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规范汉字表》的规范价值与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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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晓明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6）
语言文字规范化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标志，是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的必然要求。“认真进行汉字规范化，对于维护国家民族尊严，充分发挥汉字的交际功能，对于提高汉字教学质量和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水平，都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0《通用规范汉字表》是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推行规范汉字”的规定，满足社会交际、教学、新闻出版、计算机信息处理的需求而研制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对促进汉字规范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从多年来使用的实际情况看，也存在一些问题。为进一步规范汉字使用，有必要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确立了新时期通用汉字的统一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总则”第三条指出：“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对于“普通话”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我国几十年未坚持开展深入而广泛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学界大多认同普通话的基本内涵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而“规范汉字”这一概念，往往被界定为“国家在不同时期颁布的规范字表”，如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4 年编印的表明简化字与繁体字对应关系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 年联合发布的表明正体字与异体字对应关系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65年发布的确定字形标准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1988 年发布的确定现代汉语常用字量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1988 年发布的确定现代汉语通用字量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上述规范字表是在不同年代陆续制定的，因缺乏统筹规划而各有其规范要求，导致先后颁布的字表对某些具体汉字的规范要求前后不一、相互抵牾。例如，《简化字总表》收录的个别繁体字形，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被淘汰的异体字形，导致规范字表存在不规范之处。《通用规范汉字表》整合了原有各自独立的规范汉字表，在通用层面上确定了字量、字级和字形规范，以一个字表和一个附表覆盖了以前多种字表的功能，解决了原有规范相互矛盾的问题，既给使用者提供了权威性的通用规范汉字标准，也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所说的“推行规范汉字”中的“规范汉字”这一法律概念落到了实处。
（二）体现了汉字规范的科学性和社会性
“科学性和社会性是制定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两大依据，科学性指语言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社会性指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的实际。只有既考虑到科学性，又符合广大群众的需要，规范标准才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才有生命力。”[2]8《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充分利用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合理利用现代新闻媒体动态流通语料库、教育科普综合语料库和儿童文学语料库三个辅助语料库，采用计算机统计技术，并依据“汉字效用递减率”原理适当加以人工干预，确定了通用汉字8105 个（一级字表收3500 字，二级字表收3000 字，三级字表收1605 字）。《通用规范汉字表》还准确厘清了字形繁简、正异之间的对应关系，规定了8105 个汉字的排列顺序。《通用规范汉字表》体现了通用汉字定量（分级）、定序、定形的科学性，便于教育、文化、出版等领域规范使用汉字。
《通用规范汉字表》在研制过程中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许多部门和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不同行业的专家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研制工作。《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发布以后，广大民众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个人的意见和建议，《通用规范汉字表》正式稿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具有代表性的建议。比如，“木”字旁在“集、朵、柴、柒”等字中不带钩，而在“杂、杀、条、茶”等字中带钩。《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征求意见稿拟将“杂、杀、条、茶”下面部件改成不带钩的“木”字，因反对意见比较集中而在颁布的正式稿中保持不变。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考虑不同需求，根据通用程度和通用范围将所收的字划分为三级，反映了现代汉字的实际使用状况，满足了不同阶层和行业的用字需求；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专门领域用字纳入规范汉字。如“钜（巨）、菉（绿）、椀（碗）、袷（夹）、脩（修）”等字经常出现在科技术语及其他特殊场合；
“喆（哲）、堃（坤）、淼（渺）、犇（奔）、昇（升）、陞（升）、甦（苏）、迺（乃）”等字经常出现在人名中。可是，因为它们的异体字身份，经常遭遇电脑打不出的尴尬。《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它们在用于姓名、地名、科技术语等特殊语境时视为规范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身份证、户籍卡等姓名用字问题，以及特殊行业和科技领域的用字问题。
（三）推动了汉语汉字的国际化进程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当今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影响力也日渐提升，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兴起了汉语热，汉语和汉字在世界各国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因而汉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走出了国门，成为国际问题[3]。此外，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汉字信息化的要求也不断提高，而汉字只有走向规范化、标准化才能满足现代信息传播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使用的汉字主要分化为简体字、繁体字和日韩汉字三个不同的汉字系统。日本、韩国使用的汉字与中国使用的汉字有所不同，中国港澳台地区使用的汉字与内地使用的也不一致。即便是中国一些使用繁体字的地区，所用汉字的字形也存在差别，如香港将“香烟”写作“香煙”，而台湾将它写作“香菸”。“汉字的形体还缺乏一致性，这种情形不仅影响互相学习语文，而且影响各方面的交流，特别是给计算机信息交流造成很大的困难和浪费”[4]59，影响了汉语汉字使用的国际化进程。正如有的专家所言，虽然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但是汉语汉字的国际化程度还不高，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很少，即便汉语是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名义上的正式语言，起草文件用语也极少是中文[5]。汉字是历史悠久且发展史从未间断的文字，过去对邻国曾产生极大的影响。汉字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制定的汉字规范理所当然地具有权威性。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大陆使用的是以简化字为主的汉字系统，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使用的是以繁体字为主的汉字系统，但实现世界范围的以简化汉字系统为主的“书同文”是必然趋势。2006 年3 月24 日，联合国作出了2008 年以后在汉字使用上只用简体字的决定（不再繁简两体并用）。联合国用简体字，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汉字发出了‘书同文’的要求”，说明“20 世纪50 年代的中国文字改革，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6]。
汉字标准化涉及定量、定形、定音、定序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中，定音问题需要通过专门审音的工作予以解决。《通用规范汉字表》尽管在定量、定序、定形（简繁字、异体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却与过去颁布的所有字表一样仍然没能解决长期困扰汉字使用的印刷体字形问题。我国汉字的标准字形一直采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该字形表中的印刷宋体字字形在笔画的形状与组合，以及整体结构方面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过去，各印刷厂使用的铅字都是用统一的铜模浇铸出来的，肉眼不容易察觉某些字形的细微差异。但是，当人们用电脑造字时，字形的细微差异就显露无遗。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对文字形体的规范化要求很高，不仅要求字体、字形统一规范，而且要求笔画的位置及长短都应严格符合统一的标准，《通用规范汉字表》与这样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一）没能解决字形变化系统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汉字的独体字在与部件或笔画组合构成新字时，为了使结构显得紧凑美观、便于书写，在不同的部位会产生一些形体变化。这些变化应该具有一致性、系统性，以便有规律可循，使汉字的字形易于学习，也便于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为了保持字形相对稳定不做大改动，但导致了一些明显的瑕疵。
其一，笔形变化不统一。比如，“峡、峭、峨、峰、峻”等字的第二笔是竖提，“缺”的第五笔是竖提，“龄、龅、龃、龆、龇、龈”等字第七笔是竖提，“望”的第三笔是竖提。这些竖提笔形是由竖折笔画转变而来的。按理，凡是这些部位的竖折都应该变为竖提，以便保证汉字笔画变形的统一性，给汉字教学和使用带来便利。然而，《通用规范汉字表》中“邙、氓、勘、欧、殴、鸥、瓯”等字的相应笔画仍是竖折。
其二，部件选用不统一。“土”和“士”两个部件在构字时很有规律：出现在上下结构的上部时，如果为独立部件，就用“士”字形，如“吉、志、壳、声、喜、嘉、彭、鼓、澎、膨、瞽、装、奘、壶、款、壹、懿”等字；
出现在上下结构的上部且与其他笔画或部件相接或接近时，就用“土”字形，如“寺、去、走、幸、逵、睦、圭、佳、洼、闺、街、鞋、畦、垚、侍、持、待、特”等字。但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周、袁”以及由其作为部件所构成的一系列字，是“土”而不是“士”，明显违背了这两个部件的构字规律。
（二）没有兼顾表外字形和常用字形
《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字是有限的，但是就字形系统而言，表内汉字应该与表外同类字的字形保持一致，同时还应吸收现实生活中相关汉字的合理字形，否则就会造成新的字形差异，反而有违规范字形的初衷。比如，《通用规范汉字表》收录的“掰”，其中间部件“分”的第二笔是“捺”，而商务印书馆2012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 版）中的“搿”（《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其中间部件“合”的第二笔却是“点”，二者明显不一致。考虑到汉字避重捺是笔形变异的重要规则，因此语文出版社出版的1997 年重排本《语言文字规范手册》所收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将“掰”的部件“分”的第二笔改为“点”，考虑了笔画变形的一致性，这是规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将点画回改为捺画，造成了《通用规范汉字表》内外的字笔画变形不一致。
“作为交际工具的汉字，跟世界上的一切文字一样，总是要发展变化……如果汉字规范，不承认汉字已经发展变化了的现实……那就势必会脱离人民群众运用汉字的实际情况，同样不利于发挥汉字的交际功能。”[1]119竖弯钩、横折弯钩在字的左位时分别变成竖提、横折提，也是宋体笔形的变异规则，如“切、彻、赞、鸩、鸠、改、剀、剜”等字形遵循了这一规则。但是，《通用规范汉字表》所收的“创、戗、刨、鸧”等字没有遵循这一规则，以致教师在写字教学时只能让学生专门记忆这些字，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近几年来，人们在日常用字时将“创”字左边的竖弯钩改为竖提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媒体用字方面，有张维迎在2013 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发言的字幕“然后投资创造的新的技术”“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创新”，熙可集团创始人朱演铭发言的字幕“激进式创新”，以及中文国际频道《国宝档案》的字幕“创造出猴行者的形象”“整理并创作了《西游记》”；
影视用字方面，有电视连续剧《断刺》的字幕“因为你们创造了一段崭新的历史”，电影《万有引力》的字幕“无比神秘的创造”，以及电影《我知女人心》的字幕“欢迎我们公司新的执行创意总监”；
标识用字方面，有南京地铁站站名“紫东创意园·金马路”。对于这些广泛使用且符合字形变化规律的字形，《通用规范汉字表》应该适当予以吸收。
（三）没有进一步统一宋体与楷体的字形
1965 年颁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是为了统一一般书报上的通用字体——宋体的字形，同时也要求楷体、仿宋体、黑体参照宋体定形。《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在给宋体定型的时候，还特别强调遵循了“宋体尽可能接近手写楷书”的原则，但是未能贯彻到底。可惜的是，《通用规范汉字表》没有坚持这一原则，导致宋体、楷体两种字体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其一，笔画变形存在差异。一个字相同位置的笔画，宋体与楷体不一致。比如：有的宋体为撇而楷体为点，如宋体的“小、东”与楷体的“小、东”；
有的宋体为竖而楷体为撇，如宋体的“花、垂”与楷体的“花、垂”；
有的宋体为横而楷体为提，如宋体的“船、躯、娟”与楷体的“船、躯、娟”。再如：宋体的雨字头与楷体的雨字头也不一致，如宋体的“雯”是四个短横，而楷体的“雯”是四个点；
宋体的“火”的第一笔是向左的撇点，楷体的“火”是向右的捺点；
宋体的“氓”第三笔是竖折，而楷体的“氓”第三笔是竖提；
宋体的“心”第二笔是竖弯钩，楷体的“心”第二笔是卧钩；
宋体的走之旁与楷体的走之旁也有差异，比如宋体的“远”与楷体的“远”。
其二，笔画组合存在差异。汉字的笔画组合有相离、相接、相交三种方式。宋体与楷体的笔画在相离、相接两种方式上存在明显不同。例如：宋体的“日、白、县”中间的横与两边笔画都相接，而楷体的“日、白、县”相应的横只与左边相接；
宋体的“田、里、重”中的横与两边笔画都相接，而楷体的“田、里、重”中的横与两边的笔画相离。
与人们工作生活关系最密切的是宋体和楷体，宋体与楷体存在的笔形变化差异、笔画组合差异影响了人们对汉字字形的认知，也影响了汉字的排序，给检字带来困难。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历时达12 年之久，参加编制的专家近3000 人次。应该说，《通用规范汉字表》是对现行汉字的一次集大成式的权威规范，但无论征求意见稿还是正式稿都引发了一些争议，以致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呼吁对《通用规范汉字表》进行修订，以便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一）字形确定必须遵循“类推律”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人们希望它便于学习和使用，很好地发挥交际工具的功能。这就要求汉字的形体有规律可循，可以依类而推。“类推律是字形演进中的一个广泛的规律。……类推律是维系汉字的一致性的力量……如果没有类推律的作用，汉字将更加杂乱无章。”[7]784汉字定形遵循“类推律”必将使汉字更系统、更完善、更好用。
首先，笔形组合变化应该严守捺变点、横变提、竖弯钩变竖提等规则而无例外。比如：“这、迟、述、返、退、趣、逶”等字中受最后一笔托起的“捺”都变成了“点”，那么“透、途、逢、趁”等字中最后一笔上托的“捺”也应变成“点”；
“奏、食、暴”等字的最后一笔“捺”都变成了“点”，那么“籴汆衾”等字的最后一笔也应变成“点”；
“碧、珏、玩、环、现”等字形左边部件或左上部件最后的笔画由“横”变成“提”，那么“琴瑟琵琶”等字中的左上部件最后一笔也应该变成“提”。
其次，部件组合中字形的变化应该一致。比如，“辰、原、厌、府、庚、麻、鹿、雁”等字在与别的部件组合成字时，如果处于字的上部位则与其他部件构成左上包右下结构，如“唇、蜃、愿、魇、腐、赓、磨、麋、赝”等字。但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中“辱”字是上下结构，而含“辱”部件的字如“褥、缛、溽、嗕、媷、蓐、鄏”等字中的“辱”又是左上包右下结构。按照变化规律，“辱”应该改为左上包右下结构。
（二）字形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汉字理据
简化汉字是在汉字拼音化背景下进行的，使得大量简体字失去了字理，破坏了汉字的理据系统。要求字形整理完全按照汉字的字理，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在纠正错误字形时完全应该考虑汉字字理。如“毂”是“轂”的简化字，与“榖、嗀、糓、觳、豰、縠”等字的声旁是相同的，但是简化“轂”字时把“車”字上面的一横丢掉了，导致“毂”实际上成为一个“错误”的简体字。这增加了“毂”的特殊性，给学习和识记造成困难。对此，《通用规范汉字表》在修订时应该加以改正。在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字形用法最容易相混的是与“壬”（rén）相近的字“”（tǐng）。《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根据从众从俗、“不完全根据文字学的传统”等标准，把“”并入“壬”，但后来在实际运用中又进行了区别。《现代汉语常用字表》（语文出版社，1997 年重排本）、《现代汉语常用字笔顺规范》（语文出版社，1997 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 年）、《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 年增补本、2006 年第5 版）、《现代汉语模范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等字表，所收的“廷”字的表音部件都是“”而不是“壬”（rén），这种区别是完全正确且有必要的。《中华字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年）、《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汉字源流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 年）等字典，都根据汉字的形体源流区分这两个部件。如《汉语字源字典》解释说：“”上从人下从土，是人挺立于地上之意，是“挺”的本字[1]16；
“壬”是“紝”的本字，一种纺织用的工具[8]198。这两个字都可以做声符：以“壬”为声符的字有“任、妊、衽、荏、恁”等；
以“”为声符的字有“廷、挺、庭、莛、艇”等。如果把两个部件统一写成“壬”，那么很多字的读音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通用规范汉字表》在修订时可以根据“壬”“”构字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为人们正确书写和理解这两个字提供科学理据。
（三）字形的确定应考虑社会用字实际
《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曾对一些字形进行调整，但由于改动太多且没考虑实际用字情况，受到了强烈反对，最终只好放弃原定修改方案。比如：为了与“辱”统一结构，拟将“唇、蜃、褥、缛、溽、媷”等字形的相关部位都改为上下结构；
拟将“杀、茶、条、杂”等字的下位部件改成木字底。这些方案改动的笔画较多，牵涉大量汉字，不仅使用者难以接受，而且增加了社会用字成本。有些字形人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它们的差异，而这些差异也缺乏理据，因此可以确定其中的一种为规范字形。比如，“瞥、弊、憋”的第四笔是横折钩，台湾地区《国字标准字体宋体母稿》中的“瞥、弊、憋、鳖、蹩”第四笔也是横折钩[9]153，而“鳖、蹩、蟞、鼈、彆”的相应笔形是横折，《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原拟将该笔画一律统一为横折，但正式发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没做改动。如果以横折钩为规范笔形，就能消除字形差异，便于两岸学习交流。公布规范字形是政府行为，规范字形一旦确定，对公务用字、教育用字、社会用字都带有强制性。对于人们的日常书写，相应的规范要求可以宽松一些，可以先允许规范书写与相对不规范的书写并存，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引导人们按照规范字形书写。这样的做法能够形成“缓冲地带”，避免因字形改变较大而受到强烈反对。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汉字规范化既坚持正字的基本原则，建立标准，严格要求，又适应客观实际的需要，采用灵活变通的政策[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