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2021,年甘肃省棉花生产变化特点分析及发展路径初探
时间：2023-01-23 20:5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雷晓春，王刚，李健苍
（甘肃农垦小宛农场有限责任公司，甘肃 瓜州 736100）
甘肃省棉花生产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西部的酒泉市瓜州县，敦煌市，金塔县，玉门市（花海盆地）及河西走廊中部的武威市民勤县，张掖市高台县、临泽县等光热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属西北内陆棉区的河西走廊亚区[1]，为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
受市场变化、作物布局调整、政府产业政策导向等多因素影响，近年来甘肃省棉花生产规模逐渐萎缩，对植棉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棉农的经济收入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因此，拟通过对2007—2021 年甘肃省棉花生产统计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在总结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对将来的发展路径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对促进甘肃省棉花产业健康发展和棉农收入增加有所裨益。
1.1 植棉面积大幅缩减
2007—2021 年， 甘肃省棉花种植面积大幅缩减，下降幅度高达79.6%（表1）。
2007 年棉花播种面积达到7.93 万hm2，为历史最高纪录[2]。
2008—2016 年基本呈现单边下滑态势，至2016 年达到最低的1.32 万hm2，仅为2007 年的16.6%。2016 年也是15 年来棉花种植面积年际减幅最大的一年，较2015 年下降了48.6%。2017 年、2018 年棉花种植面积有所恢复，但在2019—2021 年又出现连续下滑。
1.2 皮棉单产缓慢增加
2007—2021 年， 甘肃省皮棉单产呈波动式缓慢上升态势（表1），至2021 年单产增幅为17.3%，其间同比9 年增加、6 年减少（含2007 年）。
皮棉单产最高年份为2021 年（1 913.6 kg·hm-2），最低年份为2016 年（1 507.6 kg·hm-2），最低年份单产仅为最高年份的78.8%。
1.3 皮棉总产不断下降
受植棉面积大幅下降和单产增加缓慢的影响，2007—2021 年甘肃省棉花总产大幅下降（表1），下降幅度达76.0%。
皮棉总产最高年份为2007 年（12.94 万t），最低年份为2016 年（1.99 万t），最低年份总产仅为最高年份的15.4%。
表1 2007—2021 年甘肃省棉花生产情况
历史上甘肃省棉花种植范围较广，1958 年植棉县曾多达39 个，涉及河西走廊、甘肃省中部、陇南、陇东等区域[2]。
改革开放后，甘肃省提出了合理布局、适度集中的棉花生产政策，河西走廊植棉区在全省的主体地位基本形成[3]，其中瓜州、敦煌、金塔为全国优质棉花生产基地。
2007 年后，受棉花市场行情、 种植比较效益和政策调控等因素影响，在全国棉花向新疆集中、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植棉地区棉花生产整体下滑的背景下，甘肃省棉花生产在总量缩减的同时进一步向敦煌市、瓜州县西半部等植棉比较效益较高的河西走廊早熟棉次亚区集中（表2、表3），金塔、民勤、玉门、高台、临泽等河西走廊特早熟棉次亚区及其他零星棉花产区相继退出，如金塔县、民勤县2007 年植棉面积分别居全省第1 位、第2 位，但在2015—2016 年急剧下降，金塔县2015年同比下降95.0%，民勤县2016 年同比下降85.7%。
表2 2007—2021 年甘肃省棉花主产县（县级市）播种面积变化 万hm2
表3 2007—2021 年甘肃省棉花主产县（县级市）皮棉总产变化 万t
3.1 植棉经济效益和比较效益
2014 年，甘肃省平均籽棉收购价格由2013 年的8.81 元·kg-1降至6.08 元·kg-1， 单位面积收益由12 774.50 元·hm-2降至-2 246.34 元·hm-2[4]，导致全省棉花种植面积在2015 年同比下降32.55%、在2016 年同比下降48.64%。
同时，棉农作为棉花市场经济主体，追求生产的高收益是其进行生产的内在动力，在有多种作物选择时，农户往往会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作物，如2016 年棉花市场低迷时，敦煌市部分棉田改种葡萄，金塔县大部分棉田改种辣椒和玉米。
3.2 技术进步和收益获得的难易程度
随着科技的进步，棉花主产区河西走廊地区的玉米、食葵、香辛料种植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但因机采棉技术推广较慢，棉花采摘依然依赖人工，种植棉花的收益获得难度远大于种植玉米、食葵、香辛料。
因此，除非种植棉花的收益大幅高于种植玉米、食葵、香辛料等作物，否则农户在做种植决策时一般会弃棉而选后者，导致棉花种植面积进一步下降。
3.3 政府产业政策和惠农补贴政策
一是政府的产业政策。
由于生产规模萎缩，棉花对植棉县（县级市）经济的影响力大大减弱，使地方政府在调整产业政策时更侧重于发展见效快、名优特等特色产业，个别县（县级市）甚至明确提出压减棉花，使棉花产业边缘化。
二是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
2017—2019 年下拨到各县（县级市）的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按棉花种植面积均摊为1 875～5 250 元·hm-2，2020—2021 年实行 “面积+产量”的补贴方式， 面积补贴标准为2 610～3 427 元·hm-2，产量（籽棉）补贴标准为0.54～0.72 元·kg-1。由于植棉效益不高， 补贴资金虽能弥补一定成本，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棉花种植面积下滑的局面。
3.4 其他因素
除上述因素外，非农就业机会、水资源状况及棉花加工业配套水平等均对甘肃省棉花生产有一定影响。
甘肃省河西走廊植棉亚区属暖温带干旱气候区，有效积温较高（＞3 200 ℃），日照充足（年日照时间＞3 000 h，日照百分率＞70%），降雨少（降水量＜100 mm），对棉花生长发育和棉纤维形成非常有利，所产棉花具有较强的质量优势。
2017—2021年中国棉花质量公证检验数据（表4）显示：甘肃省棉花5 年纤维长度平均值为28.52 mm， 较全国和新疆分别低0.10 mm 和0.12 mm；
马克隆值A 档占比平均为51.78%， 较全国和新疆分别高35.68 和35.90 百分点；
长度整齐度指数平均为82.54%，较全国和新疆分别高0.18 和0.17 百分点；
断裂比强度平均为29.07 cN·tex-1， 较全国和新疆分别高0.75 cN·tex-1和0.80 cN·tex-1；
颜色级主体为白棉，极少有淡点污棉、淡黄染棉和黄染棉，白棉平均等级为2.17 级，较全国和新疆均提高0.66 级，白棉占比平均值为99.1%，较全国和新疆分别高4.36 和2.88 百分点；
轧工质量方面，P1（好）+P2（中）占比平均值为99.77%， 较全国和新疆分别高0.46 和0.47 百分点。
从各指标全国排名看，甘肃省棉花颜色级、马克隆值、长度整齐度指数、轧工质量5 年均居全国第1～3 位， 长度虽略逊于全国平均值及新疆，但仍在全国前列。
表4 2017—2021 度甘肃省棉花质量情况
棉花机采是采用机械采棉设备取代人工采摘籽棉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1]，其最大优势是减少了劳动投入，降低了种植成本。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2020 年12 月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除租地费用外，新疆地方手摘棉种植成本为28 410 元·hm-2，机采棉种植成本为18 270 元·hm-2[5]，机采棉成本较手摘棉降低10 140 元·hm-2，降幅为35.7%。甘肃省机采棉技术应用始于2012 年，2013—2015 年在敦煌、瓜州、金塔累计示范3 700 hm2[6]。
受农户认知程度低、耕地地块小、采棉机价格高、加工设施不配套等因素影响，每年虽有一定种植面积，但普及速度缓慢。2020 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各地大条田和水肥一体化农田面积迅速增加，机采棉技术应用随之加速，2020 年推广面积为800 hm2，2021年为2 000 hm2，2022 年则达到了6 500 hm2。
机采棉在甘肃河西走廊棉区的增产增收效果也非常突出。
杨涛等[6]2013—2015 年在敦煌、瓜州、金塔示范棉花机械化采收配套技术，平均皮棉单产为2 209.5 kg·hm-2， 较传统植棉方式增收4 083 元·hm-2；
王海军等[7]2013—2016 年试验水肥一体化机采棉生产， 籽棉单产为6 506.75 kg·hm-2、 产值52 054 元·hm-2， 较常规植棉增产21.9%、 增收68.4%；
甘肃农垦小宛农场2020—2021 年累计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机采棉种植技术400 hm2，2021 年籽棉单产为6 060 kg·hm-2（皮棉单产为2 557.5 kg·hm-2）， 较手摘棉增产籽棉26.3%（增产皮棉29.0%）、单位面积纯收入较手摘棉增加51.4%[8]。
6.1 生产成本持续上升
酒泉市农业农村局调查数据显示，2005 年酒泉市棉花生产成本为12 675.0 元·hm-2，2017 年增至23 151.0 元·hm-2，增幅达82.7%。
其中，人工成本2005 年为6 001.5 元·hm-2，2017 年增至12 048.0 元·hm-2，增幅达100.7%。
据笔者2021 年调查，小宛农场手摘棉总成本为29 280.0 元·hm-2，其中人工成本13 636.0 元·hm-2，占比为46.6%。
棉花生产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的居高不下导致植棉收益提高难度增加，是制约甘肃省棉花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6.2 生产机械化水平低
甘肃省棉花生产全流程中，放苗、间苗、灌溉、追肥、除草、打顶、采摘均为人工作业，其中采摘是棉花生产中人工投入最大的，也是最难实现机械化的植棉环节。主产区河西走廊植棉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较大，劳动力非常紧缺，机械化水平低和劳动力紧张严重制约了棉花生产规模的扩大。棉花生产机械化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是：资金投入不足，大型农机具尤其是采棉机较少；
地块较小、不规则，耕地碎片化严重；
农技农机融合程度差；
没有形成完整的植棉生产服务体系，社会化服务水平低。
6.3 水资源越来越紧缺
甘肃省棉花主产区分布在疏勒河、党河、黑河和石羊河等内陆河下游，水资源紧缺已成常态。
拜振英[9]研究表明，2010 年河西国民经济各部门需水总量为77.05 亿m3，可供水量为61.92 亿m3，缺水15.13 亿m3，缺水率达19.7%。
2010 年后缺水状况更加严重，2011 年甘肃省实行了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了“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遏制用水浪费；
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控制入河排污总量）[10]。
2022 年，由于降水量和河道来水量持续减少，甘肃省启动了抗旱IV 级应急响应。
6.4 生产技术提升缓慢
本地虽培育了酒棉系列棉花新品种，但推广面积不大，以引进新疆品种为主，品种“多、乱、杂”现象突出；
栽培技术方面，仍以“矮、密、早、膜”常规植棉模式为主，水肥一体化、机采等新技术应用面积较小；
技术推广方式方面，偏重于建园区、搞亮点，忽视对棉农的培训和指导；
棉花加工方面，以手摘棉加工生产线为主，适应机采棉加工的生产线较少。
6.5 市场价格竞争力弱
主产区河西走廊植棉区和新疆植棉区同属西北内陆棉区，但甘肃省棉花的目标价格补贴标准低于新疆，且不能享受运费补贴；
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区相比，存在距棉花消费市场远、生产成本高等不利因素。
因此，甘肃棉花的市场价格竞争力与新疆棉花、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棉花相比处于劣势。
7.1 基本思路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节水灌溉工程建设、新技术推广应用和创新生产经营模式，实现棉花生产全程机械化、 水肥一体化和生产规模化，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植棉效益，增强市场竞争力。
7.2 具体措施
7.2.1提高政府对棉花生产的支持力度。棉花作为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农产品， 其生产事关国家安全；
因此，各级政府应调整政策方向，加大对棉花生产的政策、项目和资金支持，统筹优化全省棉花布局，引导农户和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棉花生产，逐步恢复棉花生产面积，并争取国家对甘肃棉花实行和新疆棉花相同的补贴政策，提高甘肃棉花的市场竞争力。
7.2.2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紧抓国家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机遇，将耕地改造成“田、土、水、路、林、电、技、管”达标的高标准农田[11]，尤其要加强大条田和节水灌溉基础设施建设，使建成的高标准农田适于采棉机等大型农机具作业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7.2.3推广棉花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以机采棉和水肥一体化技术为核心， 大力推广应用从品种选用、土地准备、播种、田间管理、采摘直至残膜回收的全流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和智能化管理技术，减少劳动力投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植棉效益。
7.2.4改造提升棉花加工生产线。对现有手摘棉加工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 或新建机采棉加工生产线，并积极优化加工技术工艺应对机采棉大面积种植后可能带来的纤维品质下降等问题，提升甘肃棉花综合品质，创建甘肃棉花自主品牌。
7.2.5创新棉花生产模式。
机采棉、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技术的应用必然带来棉花生产模式的变革，尤其是小农户如何融入现代棉花产业发展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4 种模式可供参考：一是农户承包地在改造成大条田后入股成立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种植机采棉，农户获得入股分红；
二是农户将承包地流转给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或大户种植机采棉，农户取得土地流转费；
三是在大条田中给农户划分1 个或数个轮灌区（每个轮灌区2 hm2左右）的土地，农户自己种植机采棉，取得种植收益；
四是农户土地由专业化农业服务组织全程托管种植机采棉， 农户支付服务费，并按面积份额获得相应的产品。
7.2.6重视棉田生态环境保护。一是对棉花生产中产生的秸秆、残膜、废旧滴灌带等农业废弃物，应分类回收、综合利用；
二是大力推广配方施肥和化肥减量增效、生物防治等技术，并适当增施有机肥和生物肥；
三是大面积采用棉田滴灌等节水措施后可能导致周边生态林缺水， 应完善生态林灌溉渠系，及时灌溉棉田周围林木，防止其大面积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