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公共性与风险社会时代的秩序建构——兼论中国缘何能出色应对“新冠疫情”危机

唐文玉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德国社会学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中后期步入风险社会时代，“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1](P.2)。从传统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变迁是现代性的连续扩张和具有矛盾性的内部自我断裂的产物。基于此，贝克区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现代性，即工业社会时代的第一现代性和风险社会时代的第二现代性。风险社会肇始于西方，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全球化，因而非西方社会也都被裹挟进风险社会时代，形成了一种世界风险社会。“跨国间的相互依存进程的速度、强度和意义与日俱增，以及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的‘全球化’话语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任何关于第二现代性挑战的分析都应当包括非西方社会，而且意味着需要对全球性的折射和反映在这些正在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不同方位进行检验。”[2](PP.3～4)

“风险社会所需要的是切实有效的行动以及对现实存在形态的把握。”[3]风险意味着可能的混乱和无序，因而在风险社会时代如何建构良性的秩序是一个居于核心层面需要予以关注的重要论题。2019年底以来的“新冠疫情”构成了一场全球性危机，这场危机对正视现代性的后果以及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提出迫切要求，也意味着世界风险社会的凸显。吉登斯在谈到此次“新冠疫情”与历史上其他大流行病之间的区别时指出，“新冠疫情”是一场由于世界高度相互连接而导致的数字化大流行病，“‘新冠疫情’是我和乌尔里希(贝克)都认为的一种风险形式，它和以往的大流行病不同，因此我把它称为一场数字化的大流行病”。[4]面对这样一场全球性危机，中国的表现有目共睹，在如此开放的经济、众多的人口、广阔的地域空间中比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实现了秩序的有效建构，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复苏，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那么，中国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缘何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虽然学界对此有诸多阐释，但未能深入到风险社会时代秩序建构的理论逻辑层面。本文试图基于现代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深度阐述风险社会时代秩序建构的逻辑，并对中国缘何能出色应对“新冠疫情”危机作出一种新的理论诠释。

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有两种不同层面的含义。一种是相对于过去的性质或状态的泛指表达，它具有“短暂性、飞逝性、偶然性”[5](P.90)的特点。“眼前还属于‘现代’的东西，很快就将变得不属于‘现代’，变成‘过去’甚至‘古代’。”[6]另一种则是特指表达，指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所产生的一种特定时代的性质或状态。这种现代性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逐渐辐射和影响到全球，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7](P.1)当前，学者们使用的现代性概念通常是特指层面的表达，本文所叙述的现代性也是特指层面的现代性。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性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两个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存在区别的。正如学者所述，现代性指的是“17世纪以来的新文明”，而现代化指的是“17世纪以来那种新文明的实现过程”。[6]然而，作为学术概念很难甚至无法将二者严格地区分开，因为现代性本身具有延展性和动态性，内在地蕴含着一种对“过程”的表达，就像贝克在叙述风险社会时所讲到的，现代性内部存在着连续性以及由连续性带来的断裂[1](P.2)，所以西方学者往往将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并在不同的语境下交替使用。本文在表述上也不对现代性与现代化两个概念做严格区分。

17世纪以来的现代性相对于过往的传统性或者说前现代性而言具有一种本质属性，即“人作为个体从自在自发的生存状态进入到自由自觉的生存状态”[8]，也就是人的个体化人格和理性化意识的凸显。在前现代性语境中，人的行为受到宗教、教条、习俗、成规、等级秩序和弱社会分工的深刻影响，个性被共性所掩盖，个体化的人格被集体化的人格所吸纳，“个人意识不仅完全依赖于集体类型，它的运动也完全追随于集体运动，就像被占有的财物总要追随它的主人一样”[9](P.91)。而现代性产生出一种强大的离心力，把个性从共性之中、把个体化人格从集体化人格之中不断地抛甩出来，从而带来了个体的解放和自由，拓展了人自由行动的范围，拉长了人的行动链条，人与大的社会系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而社会日益错综复杂。涂尔干从现代性促进了劳动分工迅速发展的层面指出：“一方面，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贴近社会；
另一方面，个人的活动越加专门化，他就越会成为个人。”[9](P.91)

毋庸置疑，现代性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从低度交往的“环节社会”[9](P.346)到高度联系的“网络社会”的转变，从接受“神秘主义”支配的“圣化的社会”[10](P.97)到崇尚理性精神的“世俗的社会”的转变。然而，现代性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滋生和累积着风险。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矛盾性》中表达了一种现代性悖论的观点，即现代性在追求秩序的同时，也带来了失序和混乱，即秩序和混乱与现代性相伴而生。“难题的解决导致了难题的产生。追求秩序的行动产生出新的混乱领域。进步首先包含着对昨日解题方式的淘汰。”[11](P.22)虽然现代性蕴含着对秩序的追求，但也构成了解构秩序的风险源。西方学者正是在观察到现代性所带来的进步的同时，看到了其背后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风险，从而提出了人类社会已步入“风险社会”时代的论断。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所要表达的是，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潜藏在进步背后的风险凸显出来了，并且“人为风险”(manufactured risk)逐渐超越了“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而占据人类社会风险的主要地位，“过去曾经是自然的许多东西现在都不再完全是自然的了”[12](PP.50～51)，自然与人为的交织产生了一种容易突破有限人员和有限地区的新的风险形式。在工业社会时代，风险主要是地域性的、存在于国界范围之内的，到了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则具有全球化特征。因而，贝克用“第一现代性”来描述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性[2](P.2)，而把风险社会理解为世界风险社会。贝克认为，在现代性的第一个阶段即工业社会阶段，人们在进步乐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否认一切风险，而到了现代性的第二个阶段即风险社会阶段，由于风险的凸显及其呈现出新特征，风险意识被普遍接受，因此进步意识在原则上已被打破。[13](P.37)风险社会蕴含着对现代性的反思，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我批评的社会，意味着其对现代性后果的自我正视。“现代性从工业时期到风险时期的过渡是不受欢迎的、看不见的、强制性的，它紧紧跟随在现代化的自主性动力之后，采用的是潜在副作用的模式。”[14](P.9)

那么，现代性在促进进步的同时缘何又会带来失序和混乱的风险？风险社会时代的秩序建构究竟面临着什么难题？我们需要关注两个重要而紧密相关的方面。一是现代性在扩大人的自由行动范围的同时造成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现代性扩大了人自由行动的范围，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拉长了人的行动链条，在带来一个联系紧密的世界的同时，也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而紧张的格局，容易产生各种不确定的结果。“一个社会越现代化，其所制造的无法预测的结果就越多。”[2](P.155)正是缘于此，伴随着现代性进入贝克所说的第二阶段即风险社会阶段，风险语义涵盖和超过了进步语义，人们已不再简单地陶醉于进步乐观主义的情绪之中，而是日益看到了进步背后所潜藏的风险。目前，“新冠病毒”的起源依然是一个未能揭开的谜题，在人类拥有更多知识的同时，事实上也意味着人类的无知。不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疫情不同于传统的瘟疫，自然与人为的交织和人的行动链条的拉长使得病毒的传播突破了有限的人员和地区，迅速扩散成一种全球性危机。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风险社会时代的全球性危机。现代性在带来一个联系非常紧密的“地球村”的同时，事实上也为病毒的迅速繁殖和传播提供了巨大的场所和机会，这构成了应对“新冠疫情”所要面对的全球性难题。二是现代性在促进个体化和理性化的同时，也驱动着“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产生。风险与责任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风险一旦出现，就会产生责任问题。究竟谁来承担风险责任？这是风险社会时代秩序建构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一方面，现代性在促进个体化和理性化的同时，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知识和理性的限度与冲突，从而使风险责任的明确成为一个难题。对风险责任主体的认知与确定应当遵循因果原则，但这在风险社会时代往往会导致自相矛盾、似是而非的结果。[15](P.7)另一方面，现代性带来了一种“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驱动了人们在风险责任不明确情况下的责任逃避行为。因此，在风险社会时代容易出现对于风险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通俗地讲，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就是大家共同制造了风险，但却又共同回避和推卸责任，这不利于风险的治理和秩序的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风险判定中最引人注意的方面之一。[13](P.23)在“新冠疫情”流行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显现出来，跨越了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疫情应对的难题。一方面，疫情产生的原因难以确证，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无法把病毒的传播者与病毒的受害者分开，更无法通过理性的推算来明确责任主体；
另一方面，“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所导致的责任逃避难以产生应对疫情的共同体效应，阻碍了人们的集体行动。

现代性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增长并驱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产生，这在风险社会时代凸显出来，构成了秩序建构的难题。由此，现代性并不只是一种促进社会进步的“善”，也是一种解构秩序的“恶”，是一种“善”与“恶”的结合体。在风险社会，面对现代性的“恶”，我们对秩序的追求需要突出公共性的价值。

所谓公共性，是一个语义十分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有着不同界定。无论如何，公共性涉及的都是关于“公”的性质，是与私人性、私利性、私密性等关于“私”的性质的概念相对而言的。而“公”的存在是离不开群体的，脱离了群体也就无所谓“公”了。因此，公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种连接个人与群体之间纽带的性质。[16]公共性超越了“为个人好”的私人领域，具有“为群体好”(1)“为群体好”排除“为家庭好”，“为家庭好”属于“为个人好”的范畴。家庭属于必然王国和瞬间世界，是谋求生的欲望、生活必需品以及实现种的延续的私人领域，与作为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的公共领域形成鲜明对比。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的正外部性价值。在风险社会，对秩序的追求之所以需要突出公共性价值，是因为公共性内在地蕴含着自由克制和责任共担的精神，所以可以反思性地调节现代性，从而能够抵御现代性的“恶”。

一方面，公共性蕴含着自由克制的精神，可以抑制不确定性的增长所带来的风险狂热。现代性推动了个体性的发展，扩大了个体自由行动的范围，拉长了人的行动链条，从而使社会日益网络化地连接起来。这是现代性进步的成果，同时，这种进步也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增长。贝克认为，现代性毁灭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确定世界，带来了一个个体主义盛行的不确定世界，“在这个时代里，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2](P.16)。而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个体性的反思，其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自由，还要考虑群体的安全，因为人并不是一种原子化的存在，而是与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离开了群体的安全也就谈不上个体的自由，群体安全构成了个体自由的前提，但寻求群体安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自由进行克制。

自古以来，以对自由克制来寻求群体安全就是人们的一种价值追求。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城邦正义”、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克己修身”都蕴含着通过自由克制来寻求群体安全这样一种价值追求。然而，自西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把个体自由置于核心位置，以至于逐渐掩盖甚或颠覆了这样一种价值。黑格尔曾对此给予激烈的批判，认为“那些以原子化的个人(不论他们是否处于某种‘自然状态’之中)为出发点的政治学和社会理论是完全错误的”[17](P.55)。在现代性扩张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面对各类风险因素凸显，通过一定程度的自由克制来阻隔不确定性增长的链条，把现代性嵌入传统的公共性价值之中，以寻求群体的安全和建构良性的秩序，这是一种必然的诉求。正是基于此，贝克针对新自由主义对个体自由的简单崇拜，呼吁把公共性的价值找回来，并且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极其轻率的观念的代名词，即一种一切都好的经济观念的代名词。它信奉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没有危机的世界经济这样一种虚构的乌托邦”[13](P.43)。

另一方面，公共性蕴含着责任共担的精神，可以抑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治理难题。现代性的扩张推动着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关系向着更加复杂和更加偶然的方向行进，同时带来了一种“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容易产生对于风险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这不利于风险治理和秩序建构。在无法通过理性的推算来明确风险责任主体以及区分风险制造者与风险承受者的情况下，化解风险冲突的有效办法就是责任共担，即假设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都既是风险的制造者，又是风险的承受者。风险共受、责任共担体现出一种传统的共同性精神，而这种共同性精神内在地蕴含于公共性的内涵之中，就像阿伦特在叙述到公共性时所说的，“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这在本质上意味着一个物质世界处于共同拥有它的人群之中，就像一张桌子放在那些坐在它周围的人群之中一样，这一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18](P.40)。

责任共担在行动层面意味着协同。由于风险跨越了组织、系统、区域，因而有效应对风险的方式应当是在责任共担理念下多元主体的协同行动。当无法通过理性的推算来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区分制造者与承受者时，单一主体的行动会变得无能为力，以单一主体改变或者克服这种风险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终将走向失败，并带来对集体的伤害。因此，在风险社会时代，集体责任及其所驱动的协同行动需要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有学者指出：“面对风险人们无处可逃，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家一起行动起来面对风险，共同参与风险治理，在风险共生中把握机遇和未来。”[19]如果说现代性把大家“联”在了一起，那么公共性则意味着大家还需要“抱”在一起，以共同的行动来应对把大家“联”在一起的现代性所带来的复杂性风险。

如前文所述，公共性蕴含着自由克制和责任共担的精神，可以对现代性进行反思性调节，可以抑制不确定性的增长所带来的风险狂热以及“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所带来的风险治理难题。因此，风险社会时代的秩序建构需要突出公共性的价值。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全球危机中，中国应对疫情之所以比较出色，重要而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党、国家和社会基于公共性的有效干预行动。

当代中国的公共性有两方面重要资源。一是建构在反思西方现代性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在反思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崇公共性的学说。尽管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过“现代性”一词，但他却是反思现代性的先驱者。贝斯特(Steven Best)和科尔纳(Douglas Kellner)指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主要的社会理论家。”[20](P.100)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是基于资本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勾连，而资本基于“利润至上”逻辑的扩张会导致“私”的膨胀，而排斥“公”的价值，从而阻碍了真正意义上共同体的形成，“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1](P.275)。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就是对“私”的批判，而他对共产主义的崇尚其实就是对“公”的崇尚。当代中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最大的政治特色和治理特色，“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2](P.16)。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定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因此，马克思主义建构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公共性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性的重要资源。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传递出自由克制的公共性。例如，“克己复礼为仁”(《论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克己修身”的伦理事实上强调的就是要反思个体性，要通过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克制来寻求秩序的良性建构。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传递出责任共担的公共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正如梁漱溟所言，“在中国弥天满地是义务观念者，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了。在中国几乎看不见自己，在西洋恰是自己本位，或自我中心”[23](P.89)。这种“义务本位”的伦理文化推崇互以对方为重，强调各尽其责，从而塑造出一种责任共担的公共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在全球化语境受到了自西方启蒙以来现代性的持续而深刻的冲击，但延续几千年的文化特质并没有也不会轻易地被抹杀，依然构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性的重要资源。

基于上述公共性资源，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全球危机中，中国展现出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元主体对于危机的公共性干预行动，从而产生比较出色的抗疫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是以自由克制的公共性阻隔病毒的传播链条。战胜疫情需要反思现代性。曾经被现代性置于核心地位的个体自由需要在群体安全面前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全球危机中，中国的抗疫之所以比较出色，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基于自由克制的公共性进行积极的干预行动，把一个在现代性语境中联系非常紧密的社会快速分割成一座座“孤岛”，尤其是武汉封城战略性地阻隔了病毒的传播链条。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叹道，“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24]。当然，在这样一种“孤岛”分割的背后付出了一定的牺牲个体自由的代价，但却是为了寻求群体安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涉及应急状态下自由和安全的价值排序问题。自由和安全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现代性在带来个体自由的同时，其“主要成本是具体的人类存在为换取安全感所付出的高额代价”[25](P.166)。反思现代性彰显出安全的价值，因为安全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而自由主要是现代性塑造的产物，我们要在自由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适切的平衡。

二是以责任共担的公共性塑造抗疫的行动协同。现代性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知识与理性的限度与冲突，也带来了“自我本位”的社会心态，因而容易产生对于风险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构成了风险社会时代秩序建构的突出难题。在“新冠疫情”流行的全球危机中，中国的抗疫之所以比较出色，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基于责任共担的公共性广泛地行动起来共同抗击疫情，比较好地抑制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产生出一种应对疫情的共同体效应。尤其是在对武汉进行全城隔离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动员下，包括民营企业、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群体在内的多元化力量迅速地汇集起来，通过捐款捐物、物资调配、物资运输和志愿服务等多样化的方式对武汉予以立体性支援，充分地展现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集体责任及其所驱动的多元主体协同行动的重要文化形式。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武汉考察后指出：“我看到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义务感，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家庭、社区、甚至整个世界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26]

可见，面对“新冠疫情”危机，中国基于公共性的干预行动在分割出“孤岛”的同时又塑造出“协同”，在“孤岛”与“协同”这样一对看似存在悖论的概念背后达成了有机的统一。这种行动干预能力离不开党和国家基于公共性的强大倡导、动员和规制，也离不开社会多元化主体基于公共性的自愿配合、积极支持和广泛协同。

目前看来，基于知识而进行的疫苗研发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产生了显著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社会时代的风险具有基于知识的完全可控性，正如贝克所指出的，“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2](P.16)。后疫情时代是否是一个疫情常态化的时代尚难以判定，但无疑是一个需要反思现代性的风险突显化的时代。疫情或许会逐渐淡去，但其他的灾难随时可能会到来。基于知识的风险控制的有限性，风险社会时代的秩序建构需要呼唤基于公共性的政治再创造以及构建一个更为发达的社会公共领域，并且由于风险社会时代的全球化特征，这样一种创建需要跨越国界而产生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共性具有反思现代性的价值，但在当代语境中，我们不能把公共性简单地置于现代性的对立面，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现代性基础之上的公共性和公共性调节下的现代性，应当使公共性与现代性成为一种在风险社会时代推动秩序良性建构的合理统一体。因此，基于自由克制的公共性并不是要摒弃自由、否定现代性所塑造的自由价值，而是要在自由和安全之间找到一种适切的平衡，要注重在面对风险的应急态与常态之间建构出一种有效的转换机制，不能把应急态下的治理模式常态化。同样，基于责任共担的公共性并不是要否定个体化和理性化，而是强调在风险社会时代当我们面对责任明确的难题时要注重拓展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范围，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推进多元主体之间的行动协同，建构出一种“多元共治”的系统性防范和应对风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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