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多元文化溯源

盛紫薇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凌宇从创作方法出发将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分为四种类型：讽刺的绘真；
浪漫的传奇；
忆往的写实；
象征的抒情［1］267。其中浪漫传奇小说主要包括《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月下小景》，它们集想象虚构和浪漫精神于一身，同时也倾注了作者对现实的深刻思考。沈从文通过这一组少数民族浪漫传奇的婚恋故事，以两性情爱书写为主基调，意欲构建一个健康、淳朴的诗意人性空间，进一步思索两性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批小说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独树一帜，在两性书写的背后，可窥见多元文化的构成及其对小说的内容题材、艺术魅力、审美追求的影响。

首先，沈从文曾提及，楚人血液给予他一种命定的悲剧性［2］39。先天的“楚人角色”和浸润在原始巫鬼文化的原始生命经验，使得他的作品以浪漫为抒情底色，表现为两性关系中的平等爱恋意识以及作品的整体悲剧气氛。其次，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所呈现的华丽语言与唱诗般的节奏表现，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所注入的新鲜技法。再次，小说所呈现的“静”的审美境界与“空”的哲学高度，一种不可名状的空灵气息贯穿始终，则是佛教文化的间接体现。总结其浪漫传奇小说的文化表现，可窥见沈从文的独特文化寻根旅程，正是这场精神试炼使他形成了四海兼容与民族本土相结合的个人文化观。以往的研究常聚焦于某一文化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将浪漫传奇小说作为某种文化的体现融汇于论述中。然而，若将“浪漫传奇小说”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可资挖掘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补，并且逐渐显现出作者“奇诡诗性”的写作追求。通过对情爱思维、情欲书写、审美氛围、意境创设等角度的分析，衡量各文化的比重，可进一步厘清沈从文小说中多元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古代虽然历来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但由于地理、交通等因素，湖湘地区呈现出封闭且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古代楚文化的特色是“巫”，有着“信巫鬼，重淫祀”的文化传统。褚连波认为，从现代意义上来看，沈从文是土家族、苗族和汉族的“混血”后裔［3］86。在特殊地域与特殊身份的共同作用下，巫楚文化逐渐根植于沈从文的思维观念里。1927 年前后，时代动荡不安，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人性深处的“真情”被金钱异化。在宣扬纯真情欲的巫楚文化指引下，他运用一系列的巫性书写，构建洋溢原始野性的湘西爱情故事，用以反抗在现代都市主导下的虚假爱情关系。另外，沈从文不只停留在浪漫爱情表层的揭示，而是深入到生命的沉思，其小说中散发的悲剧气氛，阐释了何为楚人的“悲剧性”。

首先，巫性书写表现为少数民族题材的选择。沈从文改编了一些具有湘西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使它们具备理想主义色彩，进一步传达两性之间言行一致的爱情观念。凤凰人豹子与白脸苗人媚金在互相确认了心意以后，许诺做神圣的“顶撒野的事儿”，而这一对佳人却因为一场“爱”的误会造成了悲剧，他们延续着说到做到、始终如一的承诺意识与爱情传统。《月下小景》也涉及月神与恶魔的传说故事，族长儿子傩佑与月光下素白的女子深深相爱，但“xx 族人的习气，女子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4］226。在泯灭人性的陋习面前，情意相投的男子与女子们毅然选择服药自杀。此类奇幻而浪漫的描写抒发了湘西人民对待爱情的理想主义精神，传达人性本真的一面。

其次，巫性书写体现在人物塑造上。沈从文在写作中对表现对象进行神圣或世俗的价值选择，将人“神化”，或将神“人化”。《龙朱》中许多笔墨集中在塑造龙朱的神性特征上，“‘这个人，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谁不承认狮子是孤独？狮子永远是孤独，就只为了狮子全身的纹彩与众不同。’‘这人是兽中之狮，永远当独行无伴！’‘狮子我说过你，永远是孤独的！’”［5］337但作者并不回避其世俗人性的一面，“狮子”与“孤独”两个词反复出现，表明了拥有不平凡地位的龙朱有着平凡人的苦恼，他拥有世俗的情欲，想获得纯粹的感情。《神巫之爱》中的神巫因身份的特殊而被世人尊敬，尤其在年轻的女子群体中备受关注。但他恪守本职，并不会凭借自己优越的身份去戏弄女性，在遇到一见钟情的白衣女子时，他无法再抑制内心的欲求，义无反顾地奔向爱情的道路。沈从文在原始的巫楚文化中获得了人神合一的思想，力求实现人性与神性的有机相融。在人物的塑造上凝聚人与神的特性，不论男女老少，都没有等级的观念，追求的是一个平等和谐的世界。

最后，巫性书写还体现在湘西社会的各项习俗的描写中。古代的主导思想认为“男女授受不亲”，而歌颂平等浪漫的楚文化与之大相径庭。男女之情是自然神圣的事情，所以恋爱和择偶是神圣平等的，沈从文将“对唱”“跳月”“酬神仪式”等习俗作为人物的社交仪式，以此促使神秘奇幻爱情的发生。他笔下的男性或女性，用唱歌的形式传情达意，主动追求。媚金与豹子因爱慕对方的歌喉结成了一对爱人，媚金主动邀请豹子在洞里相会；
小砦主傩佑与女孩子在白月光下轻轻唱和，在大理石上约定终生。《神巫之爱》中的花帕女子在争取神巫的爱情时，表现出女性的主动心理和野性气质。另外，恋爱的宽松与自由在“跳月”习俗中发挥到极致：未婚的男女们聚集在一起，在明月下、篝火旁尽情歌唱和舞蹈，在这里，风俗、人性、传说与自我的愿望相融合，浪漫、和谐、平等的爱情世界由此诞生。

巫楚文化不仅表现在作家的书写方式上，也在浪漫传奇小说的整体悲剧气氛中有迹可循。仔细分析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整体氛围，虽然故事发生的场面起初是神圣美丽、快乐幸福的，但越接近尾声则越是神秘未知，逐渐沉入悲剧气氛当中。沈从文在场景设置上，运用渲染的手法捕捉短暂而美丽的景象，但往往笔锋一转，悲剧也随之来临。例如《月下小景》，在皎洁的月光下，歌声涤荡，两个灵魂在交织、融合，但“女子只能同第一个男子恋爱，而不能与之结婚”，在灵肉无法结合的陋习逼压之下，他们选择在极美丽的情境下服药自杀。在夜里，情人们因情欲获得了生命力；
在白昼来临前，生命凋零成冰冷的死尸。正是这样的审美反差才造就了悲剧的张力。再如媚金在山洞里布置着简单又幸福的新房，畅想着与豹子相会的场景。此时，洞外漫天星子，浪漫且神秘。场景一转，媚金独自在冰冷的山洞里等待，没有情人的到来，她用自杀的方式以表坚贞之心，而豹子也因为造成误会而错失爱人选择了结生命。本来美丽的场景也变得残忍，洁白小羊则是悲剧的见证者。从美丽神圣转向神秘可怖的这一模式还可以在《神巫之爱》中找到，神巫找到女孩时天空下着大雨，风将女孩的蜡烛熄灭，再次点燃时，出现了两个孪生姐妹卧在床头，神巫也开始分辨不清。每个场景像是自然发生又像是人工锻造，既美丽浪漫又狼狈可怖，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一股未知的超自然力量影响着结局的走向，导致戛然而止的神秘悲剧，这种未知的超自然力量设置所带来的悲剧精神在楚文化中具有很强的指向性。

“浪漫传奇小说”的独特和成功之处不仅体现在巫性爱情故事的内涵，还得益于其华丽的、抒情的雅歌式表达。1957 年沈从文回忆初学写作时的两位伟大“师傅”———《史记》与《圣经》，“对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喜爱《圣经》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6］1。20 世纪 30 年代沈从文从求学到写作，一直历经着孤独与迷惑，正是这个时期他接触到《圣经》，也从中汲取了写作上的营养。特别是《圣经》旧约的《雅歌》，书中记载的是良人与牧羊女苏拉密女的爱情，其体裁的奇特和文字的秀丽，使沈从文大受启发，将之运用到了自己的创作中，“浪漫传奇小说”中有多处与《雅歌》相似的比喻和抒情表达的痕迹。采取象征人类情欲的喻象仿用方式以体现情爱张力，另外，平行体式的连用进一步将情意准确传递。

与汉族文化不同的是，浪漫传奇小说以情欲书写为外壳，进一步歌颂纯洁的爱情。沈从文从西方文化视域中获得了包容与开阔的视野，发现并实践于与湘西民风相契合的表达路径。《圣经》旧约《雅歌》书写的是良人和牧羊女苏拉密女的爱情，没有具体的情节，全篇是抒情化、自白式的表达。“美玉、美酒、乳香、香膏”等是《雅歌》中反复出现的感官喻象，引发人的嗅觉与味觉的想象。另外，女性的身体部位常常和“母鹿、小鹿、鸽子、羚羊、鸽子眼”等动物式的喻象联系起来，象征着和平与驯良。沈从文的浪漫传奇小说，既有相似的表达，也有在向外求索后的自我创新升华，不能不说是一种默契。在《龙朱》与《神巫之爱》中，用“羔羊、鸽子、小羊、甜酒、好酒”比喻女子的温和与美丽，反复提到的“鹿、鹤、狮子”则是雄性的代表，他们美丽、骄傲且孤独。“比酒糟还好的女人”也反复在文中出现，不论是龙朱还是矮奴，他们都认为美丽的女人比美酒还要香甜，想要品尝与触摸。在《月下小景》和《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这种雅歌式的喻象更是得到了炉火纯青的沿用，“丰满柔软溢香的身体……只仿佛是用白玉，奶酥，果子同香花，调和削筑成就的东西”［4］220，“如油如脂、气味香甜、染了血的奶”等表达被用来比喻女性的黑发和柔美的肉体。这种仿用不仅是情欲的铺垫书写，也是沈从文对人类两性原始欲望的肯定，表达了一定的审美境界。

如果说喻象仿用是一个初学者的尝试，那么在此之上的喻象表达升华则是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魅力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雅歌》可以被看成是男子与女子之间的情话，喻象的运用仅在男女间盘旋。而沈从文发现了浪漫“雅歌”与湘西表达的共同之处——人的生命野性，并将万物有灵论的思考深入到他的写作中，赋予了大自然生命灵气。《月下小景》中的夜晚充满“稻草香味、山果香味”和“好听的歌声如温柔的风”，大自然的香味与情欲的气味融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此外，“蜂蜜的言语、花的香气近于春兰”等等感官与大自然相融合的描写进一步表达了沈从文回归自然的愿望。

除了对修辞的仿用，“平行体”式的形式也注入于沈从文的创作精魂中。《雅歌》的结构形式也叫“并行体”，可以在《基督教大辞典》中查询到：平行体（Parallelism）是希伯来诗歌的基本修辞手法。希伯来诗歌不严格遵循自身的韵律，而更讲究诗行之间内容的对称、和谐及局部诗句文意的相对完整，从而形成一种轻音韵、重文意的“平行体”［7］471。《雅歌》不重押韵和不讲究结构的对称，多是因为它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节奏，用反复强调和排比的形式，表达出相对完整的文意。如“我的良人哪！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椽子。”“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说，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人的嘴中”。

一方面，沈从文将《圣经》的平行体运用到了浪漫传奇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与唱答中，如《月下小景》“我灵魂如一面旗帜，你好听声音如温柔的风”［4］220，“有翅膀鸟虽然可以飞上天空，没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飞入你的心里”［4］221。这样的男女对答既能表达歌曲的情意，又发挥出对白的通俗效果。《神巫之爱》里的仆人五羊，在喝醉酒后，对主人神巫唱道：“我师傅虽是美丽的男子。但并不如你们所想象的勇敢与骄傲；
因为你们的歌同你们那唱歌的嘴唇，他想逃遁，他逃遁了。”［8］375另一方面，在一般事物的描述中，也有平行体沿用的痕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在男性或女性神态、身体方面的描述：“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5］324“黑睛白仁像用宝石镶成，才从水中取出安置到眶中，那眼眶，又是庄子一书上的巧匠手工做成的。”［8］385重复对一种事物的表述，是平行体诗歌中一种完整文意的表达。通过对平行体结构的借鉴和运用，沈从文创造了他小说中的“平行”形象，温柔如观音菩萨的“白衣女子”、孤独如狮子的“健壮男子”形象以及充满野性的“花帕女子”形象。在浪漫传奇小说乃至其他具有民族风韵的湘西题材小说里，都可找到相应的影子。

沈从文将纯净自然和野性情欲相融合，创作了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有着如梦境般捉摸不透的神秘气息和引人遐想的魔力，后世对它们的解读仍如缕不绝。沈从文笔墨浓重地对氛围进行层层渲染，进一步呈现佛教禅宗“静”的审美境界。他还善于使用留白的手法处理结局，激发读者的想象，思辨“有”与“无”，表达佛学中“空”的境界。由此，小说具备了“奇诡诗性”的文化特征，也不断丰富着沈从文的诗性追求。

谈及佛教文化与沈从文创作之间的联系时，涉及作者的先天文化背景与后天的人生经历。沈从文在不少文学作品中描述“顶热闹顶富丽的庙宇”“温柔的观音菩萨”“祠堂”“烧香”等这些看似平常的日常事物与行为都指向湘西的天然文化环境。不论是幼年还是老年，都浸润在浓郁的佛教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个密闭的无意识文化空间。这些平常而独特的仪式书写从侧面反映了沈从文同样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

从后天的人生经历来看，沈从文早期在陈渠珍手下工作时，也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佛教文化。在《从文自传》中，提到过姨父聂仁德对于他的影响：“（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9］357这里的谈话内容是沈从文第一次接触到佛教术语的记录，而了解更广大的世界之后，他对于知识的渴望之心也越来越膨胀。第二次对佛教文化的深入研究是在1933 年左右，因为在学校里教小说史的缘故，沈从文进一步从佛教书籍中挖掘，“我想多知道一些，曾从《真诰》《法苑珠林》《云笈七签》诸书中，把凡近于小说故事的记载，掇辑抄出，分类排比，研究它们记载故事的各种方法……另外又因为抄到佛经故事时，觉得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10］215。对于佛教经典的仔细研读，激发了沈从文的创作热情，《月下小景》集就是以佛经故事为蓝本创作的小说集，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在《月下小景》集的题记中表示，作品如《扇陀》《爱欲》《一个农夫的故事》等篇目都是对《法苑珠林》的借鉴和重写。由此可看出，佛经故事确实给予了沈从文在创作情节上的启示。而从小说的审美追求出发，佛教文化赋予了“浪漫传奇小说”创作“静”与“空”的审美境界，传达作者对世界的深刻思考。

“静”是佛教禅宗所追求的境界。“佛家强调一念净心，止观静虑，涤荡胸怀，虚纳万物，这是一种禅化心境，更是一种审美心境”［11］91。沈从文的作品具有让世人褪去浮华、洗净尘埃的魅力，这与他的诗性审美追求不无关系。他常对天空、夜晚、日光、明月、星子等环境进行渲染，将抒情写意的情调逐渐放缓。例如，对月的描写：“一派清光洒在两人身上，温柔地抚摸着睡眠者全身”“月儿隐在云里去了”再如太阳、繁星，“天上剩一些起花的红云，送太阳回地下，太阳告别了”“天上满是星星，星光照到洞口”，情人的殉情死亡，在这片幽静的自然中也显得宁静与安详，沈从文进一步将死亡的悲情削减，使读者的心灵获得一种洗去尘土、萦绕澄静的心境。

“空”是佛教禅宗所追求的另一境界。在佛学思想中，诸法皆空，因执而有，执即妄念，不执则无有，因此，“空”非空无，亦非虚无，而是将“有”与“无”辩证统一起来的间性范畴［12］121。沈从文不只营造澄明静心的审美境界，更是用留白朦胧的手法，思索在人生与爱情中“有”与“无”、“得”与“失”的辩证关系。沈从文在讲述情爱故事的时候，常会采用一种神秘化的结局处理方式，即并未揭示故事具体的结局，没有确切的方向，让读者自行填补结局，调动起读者的想象与思考，增强主体参与感，立于作品，又超越作品，达到哲学思辨的高度。例如，龙朱最终在矮奴的帮助下找到了魂牵梦萦的黄牛寨主的女儿后，“迟了许久才走到井边去”，龙朱与女子的后续并未揭晓，艰辛之后，幸福并未持续多久；
神巫费尽周折地找到了穿着一身素白衣裙的女子，却分不清双倍幸福中（这女子是孪生，且不会说话），哪一个是他真正的幸福。“原来这里的姊妹两个，并在一头，神巫疑心今夜的事完全是梦”［8］427。紧接下文的是一连串的省略号，结局往往戛然而止。故事的结局是完满的幸福还是有缺憾的错过，都由读者来决定。用留白的方式将结局升华，看似圆满却又虚无，看似空无却又深刻，这样的范畴实际是对佛教思想中“空”的境界的追求，世间的事物往往不是定向的，有“常”也有“变”，有空有满，是空还是满，这都取决于人如何去看待和行动。作者将宏阔的宇宙与人的思维联系起来，不拘泥于狭小的情感空间。此外，傩佑与女子双双服毒自杀的结局，抑或是媚金与豹子的先后殉情，都是富有启发性的，作者看似让他们的生命双双消逝，但却是使他们真正地永远结合，“生”和“死”的思辨也使得“浪漫传奇小说”具备了佛教文化的色彩。

类似的处理在沈从文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边城》《三三》《阿黑小史》等湘西题材的小说中，皆是相似的结局处理，翠翠与傩送明明相爱，但由于种种误解和现实，结局变得扑朔迷离：“……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三三与少爷的爱情故事因为少爷得病去世戛然而止；
阿黑与青梅竹马的会明成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文章最后是以阿黑生病去世与会明精神失常的悲剧告终。沈从文惯用断裂的方式促使读者猜测与推导，一方面，能够引发读者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这些相似“有”与“无”的思考，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本文从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中的情爱世界出发，进行思想的文化溯源、表达的借鉴、文本氛围的分析，大致廓清了“浪漫传奇小说”的文化构成，正如沈从文常用到的“黄花”意象那样，花充满生命活力，其内核是集聚巫性书写和“楚人”悲剧的巫楚文化，而每片花瓣则是由沈从文吸取的各种文化组成，代表基督教文化的“圣经”式表达，佛教禅宗文化中的“静”与“空”的哲学境界等等。这样一朵并不鲜艳但独特的黄色棣棠之花在现代文学中绽放着，散发出无穷魅力。

猜你喜欢 雅歌沈从文传奇 安-225，昨日的传奇小哥白尼(趣味科学)(2022年6期)2022-08-17漕运，一段行走在水上的传奇金桥(2021年6期)2021-07-23丁玲 沈从文 从挚友到绝交艺术品鉴(2020年10期)2020-11-27雅歌现代装饰(2020年11期)2020-11-27“一元的多样性的音乐”——西村朗《雅歌》中Heterophony技法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1期)2020-06-11别忽略它的存在！“意大利新一代架皇”BAS Accordeon(雅歌顿)XL4 2.0发烧机架家庭影院技术(2019年12期)2020-01-19坚持，造就传奇华人时刊(2018年15期)2018-11-10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节选)文苑(2018年18期)2018-11-08逍遥传奇家教世界·创新阅读(2017年1期)2017-02-07沈从文小说开头艺术初探西南学林(2012年1期)2012-11-12