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三重视角

孟 丽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媒介与人类社会高度关联,媒介影响着文明进步,媒介素养则帮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媒介环境中辨清世界的本来面目。

在信息媒介传播史上,大众媒介在演进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分别是从口语媒介到文字媒介、从文字媒介到视听媒介、从视听媒介到融合媒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获取和传播信息的能力经历了两次大挑战,一个是印刷技术对于人类语言文字能力的挑战,二是互联网技术对于人类数字语言能力的挑战。媒介革命带来了信息传播繁荣,也不断对人们获取与传播信息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包括印刷媒介素养、电子媒介素养、数字媒介素养等在内的媒介素养教育内涵不断丰富。

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媒介传播活动比以往更加活跃,媒介参与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比以往更加复杂。“站在与任何结构或媒介保持一定距离的地方,才可以看清其原理和力的轮廓。因为任何媒介都有力量将其假设强加在没有警觉的人的身上。预见和控制媒介的能力主要在于避免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26页。数字媒体技术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创新,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技术追求与审美理想、道德判断、真相谬误产生碰撞,必然带来对个体媒介素养的解构与建构,而媒介素养教育正在于帮助人们站在媒介之外,客观冷静地观察、认识、把握媒介,更加自如地参与社会活动。媒介是社会交往的中介,媒介素养为人参与社会生活提供基本的媒介能力,在当前大美育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应更加深入地参与这一社会性问题,通过补全人的媒介素养能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媒介素养具有时代性,与大众媒介发展及其传播方式相适应,媒介素养教育是以提升媒介素养为内核的教育,它的内涵随着媒介形态的演进而不断更新丰富。

(一)媒介化社会中的媒介素养教育背景

1.媒介加速迭代引发信息过剩

在媒介化社会中,人对信息的需求是本能,“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②维纳:《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和生活》,陈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页。,图书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人通过媒介获取信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实现个体生活的丰富和完善。当前,充斥于生活中的繁多庞杂的信息让人目不暇接,信息爆炸转化为信息过剩。一方面,对信息的甄别处理成为现代人每天的必修课;另一方面,人们常因为信息更新迟滞而出现信息焦虑。当大量未经处理的信息积贮在人脑中又会造成信息消化不良,似是而非、真假难辨的信息干扰往往让人无所适从,当信息选择失当,人极易出现判断失误,造成不良后果。

2.自媒体赋权下的舆论狂欢

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设备迅速普及的带动下,自媒体得到蓬勃发展。普通大众可以自主生产和传递信息,个体成为信息传播网络的中心节点。在自媒体赋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社会舆论呈现出平民化态势。自媒体是意识形态领域重要的言论表达场域和网络群体意见聚集地,在大众对于公共议程设置的参与中,一个有别于传统主流媒介舆论场的、价值多元的民间舆论场已经形成,营造出有差异的社会意见环境。在自媒体舆论场,传统“把关人”消失,大众往往基于自身利益、情感和意愿进行传播,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随意性,在同一议题的讨论上容易出现与官方媒体观点相异甚至完全相悖的情况,造成社会意见碎片化,难以形成有效的舆论合力。此外,内容变现是自媒体追逐的盈利模式。在商业利益驱动下,部分自媒体在内容、形式方面低俗化的倾向一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更有甚者打着个体利益至上的口号,公然宣扬与公共道德相悖的价值观,这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尤为严重。

3.传媒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技术为传媒行业赋能的同时,也对传媒伦理带来挑战。互联网新媒体等社交媒体的崛起使公共领域中的信息交流模式发生巨变,普通用户的直接参与,模糊了新闻传播活动的传受边界,在新的混合型传播生态中,社交媒体上的事实与谣言、情感与观点杂糅交织,传媒伦理案例层出不穷。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智能技术实践也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如人机交互的新闻生产能否恪守新闻的公正客观和主流价值观念问题,大数据时代公民信息安全、公民隐私保护等问题,数据过度挖掘与滥用、过度娱乐化等问题,算法推送中的技术无意识算法偏差、算法偏见等传媒伦理失范问题,这些问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科技伦理与科技向善,同时也在警醒人们,缺少人文精神滋养的技术化进程将是有所缺失的。

4.网络文化审美的多元化倾向

媒介内容是理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活文本,随着媒介化社会的发展,网络成为观照大众文化的重要场域。网络内容以影像化传播为主流,文字、图像、声音在光影交融中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其传播效果从当前的短视频风靡中可见一斑。不同于在传统书写文字审美中对于主体知识沉淀、思维想象与精神旨趣的苛求,网络影像直观强烈的视觉快感,使人轻而易举沉浸于碎片化的光影世界中,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大众理性判断的机会,削弱了深度思考的能力,美好的想象也随之消失殆尽。加之,为迎合大众的消费心理和猎奇心理,网络文化常借助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对新闻素材进行粗暴的拼接加工,刻意制造出光怪陆离、以丑为美的网络文化产品,以此制造集体围观,这一网络文化审美畸变过程与“数字原生代”们的成长过程相伴随,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发育和人格塑造。

(二)数字媒介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教育需求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高达10.29亿。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着社会交往方式,拓宽了信息传播渠道,重构了媒介生产关系,媒介素养教育的教育对象也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悄然变化。

在传统的媒介素养教育中,教育对象多为以非媒体从业者为代表的媒介内容消费者,或者以媒体从业者为代表的媒介内容生产者,具有身份单一化特点。在媒介化社会的新型传播关系中,传播活动表现为个体化和非组织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传播主体,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对象既可以是单一的媒介内容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也可以是兼而有之的多元化角色。

媒介素养教育对象的角色变化,迫切要求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做出相应调整,从而培养适应新媒介环境、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新时代公民。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下,媒介素养教育表现出不同的素养需求。在数字媒介时代,人进入数字化生存状态,“我们被数据化,我们自身以及行动被记录下来,数据调节和塑造我们的行为”。①杨庆峰:《健康码、人类深度数据化及遗忘伦理的建构》,《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9期。虚拟化、智能化、赛博格化、交互性、不确定性等新涌现出的媒介社会特征,决定了媒介素养教育也必有其新意。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数字化媒介更加深入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媒介素养教育要培养人们具有掌握各种数字媒介工具并创新性地利用媒介,以适应个体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品格和能力。比如,正确看待人与机器的关系、人与数据的关系,培养数字媒介思维能力以更好地获取信息,培养媒介化表达能力以更好地传递信息,投入更多人文关怀以健全数字人格等。

在新的媒介化社会图景中,媒介素养教育应站在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高度,面对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做好媒介知识更新服务,同时对大众加强道德伦理教育和媒介审美教育。在专业视角、社会视角和公众视角下,判断力、道德力和审美力成为媒介素养教育所要培育的核心能力,也是个体实现真善美之人生必要的核心素养。

判断力是媒介内容生产者必备的职业素养,具体体现在内容生产、分发、反馈过程中对新闻真相、价值、常识等方面的判断。对媒介素养教育对象进行判断力培育,是适应媒介技术发展,尤其是自媒体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媒介知识体系更新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曾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①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页。素养教育属于文化教育范畴,在关于素养的教育中,必要性的知识普及是基础。

媒介知识教育旨在通过大众传播、大众媒介、传媒产业等基本媒介常识普及,使教育对象树立科学的媒介观和传播观。随着媒介社会发展,媒介知识内容在迭代更新,知识边界也不断扩展。从社会层面看,媒介的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媒介产业版图越来越大;从个体角度看,一方面,大众在媒体接触、内容选择和理解上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一个人就是一个媒体,个体与全球知识体系实现自由链接,集“采、编、写、播”等综合技能于一体的“超级记者”无处不在,普通民众进入专业化生产领域的门槛大幅降低。

除了普及大众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及解读媒介信息的基本常识外,媒介素养教育应格外重视面向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教育,以帮助自媒体从业者及广大非专业的“公民记者”们了解媒体行业规范、从业者的责任与义务。

(二)批判性思维与理解力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认识活动中最基本和最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其外化能力即为判断力。我国传统教育素来重视批判思维的培养,孔子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强调思考对于学习活动的重要性;孟子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教导人们研究学问不能一味迷信书本。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批判性思维得到广泛认可和推崇,教育心理学家格拉泽(R.Glaser)将批判性思维阐释为态度、知识和技能的有机体,马克思则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语境中指出“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将批判精神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关联。

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理解力是判断力的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更新媒介知识的能力,二是努力排除干扰、理解媒介内容的能力。前一方面的能力帮助大众在解读文字、符号、图像、数字、多媒体内容时充分调动移情能力,在信息获取方面保持在前沿;后一方面则有助于人克服原始冲动,不止步于满足既有兴趣,而是以理性判断不断激发辨识新事物的兴趣,实现内心秩序的自我构建。毫无疑问,具有较强理解力的人,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将错综复杂的事物组合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在人际交往与社会交往中往往更加受欢迎。

(三)判断力的实践应用

大众在接触媒介、使用媒介及解读媒介信息时,其判断力具体表现在真相判断、政治判断和知识判断等方面。

真相判断体现为对内容真实性的把握。真实是新闻的首要属性,是媒体从业者要遵循的首要原则。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于1954年通过《记者行为原则宣言》,要求记者完全遵从自己所知的事实进行报道,不能隐瞒重要信息和提供虚假信息。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因此,要将真相判断应用于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坚持在信息传播源头严格防控、信息接受过程中谨慎辨别,以防范和阻断虚假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政治判断体现为对内容政治立场、思想意识的把握。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修养中,要求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放在首位。网络空间不仅是海量信息的集散地,还是各种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较量、交锋的主战场,自媒体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表现方式多样,一款电子游戏、一个表情包、一个网络热搜词都可能蕴含丰富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政治判断直接反映出大众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上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知识判断体现为对特定科学知识与生活经验常识的把握。在网络环境中,信息以一种支离破碎的方式呈现,很难形成完整的、有逻辑性的知识,信息变成消费主义指导下的商品,经过眼花缭乱的包装加工,丧失了本来面目,变得极难分辨。此外,网络人际关系的圈层化特点,将个体困在一个相对僵化的小众群体中,大数据技术的信息平台和人工智能算法逻辑又将人封闭在“信息茧房”中,极易引发群体极化现象。知识判断帮助大众更加从容地应对网络时代的知识饱和,善于鉴别、判断媒介信息知识,有助于大众更好地实现媒介化生存。

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力是道德素养的体现,是道德主体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自主内化为道德规范并转化成行为准则的能力,它的提升有助于大众树立正确的媒介道德观念,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从社会需求层面来看,加强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路径就是培育教育对象的道德力。

媒介素养教育语境下的道德力培育,需要从公共价值体系和媒介专业领域两个方面加强能力建设。

(一)基于公共价值观念的社会公德教育

社会公德,即社会公共道德,是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价值观的反映。社会公德教育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我国2019年颁布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持续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不断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①《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社会公德是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基础,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不同的道德形式相结合,共同起到调节人际关系的作用。

媒介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交往行为由现实社会往媒介空间转移,媒介空间的社会公德有其特殊性。首先,媒介所营造的环境并非现实环境,而是基于信息的虚拟环境,它由技术关系所支持,以虚拟社会形式呈现,虚拟性使参与者共享话语权,这就要求个体自觉遵守网络规范,从而使道德建构中的主观性得到凸显。其次,这一场域并不是对真实环境的客观再现,而是由传播媒介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加之虚拟与现实交融的传播方式降低了交流的信任感,这就要求个体具备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并在强化公众的道德评价中持续推动公众的道德自律。

社会公德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在我国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中,德育居首位,目的在于教育学生知荣辱、明是非、辨善恶,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调节个体行为,它贯穿于教育教学管理的各个环节和教育的各个阶段,体现了教育价值和教育方向。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时期是开展道德教育的关键阶段,社会公德教育以广大青年学生为重点教育对象,鲁迅曾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②林文光选编:《鲁迅文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网络时代的社会公德教育,应针对青少年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社会交往需求,重点培育学生的网络道德认知和网络道德意识,规范学生的网络道德行为,帮助学生适应网络时代的社会发展要求。

(二)基于个体媒介化生存立场的媒介伦理教育

在现代社会中,媒介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强,社会参与度越来越高。媒介对社会生活的强势参与,使得个体角色呈现多元化态势,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公共媒介所坚守的立场向个体媒介立场转变,因此,对媒介伦理教育的大众化普及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媒介伦理素养是个体有效参与网络活动的前提。互联网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媒介,建构起一个巨大的、公共性的信息交流空间,改变了人们交往的方式和习惯。无论在现实世界的身份地位如何,大众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共享网民的代号,都可以在第一时间共同参与公共空间的话题讨论。近年来,一些“网络大V”因散布不实言论、浊化网络环境而被“封号”的事件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个体的道德判断失衡、价值取向紊乱、社会责任缺失等所导致。

自媒体的发展使普通大众与职业媒体人的界限愈益模糊,个体的媒介角色正与社会角色深度融合,个体的道德责任也与媒体所担负的道德责任高度统一。无论医生、教师或律师,都可以是自媒体运营者,无论作为网络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大众都与媒介高度关联。媒介运行的主要空间是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媒体肩负着政治责任、服务责任、人文关怀责任、文化责任、安全责任、道德责任等一系列社会责任,个体无论以何种身份参与媒体活动,一旦进入职业化的媒体运行环境,都应该自觉遵守媒体运行规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因此,媒体工作者或媒体组织应自觉将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为新闻传播行为的指导方针和道德准则。

道德的教育与调节功能有助于纠正媒介化生存中的“非理性”。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大众流连于盲目机械地获取碎片化信息,而忘记使用媒介产品的真正目的,忽略了人类精神价值的全面发展。信息媒介在向大众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输出某种意识形态,比如电视节目,“首先作为一种有意义的话语,并被人人有意义地译码,正是这一经过译码后获得的信息,才能‘产生效果’,对人们施加影响,为人们提供娱乐,起到教导或说服作用,从而造成非常复杂的感性上、认识上、感情上和意识形态上及行为上的后果”。①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页。媒介伦理教育有助于抵消“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制,强化人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和社会道德的尊重,树立正确的媒介价值观念。

综上,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道德力培育,仅停留在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最终落脚点是媒介交往中的道德行为。只有充分掌握公共道德与媒介伦理,以个体的私德推动社会公德建设,帮助人实现由认知到行动的现实转化,才能真正达到道德力培育的现实目的。

马克思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将美的规律把握为一种对待人与自然的尺度,人在对美的规律的把握中发展了审美力。随着数字媒介的发展,媒介、审美与生活不断交融,塑造了人类对于世界新的交往方式和理解方式。“在审美的过程中,现实无不打上鲜明的主观印记,经过了某种情感加工的变形处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审美的规律是不同于科学规律的”③曾繁仁:《美育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而审美力就是在新的媒介形势下运用审美的规律参与媒介生产的能力。

(一)审美力是一种情感判断力

中国自古有“礼乐教化”的美育传统,礼教和乐教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美育手段,《吕氏春秋·适音》中说:“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④刘生良评注:《吕氏春秋》,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09页。,体现出礼乐教化在教人以好恶和理义两方面的教育作用。在现代语境下,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在1793年的《美育书简》中提出“美育”的概念,赋予其“情感”与“自由”的内涵。美育作为“情感教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中国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美的教育蕴含在知的教育中,与知的教育相统一,陶行知指出“情育不是培养儿童脆弱的感情,而是调节并启发儿童应有的感情,主要的是追求真理的感情;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①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页。。

审美力是一种巨大的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的情感力量,以情感教育和感性教育为手段的审美教育重在提高人的审美力。传统媒介多以易于触摸感知的书籍报刊、胶片磁带等为信息载体,从事看、听等审美活动,互联网与数字媒介融合后,智媒传播中以虚拟与现实交互为主要特点的信息呈现,更加注重多感官融合感知和沉浸式体验互动。数字全球化时代,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则进一步加剧了审美活动的日常化、大众化和娱乐化。

在对愈益多元化的信息进行审美体验时,情感判断力在两个层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跨媒介的移情能力。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将情感投射到审美对象的过程就是移情。移情首先要求建立在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和以往审美经验基础上,这种主体情感因欣赏而被激发是移情的基本前提。紧接着,是一种情感植入的过程,将主体情感投射到不同的媒介产品中,激起强烈的对于社会、他人和自我处境的关切和反思,其高阶状态就是达到审美共鸣。其次是网络审美活动中的情感克制。“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与事实极易发生逻辑倒错,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个体的情感及信念往往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人的判断,而真相的背后,无非是人在应对时代和社会变化时所诱发的精神世界中的直觉、立场、信仰等非理性因素的过分冲动,因此,良好的情感控制有助于人在自由的状态下实现情感超越,在对媒介产品的审美体验中认识世界。

(二)提升审美趣味是培育审美力的关键

审美趣味是人在审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审美爱好,是涵养审美力的关键因素,反映了主体审美力的发展水平。现代社会中,大众通过传媒构建的知识和社会影像来认知世界,大众传媒在文化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大众传媒引领着社会的审美风尚,塑造着大众的审美趣味。因此,审美趣味的提升需要作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和大众共同努力。

大众传媒在生产媒介产品时应把握好趣味尺度。首先,大众传媒要确立“反娱乐化”的文化诉求。传媒在塑造媒介事件时,受众的口味是公共议题设置的重要参考因素,在消费语境中,现代传播媒介的商业化经营使大众传媒表现出泛娱乐化倾向,为迎合受众消遣欲望需要,“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②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章艳、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沦为消解审美趣味的工具,“一方面极力掩盖严重物化的异化社会中主客体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大批生产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来将感情纳入统一的形式,纳入一种巧加包装的意识形态,最终是将个性无条件交出,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以及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中”③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0页。,从内容到情感都被娱乐产业所操纵。其次,大众传媒要充分发挥社会教化的作用。传媒不仅仅是工具,它通过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输出社会价值观念,形塑大众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大众传媒应注重发挥对主流精神的引导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以美的作品激发人心中的真善美,陶冶大众的审美情操。

(三)审美力激发媒介创新能力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前文在论述媒介演变推动人类的审美文化创新时,引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将媒介与审美纳入整个人类文化教育发展的宏阔进程中,会更加直观地发现两者间互为推动的关系。在当前新的媒介生态和产业格局下,媒介创新是推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力,作为“抽象思维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的统一,认识能力与创造能力的统一”④朱立元主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的审美力,也正是激发媒介创新思维和创造性行为,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内在动因之一。

创意和融合是智媒传播时代媒介产品创新的主要表征,也是审美力激发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内容创意是媒介产品创新的基础,媒体融合是媒介产品创新的方向。随着媒介资源整合力度的加大,资源过剩却内容不足的问题成为制约媒介产品迭代升级的重要原因。谈到创意问题,就离不开基于特定媒介的审美想象。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利用文字、符号、图像、影音等不同表现形式以满足特定内容需求,开发动漫、游戏等交互场景以吸引更多年轻受众关注,引导生产主体进行个性化创作、超文本组织、即时性输出、数字化出版等,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创意路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产品的创新边界被不断拓展,“跨媒介”成为有效方法,可以将跨媒介叙事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相结合,将多元媒介与多元话语相结合,在媒介的超越性、世界的视觉化、虚拟现实与去身体化等方面加以探索。

当谈到媒介审美力时,无论是要挖掘它的内涵、外延,抑或功用及价值,掌握各种媒介形式的运作规律并有效配置媒介资源,无疑是有效探索的基本前提。

在现代社会,人人都应享有媒介素养教育的权利,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能力。

媒介素养教育是以人与媒介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教育活动。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的发展,以及媒介对于人类生活的全方位侵入,决定了媒介素养教育是终身教育,它将贯穿于人成长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媒介塑造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媒介素养是人类在日常学习、工作、生活等交往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生存技能,因此,媒介素养教育必然是回归生活的教育。在媒介化生存的时代,无论长者儿童、是否接受过学校教育、身体健康与否,每个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人都在被动地接受各种媒介信息,因此媒介素养教育还具有全民化教育的特点。

媒介素养教育所具有的终身化、生活化、全民化特点,决定了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不仅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进行知识传递的过程,还应该是社会公民为了提高自身素养水平,积极主动开展自我教育的过程。在数字媒介环境下,媒介素养教育正探索多样化的教育方式。在自我教育上,引导大众了解知识的多元形态,利用好在线教育、网络知识社区、知识付费产品等丰富的自我教育资源;倡导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将以培养媒介素养“三力”为核心的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学校教育主课堂;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定制式服务,如对媒体从业者开展职业化的媒介素养教育,对政府官员群体开展突发事件中的媒体舆论应对素养提升,对社区老年群体重点实施以“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为核心的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

教育的发展是由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共同决定的,促进人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是教育的两大重要功能。媒介素养教育在培养人的媒介素养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发展,隶属于整个教育体系,彰显出教育的时代内涵。在当前媒介化时代的智媒传播场景中,媒介素养教育是重要且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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