯通进行研究。先生说：“形、音、义的配合，从释义角度来说，是要考虑义与形的配合和义与音的配合。”义形配合上，先生以“宇”“宙”两字义演变为例指出，《说文》据形所释多为本义，但也有极少数字是引申义，“在确定字的本义时，特别注意联系字形再加分析”，因为“相关意义的字，其意义的演变，往往存在着系统性”。义音配合上，先生又以“闯”“闿”二字 为例，从音异而义同、音异而义异两个方面分析指出，“将新义产生初期古今两读并存或交替的情况反映出来”（李运益，1987b:27-29），才能正确把握文字古今音义之演变。

3.2 语言与文献综 合，旁通互证

先生还提倡将语言考证与古籍整理综合进行研究，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多重互证，二是考校并举。多重互 证表现为从语音、文字和文献等多重角度来考释文献。如《新印郭璞著〈尔雅 音图〉质疑》一文中，先生先从文献角度征引上海同文书局本《尔雅音图》内容推测，中国书店本《尔雅 音图》新题著者郭璞应是根据《尔雅序》中“别为音图”之语臆测；
后又据《晋书·郭璞传》《隋书·经籍志》和邢昺疏等内容分析提出，“音图”分指《音义》《图谱》，二者不当拼成一书；
继又从语音角度将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录47条郭璞音与曾燠所辑33条郭璞音进行对比指出，陆德明所录郭璞音为五代毋昭裔《尔雅音略》定音的蓝本之一，而宋刻十行本“《〈尔雅〉音释》有可能源出于《音略》（不一定就是《音略》），而曾刻则更为晚出”（李运益，1988:64）。

考校并举则表现为语史综合，考校详确。先生指出，在古代文献或出土文物上遇到的名物字只有“获得准确解释，才能辨识这些字所代表的器物，也才能透过这些器物的使用情形而对当时社会各个阶级的某些生活状况有所认识”（李运益，1978:98）。先生阅读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一文时发现，文章将“韠、韨、韐”与 “ 蔽膝”误混为一物，释作“一件杂色椭圆的围裙”，便援引《诗经》《汉书》《说文》《三国志》等文献综合考证推出，“韠、韨、韐”是古代统治阶级仪礼上的专用服饰，而“蔽膝”是一般群众劳动所需用品，并指出与“蔽膝”性质、用途相同的器物是“襜”或“犢鼻裈”。先生认为，造成“韠”与“蔽膝”混同的原因是未从“词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去了解它们的意义，仅就‘韠’与‘蔽’音近或‘韠’即‘蔽膝’的合声便以‘韠’等与‘蔽膝’为同义”（李运益，1978:105）。

4.1 立足语音

语音是文字与意义的中介。先生认为，汉字注音涉及现代音、中古音、上古音三段，其中“既有‘读为’之例，又有‘换读’之法，甚至讹舛相承，积非成是，情况异常复杂”，“必须把这些复杂的内容用简明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更好地阐释语义。如其主编的《汉语大字典》中有5.6万个字需用汉语拼音注音，且需明晰每个读音的来源与音据。先生认为，可从“整理旧读”“切合用例”“兼顾纵横”“依据系统”等4个方面处理汉字注音问题。先生强调，即使是“未加审定的古字、难字或常用字的古义、古读，亦可根据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与中古反切对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按标准音音系注出，以便读者掌握”（李运益，1990:199-205）。这是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

4.2 重义项考释

义项完备、释义准确、是否反映字义源流演变等是影响典籍释义质量的关键。先生曾指出，工具书的一些义项“总是既完备又不完备的”，判断辞书义项完备与否，应根据其性质辩证看问题。如词典重点在释词义，“对单字的与词义不尽相同的词素义，不一定都要建立义项”；
字典则不然，“重点在解释字义，无论单字的词义或词素义，都应该建立义项”；
具体可从“古今著作的用例”和“字书、韵书中所解释的字义”等方面建立义项。先生认为，释义准确，“对任何字典来说，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个不容易办到的要求”，这需要编者既要做到“考订书证精确”“援引用例典范”，也要“努力反映字义的源流演变”，方能“有助于读者加深对字义的理解”（李运益，1987b:21-25）。

4.3 音义相结合

先生还推崇将音义结合来考察文献。“音韵学和训诂学各有自己研究的对象”，“但是语音和语义是同一语言单位的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尽管可以分别加以研究，却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先生以《尔雅》《方言》《释名》三部古代训诂学专著为例指出，三书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汉语语源的探求”和“汉字依声托事的假借”两方面，“它们虽然都研究语义，但也全面反映了极为复杂的语音演变现象”，若能从语音演变规律角度去阐释训诂学内容，“对汉字音、义可以融会贯通，得以互相推证，不仅能弄清楚二者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对音或义更深入地了解”（李运益，1979:84）。

先生43年的从教生涯中，除完成日常教学与科研工作外，还承担着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先生通过课堂传授、文本阅读、专家讲座、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培养了如吴泽顺、吴福祥、 汪启明、顾之川、李岗、周继琛、王洪麟、钱光、严 志君、金传富、李廷勇、吴平潮、郦千明、赵变亲等一批学生，指导他们完成了如《从王氏四种看先秦文献语言的音转规律》《论郑玄在训诂实践中对训诂理论的运用和发展》《章太炎的转注假借理论和他的字源学》《〈通雅〉转语研究》《〈尔雅〉邢昺疏郑樵注的比较研究》《试论戴侗〈六书故〉中关于词义引申的学说》《〈墨子〉复音词研究》《〈荀子〉构词法初探》《〈邓析子〉研究》《〈慎子〉校释与研究》《〈司马法〉研究》《〈晏子春秋〉复音词简论》《〈商君书〉单音词词义初探》等一系列学位论文。在具体指导中，先生常要求学生多读《诗经》《史记》《方言》《释名》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郝懿行《尔雅义疏》等，鼓励他们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和阐释经典。

为拓宽大家学术视野，先生还多次组织学生到武汉、南京、杭州、厦门、广州、桂林等地参加学术会议，聆听了如殷孟伦、周祖谟、唐作藩、赵诚、周大璞、李格非、徐复、周勋初、蒋礼鸿、郭在贻、饶宗颐、詹伯慧、唐启运、李新魁等名家授课或讲座，开阔他们的视野。在先生言传身教下，学生们沿着其足迹，在汉语史、古籍整理、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不断开拓。如顾之川《十三经今注今译》（岳麓书社，1993年）和《明代汉语词汇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吴泽顺《华容方言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和《汉语音转研究》（岳麓书社，2005年），吴福祥《敦煌变文12种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语法化与语义图》（学林出版社，2017年），汪启明《考据学论稿》（巴蜀书社，2010年）和《中上古蜀语考论》（中华书局，2018年），李岗《跨文化传播引论——语言·符号·文化》（巴蜀书社，2011年），金传富《外国散文精品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赵变亲《汉字学基础》（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元杂剧用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等等，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纵观先生的学术生平、治学成就、学术思想、治学方略与特点及学术传承等，其治学始终以小学为根柢，力避浮华，求真务实，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拓展、阐发，提出了一些有创见性的观点。先生无论是在理论体系建构还是具体实践领域，都为我国语言学、文献学与辞书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先生不仅是当代汉语史研究领域的优秀学者，也是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领域的知名专家。先生的学术成果可为当下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等提供有益的参考，值得我们不断学习与研究。其平生还致力于人才培养，坚持教学、科研与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相结合，为弘扬传统、赓续学脉做出了重要表率。

附 录

李运益先生学术年表简编

1924年，1岁，8月，先生出生于重庆铜梁。

1943年，19岁，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

1947年，23岁，本科毕业后，进入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随赵少咸先生攻读研究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1951年，27岁，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任教，开启了43年的从教生涯。

1956年，32岁，4月，编著《重庆人怎样学标准音》，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5月，与苏运中合编《四川人怎样学习普通话》，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7年，33岁，8月，与杨欣安、赵荣璇、林序达合编《现代汉语》（第3册），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8年，34岁，4月，与杨欣安、文道奎合编《现代汉语》（第4册），由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

1959年，35岁，与徐德庵合写《关于〈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事实解释的问题——对吕叔湘先生研究语法的观点方法的探讨》，发表在《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与杨欣安合写《与汪惠迪先生商榷“把”字的处理问题》，发表于《语文》第5期。

1963年，39岁，被聘为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

1975年，51岁，参与《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

1978年，54岁，4月，《“韠、韨、韐”是不是蔽膝（围裙）？——对古代名物字考释的探讨》，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

1979年，55岁，11月，任《汉语大字典》副主编。12月，《关于戴震的〈转语二十章〉》，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1981年，57岁，12月，《谈谈字典的典范性》，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同年，当选为首届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1982年，58岁，12月，《论“形训”》，发表于《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1983年，59岁，被聘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

1984年，60岁，10月，调任西南师范学院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1985年，61岁，开始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如吴泽顺、吴福祥、汪启明、顾之川、李岗、周继琛、王洪麟、钱光、严志君、金传富、李廷勇、吴平潮、郦千明、赵变亲等学生。

1986年，62岁，9月，《关于〈说文〉说解水名的体例问题》，收录于《古籍整理研究论文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87年，63岁，2月，《戴震的〈方言疏证〉与王念孙的〈方言疏证补〉》，收录于《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5月，《〈汉语大字典〉的释义》，收录于《词典研究丛刊》（8），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988年，64岁，4月，《新印郭璞著〈尔雅音图〉质疑》，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9月，《关于汉语古音的拟测》，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1990年，66岁，10月，8卷本《汉语大字典》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联合出齐。《谈谈〈汉语大字典〉的音义配合问题》，收录于《汉语大字典论文集》，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联合出版。12月，《杨慎的古韵学》，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1991年，67岁，被四川省教委评为“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0月，《字典对所引书证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收录于《词典研究丛刊》（12），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1992年，68岁，《等韵门法通释》，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古籍整理研究专辑”。9月，主编《汉语比喻大辞典》，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获四川省优秀图书奖。整理《墨子校注》，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69岁，《〈古音略例〉校后记》，发表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古籍整理研究专辑”。10月，主编《论语词典》，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70岁，4月，与唐生周、顾之川合著《春秋谷梁传注译》，由岳麓书社出版。8月，退休。9月，《杨慎的古韵学》，收录于《杨升庵诞辰五百周年学术论文集》，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12月，8卷本《汉语大字典》，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

1995年，71岁，9月，《论语词典》获重庆市政府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优秀图书奖。

1997年，73岁，3月，学术简历被收入《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
7月，又被收入《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中。

1998年，74岁，2 月，《专书词典是提高大型语文辞书质量的基础》，发表于《辞书研究》第1期。

2000年，76岁，9月，《〈司马法〉偶笺》，收录于《语言文史论集》，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8年，84岁，10月，获中国辞书学会颁发“第二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2014年，90岁，6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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